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煎老豆腐的家常做法:历史上的十次货币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06:56:59
第7章 第七次货币战争
[淘股吧]
洗劫日本
本章导读：
l 货币是不是财富？
l 真正的大国是怎样玩财富游戏的？
l 为什么美国会盯上日本？
l 广场协议后美国吃了什么哑巴亏？
l 美国是怎么翻盘的？
1． 什么是财富？
“财富管理”是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词，但我们很少有时间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财富？我们评价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往往首先看的就是这个人拥有各种财产的货币计量规模，著名的《财富》排行榜、《福布斯》排行榜就是这样来计算的。那么，货币是财富吗？人们为什么要追逐货币？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管什么形式的货币，无论纸币、铜钱，又或者是黄金与白银，对于人来说，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人们之所以追逐货币，只不过是因为货币能够很方便地“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白银对于明清两朝的中国人来讲是十分珍贵的，但在今天白银已经不再那么值钱。同样地，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美元纸币在今天是财富的象征，但对于不知纸币为何物的古人而言，美元不过就是一张漂亮的纸片。因此，只有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实物或者劳务才是真正财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只是因为货币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真正的财富，所以货币才成了财富的象征。如果一定要说货币是财富，那么对应于真正的实物财富，货币就是一种“虚拟财富”，本质上和股票、债券这些有价证券没有区别，只是它由国家信用提供保证，信用更高、流动性更好而已。
对于个人、企业，甚至一个小国而言，由于其持有的货币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都可以购买到所想要的真正财富，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为“财富”，但是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其拥有的巨额货币绝不是财富，无论它是美元还是黄金。美元之与美国，无非就是美联储开动机器印出来的纸片，人民币之与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黄金，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进行分析。但无论是哪个国家，都离不开石油、钢铁等资源，因此，石油、各种矿石等实物资源和社会所需要的劳务（例如交通运输），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大国所追求的，从来都只是真正的财富，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货币。
2． 真正的大国是怎样玩财富游戏的？
大国不仅追求实物财富，而且非常擅长于玩“财富游戏”。所谓“财富游戏”，就是大国自己印刷“虚拟财富”（本国货币），然后拿这些“虚拟财富”去交换别国的真正实物财富，并且在别的国家所拥有的“虚拟财富”足够多时，制造金融危机大规模地将其消灭。而美国就是玩“财富游戏”的顶尖高手。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也是头号资源消耗大国。从实物财富的角度来看，美国实际上世界头号财富消耗大国。英国BP公司2009年的全球能源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每天消耗原油2080万桶，全年消耗石油9.5亿吨，占全球石油消耗的24.6%；2008年美国消耗了6亿吨天然气，占全球总量的22%。[1]也就是说，美国以全球5%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能源。这种对全球资源的巨额耗费是美国本土所无法承担的，它必须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的“采购”。
自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起，美国人就把美元装扮成财富的象征，然后用美元在世界各地“采购”实物财富。这样，美国获得了实物财富，而其他国家则获得了“虚拟财富”美元。美国从全世界攫取的实物财富越多，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也就越多，美元越多则其贬值越严重。当其他国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美元不断贬值缩水时，就会想办法“花掉”这些美元，从境外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实物财富。当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时，大量的美元就只能被花到美国去，导致美元回流，对应的，美国的实物财富则会外流。美国最初用美元从全球各地购买的实物财富，已经被享受高生活品质的美国人消费掉了，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实物财富再赎回当初发行的美元，并且美国也从未准备拿实物财富换回这些美元，它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赖账。
如果把美元比作“白条”，这就更好理解了。把美国看作一个整体，当美国人在全球采购时，实际上并没有付钱，只是打了一个“美元白条”。由于这个“白条”的信誉很高，全世界都认可，于是“白条”的数量就增长到恐怖的天文数字。当债权人发现“白条”在贬值时，就会一起要求兑现，那么美元必然回流美国，给美国经济造成很大麻烦。因此，游离于美国本土之外的美元，如果数量足够大，必然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进行化解。与其被动地等待“美元白条”回流，不如主动地消灭它。
3． 为什么美国会盯上日本？
对于美国来说，游离于美国本土之外的巨额美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予以大规模的消灭。消灭“敌人”必须先要找到目标，这些美元主要存在于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而日本则是当时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很不幸，日本就这样注定要遭到美国的洗劫。
