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邓小平改变中国

第五章 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第50节：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尽管全国上下一片"宣传华国锋"，为华国锋歌功颂德，但是华国锋的真实身世仍鲜为人知。华国锋其实姓苏不姓华。他是怎样由山西南下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又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垂青，以至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呢？

　　走笔行文至此，该探究一下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其实不姓华。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华国锋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穿着长袖衬衫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当时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

　　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25周年》……还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插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第51节：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1)

        华国锋参加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团。

　　武光记得，他们是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发南下的。来自老区的干部大约3000多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名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他们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所以没有与干部们一起南下。

　　武光带领南下工作团从石家庄到了河南开封，那里是中共中原局所在地。中共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邓子恢告诉武光，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的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果真，南下工作团到了长沙，"往下压"了：武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华国锋也被"往下压"。1949年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从山西南下，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一提到湖南，总是这么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湘阴位于洞庭湖南岸。当时的湘阴，"四害"横行。所谓"四害"，也就是水灾、虫灾（血吸虫病）、土匪、恶霸。

　　华国锋来到湘阴，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时，华国锋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阴，华国锋为烈士塔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华国锋平时从不写诗，这是难得见到的华国锋诗：

　　为我人民事，牺牲命和家。

　　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华。

　　华国锋在湘阴工作了不到两年，1951年6月，被调离湘阴，到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是宋惠。

　　虽说华国锋在湘阴县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1977年"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收录关于华国锋在湘阴的故事28篇。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题为《打菩萨的故事》，写及县交通班的小张、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庙去砸菩萨，华国锋得知后，找小张、小裴谈话。故事这么写道：

　　政委给他们分析，在这解放初期，人民觉悟还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打菩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政委分析得那么深透，小交通员们听得那么入神。是呀，在这个时候打菩萨，就会干扰当前的清匪反霸运动，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啊！事情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有些落后群众听了敌人的造谣，对人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嘛！

　　"可是菩萨还要不要打呢？"一个交通员提出了新问题。

　　华政委说："当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们代表群众打，要让群众觉悟了自己去打。"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小交通员们的眼光随着华政委手指的移动，轻声念起来："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就仿佛是针对小交通员们说的。小张把华政委手里的这本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字闪闪发亮。

　　"华政委，我们再不打菩萨了。"小张和小裴惭愧地说。

　　1951年6月，当华国锋被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第52节：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2)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毛主席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毛泽东委托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毛主席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毛泽东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金字横匾。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道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的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用后来的事来说当初，把"批判刘少奇"之类都"提前"到五十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毛泽东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

　　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日渐增多。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以使汽车能够直达毛泽东故居。

　　这样，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1952年8月，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

　　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

　　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第53节：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

        就在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华国锋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虽说建国后毛泽东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

　　毛泽东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1954年夏，毛泽东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了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就是在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毛泽东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毛泽东，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毛泽东。

　　照片的说明词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那时，毛泽东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毛泽东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这样记述：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在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而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通报批评和《湘潭日报》上发表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第54节：引起毛泽东的注意(2)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

　　就在毛泽东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1955年8月5日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虽然只短短一两句话，却使作为湘潭"父母官"的华国锋也"极为高兴"。毛泽东的信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故乡；第二，毛泽东很重视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日，毛泽东还给湘潭县云源乡政府回了一封信：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

　　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同样透露了他对故乡"乡间情形"的无比关注。

　　毛泽东在一天中给故乡写了两封亲笔信，使华国锋对于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关心故乡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农业合作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主张"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召开部署农业合作化的会议时，原定有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关于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发言，被取消了。

　　华国锋回到湘潭后，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一文，仍积极推进湘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第55节：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机会。

　　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会议，也就是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扩大"，就是指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书记，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的农村工作部长，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

　　中共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

　　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至2000字左右"；

　　"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而在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由于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只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则由于来自毛泽东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地能够在大会上发言。

　　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东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毛泽东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了如下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第56节：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在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深文"出自《史记·酷吏列传》，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书苛细严峻。"周纳"之"周"，即周密，而"纳"是"使陷入"之意。"罗织"指罗织罪名。

