城中村落日

    就像东山西关、粤语珠江，城中村俨然成为对广州的另一种叙事。而这一叙事是由客居城中村的外地人集体完成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假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中村，并添加了独特的所见、情绪、揣摩，都有用自己的故事以区别于他人的广州城。这是一个交换记忆的过程。对城中村的塑形离不开想象，乃至于夸张。即便城中村没了，这个过程也不会停止。

    ● 南都评论记者 宋志标

    城中村正经历最后的时光。按照一份时间表的设定，广州138个城中村要在十年内变身为理想城市。其中著名的九个要在今年拆除。此时，东西牌坊内的林和村已被荡平，杨箕村已彻底搬空，猎德村的高层新区露出雏形。想象中有一条时间轴线，城中村现今被归入队列，迎向不甚明朗的未来。而那些把城中村比作广州的人们，眼看着风流云散，体会到江湖渐远。

    空间：作为阴影而存在

    广州城中村的历史大多追溯至两宋时期，它们依山傍水，与城郭遥遥相望。彼时，村庄不会想到被城市囊括的情形。可在千年以后，城市将村庄紧紧地包裹，死死地限制城中村的平面范围。看得见的围困推动城中村对空间的极致利用。城中村既是空间焦虑的产物，也是空间焦虑症的受害者。残存的自然景观消亡殆尽。

    城中村里没有天空，似乎也不需要天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否决城中村之所以为村落的大多数辩护。而当你试图穿越城中村时，比如康乐村像隧道一样漫长的东约大街，你能强烈体验空间被贪婪使用后带来的压迫感。并且，因为建筑切断了道路的互通，迷宫诞生了，方向也就不重要。如果从空中俯视，城中村近似于地下城，甚至都看不到高密度聚集和移动的人群。

    城中村是建在地面还是洞穴里，房东和租客并不在意。他们在受访时都对空间迷失的事实感觉平静。可是，这不代表他们不在乎。在房屋租赁交易中，能见光的房间可以加价两百元。只是在城中村里，光线是奢侈的，是遭到封闭的；光，成了城中村唯一的风景。或许，抬起头来去寻找阳光的时候，才会理解城中村是作为阴影而存在的。

    因为稀缺，空间是城中村中首先被售出的东西。空间以及随它变化的光线的占有量，会被当作居住条件求全责备。有意思的是，曾经辗转住过广州多个城中村的澹台宇说：倘若是肤浅人际关系下的空间感，一点都不重要。这位潮汕人在城中村前后住了三年多，他反复提到了城中村的江湖。若用某种话语来粗略地替代，这里的江湖可译作黄赌毒黑，不过没那么罪恶。

    叙事：客居人讲述广州

    在城中村没落时节，有个问题是：谁真正拥有过城中村？类似的问题是：都有谁在城中村的江湖中扮演角色？仅以产权为凭据，很难得到准确的答案。城中村的原住民当然必不可少，可是在众多城中村的讲述中，房东是最先被忽略的角色。他们是房屋的主人，但城中村的阐释权在房客。如此，可不可以这样说，城中村不过是很多种象征，近似于很多人对同一个广州的想象？

    有别于学者和官方的看法，民间习惯把城中村当作江湖所在。通过一些有大众传播能力的房客，城中村的江湖氛围广为流传。迄今，对广州城中村最富盛名的传播者是媒体人刘原。他在杨箕村度过向上流动的初级阶段。城中村的日夜留影，成为刘原专栏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素材，也培育了刘氏风格的讽喻式表述。而最有活力的城中村形象遍及他的一部书作《丧家犬也有乡愁》中。

    刘原对城中村的描绘深受知识分子喜爱，一些只言片语广为传诵。在这些传播达人的渲染下，广州城中村成了市井生态的生动写照，是毫不虚假的底层芸芸众生，是贫寒人也该享有城市居住权的佐证，特别契合武侠小说中对江湖的描摹。城中村从诸如此类的宣讲中获得了赞美，也获得了气质。15年来，这种赞美是被强化的。城中村的气质成为赞赏广州的常见证据。