洗劫日本要比洗劫拉美困难的多。首先日本人勤劳、节俭，对于货币的积累和贮藏有着和中国人同样的天生偏好，所以日本的储蓄率很高，他们并不缺钱，对付拉美“借钱然后逼债”的手段派不上用场。其次，日本的工业也很发达，指望从高科技和工业品上来卡日本人的脖子也不可能。那么，怎么办呢？经过仔细的分析，日本的弱点在于金融和政治。如果能够利用政治压力，决定日元的汇率，那么美国人就可以未卜先知，利用汇率的变化“赚走”日本人的外汇储备。当然了，日本人也不是傻瓜，要达到目的，美国必须转移日本人的注意力。这一次，美国人利用持续的贸易逆差作为借口来麻痹日本人。
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宣布了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从此将“虚拟财富”换“实物财富”发展到新的阶段。这种财富游戏注定了美国在外贸上要长期逆差，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与其说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太强劲导致美国逆差，倒不如说是美国的“财富游戏”主动制造了贸易逆差，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外部获取“实物财富”。如果美国顺差，那意味着美国的实物财富外流，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1970年美国还有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1971年布尼克松为美元松绑的当年就逆差13亿美元，在5年之内逆差金额迅速增长到上百亿美元。197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98亿美元，1985年增加到1219亿美元，1999年达到2651亿美元，2006年则高达7533亿美元。[2]只是日本直到80年代后期都还没有搞明白美国人的逆差是怎么回事，还在为自己赚了美国人的“钱”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
日本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就以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能够降低，反而迅速增长了。美国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日本人，认为日元汇率被低估，导致日本的汽车和电器倾销到美国市场，因此美国人扮演出一副受害人的角色，“义正辞严”地要求日元升值。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部长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由于日元低估，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和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如果希望美国政府尽力防止那些试图把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赶出美国市场的行动的话，那么，日本有必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元的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的步骤”。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他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调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以实现日元的国际化，并提议设立“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1984年2月到5月，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召开了六次工作谈判，发表的报告书宣称：“最终的结果是日元和美元以及德国马克一样，成为国际货币。日本的外贸规模排在世界第二，这样，日本的货币就可以在国际交易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如果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贸易国家，日元也应该成为世界第二的货币”。但是，报告的点睛之笔却是：“长远地看日元的国际化，我们希望日元最后能升值。”美国支持日元国际化的背后，是以日元升值作为交换。
为了迷惑日本，美国国会在1985年提出《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其内容是：第一，要求根据301条款对日进行报复；第二，规定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这让日本把注意力放在贸易摩擦上，以为美国所有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降低其贸易逆差。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强大但政治上一直被压制，经济上的强大使得日本人的被压抑的大国心理在80年代普遍膨胀。中曾根对外界强调：“就太平洋两侧的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我们要以密切的合作关系相互协作”。日本显然太热衷于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了。
4． 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由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主导，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纽约“广场饭店”，达成 “广场协议”。其中心内容是：五国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
这场逼迫日元升值的协议，顺利得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回忆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愿意协助美元贬值时，还大度的说：“贬值20%就可以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呢，前日本银行行长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 。