　　在周小舟看来，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是引人"陷入"，然后以罗织罪名，以严酷的法律置人以罪。"深文周纳，罗织成罪"这八个字，是周小舟对于"反右派运动"的错误的高度概括。这表明这位当年的毛泽东秘书，已经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

　　与周小舟不同，华国锋积极投入了"反右派运动"。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

　　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祖国的晴空出现几朵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华国锋同志深入学校，掌握文教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参加座谈会。不到几天时间，办公室、教室、宿舍……整个五中校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处都能听到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亲切声音。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第57节：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帆风顺的。

　　一年之后，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地袭击了中共湖南省委。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自江西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揭出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这一"反党集团"跟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克诚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从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则是中共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

　　周小舟在1957年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持怀疑态度，紧接着，在1958年，周小舟又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在1958年12月彭德怀来湖南视察，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谈话，发觉彼此的见解非常相近。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时，周小舟也就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了。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职到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给中共湖南省委带来极大的震荡。面对这一激烈的斗争，华国锋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这种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第58节：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泽东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虽然华国锋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毛泽东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他一次次下乡蹲点。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畬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

　　毛泽东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将近有100公里，其中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毛泽东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毛泽东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华国锋自己还写了《贵在鼓劲》一文，发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

　　紧接着，在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在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毛泽东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华国锋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华国锋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毛泽东非常欣喜，询问华国锋是怎样发现这些老照片的。毛泽东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从1965年起，华国锋担任总指挥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这一工程是引涟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乡、宁乡、双峰的农田水利。主干渠全长240多公里，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华国锋几乎走遍了干渠。为了这一工程，华国锋召集工程人员、民工、老农开了150多次"诸葛亮会"。

　　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动工。华国锋为《韶山灌区报》第1期写下这样的题词："做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样板来。"华国锋还为巨大的渡槽题写了"云湖天河"四个大字。

　　这一工程，在10万民工的努力下，经10个月完成。这10个月里，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地上。华国锋曾为《湖南文学》杂志1966年第1期"韶山灌区工程特辑"亲笔抄录了这样一首民歌：

　　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

　　华国锋领导建设韶山灌区工程，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第59节：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忙于"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之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只受到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冲击，反而能从动乱中稳步上升，威信不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毛泽东表白过自己的忠诚。毛泽东毕竟出生于韶山，正好处于华国锋工作过多年的湘潭地区。

　　不过，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纷争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很久，未能及早成立。在全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个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他是赞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说，"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

　　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第60节：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

　　从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当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泽东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还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作。

　　在韶山，从1950年就开始修缮毛泽东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称"旧居"）。人们到韶山来，主要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1961年3月，毛泽东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前往毛泽东故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觉得光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还不够，于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下，在韶山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来改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个陈列馆，选在离毛泽东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以及参观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74岁寿辰，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达12.26米的毛泽东塑像。不言而喻，这12.26米，象征着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于是，光是有毛泽东旧居、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又嫌不够了，在1969年由华国锋主持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主席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还在长沙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兴建誓师大会。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是毛泽东当年创建的，位于长沙清水塘。华国锋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刨冰破土，为这一纪念馆奠基培土。

　　华国锋在湖南开展这些纪念工程时，反复强调，要无限忠诚于伟大领袖毛泽东。

第61节：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

　　毛泽东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第62节：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从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3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的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当时，正是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自觉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做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映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和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高潮，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泽东称他是"老实人"。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第63节：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1)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第64节：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2)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第65节：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66节：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1)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第67节：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2)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六章 "两个凡是"的迷误

第68节：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1)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迫在眉睫的是两件事：一是申明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二是开展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关于第一件事，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8日作出的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已经充分申明了。

　　关于第二件事，比起第一件事要复杂得多。因为既然粉碎了"四人帮"，就得先向全党，再向全国，然后向全世界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也就是说，必须详细说明"四人帮"的罪行，开展对"四人帮"的批判。

　　1976年10月6日深夜，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要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明毛泽东生前对于批判"四人帮"的一些指示，以求表明拘捕"四人帮"乃是遵照毛泽东的遗愿进行的。

　　1976年10月8日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在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华国锋系统地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据云，这是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整理的。华国锋也讲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些主要罪行。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在对参加"打招呼"会议的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这样论及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把粉碎"四人帮"称为"文革"的"胜利"！