    城中村成为文艺创作题材，除了文字，还有民谣。歌手仁科把自己在石牌村的真实生活谱写成歌。只有理解城中村，才能理解他歌词中的午夜先生、画者先生或爱情小姐，其中还闪现着剪径者的身影。就像刘原的专栏一样，仁科的民谣发迹于城中村，也重复着城中村的一切，最终演化为布尔乔亚式的文艺产品。

    仁科他们形容在石牌村的生活是“完全的自由自在”。他们显然没有丧失对城中村的评价能力，他们观察着“耍猴的人在士多店前慢慢地喝完了/来自美国的可乐/喃喃自语说　猴子啊　猴子　我们终于进入这城了”。他们找到城中村的象征，然后自己再制造出新的象征。这一切与房东毫无关系。甚至于，房东在文艺作品里成为众多象征中的一个。城中村的形象诞生了。

    就像东山西关、粤语珠江一样，城中村俨然成为对广州的另一种叙事。而这一叙事是由客居城中村的外地人集体完成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假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中村，并添加了独特的所见、情绪、揣摩，都有用自己的故事以区别于他人的广州城。这是一个交换记忆的过程。对城中村的塑形离不开想象，乃至于夸张。即便城中村没了，这个过程也不会停止。

    关系：城中村的消费品

    杨箕村现在是一座空城。为数不多的收买佬对着巷子口发呆，反而衬托出巷子的幽深和村里的寂静。电信断网的通告、搬家小广告、房东留给住户的字条、被取走了窗户的豁口、最后的钉子户……这是十多年来杨箕最安静的时候。空空如也的杨箕显得很忧郁，一如荒漠，反而比人流熙攘的杨箕更贴近人间。

    类似的反差和感触也会出现在其他城中村。比如，当在康乐村走动时，你和其他流动的人和车没有两样，也没有人会注意你，人或车避让你完全出于下意识。可是你一旦停下脚步，立刻会有人盯着你看，眼神中透着提防，似乎你的静止对他们构成了某种威胁。为了缓和没来由的对峙，你只好再次动起来，让自己隐身在因流动而失去区别的人流中。这可能难以理解。

    很多城中村的特稿中都能找到房客的故事，因为杨箕改造的原因，最近这些感怀的新闻故事更多。这些故事都有个特点，那就是很难见到寄居的人在城中村内部拓展人际关系。即使有，也多是简单的、浅表的。难道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分割”？城中人情淡漠本是常见，可为什么在如此密集的城中村中，人却很难延伸交往呢？浓厚的江湖氛围下，见到的只能是陌生人。

    房东是城中村里被租客有意边缘化的人群，收租交租，就这么简单。而且，维持简单的关系，对两方来说成本最低。如果说这里洋溢着自由自在，那它们首先建立在彼此的疏远基础上。原住民可以有经济联社为纽带，除此之外，城中村里并没有更多的共同体，尤其是在租客那里。因此，空无一人的杨箕并不比满是人群的杨箕更有人情味。这让江湖的传说有了冷峻的色彩。

    城中村从附近的城区获得租客，例如石牌村里多是电脑城员工。城中村也从它面对的地区获得形态，比如康乐村毗邻巨大的布料批发市场，来料加工的小作坊蔓延到康乐村里，又在村里带动了相关的产业。既是城中村，又是工厂区。换班的工人从各个村屋里走出来，慢慢走向同样是村屋的工场。他们都是年轻人，给人的印象是已经苍老。

    城中村的街巷相互缠绕，过客来了又走。他们以这里为基地追逐梦想。他们相信一旦离开城中村，就能带走全部记忆。他们不在城中村，还在传扬着它们的传说。可是，城中村在乎这些吗？从隐蔽的角度看，城中村像是怪兽，当有人以为在享受城中村时，其实也是它们的消费品。

    变迁：从耕田到耕楼

    广州城中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还在于留存的宗族传统。每个城中村都保有一个或多个祠堂，都有一个名义上供长者打发时间的活动中心。而有些活动中心的建筑可能就是古旧文物。所有这些，再加上龙舟会等仪式一起构成城中村的文化遗产。这些名目，又成为广州皈依传统的线索和证明。因而，城中村经过现在的大规模改造，其影响不可能不反弹至自身。

