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奥驰汽车:千家驹终前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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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发言30分钟赢得31次掌声！（图）
编辑时间：2006/03/02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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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2日，对于经济学家千家驹来说，是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题为《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在30分钟的发言中，响起31次掌声！
千家驹的发言，如此轰动，是由于他直言不讳，道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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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驹终前之谜 [转帖]
王绵志
千家驹曾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民主同盟领导人，社会科学院院士，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过中央政府主管私有企业的副局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是中国特权阶层的一分子，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
千老一九二五年还是一个十六岁中学生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北京大学后，在刻苦钻研<资本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被大军阀张作霖逮扑，差一点遭杀头之害。一九三五年又带领北京大学学生下南京声讨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蒋介石，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五花大绑押回北京，虽然屡受挫折，而且自出狱后一直没有恢复共产党员身份，但他的革命意志仍然坚定不动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也始终追随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办报纸，参加救国会等等的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千老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员，为新中国出谋划策，之后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充满着感激和希望。
但是，好境不长，特别从一九五六年起，千老逐渐失望了。他努力工作、起草私有企业条例，建议开放农贸市场，被说成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和民主同盟的几个著名科学家提出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认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而在文化革命中又打成“大叛徒”，被逼自杀，想一死了之，幸好未遂。千老不仅从自己的遭遇中，更从万千知识分子和无数平常人的受难中，看破了社会主义红尘。即使如此，当共产党自己否定了文化革命后，千老还是认为中国可能有救了，他不计自己是个有职无权的党外“花瓶”的事实，写文章，作报告，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肯定深圳特区的成绩，同时通过多次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信，特别在政协会议上敢于直言，大胆批评各种腐败现象、提出改进文风，加强教育投资、改进高等学校等多种意见和建议，博到了各界的欢迎。八五、八六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两次大会发言，竟分别被赞同掌声打断十六次、三十一次之多。千老虽然因此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但平民百姓却奔走相告。
然而，正当他不顾年已八旬，满腔热忱投入到忙不完的工作中去的时候，一场出人意料的震惊中外的大事发生了。原来人们虽然拥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大家普遍不满意千老曾多次指出的腐败现象和专断政治，所以反腐败、要民主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竟被断为动乱、政治风波和反革命暴乱，更令中外人民不可理解的是公然将...................................(此处删除若干字，有兴趣者请参阅原文)。千老的心碎了，他彻底绝望了。他总结一生，是“从追求到幻灭”，只好远走他乡，不得不在异国的土地上度晚年了。其实，千老并没有直接介人“反革命暴乱”事件，只是给当时的广东省领导提出异义，大概官方不会动他一根毫毛的，至少暂时不会怎么样，他是用“走”作为一种无言的抗议，当然他更知道，从此之后，在生他养他的祖国大地上，不但没有“用武之地”，而且随时都有带上各种“帽子”、甚至坐牢的可能，无奈，只好作如此选择了。本来是无神论的千老，在西方世界里，皈依了佛门，拜星云大师，沉潜于法乐之中，“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党，这人间烦恼，请走开吧。
但是，再一个但是，在二00一年，大概是九或十月，具体哪一天忘记了，离千老逝世不到一年，他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大谈“三个代表”的伟大意义，当我看到年已九十二岁高龄瘦干老人在有气无力地讲述自己学习收获时，简直“目瞪口呆”了。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立时想：“会不会是千老的替身！”，但我柔了揉眼镜，仔细看，没有错。
千老终前是一个谜了。是又回到了起点还是言不由衷？谁能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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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的采访稿——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访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民盟副主席千家驹教授
本刊记者 赵超燕
刚从美国休斯顿回到北京，就赶上了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召开，街头巷尾无不谈论两会情况。在众多的与会代表发言中，人们称道最多的是千家驹政协委员的发言。听当时在场的朋友说：整个会场仿佛凝住了，所有的人都在听，连工作人员都为千家驹的发言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发言虽仅半个小时，但掌声竟达三十一次之多。
为了亲自聆听千家驹的精辟见解，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坐落在北京二里沟附近的国谊宾馆。千教授虽比两年前消瘦了些，精力却依然旺盛，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位《北美行》“记者”。
我们的谈话就从教授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开始。首先我问他为什么要从物价教育和社会风气方面着手。