图中发言者为广场协议中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政府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引发各国投资者抛售狂潮。不到3个月，美元兑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但是以日元升值为代价换来的美元贬值，并没有能够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继续施压，表示日元还有升值空间。1986年日元兑美元升值到150：1，1987年升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1倍。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始终维持在高位，再加上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可以使得美国人从容地将投入日本的资本和利润汇回美国。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在日元升值初期进入日本，等日元升值后再撤出日本，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拿走日本人的外汇。举个例子来说，假如美国资本在汇率为1：240时将1美元换成240日元投入日本，等到日元升值后在汇率为1：120时再把手中的240日元换成2美元转回美国，不考虑其他收益，仅仅日元汇率升值就可以获得100%的利润。外汇市场是一个零和市场，美国的利润必定是日本的损失，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就可以大规模地消灭日本的外汇储备。
而且，美国人使用了最新的金融工具——衍生产品来放大收益，外汇期权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由于信息上的不对称，再加上当时金融衍生品几乎不受任何监管，美国和日本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外汇期权。例如，美国投机者在日元升值之初，当前汇率为1美元兑250日元的时候，签订1美元兑240日元的日元看涨期权。当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时，美国投机者执行期权，以期权约定的汇率把1亿美元兑换成240亿日元，并立即再按当时的汇率1：120把240亿日元换成2亿美元，这样美国投机者就立即获得了100%的名义利润。但实际上，由于外汇期权并不需要真的投入合同交易金额那么大的资金，通常只需要投入很少的期权费就可以执行，因此美国投机者只需要用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撬动巨额的外汇交易，使得实际收益数倍增长。
如果说一切到此为止的话，那么美国可以说是顺利的赢得了这场美元对日元的货币战争，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些出乎美国意外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5． 广场协议后美国吃了什么哑巴亏？
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固然让美国人在外汇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日元的升值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日本人突然之间发现，以日元计价的外国资产显得很便宜，出于对实物资产的偏好，日本人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收购，而美国则是收购的重点。1986年，在日元急速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将巨额资金转投到美国和欧洲，在美国和欧洲大量进行房地产投资，购买土地、办公大楼、宾馆，修建豪华娱乐场所，日本人甚至买下了被美国人视为美国象征的帝国大厦和洛克菲勒中心。除此之外，日本企业大量购买美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股权，以致于美国人惊呼日本正在购买整个美国。这让美国在赢得日本战争胜利的同时，却也不小心让日本人抄了美国自己的老巢。美国非常清楚被日本人买走的这些实物资产的价值，它要想办法让日本再吐出来。
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在法国卢浮宫召开会议，就稳定汇率问题达成谅解，史称“卢浮宫协议”。9月4日，美联储宣布将贴现率（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利率）由5.5%上调到6%，联邦德国也跟随美国提高利率。美国财长立即斥责德国此举违反了“卢浮宫协议”，破坏了美元的稳定。这一讲话引发证券市场的恐慌，投资者开始抛空股票。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500点，跌幅达20%，造成股市崩盘，亦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一”导致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损失惨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股灾逼迫日本割肉离场，这样就可以用低价把被日本买走的房地产和企业再买回来。日本此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愿赌服输，赔钱走人；要么追加投资，一赌到底。
结果日本人选择了后者。经过研究后，日本大藏省敦促其四大证券公司大量“吃进”、“护盘”，并允许各类企业基金入市投资股票。日本的“托挺举措”，很快稳定了美国股市投资者的信心，并且使美国经济得以在低通胀下维持增长60个月。美国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不仅没能逼迫日本低价吐出在美国的投资，反而还让日本人在低位时捡了大量便宜货。更加讽刺的是，日本的在美国股市的救市之举，还为日本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意外收获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美国政府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而且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日本的成功“救市”，使日本当局以及国际投资者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日本比美国强大，日元已经成为美元的救世主，而不是日元还必须围着美元转。