　　其实，这是因为华国锋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华国锋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文革"是毛泽东平生所干的引为自豪的"两件事"之一。在华国锋看来，是万万不可否定的。

　　华国锋论资历、威望，远不及毛泽东。他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借毛泽东的巨大威望才能在中国政坛站稳脚跟。他必须肯定"文革"。在他看来，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他自己。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也正因为这样，华国锋才会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华国锋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的，所以必须予以肯定。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所以目前"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受华国锋的这些指示的影响，在吴德的主持下，中共北京市委在1976年10月15日曾下达了《关于北大当前运动的意见》，共六条，人称《六条》。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校"（亦即"梁效"），原本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大学师生奋起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可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一开头便说："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一句话，就把北京大学师生的嘴巴给堵上了！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下达批判"四人帮"的文件：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悔改。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69节：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2)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六、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这一文件在论述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时，同样这么写道：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是以"文革"的"理论"为指导粉碎"四人帮"的。

　　这一文件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中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为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审查，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20日成立了"王张江姚专案组"。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由汪东兴负责。

　　这一专案组分别在1976年12月、1977年3月6日、1977年10月1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内中，材料之一主要是关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之二则主要是揭发"四人帮"的历史罪行；材料之三主要是揭露"四人帮"如何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系统地公布"四人帮"这些罪行，对于揭批"四人帮"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材料之二前面以中共中央名义所加的前言中，却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也就是说，把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反党集团"相提并论，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给予平反；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不允许"翻案"！

第70节："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1)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时，理所当然批判林彪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毛泽东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极左。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毛泽东也认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林彪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江青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认为很好，正是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龙岩"，便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第71节："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2)

        江青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判刘少奇：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批判林彪时，把林彪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于刘少奇。既然毛泽东当年认为刘少奇"形'左'实右"，那么林彪当然也是"形'左'实右"。

　　就在周恩来和张春桥、江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之际，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还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

　　看来，最后要由毛泽东进行"裁决"了。

　　这时的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最初关于林彪是极左派后台的说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这样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

　　张春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入两报一刊社论。

　　于是，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新年献词》指出：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林彪的极左，而是批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以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其实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误。毛泽东"左"，所以在他看来，林彪是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为"极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

　　前文已经写及，华国锋跟"龙岩"一文还有一点瓜葛。华国锋亲自经历了1972年那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毛泽东的"最后裁决"。既然毛泽东在1972年认定林彪是"极右"，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了！

　　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迷误，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的"左"的迷误，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帮"时陷入了"左"的迷误。

　　其实，华国锋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这同样由于：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帮"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引发对他的批判；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线的需要。

　　这样，华国锋认定"四人帮"是"极右"，也就把对"四人帮"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帮"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林彪的"假左伪装"。这表明，跟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报》很快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借助于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了今日也应该批"左"之意。

　　《人民日报》为此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

　　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了，而改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才最后论定了"四人帮"的极左本质。这是后话。

第72节：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1)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第73节：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2)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第74节：新的难题接踵而来(1)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第75节：新的难题接踵而来(2)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第76节：终于提出"两个凡是"(1)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华国锋的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第77节：终于提出"两个凡是"(2)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第78节：终于提出"两个凡是"(3)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第七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第79节：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华国锋仍然不断"筑堤"，企图挡住这股历史洪流。但是，华国锋毕竟步步后退，不得不同意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一出来，就朝"两个凡是"开了一炮。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打倒刘少奇，

　　大家喊声齐。

　　打倒林彪，

　　惊恐吃不消。

　　打倒邓小平，

　　谁也弄不清。

　　打倒江青，

　　都拍手掌心。

　　这是流传在北京的一首歌谣。

　　所谓"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是指"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倒刘少奇，那时人们听命于"伟大领袖"，所以"喊声齐"。

　　在打倒林彪时，由于林彪事件突然爆发，原本是"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在一夜之间成了"叛国投敌犯"，难怪老百姓"惊恐吃不消"。

　　至于"打倒邓小平"，真的"谁也弄不清"。

　　终于打倒了江青，老百姓个个"都拍手掌心"。

　　这首歌谣，生动地勾画出中国的老百姓经历四次政治大变动时的不同心态。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位"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千千万万人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奇迹的人物。

