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师2腐食魔合约:开元盛世，中国历史最大谎言

开元盛世，中国历史最大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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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文化泰斗高尔基视察一个监狱，每个犯人与家属都笑容满面，告诉高尔基他们无比幸福，他很满意。就在高尔基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个小孩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谎言，他们活得很悲苦。故事结尾是高尔基特别撰文热情赞美生活在新时代的犯人无比幸福，而那个小孩却被莫名其妙地处死了。当然，高尔基没有看到那座华丽的大厦在20世纪末叶轰然倒塌。人类社会对高尔基式的幸福也要有足够警惕。那些整天高唱“自汉唐所未有的盛世”的中国或国外的高尔基，也应该醒醒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所谓的 “太平盛世”也不足为外人道也，更不值得作为当代中国人奋斗的标杆。为了大家看得更明白些，不妨请出唐玄宗和乾隆皇帝这两位大明星，以及让中国人陶醉了数个世纪的所谓“开元盛世”与“康乾盛世”粉墨登场，现身说法。

经过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以及女皇武则天数代人的精心开拓，伴随着一系列骨肉相残，被晚明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先生不齿为“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的宫廷阴谋与斗争，武则天的乖孙子李隆基坐上了大唐王朝的第一把交椅，开创了所谓“开元盛世”。为了这把交椅，李隆基杀了婶婶、姑姑、妹妹、逼退了自己的亲爸爸。李隆基登基之初，基本上延续了先辈们的执政风格，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相，宋璟和姚崇被老百姓称作“有脚阳春”、“救时宰相”。大唐君臣历精图治，财富不断累积使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全国户口从贞观时380万增至760多万，人数超过5290万人。更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7000万。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850万顷，约合今天的6.6亿亩。同期的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才200多万。大唐首都长安占地8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开元年间，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到处莺歌燕舞。诗人杜甫有点夸张地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在举国皆唱“太平盛世”歌的气氛中，杜工部不会想到转眼间会上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表面繁荣的帝国其实危机四伏，看似坚如磐石的王朝脆弱无比，经不起多大的风雨。

所谓的“太平盛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掩盖甚至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不过是张爱玲笔下精美的袍子，里边藏满了虱子。首先，太平盛世使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横行一时，无论王侯将相还是黎民百姓进取性大失。本来随着人口增加与财富积累，整个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必须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及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把社会财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富国强兵。但大唐的统治者却选择了一条向下沉沦的路线，无视新形势下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潜在的危机，采取不作为的消极态度，肆无忌惮地挥霍社会财富。李隆基无疑是优秀表率，所谓“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足为共乐”。从勉强接受“开元神武皇帝”到怡然自得地戴上“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高帽子，就可见一斑。李隆基一餐的消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后宫创记录达到40000人，纵然是明皇帝金枪不倒，也料理不了这么多女人。如诗人元稹在《行宫》中描绘“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即便大唐帝国遍地烽火，太平天子依然泡在澡堂子里跟自己年届38岁、肉乎乎的儿媳妇杨芙蓉吃着快马送来的岭南荔枝，沉醉于华丽的霓裳羽衣舞中。可惜这场美丽的鸳鸯蝴蝶梦到底被干儿子安禄山搅了，几尺白绫，故事结束在马嵬坡下。跟褒姒、妲己们一样，大唐衰落的罪过也自然记在了这个替死鬼身上。倘若杨女士泉下有知，少不了给白居易他们几个耳光。她不过是太平天子的花瓶与替死鬼而已，与她有关的所有故事只发生在肚脐眼以下的区域，发生在这个区域的事与王朝的兴衰无关，当然也与爱情无关。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整个社会弥漫着消极的奢靡气氛。皇亲国戚与文武大臣们纸醉金迷，不思进取。史书中爆光的大多是李林甫等所谓奸臣的奢靡，其实帝国的官员基本上是一丘之貂。“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公众人物李太白以此为荣，大概是时尚使然。李隆基的二哥申王李成义在外边醉酒，就让宫妓用锦缎结成一个兜子抬回来，美其名曰“醉舆”，冬天让宫妓们围在周围为其取暖，所谓“妓围”。商人王元宝家用金银砌墙，为了防止路滑，就把铜钱铺在地上。最能反映全民同乐的，怕是要算斗鸡了。李隆基不但成立了“乐坊”，养一堆歌妓供其取乐，以装点所谓太平盛世，还成立了所谓“鸡坊”，养了几千只从全国挑选的斗鸡。民间的斗鸡就更为疯狂，为斗鸡不惜一掷千金，甚至为斗鸡倾家荡产。这种奢靡之风挥霍了不断累积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前进的勃勃生气，全社会完全缺乏危机意识，自然也丧失了危机处理的能力。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表面上气象万千，其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开始烂透了。