这种错觉越发膨胀了日本的大国心态，并在其后的几年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这一时期日本相继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书籍，认为日本必须抛弃“小国意识”，“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潮，则由最开始的谨慎投资变成了狂轰滥炸。有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收购案充分说明了日本人的心态。日本人打算买一栋美国大楼，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双方已经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交割了。日本人突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收购价格被改为6.1亿美元。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询问日本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钱？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收购记录不断被刷新。1989年，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松下电器购买了美国音乐公司（MCA）。索尼公司则以34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并将其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1990年9月，日本人熊取谷稔拍出8.4亿美元，买下了美国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漂亮的17英里公路。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统计显示，从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企业总共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对于日本人的收购狂潮，由于亲眼目睹了众多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变成了日本人，《纽约时报》甚至担忧“总有一天日本会买走自由女神像”！到八十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align=center]曾经被日本人收购[/align][align=center]的洛克菲勒中心[/align]
6． 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说：“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句话用在1987年之后的日本人身上再为贴切不过了。伴随着日元的升值和境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
1984年，日本股指10000点。广场协议后日本股票市场走出了一波令人炫目的大牛市行情。1986年1月日经平均指数为13000点，至1987年9月便上涨至26000点。即使遭到了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的袭击，日本股市上升的脚步也未受阻。1988年日本股市总市值超过当年GDP（387万亿日元）达到477万亿日元。1989年12月29日，这是该年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经指数更是疯涨到了38915.87点，股票市场总市值上涨到611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48倍。当时日本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工薪族投资家枕着股票睡觉过年，办公室小姐抱着股票海外旅行”。所有人都坚信，过完年股指就会站上四万点。1990年1月3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对20位著名企业家进行股市预测时，大家一致乐观地认为1990年的股价将继续上冲至42000－48000点。
比股市更疯狂的是房地产市场。自1985年起，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根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1985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1980年为100），但到了1988年就暴涨到了334.2，在短短的3年间暴涨了近两倍，东京都中央区的地价则上涨了3倍。东京帝国广场下面一平方英里土地的价格，居然比整个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价值还高，而东京银座4丁目的地价，竟然暴涨到每坪（3.3平方米）1.2亿日元！到了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土地的总价值几乎是美国的4倍，单价则是美国的100倍。
随着地价暴涨，城市住宅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根据国际惯例，一般来说，3－6倍的房价收入比被认为是合理的范围。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家庭购买一套住宅需要支付几年的家庭收入。广场协议之前，在东京都市圈，离开市中心一定距离的住宅基本上在5倍左右，在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房价收入比稳定在4倍多一点。但是到1990年，东京都市圈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了10倍，在核心地区更是达到了近20倍的水平。即使在大阪都市圈，这个比值也超过了7倍。
伴随暴涨房价的，是失去理智的“投资人”和银行。房地产投资者坚定不移地相信，日本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土地的价格只会继续走高，地价不可能下跌。因此只能选择买进，否则以后会更贵。这样即使毫无用处的土地，各个公司也全力争夺，导致房价与地价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和所有投资者一样，银行也坚信地价不会下跌，因此只要有房地产抵押，银行就会迅速发放贷款。由于房价过高，日本的商业银行甚至开发了所谓的“三代贷款”，就是房屋按揭贷款期限长达90－100年，购房者不仅可以终其一生分期付款，而且可以分期到子孙两代。面对背负的高额房贷，当时的日本人竟然可以心安理得，因为社会上已经普遍形成了房地产价格持上涨预期，他们坚信之后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傻瓜并赚到投资收益。1991年，日本12家大型银行向房地产业累计发放了总额为50万亿日元贷款，占到全部贷款总额的1／4。