　　早在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的"左派"发动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就涉及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邓小平被称为"毛派"的头子，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后来，在1935年1月初，邓小平复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出席了遵义会议。

　　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指责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在1966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第二次被打倒。然而，他又在1973年4月12日奇迹般出现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他成功地第二次复出。

　　接着，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所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邓小平能不能第三次重新站起来呢？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务必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

　　叶剑英是邓小平坚定的老战友。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他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华国锋听不进叶剑英的话，也听不进胡耀邦的话。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样，叶剑英不得不在此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这时，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叶剑英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华国锋不好当着叶剑英的面说反对的话，但是以沉默相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此后，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下发表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久，叶剑英派儿子去把邓小平接来，向他亲自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是亿万人民的呼声。李冬民在北京长安街上刷出的大字标语，就是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之后，8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当时，四川省江津县一位名叫聂坤映的青年工人，犯了所谓"反革命攻击罪"。其实，他的"恶毒攻击"不过是："该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胡说什么粉碎'四人帮'不只是华主席一人的功劳，还有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功劳，要不是几个老帅给华撑腰，他就奈何不了'四人帮'。"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通知》的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3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

第80节：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阻力重重，叶剑英干脆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不远处的25号楼。

　　叶剑英在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作准备。叶剑英不断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

　　叶剑英来了，李先念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么多客人来向邓小平拜年，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拥护邓小平，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第三次复出。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华国锋和汪东兴抢先在一个来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其实是想预先给这次会议定好调子，即在"两个凡是"的轨道上运行。

　　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回忆，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

　　那是因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

　　吴明瑜记得，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得知文章是吴明瑜参与起草的，所以也就很热烈地跟吴明瑜谈了起来。当时，由于胡耀邦刚刚"解放"，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时就由吴明瑜兼做他的助手。这样，吴明瑜在会上担任了方毅和胡耀邦两人的助手。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由胡耀邦发言。吴明瑜协助胡耀邦起草联合发言稿。

　　可是，胡耀邦最终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

　　这是因为从3月14日起，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温"骤降。

　　这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使老干部们大失所望。华国锋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从吴德讲话到《人民日报》社论，到华国锋的讲话，虽然几种"两个凡是"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是一样的。这次华国锋直接提出了"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第81节：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1)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中共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此时，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华国锋则千方百计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

　　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他坚持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还强调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也就是说，华国锋不仅用毛泽东压邓小平，而且企图把邓小平跟"四人帮"捆在一起，使邓小平无法平反。

　　华国锋在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不仅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说成是"反华国锋"、"保王洪文上台"，即所谓的"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华国锋企图以李冬民这一假案堵别人的口：谁要是再提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就是"反华"，那就是"保王洪文"，那就是"反革命"！

第82节：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2)

　    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依据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那么邓小平就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也不能平反，因为那都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

　　其实，华国锋拿毛泽东压人，拿"两个凡是"压人，说穿了，因为无论是为邓小平平反还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都意味着对华国锋本人的否定：华国锋正是在邓小平下台时上台的，他是取邓小平而代之。如果为邓小平平反，那也就意味着应该否定华国锋；同样，华国锋是在"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的时候上台的，邓小平是因为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才下台的。所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意味着对华国锋的否定。

　　华国锋正是深深知道一旦守不住"邓小平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这两道防线，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千万百计加以阻挠。当然，对于华国锋来说，最"理直气壮"的莫过于打毛泽东这张王牌。他借助于"两个凡是"、借助于毛泽东压人，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全自己的"英明领袖"地位。

　　汪东兴在会上为华国锋帮腔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如此针尖对麦芒，足见会上斗争的尖锐。

　　华国锋借助于他的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压制陈云、王震，不让他们在小组会的发言登会议简报。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还是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发人深省的是，陈云呼吁为邓小平平反，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有人呼吁应该让陈云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也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汪东兴搬出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陈云同志一贯右倾！"

第83节：华国锋不得不步步后退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又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李先念多次跟华国锋谈话，希望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尽管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依据，固执地宣称邓小平是"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但是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迫使华国锋不得不步步退让。

　　最初，华国锋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华国锋这话，比起原先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复出，是退了一步--他已经表示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