    适逢端午节，杨箕北帝庙前龙旗飘扬，墙上贴着城中各村附议龙舟会的大红纸，包括猎德、棠下、员村、塘头、潭村、石牌、石溪、程界等。庙里已上供龙头。一位李姓长者提高了嗓门，用坚决的口气回答说，“今年还会赛龙舟，会一直赛下去。”在猎德、康乐的祠堂里，也都张贴着龙舟会的串联信。猎德河涌上停着红绿两色的龙舟，在拆建的噪音中等待着例行表演。

    自从城中村失去了土地之后，几十来，这些村庄就一直在变形为非城非村的样子。原先联通它们的河涌早已阻绝，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死水。龙舟经过某些地方要通过陆路运送，很尴尬。龙舟行旱路，颇有些源头活水临近枯竭的寓意。用一个比喻来讲，城中村早已经被大地所抛弃。

    城中村与土地本是无法分割的。可现在的情况是，城中村很可能变成悬在半空的村庄。猎德安置区的容积率达到5.2，堆积在一起，为了占据更多空间，只能向天空进一步索要。这种对空间的攫取，与现时的城中村形态没有差异。更不好的只是，村庄与大地离得更远了。城中村作为村庄的标准越来越模糊。如果仔细听，能察见断裂的声响，那是城中村与大地的再次告别。

    从渔耕为生到耕楼吸租，珠江畔的村庄摇身成为河涌边的部落，农耕文化只剩下庙堂里仅有的一盏微光。即使在城中村村民那里，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也要高过对传统村落的守护。但在产权既定的前提下，这些被动或主动的选择都无法苛责。需谨记的是，在夸赞城中村的公共价值时，别忘记旱地龙舟对意义的消解。

    失落：自身的篡位者

    城中村正在按计划搬到更高处。它们失去土地，失去落日，失去神灵。这无疑会粉碎房客们遥想杨箕式的“美好生活”。就此，在广州的版图上，空间的多样性少了恣意生长的那部分。长林丰草不再，江湖混杂不存。关于此种城市化的代价，最难标示的是神庙与居室的距离，是龙舟供奉在神龛前的时间感，是后来者融入广州的进程，也必然是乡土中国特定类型的消逝。

    用城市化来概括城中村的走势是不够的。这个奇怪的词语带有与生俱来的浅薄意味，似乎要表明城市是唯一重要的。这种有害的骄傲掩盖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与其说城中村是城市化的产物，或代表着城市化的胜利，毋宁说城市化是对村落的入侵。而城中村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决定着侵入的意愿强弱和速度快慢。城中村被强加“城市”为定语后，命运就不由自主了。

    除了客居人士对城中村的幻想，城市中还有另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把城中村一点一点拆开，化成诸如祠堂、民居、池塘等碎片，再将碎片移址重建，通过压缩、拔高、调换，以另一种方式排列组合。实际上，猎德模式就含有此种指导原则。这不仅是对城中村所做的空间再塑造，也会扯动广州的城市天际线和空间秩序。目前还未能顾及空间的协调，尽管问题已经显露。

    乡村在与城市的相处中，很容易落入下风，常常被取代，以满足城市的装饰所需。就像城中村那样，它们为广州贡献了声誉、土地、缓冲地带、类似驿站的中途岛，但通过激烈的改造，城市应当从城中村那里继承什么？这个问题尚未被全面考虑到。可是，如果城中村真的那么容易重建，它们在将来注定不会再被记起。那时，刘原和仁科他们的记忆真的就是绝唱了。

    这与哀叹无关，归根结底，是许多种失落。

    ■链接

    在今年亚运会召开前，广州将完成猎德、冼村、林和、杨箕、琶洲、小新塘、棠下(白云)、萧岗、三元里9条城中村的清拆工作。

    2010年广州拆迁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拉动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而在中、远期，则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基本完成位于城区的52条城中村的全面改造；10年内，则要完成全部138个城中村的改造。

    广州十区符合“三旧”(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改造政策要求的用地面积约318平方公里，其中旧村庄168.5平方公里，占总量的53%。“三旧”改造今后每年可以为广州供应10至20平方公里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