下面这个小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有多么疯狂。在东京，有一位学校的看门人在传达室干了四十多年，一直收入微薄，过着艰苦的生活。他退休后，准备从东京返回乡下老家安度晚年，于是托人把他在东京的一所小房子卖掉，不料这所房子竟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手。看门老人转眼成为富翁，财气十足地以阔佬的气派衣锦还乡。东京房价之贵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还大大激发了一向节俭的日本人的奢侈消费。以艺术品为例：1987年，日本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以39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凡高的名画《向日葵》。1990年5月15日，昭和纸业公司董事长齐藤良平耗费1.6亿美元将雷诺阿和凡高的两幅名画收入囊中，其中雷诺阿那幅7810万美元，凡高的《加歇医生像》8250万美元，创下油画交易史上的最高价。据估计，在1987年到1990年间，拍卖会上40%的印象派作品都落入了日本买家之手，这4年间日本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
右图为凡高的名画《加歇医生》
日本80年代的经济泡沫不可谓不疯狂，但近年来中国大有赶超之势。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汇率改革，股市开始上涨，最低点998点。到2007年10月16日，最高涨到6124点。短短两年多时间，中国股市上涨了6倍，而日本股市那么大的泡沫其上涨也不到4倍。当然了，后来中国股市在泡沫之后出现了惨烈下跌，在其后的1年时间里跌到1664点，跌幅深达70%，这也是世所罕见。
如果说中国的股市泡沫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破裂，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仍然在继续吹大之中。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时算起的话，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倍数与当年的日本差不多，但如果从本轮房地产的起点（1999－2000年）算起的话，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有10倍之多！如果计算房地产收入比，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大约已经都超过了15倍，甚至更高。
在艺术品投资上，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日本80年代末的苗头。2001年，上海联洋土地发展公司以100万美金的高价购得罗丹的传世名作“思想者”，安放于浦东联洋社区，不过这是一尊编号为6/25的有限复制品。2003年，上海证大集团斥巨资将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恺撒创作于60年代的雕塑名作“大拇指”引入位于上海浦东的“大拇指广场”。2009年，中国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跨入亿元时代（多件拍品单价破亿元大关），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许习文表示，中国书画市场可能在2020年跨入“10亿元大关”，投资者现在进入市场还远远未迟。
7． 美国是怎样远程启爆日本股市的？
1990年，刚过完元旦，日本人正期待着股指冲击4000点大关。但是历史却跟日本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8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竟成为的日本股市的最高点。此后，日本股市一路下跌，连续跌了将近14年。2003 年4月，日本股市最低跌至7607 点，累计跌幅高达80%。截至到2009年12月底，日经225指数仍旧徘徊在1万点左右。整整20年过去了，38915.87点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上图是1970年－2006年的日经225指数走势图
有人不禁要问，日本股市怎么会在普遍上涨预期时跌得如此惨烈？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日本股市自身的泡沫过于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股市遭受了来自美国的金融核弹。
美国为了在高位引爆日本的股市，精心为日本准备了两枚最新研制的金融核弹，正如1945年时轰炸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刚刚造出来的原子弹。这两颗金融核弹分别是“股指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和“股指期权”（Stock Index Option），都属于金融衍生工具。
股指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通俗地讲，就是交易的双方在期货市场上对赌股票指数的涨跌。如果股票指数上涨了，做多的一方就盈利，而做空的一方就亏损，如果股指下跌了，盈亏则相反。而且，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需要100%地支付合同的交易金额，只需要支付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交易了。以10%的保证金比例为例，假设合同约定的交易金额是100万美元，双方只需要各拿出10万美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就可以了，这样就获得了10倍的杠杆。假设股指下跌了10%，那么空方的利润就是100万美元的10%，即10万美元，相对于最初的10万美元本金，实际利润是100%，而多方的10万美元就全部亏光了。
