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西游的小说:春阳论木心(二)

春阳论木心(二)

(接上篇)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

　　二十世纪的苦难用什么衡量？那些经历了战争、饥饿和迫害的生者与死者，分别遭受到了什么？在此，统计数据没有意义，因无数个人尚未发育，即遭毁坏。但是，衡量这苦难的深度亟需健康的个体，成熟的灵魂——将时代的扭曲悲惨以文学充分显现，期待一个充分健康的人。

　　有这样一个“个人”，他热爱自由、艺术、美，但被锁在地牢。他靠回想儿歌、作曲、设想鞋子的流行款式渡过光阴。他以哲学自坚其心而“自始至终保持镇静”(木心)。他写道：“莎士比亚、贝多芬都赶上大街来批斗，我安之若素，因为无损莎士比亚、贝多芬一根毫毛，而有莎士比亚、贝多芬存在的世界，我为何不爱，为何不信，为何不满怀希望，为何不凛凛直视走过我面前的一个一个历史的罪人。”

　　谁曾就浩劫年代的心志，作过这样的表述？而有了这样一个“个人”的受难，苦难，这才变成真正的苦难。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木心)闲云野鹤耕地拉磨，荒谬之甚，不言亦明。这样的“野鹤”，你再精通驯术、驭道，再怎么绳捆索绑，也难于使其就范，即便做了牛马，也不能阻止它是其所是。因为“是”的力量强过“做”的力量。 “人是浪漫得起的，浪漫不起的还好算人？”(木心)。在丧失任何浪漫的可能的时代而依旧浪漫的人，才令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浪漫。

　　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无法回避中西文化的交遇及传统文化的大面积流失。在这大际遇中，木心艰难地言说了浪漫主义的现实真相，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可能的一笔。读者在他的作品中充分歆享到美妙的思想与情感，这种思想与情感竟能自谋活路，自我拯救。我们久在期待一个大诗人将诗的匀净情感流散在散文、小说，甚至大部头的长篇巨构中。如果，在中、西、古、今四个点上，我们的作家撷取其一、其二便能成文，如今我们看见，木心任何一篇小的短文，基本都有这四个点，同时支撑。这个时代，一个人保持独立，守护个性，常见的结果往往是被当今社会所击碎，形质杂乱，难以明辨。木心先生之难得，则恰恰在于综合，以综合彰显个性、标举个人主义，这才是我为什么瞩目于木心的原因。

　　言及他的浪漫主义，定要言及他的抒情品质。中国诗学源头满溢珍贵而自然的抒情传统(例如诗经体十四行诗《乌镇》)；言及他的浪漫主义还要言及他文字的品质，他善于将艺术的其他表现方式，注入文字(例如《温莎墓园日记》)；言及他的浪漫主义，还须重申木心文字的心理学性质：

　　作家有的是一支笔，读者有的是一双眼睛。但阅读木心，我的心从未与他的心分隔。当我感到作品阅读那亲在的透彻性之时，我不仅试图使作者与作品合一，更使读者与作者合一：关于生活与艺术的距离，他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可能。七八十岁这一代人，以亲身经历眼看诸多传统流失殆尽，同时，以身家性命予以维系而保存。如此强调这一点，是基于对当代某些作家与自己作品关系游离的写作方式的遗憾，这距离，形成了我们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腔调”，二者距离越远，腔调越浓重，而木心，敞开而裸露，我时时感到，他的文字是读者的神经，因阅读足以打动“个人”，轻言细语，以至于拨动我们这时代的神经！读者细微的疼痛，在阅读中，时时被触动，于是，疼痛成为艺术，在作品里。

　　词 汇

　　“能在个人书写中使古汉语获得新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又使白话文出现更新、更成熟、更精美的文体，这样的例，我非常想要知道。我不是在说书写的价值观，我只是需要例证。”(陈丹青)

　　古人作文惜墨如金，今天的作家挥金如土。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计八十三个字。简短固然有文言语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思维与表达的简洁。简短往往是才华的体现，删繁就简需要卓识、洞察力和罕见的天赋。

　　文言与白话的分野真的那么不可逾越吗？我们不应忘记文言文是怎样退场的，所谓“白话文运动”，旨在功利，为了把国人既往的语言及语言思维作用于对抗列强，富国强兵。风雅的、趣味的、美学的考虑，从兹让位于实用，中国语言遂步入不归之途。我无意，也不可能倡导文言的复兴，而事实是，我们已有优良的文言及半文言文本，比如杂文家陈四益先生几十年经营的大量作品，那种对传统表达方式软磨硬泡，极尽温婉，仿佛古人在今天说着话儿，倒也令人会心。但是，反过来，若持白话文的今人不从文言中吸收经典词语的生命力、并以此锻铸情感，文言文岂非成为无水之源、无木之本——当今很多作家之所以令人生厌，大病之一就是词汇贫乏，贫乏的原因是识字太少，识字太少，遑论在词语中涵泳，活学活用？

　　不懂文言便罢，其后患，是从感受到表达的节节匮乏，以至品性的枯萎——木心的实践是：文言令其活，白话令其雅，如此，文章才能干净熨帖、字句融心，才能经得起反复阅读，滋味尽出。