　　接着，华国锋又退了一步。他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这时他不再提"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之类了，但是仍想拖延时日。所谓"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无非就是一个"拖"字。

　　人们听到华国锋这话，讽刺道："如今水也到了，渠也成了，就是被华国锋筑的堤坝挡住了。"

　　197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

　　《当前宣传要点》宣称，要宣传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他继承、高举和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要宣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的基本路线伟大理论在当前的具体实践。要宣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就在中国报刊根据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大力宣传"英明领袖"华国锋、宣传"两个凡是"的时候，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总是写"华主席、党中央"。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中，关键性的话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邓小平的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而"完整"地加以理解。

　　邓小平的话，也就是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对于毛泽东的话，不论片言只语，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此后不久，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曾这样谈及他的4月10日给中央的信的含义。邓小平说：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要求，把他的这封信印发全党--正因为这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应该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

　　在种种压力下，经过20多天的反复考虑和权衡，华国锋不得不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是邓小平的很大的胜利。因为自从1976年清明节之后，中共全党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听见邓小平的声音了。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第84节：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中共党内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华国锋不能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至于这"适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

　　但是，面对党内外的强大压力，华国锋无法再拖延。华国锋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声称："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说，华国锋还是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条防线，只是由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可以"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

　　华国锋所说的"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话，倒也是有来历的。

　　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派记者专门调查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记者查明了，是当时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梁效"，写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谣言。于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诬指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人民日报》的记者经过调查，查明当时把邓小平打成"天安门事件总后台"，是"四人帮"玩弄的政治阴谋。记者写出了调查报告《"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要报送中央。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以报社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人民日报》记者的这一调查报告。

　　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

　　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因为报告表明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天安门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理所当然拒绝了华国锋的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

　　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出来"而已，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80大寿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

　　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再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不得不对"天安门事件"降低调子。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了。

第85节：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秦基伟（1988年199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曾这样谈及当时看了中共中央转发的邓小平两封信之后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六年前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尖锐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针对性很强，但毕竟只是从指导当时工作的现实意义上考虑得多，对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认识得很肤浅。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认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识到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透过复杂的现象，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内乱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这确如一声霹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顿开，成为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

　　尽管邓小平一出来就向"两个凡是"发起抨击，但是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两个凡是"还占着统治地位，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曲折而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张春桥提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知识分子被臭骂为"臭老九"。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马上提出了应该尊重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邓小平后来在1977年8月8日这么谈及：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毕竟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刚一重新工作，便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第86节：《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1)

        1977年5月的变化是巨大的：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6日，邓小平"出来"；24日，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也就在1977年5月，一桩发生在幕后的事，使华国锋极为不快：《人民日报》社有人整理了一份材料，使华国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生动摇。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的这一文章，是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发表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在1977年4月15日起在全国发行的，首批便发行了2800万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实收入了许多反映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文章。华国锋却号召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学习，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左"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编辑们很注意删除有碍"两个凡是"的字句。例如，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

　　这句话，显然与"两个凡是"格格不入。因为毛泽东"也犯过错误"，那就是说，毛泽东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内中也有错话。于是，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中共中央在1977年4月7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华国锋在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实际上也就是点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主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主要学什么。

　　华国锋强调指出：

　　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华国锋这样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的党，武装了广大群众。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及时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在我国重演。我们党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

　　这样，华国锋就把"两个凡是"加以阐发，把"照过去方针办"加以阐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华国锋最要"维护"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内中最主要是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办。所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华国锋的理论支柱。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社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是印发中共高层参考的。这下子，在中共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这份来自《人民日报》的材料，着眼于揭批"四人帮"，据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伪造的！

第87节：《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2)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毛泽东的理论，那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倒是次要的，对于华国锋来说，这一理论是不是毛泽东的理论才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两个凡是"，只有对毛泽东的理论，才"坚决维护"。倘若不是毛泽东的理论，华国锋就不能"坚决维护"并用作理论支柱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会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一伙所伪造的呢？

　　据查，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指出：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社论接着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分6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中国的报刊就不时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都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

　　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串在一起编成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毛泽东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是符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同意发表。