股指期货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研制”成功的，不过由于威力过于巨大，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在美国本土推出针对日本的股指期货。1986年9月3日，日经225指数期货在新加坡金融期货交易所（SIMEX）挂牌交易，1988年9月日经225指数期货被引进到大阪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始了日经225指数期货交易。1990年，美国在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CME）也推出日经225指数期货交易，形成三家共同交易日经225指数的局面。
股指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比股指期货还要再复杂一些。期货是在交易所交易的，但绝大多数的期权是通过投资银行直接在交易所之外完成交易的。美国几大投行（如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所罗门兄弟等）针对日本设计的是日经225指数的认沽期权。这种期权也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赌日经225指数的涨跌，在这一点上和股指期货是类似的。但这种期权的设计是，日本企业向美国投行出售日经225指数的认沽权证，实际上是向美国人出售了一种选择的权利：如果股指下跌，美国人可以按约定的价格向日本企业出售日经225指数；如果股指上涨，美国人可以选择弃权。当然，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一权利，必须向日本企业支付一笔期权费。这在日本企业看来，纯粹是美国人给自己送钱，因为他们坚定的相信股票还将上涨。毫无疑问，如果股指继续上涨，美国人支付给日本人的钱（期权费）就打水漂了。
由于日本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股市还会继续上涨，在美国人为其精心设计的两种金融衍生品上，日本人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做多头，而美国人则是其对手方——空头。而且，期权和期货一样，都是高杠杆的金融工具，可以用很小的一笔资金撬动一大笔交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期权的杠杆倍数比期货还要大。并且，大量的期权交易是在交易所之外由美国投行和日本企业直接完成的，完全不受政府监管，日本政府对于期权交易的规模和方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股指期货早在1988年就已经登陆日本，再加上在新加坡和美国芝加哥还各有一个市场，日本股市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被牢牢锁死了。对于“股指认沽期权”，美国大投行找到了日本金融市场的一只“大肥羊”——保险公司。当时，日本的保险公司手握大量现金正四处寻找投资目标，当美国投行拿出准备好的他们之前闻所未闻的“股指认沽期权”合同后，经过研究他们乐开了怀。在日本保险公司看来，美国投行的人一定是脑子不太清醒，竟然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可想而知，满心欢喜的日本保险公司上当了。
1990年过完元旦，美国人首先在股指期货市场发难，他们在三大交易所大量抛空日经225指数期货，期货价格迅速下跌。要知道，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期货市场的价格往往会成为现货市场的未来价格，因此，期货市场的价格对于现货市场具有指导意义。日经225指数期货的迅速下跌立即影响了现货市场，日本股市随即也出现了快速下跌。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在这里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只要把期货市场的价格打下去，股票市场就会跟着下跌，这比在股票市场买入股票然后集中抛售要容易的多。而且，股指期货的主战场并不是在日本大阪，而是在新加坡，也就是说，美国的第一枚金融核弹（股指期货）是遥控引爆日本股市的，由于不在日本本土，完全不受日本政府控制。
一颗金融核弹已经让日本股市血流成河了，但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防止日本反击，很快美国又隔着太平洋引爆了第二颗金融核弹——股指期权。1月12日，“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 Put Warrants）突然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公司把从日本保险公司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再将其卖给其他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下跌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持有人。高盛之所以把股指期权卖给丹麦王国，就是为了借用她的信誉，有了丹麦王国的承诺，其他投资人就不会担心日本保险公司违约，这样日经指数期权就被其他投资人一抢而空。高盛的做法迅速被其他美国投资银行效仿，所有的“日经指数认沽权证”都变得非常热销。
在两颗远程启爆的金融核弹联合攻击下，日本股市迅速崩溃，在日经225指数走势图上留下了两段“悬崖”一般的惨烈下跌，“悬崖”之下不知埋葬了多少日本国民的希望。
8． 房地产泡沫是怎样捅破的？
1989年时，日本经济已经全面步入泡沫之中，日本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任命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央行总裁。三重野上任后立即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为时已晚。1989年5月起日本央行开始连续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到1990年8月达到了6％，同时，日本央行还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实际已停止新的贷款。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降至7.4%，1991年跌至2.3%。
过激的紧缩政策终于刺破了房地产的泡沫，房价开始下跌。在此之前，国际资本已经获利撤退了。到1993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全面崩溃，日本21家主要银行宣告产生110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1/3与房地产有关。到1997年时，住宅用地价格比最高价时已下跌了52%，商业用地更是下降了74%。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把银行业拖入巨额的坏账泥淖之中。纷纷倒闭的企业，给银行业造成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为了解决银行坏账问题，日本大藏省银行局局长西村正吉，下令让银行破产，原本以为只会倒闭10家，没想到最终倒闭了180家银行，造成金融动荡，西村正吉也因此被称为向银行开枪的人。