　　“任何一项盛举，当它显得使多数人非常投入的时刻到来，我遁逸的决心便俶尔躩起。”(《琼美卡随想录》)“躩”这个字，《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

　　哪一位当代作家挑战过辞书？哪一位当代作家认为有必要坚持挑战词汇量本身？且不论“文艺腔”的“称号”是否中肯得当，单单词汇量一关，便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集体考验。阅读他们的作品而需要查字典的例，几乎没有。新中国成立快六十年了，完整的一甲子，大家从小学起所受的教育皆尽相同，读者没学过的字与词，作家也没有学过，而连字典里都不曾记载的字词，你便一辈子遇不到。称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沟通目的”达成就行，不必讲究，这种论调，跟“会写自己名字就行”的文盲主义有何区别？时日既久，汉语的萎缩败落，乃势成必然。

　　莎士比亚作品共有多少单词？过去的估计是在一万五千左右，上世纪七十年代计算机出现后，精确统计的结果是两万九千多个，几乎翻了一倍。

　　鲁迅那一代的文言水准毕竟是“习得”的，因词源的丰富，下笔才能多姿多彩。此后数十年几辈作家不论，到了生于七十年代的我辈，中小学课本的文言范本虽远远不够，能在大学中文教学中维持一定的汉语水准，已属难得，然而，“学得”与“习得”的深刻差异，不容小窥。

　　木心的作品我读的还少，说句贸然的话：是否有编一本“木心作品注释本”的必要？！

　　《九月初九》是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的首篇，短短几页，我们迎头碰到大量陌生而典雅的词语：

　　钧天齐乐(天上的音乐。《史记·赵世家》：“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李商隐《寄令狐学士》：“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

　　薄海同悲(海内。陆世仪《乙酉元夕》诗：“敷天犹有泪，薄海但闻歌”。)

　　莳(移栽植物。杨万里《插秧歌》：“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休沐(休息和洗头，指官吏休假。《汉书·霍光传》：“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

　　汗漫(漫无涯际。杜甫《奉送王信州崟北归》诗：“甘为汗漫游”。辛弃疾《木兰花慢》词：“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梳剔、浮佻庸肤、连绾、抚恤纾解、温暾、猾癖、聒耳，谛旨，漫喻、幸蹇、崇岳……毕竟，词汇的择取和应用，最看一个作者对自身语言传统的继承性。

　　当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纠缠终于两清，当写作回到文学自身，词语的重要性这才彰显。口语的除旧布新非常快，“文革”语汇退场，外来语汇骤增，相较之下，书面语写作的突破、更新、转型，就滞慢得多。现当代文学史堪称“语体作家”的例屈指可数：周氏兄弟之于“小学”、废名之于佛典，老舍之于北京方言，张爱玲之于吴语……文学成就与境界的衡量，最终还看语言的贡献。你表达了哪些前人未曾发掘的新经验，取决于你在何种程度上丰富而提升了汉语的表达。在语言上一无所为的文本而竟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实在是语文的羞耻与尴尬。

　　而这种长时期的尴尬成为课堂的语文教学。大量根本不具备范文资格的文章被几代师生反复阅读、讲解、出丑，明明写得不好，却被逼着从中找寻零星半点可取之处，既为难教师，也让我这样的学生卑薄语文课程。幸亏我们还有鲁迅——今天，我愿向教材编者郑重推荐木心：木心的若干散文，篇幅、生词量、知识面、写作技巧、思想性、艺术性，对于高中语文课本再适合不过，兼且适宜用作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高级教本。今天，在中国语文教学可见的范例中，我愿意说，衡量的尺度，惟证之于木心。

　　古人读《诗经》，除了兴观群怨，遍识花鸟虫鱼的名称，兼做识字课本，实在是古人的大聪明，也是古人的幸运。从文言到白话，汉语遭遇的深刻断裂，怎样高估也不为过。由于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宰，中文教育有意识有计划的数典忘祖。这一断裂持续至今，变本加厉。而市面上大量的所谓“白话诸子”、“白话二十四史”，诚然为今日千千万万的“文言盲”学习古籍提供了方便，然而最可宝贵的元典因之愈加束之高阁。思想和语言、内容与形式，本来密不可分，元典在翻译的同时被稀释、简化、变形、变质。而任何简化，都是对文学与阅读的无可估量的损害。外语学习有一种阶梯读物，名著的简写本按词汇量编排的同一个故事可以用两千以内字词，也可以多至五千以内。但这仅仅是过度，最终的目标，无可替代地，还是原著，只能是原著。

　　对于浩瀚渊深的汉语宝库，我们不能一辈子求助于阶梯、止步于阶梯。问题是，阅读今天的汉语文学名著，你常常感到它像是简写本，而“简写”所漏失的，正是文学的精粹。

　　过去我们读到鲁迅，今天我们读到木心。我的意思是：这种阅读才使得“原著”之所以是“原著”——这样的原著，当今中国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因此，早日阅读木心更多的著作，成为我切迫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