　　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中共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很符合华国锋的"左"的思想。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加以继承。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很快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高层人士的电话，批评他们不应该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捅出去。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华国锋的威信，关系到华国锋的"理论基础"……

　　那位高层人士说，虽然那些话是陈伯达加的，但那是毛主席同意的，还说"加得好"。所以，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毛主席的理论。

　　但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毛泽东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第88节：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1)

        邓小平只是出来工作，只是表示了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

　　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叶剑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一段对华国锋寄予厚望的话："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出现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场。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变化较多：

　　由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原本为5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1975年1月，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5年1月，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仍为5人；

　　1975年12月，康生去世，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3人；

　　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2人；

　　1976年4月，增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3人；

　　1976年10月，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也就不担任副主席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减为2人；

　　1976年10月，由于王洪文被捕，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上只剩叶剑英1人（王洪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是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才被正式撤销）；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

　　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第89节：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2)

　    这样，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驾马车"式的新的领导核心。

　　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韦国清 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

　　在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

　　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

　　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这次会议认为"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以及为实现这个"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会议还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实际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续下来。

　　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虽说随着邓小平的恢复职务而从此不再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的基调，便是"两个凡是"。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看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

　　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邓小平喜欢看足球赛。那一个夜晚，邓小平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第90节：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1)

        邓小平刚刚恢复职务之际，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叶剑英主管军队。汪东兴主管组织、宣传、公安。邓小平则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确实，"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尤其是邓小平刚刚复出，许多人对他还投以怀疑的目光。

　　就在这个时候，那部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居然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那里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为什么要轰走《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进行调查。记者找了6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

　　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纪要》。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

　　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

　　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

　　别人不敢碰那个《纪要》，邓小平敢碰！

　　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

　　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方毅是在1978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科教工作。

　　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座谈会。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是吴明瑜、刘道玉（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明庭华（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记录，整理成《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第91节：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2)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当时，仍然充满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讴歌，充满着对"两个凡是"的膜拜，也就充满着对于"文革"前17年的否定。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的8月8日的谈话，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后来，邓小平又举了他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不少人生怕跟了邓小平，又会"犯错误"--对于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还记忆犹新，还心有余悸。

　　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不错，人们被"文革"整怕了，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怕了，胆子越来越小，生怕犯错误。由于《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人们走不出这个"圈"。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把毛泽东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第92节：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3)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壮起胆来批判"两个估计"！

　　不过，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

　　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

　　不得而知！

　　无巧不成书。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笔者原本是为了向他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起草经过--因为他是这篇重要文章的作者之一。我们谈及了关于批判"两个估计"，出乎意外，他用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出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原来，孙长江在"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毛主席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即便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圈阅"过的，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派看来，生怕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

　　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

　　邓小平复出之后，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第93节：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1)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中共十大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按照正常的情况，中共十一大应在1978年召开。但是由于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重大而特殊的情况，所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一大。

　　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二十来天，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着两幅巨大的画像："伟大领袖"毛泽东像和"英明领袖"华国锋像。这两幅画像，形象地表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代表3500多万中共党员。

　　大会在8月1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汪东兴显眼的地位，引起人们的关注。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是意料之中。副主席除了叶剑英和邓小平之外，增加了一人，即汪东兴。另外，汪东兴还兼任主席团的秘书长。这样，汪东兴的地位一下子就突出起来。在此之前，汪东兴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的潜台词，就意味着他不久将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另外，从中共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秘书长来看，也都是重要人物：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秘书长是邓小平；中共九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共十大的秘书长是张春桥。

　　华国锋要加强汪东兴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随着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领导格局，使"华汪体制"中汪的地位下降。所以，华国锋采取了加强汪东兴地位的措施。

　　历数中共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看出，都是在时代大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八大是在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九大是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十大是在发生"林彪事件"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十一大则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政治报告是中共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中共七大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中共八大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中共九大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中共十大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中共十一大则由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长达4小时。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批判"四人帮"，这当然必要。但是，由于华国锋自己仍站在"左"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政治报告充满着"左"的理论和错误，充满着自相矛盾。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告：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

　　应当说，华国锋宣告结束"文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可是，他偏偏说，他所宣告的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不是在那里否定"文革"，而是在那里肯定"文革"。