千家驹说，物价是人们最关心和敏感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粮油、肉类、鸡蛋等方面一直凭票供应。还有些怪现象：上海产的电视机在上海买不到，要托亲友在深圳购买，或在深圳付款，凭票到上海提货；有些生产资料有牌价和议价两种，议价要比牌价高好几倍。结果就出现了等外品的价格比正品价格高几倍的怪现象。由于牌价与议价的差异，以及牌价低于成本，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关系，以牌价购进各项物资，转手间以市价出售，即可获取厚利。
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究竟其原因在何处呢？千家驹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三十年来一贯采取以行政命令稳定物价的政策。这一点有识之士早已洞若观火。当然，因为物价设计千家万户，它的变化将会引起连锁反应，要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但是，为了使我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真正地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物价非改不可，而且愈早愈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们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把这笔钱省下来用于调整物价，提高职工的工资，把物价彻底放开。
千家驹还发表了对教育的看法。他说，我们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的待遇则只有香港的五十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质工资都比抗战前降低了十分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们的教授只能排在战火连绵的柬埔寨的前面。还有，我们的中小学教师齐缺，而师范院校却是门庭冷落。不能令人理解的是现在稿费收入超过八百元的要征调节税，孰不知一部书稿的完成要比转手倒卖几件衣服多耗费的精力和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种说法：知识分子要想成为万元户就得出国；北大的研究生曾因深感生活不好，出于现行经济政策的诱惑和对现在教育体制的不满，而提出去擦皮鞋的要求；某大学一校长痛心疾首地说：“古人云：斯文扫地，今日则斯文不如扫地。”这一系列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是不好似被放在了一个应有的地位？五十年代初，马寅初，邵力子等有识之士曾提出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无奈当时并未被领导人所采纳，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不是自食其果了吗？对教育的漠视，其后果之严重将远远超过人口的问题。
有人曾问千家驹：中国今后会不会再走弯路？他认为，如果走弯路的话，将发生在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知识分子上。报复将在何时呢？报复将在我们可爱的“宝贝的一代”身上。鉴于此，千家驹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作生产投资，当作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温暖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对于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千家驹更是义愤：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而我们的法制又是十分混乱。典型之一：江西一省长浪费公款数十万美金于一个女朋友身上，仅判处两年徒刑，而对于哄抢西瓜的坏分子却处以无期徒刑。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在新闻方面更是卡得太死，报纸只是报喜不报忧，至今大陆没有一家民办报纸。我向千家驹谈起了某市某报曾组织当地的人民代表座谈，经记者整理见报后，该市某领导大怒，令该报组织记者持介绍信，挨门挨户收缴散发出的报纸，引起群众不满。
针对这些问题，千家驹提出，1。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使其足以养廉，同时对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者定要严惩；2。严肃法纪；3。加强监督，暂时补充法纪之不足，特别是记者要有“无冕帝王”的责任感与光荣感。
接下来，我们又谈到此次会议和新产生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情况。
作为几届政协委员，千家驹认为民主程度在发展，但是仅是目前的情况还远远不够。至于改革的进程，实权还是太集中，实行的还是权力分配，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地实行权力下放。
记得一位政协委员曾说：“政协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话虽尖刻，但从力量另一方面反映了重视多党合作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经济特区情况，千家驹认为深圳的经济形式不错，海南岛的经济起飞还需五年左右。
千家驹对《北美行》这份海外留学生刊物颇感兴趣，向我询问了它的出刊经过，并将我手头的《北美行》第三期留下，以作纪念。
望着侃侃而谈的老人，在一串“问题太多了”的叹息声中，我见到的是一颗焦虑，未已的忙心。教授自言，“国家兴忘，匹夫有责”。悠游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岂不乐哉！可千家驹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的采访结束了。然而，有个想法总在我的脑际徘徊：提起“问题”二字，稍有责任感和忧国之心的公民，都会满腹怨言。但是，经过了反右，文革，人们学回把不满放在心里。我赞叹千老的直言进谏，我感激千老的无畏。翻开历史的长卷，没有戊戌君子的鲜血，没有一带“五四”先锋，没有“四无”勇士。没有一代代仁人志士奋斗，怎会有今天的“德先生”？
早年的容闳，詹天佑，孙中山，胡适，周恩来，鲁迅，钱学森等几代留洋学子，他们传播了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民主，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我在想，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上一辈即将结束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么历史的新页该由谁来书写、、、、、、。
《北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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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驹（1909——2002），著名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1 9 0 9年出生。１９３２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１９３６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１９４５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创办“经济通讯社”，兼任达德学院教授。１９４９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全国工商联、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中国钱币》主编，广州大学名誉校长，汕头大学名誉教授。是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１９８７年起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财政和货币问题，先后出版了《新财政学大纲》、《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国货币发展史》、《七十年的经历》等20多部重要著作。 １９９０年５月去香港，后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