其次，自秦汉以来，中国是以松散的小农经济社会为基础，实行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模式。要维系社会的稳定性和进取性，就必须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即以儒学为主体的宗法道德伦理体系。在近代社会以前，它对中国社会具有类似宪法的作用，对皇帝、官员、布衣百姓具有广泛的约束力，从而为帝国的基本秩序提供保证。但在所谓的大唐盛世里，这种思想制约被急速弱化，自由开放的同时也是道德精神的堕落。杜甫曾热情赞颂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李白式的洒脱实际上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公然挑衅。作为帝国官员却无视皇帝命令，至少应该是渎职，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却被目为洒脱。即便在今天，谁受得了李白这种水准的公务员？作为帝国未来的青年才俊，新科进士接受的第一课并不是“安邦治国”之术，而是所谓“雁塔题名，曲江流饮”，青年才俊们带着平康坊的妓女在曲江池醉生梦死，太平天子竟然是这场嘉年华会的主持。在这种气候中成长的士大夫阶层，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水准和责任心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作为国家最高道德模范的皇帝，大唐的天子们把对现实社会具有类宪法效力的宗法道德伦理体系撕成粉碎。李隆基公然霸占自己的儿媳妇，给自己的宝贝儿子李瑁戴上天下第一号绿帽子，等等。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开元盛世表面繁荣底下是人心的混乱与道德的严重缺位。当自由超越了历史与社会所能承载的极限，必然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与政治危机，时髦一点可以甚至说是宪法危机。开元盛世就是这样的典型。但这一点却往往被历史家所忽略，甚至把这高标为自由和开放。这种肚皮上的自由并不是真的自由，而是更大的不自由，大家早被贪欲专制了，何谈自由。

中国历史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现象，在下称之为“政治黑洞效应”。所谓政治黑洞效应就是国家在通过政治官僚体系落实公共政策时，政治官僚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把这些公共政策和资源改变了方向，不是应用到普通民众的身上，而是导向了围绕着官僚体系形成的食权阶层。经过政治黑洞的处理，同一个政策暗自分流，食权阶层获得权利和利益，民众承担了成本与风险，所得甚少或者以此为借口被掠夺。包括官僚在内的食权阶层占有了原本属于民众的公共资源，变成了暴发户。他们为了维护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或骄横跋扈，或横行不法，挑战中央政府或朝廷的权威和控制力。维持政治黑洞效应的核心力量是灰色法则，就是所谓利益和恐怖平衡。

在政治黑洞作用下，国家的方针政策出了朝廷就失去应有的效力。表面上是恪守皇命，实际是阳奉阴违，把政策转移向对自己和相关利益集团有利的方面。其结果是破坏了国家权力的完整和正常运行，削弱了国家控制力，使政治日益沦落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工具，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王朝覆灭。有些末代帝王死不暝目，自己勤政爱民，不是亡国之君，何以弄得国破身亡，其实他的决策根本就无法通过官僚体系实施。这是中国政治的顽疾，是所谓历史兴亡律的根本原因之一。没有谁逃脱它的致命打击，除过重新洗牌，似乎无药可救。政治“黑洞效应”在王朝之初因为有强势的政治领导人，各种政治因素在急剧变化组合，官僚体系尚且有进取心，感觉并不明显，但随着王朝的稳定与发展就开始发酵并逐渐由良性转化为恶性肿瘤。所谓太平盛世就是转化为恶性肿瘤的关键阶段。财富增加、进取心衰退使贵族官僚体系勾结各种乡绅、商人势力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大肆挥霍社会资源，破坏国家政策执行。

时至开元，大唐已走过了不短的历史阶段，在太平盛世的气氛中，形成了行行色色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表面上是为国驱驰，实则为谋求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是这样的人，朝中的正人君子又何尝不是。书呆子司马光之流总把王朝兴衰归结为奸臣与贤良的消长，其实皇帝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笨。他知道所谓贤良与奸臣都可能属于各色利益集团，对此他束手无策，最保险的就是维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在书呆子们看来，朝廷就应该是正人君子的舞台，可任何政治力量在权力结构中一支独秀都会危及到皇权。除了正人君子、道德模范，帝王也需要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不够道德标准的干练人才。李林甫、和珅就是这样的人。只有抽象的道德说教不能带来天下太平，政治也是个技术问题。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有的，但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这等福气。大唐衰落并非李林甫之过，他跟各种政治集团周旋16年，怕不是后人所谓的马屁精那么简单，给他贴上奸佞的标签也有失公道。问题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的表面下，政治黑洞效应这个毒瘤已经转为恶性，除非通过激烈的暴力革命进行洗牌，很难通过自身力量得到缓解。李隆基的大舅子杨国忠权倾一时，他曾无数次提醒妹夫要除掉安禄山这个祸根，但妹夫迟迟没有动手。不见得李隆基真是老眼昏花、什么都不明白，因为朝廷中为安禄山叫好的大有人在。如果举朝皆欲杀，即便是干儿子，李隆基怕也是不会手软。与其说李隆基是笨，倒不如说他是投鼠忌器而已。

所谓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次华丽的演出而已。当这场演出在血雨腥风中落下帷幕，大唐实际上已经彻底失去了原先的气象，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旅途。尽管其间有人希望通过社会改革改变大唐衰落的命运，但都无济于事，大唐王朝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勃勃生气。开元以后，原本统一的帝国事实上走向了政治分裂，开始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数百年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如果没有那场自欺欺人的太平盛世的闹剧，后来的故事将应该是另一种结局。如果李隆基玩得没那么邪乎，他的子孙就不会受那么多屈辱。历史是公正的，不管当时多热闹，最终人们会给出公道的评价，大唐之亡实亡于玄宗，就像明王朝实亡于神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