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巴拉为什么离职:有关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论述

有关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论述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炳麟也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那篇沁人肺腑的政论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批判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谬论，启发人们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章炳麟（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一名章绛，出身于浙江余杭县东乡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小受到外祖父海盐朱有虔的民族意识教育，仰慕明末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从十七、八岁起，开始研读四史、《文选》、《说文解字》、《九经义疏》、《尔雅义疏》等书，“一意治经，文必法古”。但由于从经史典籍中缅怀祖先业绩，更感到清朝的腐朽。到二十三岁那年，离乡到杭州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求学，前后达七年之久。因读《东华录》、《明季稗史》诸书，备悉清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残酷迫害，于是“绝意仕进”。从此涉猎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思想上渐次趋向革新。这几年，在俞樾的严格教导下，开始掌握踏踏实实的治学方法，信奉井钻研古文经传，为以后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这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章太炎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崇仰康有为出言恣肆，当康发动“公车上书”陈请变法时，章太炎“诧为奇士”。1895年，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募人赞助，章即从杭州寄银16元作会费请求入会。1897年春，又应梁启超之聘，任《时务报》撰述，先后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后来又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过《客帝论》。这些文章虽然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有所揭露与批判，其着眼点则是“以革政挽革命”，为统治者设计种种救世“良方”。在此前后。他还不时在上海各报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1898年，他以“布衣”身份上书李鸿章，企求李能“转旋逆流”，振兴中国。随后又应聘充任张之洞幕僚，在武昌办《正学报》，鼓吹革新，幻想借助张之洞所撰鼓吹孔孟之道，效忠清室的《劝学篇》，和顶撞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被迫离开湖北。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因参与编辑《时务报》为清政府所通缉，避祸台湾。这说明，在1900年以前章太炎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超越改良主义的范围。……

　　后来，他公开与改良主义诀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为曾与唐才常往来的牵连，和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言论恣肆”，章太炎遭清廷和苏抚一再出示通缉。1902年春，他再次流亡日本。在横滨，经秦力山介绍与孙中山又一次会晤，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于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帮助下，章太炎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两人还就典章制度和土地赋税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章日本留居三个月，随即返日上海，与蔡元培等一起兴办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这期间，为纠正过去宣扬的改良主义观点，他写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两文，并重新刊行《訄书》。1903年5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大造革命舆论。

　　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公开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君主立宪，恶意攻击和诋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康文发表后，保皇党大加吹捧，广为宣传，印成小册子，题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在华侨中大量散发，影响极坏。为了揭穿康有为的阴谋伎俩，打退保皇派的猖狂进攻，“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驳论文章，于1903年6月刊印为小册子发行，旋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同年6月29日（阴历闰五月初五日）《苏报》上发表，对康有为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驳。

　　文章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有为保皇的卑鄙目的，指出康有为所以“舞词弄札，眩惑天下”，完全是为了自己“一时之富贵”。接着便就康提出的种族（实为民族，下同）问题，革命与立宪问题，外国干涉问题一一加以批驳。……

　　关于革命与立宪问题，康有为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因为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同时，“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而且，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至于立宪，则可以避免流血，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因为“皇上圣明”，且“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所以，只等那拉氏一死，光绪复辟，一切都可解决。

　　针对康有为“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厉声呵斥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试问，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为什么“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章太炎指出，现在皇帝已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康氏还谈什么立宪。至于所谓“天命”，那就更象西汉末年王莽渐台被围还在那里胡诌什么“天生德子予，汉兵其如予何”一样，无非是自己欺骗自己。

　　从批判康有为的天命论出发，章太炎还正确地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并且进而论证了革命与立宪的难易问题，认为：二者相校，“革命犹易，立宪批准”。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上要有有才能的君主，下要有人民的拥护。现在人民普遍痛恨清政府，而光绪又是一个窝囊废，”天下信其最绌矣”。所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至于革命，人民是“合意”的，有才能的革命领袖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当华盛顿、拿破仑没没无闻的时候，天下有谁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两者比较，还是革命比立宪容易。

　　章太炎又指出：所谓立宪政治的上、下议院之设立，根本不能解决人民的无权问题。因为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下议院的决议，上议院可以否决，而“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而广大人民都是无份的，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议权”呢？

　　难道中国真的是“民智未开”，不可革命，只可立宪吗？章太炎回答道：否。“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举例说，明末李自成起义，开始只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并没有明确的革命观念。但随着斗争的发展，“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从义和团到景廷宾起义也是这样，先是“扶清灭洋”，后来才提出“扫清灭洋”，也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立军起事，“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现在广西的会党，接受前人的教训，“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这就说明，经过一次“竞争”，后者必胜过前者。可以肯定，将来必然还有超过广西会党的人民斗争。所以，他充满信心地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对于革命要流血的问题，章太炎认为：为革命流血是有价值的。事实上，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这就是必要的“流血”。近观日本立宪之始，也还是经过了这种“血战”的。既然立宪都是“流血成河，死人如麻”，那么，革命流血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至于革命会遭到外国干涉的问题，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问题是革命者敢于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在“献血举义”之时决不能因此而“少沮”。正当“新学发见”、“人心奋厉”、革命刚刚“萌芽”之际，康有为就急急忙忙跳出来，“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对于反清与反帝的关系问题，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打倒清朝反动统治，而想要中国“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因为，在他看来，“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如果不用“大彗”扫除了“故家污俗”，是不可能求得祖国的独立和自存的。

　　就是这样，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挺身而出，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挑战，直斥皇帝为小丑，公开倡言反清革命，这自然要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并且使统治者感到极大的震恐。反动官员们一则说：“章炳麟等大逆不道，世所不容”。再则说：“至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充分表明了反动统治者愤恨而又惶惶不安的窘困情态，而且也反映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及其序文等作品在政治上的威力。……从1901年到1906年，这是章太炎一生中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时期，他以纸笔为武器，与专制帝王、传统思想进行了勇猛的斗争，留下了“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篇章，因而在国内外知识界赢得了广泛的推重和声誉。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勤奋的文字宣传工作，已经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扩大了革命舆论阵地，传播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各地革命小团体以至同盟会的先后成立，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选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