　　其实，华国锋是依据"两个凡是"这么说的。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便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

　　华国锋尊奉毛泽东的"教导"，"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所以把这次"文革"称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依然强调，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所以，"文革"要进行多次。

　　另外，他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历时11年"，实际上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年也算了进去，这是错误的。因为粉碎"四人帮"，就标志着"文革"的结束，绝不是到了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这才结束的。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甚至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华国锋把跟"四人帮"的斗争，称为"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

　　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肯定了在"文革"中召开的中共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华国锋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94节：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2)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要求"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正确决策。但是，华国锋又流露了在现代化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情绪。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可以说是正确和错误的混合物--

　　他既宣告了结束"文革"，却又充分肯定了"文革"；

　　他既号召批判"四人帮"，却又仍然不批"四人帮"的极左；

　　他既强调要安定团结，却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却又要"大干快上"、急于求成。

　　所以，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没有在理论上和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叶剑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大会上致闭幕词。那时，邓小平恢复职务不久，大会由华国锋所左右。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这样，邓小平仍排名第三。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国清 乌兰夫 方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联 耿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冲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慕华（女）赵紫阳 赛福鼎

　　在中共十一大结束后不久，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军委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张平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曾经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华国锋当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张平化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中宣部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中宣部对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有指导的责任。

　　这样，"中共中央宣传口"从此结束了历史使命。

第95节：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就在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在主持科教工作的邓小平的提议下，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重要的筹备工作之一，是起草首长们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需要起草的讲话稿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讲话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讲话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讲话稿。

　　筹备小组经过分工，决定由吴明瑜、林自新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讲话稿。

　　方毅和郭沫若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很顺利。然而，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在起草过程中却遇上了"麻烦"。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据吴明瑜回忆，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八八讲话"的精神，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份讲话稿起草后，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送胡乔木征求意见。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他们又起草了华国锋的讲话稿，报送华国锋审阅。

　　不久，这两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至于华国锋的讲话稿，谁也没有说可用，谁也没有说不可用。

　　之后，起草者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汪东兴的意见修改讲话稿。邓小平很干脆地回答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不久，起草者又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要他们转告方毅。吴冷西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冷西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的话。引用毛泽东的话，比较合适。

　　起草者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在50年代说的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可是，这支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到底是增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呢？引用毛泽东的话，无法说明。还是用邓小平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为明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更高。

　　当然，起草者无权决定取舍，他们把吴冷西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告方毅。方毅向邓小平请示。

　　邓小平答复道：吴冷西的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就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

　　邓小平的讲话稿定稿了。可是，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直不置可否。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1978年3月18日一天天逼近，华国锋对讲话稿的意见还是没有下达。

　　吴明瑜着急了。

　　终于，上面传来华国锋的意见，说是讲话稿可以付印。可是，当吴明瑜拿到经华国锋审定的讲话稿一看，傻眼了：那是华国锋另外请人起草的讲话稿。吴明瑜和林自新为他起草的讲话稿，被否定了！

　　吴明瑜细细一想，倒是明白了：他们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贯穿了"新长征"这一概念，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这是用胡耀邦在1975年的讲话精神。吴明瑜毕竟受胡耀邦的影响太深了。华国锋当然无法接受以胡耀邦的观念所起草的讲话稿！所以，华国锋另起炉灶，找别人根据他的意思写了讲话稿。当然，除此之外，华国锋也无法同意他们起草的讲话稿的其他一些观点。

　　全国科学大会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都公开见报了。

　　倒是一家台湾报纸很敏感，马上发觉邓小平讲话的观点跟华国锋不同。他们发表文章，列举了邓小平讲话和华国锋讲话，有着十处针锋相对！

　　确实，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已经不言而喻了。

　　当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之一，是关于如何看待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华国锋则提出，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所以，华国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左"的思潮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的反映。

　　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见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据吴明瑜回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强调了"拨乱反正"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半年之前，即1977年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提出的。

　　邓小平在提出"拨乱反正"之后，不久又提出"正本清源"。一时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成为批驳"两个凡是"的响亮的口号……

　　全国科学大会的第一号简报，便是代表们讨论邓小平讲话，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旗帜，这实际上就是反驳了汪东兴所谓邓小平讲话稿"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