9． 金融战败比原子弹轰炸还惨？
“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并不只是股市崩盘和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是全面的金融战败。
首先，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美国资本在日元升值之初时进入日本，在日元升值之后撤出日本。一进一出，套取了日本的巨额外汇，这是美国对日本发动货币战争的第一笔收益。
第二，美国资本进入日本后，推高日本股市，并在高位套现，这是美国的第二笔收益。
第三，美国在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衍生品市场上大肆做空，狠捞一笔，这是美国的第三笔收益。
第四，美国资本进入日本后，推高日本房地产市场，同样在高位套现，这是美国的第四笔收益。
第五，美国利用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远程引爆日本的股市，所制造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又被日本紧缩的货币政策捅破，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双双崩盘引发日本出现金融危机，被迫贱卖当年在美国的投资，这是美国的第五笔收益。熊取谷稔在1990年用8.4亿美元买下的圆石滩高尔夫球场在1998年以8.2亿美元的价格亏本出售，三菱公司在1989年以14亿美元购买的洛克菲勒中心之后则以半价卖回给原主，索尼耗费34亿美元买下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亏损更是高达31亿美元。根据美国和日本专业人士的估计，日本之前在美国的不动产投资亏损超过50%。在艺术品市场的投资，日本的损失更惨。据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当年以50亿美元购入现仍保存于日本各银行手中的画作如今最多能卖出14亿美元，这还没有计算这么多年来的通货膨胀损失。
此外，为了保证在日本获利的美国资本顺利出逃，美国投行还在外汇市场与日本企业签订了大量的日元看跌期权。如果日本政府在国际资本出逃时将日元汇率贬值，无论是国际资本出逃初期的防御型主动贬值，还是因为资本大量集中外流导致日元的被动贬值，这都将导致日本企业因为美国投行执行日元看跌期权而损失惨重。经过反复权衡，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任由国际资本在日元汇率高位顺利逃出日本，相比较而言，这还是损失比较小的一种选择。一直到1995年，日本政府趁着国际资本放松了对日本的注意力，才突然将日元贬值。
在这次针对日本的货币战争中，美国从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对日本发起了全方位的金融攻击，并且在攻击中首次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外汇期权，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之后在其他地区发动的历次货币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10． 失去10年？还是20年？
日本金融的全面战败，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90-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银行厅公布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高达50万亿日元。泡沫的破灭，使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不仅造成投资者信心崩溃和巨额不良资产的后果，而且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持续多年居高不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为摆脱危机，日本银行连续8次降低利润，1995年8月竟降至0.5%，日本进入“零利率”时代。
在随后的10年里，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这在日本失去的十年里，美国经济却一片欣欣向荣。在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90年代，日本股票市场的下跌之惨如同人间炼狱，而美国的股市却上涨得十分欢快，这正是美国发动货币战争从日本掠夺财富的真实反映。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磨擦日益增多，每每遇到事端，国人总是会立即以广场协议后的日本警醒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应当为此感谢日本。[第7楼] 咖啡卡【 · 原创: 山之巅 2011-07-30 23:52 只看该作者(-1) 】 第8章 第八次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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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危机
本章导读：
欧洲为什么想统一？
欧元是怎样诞生的？
为什么欧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致命的死穴？
两德统一怎么就成了欧洲货币危机的导火索？
意大利，从来就没有打过胜仗
英镑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加入欧元？
让索罗斯惨败的德国央行真的赢了吗？
1．欧洲为什么想统一？
在西方人眼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欧洲就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金融。15世纪到20世纪的数百年时间里，在欧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先后崛起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国、强国。最早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接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其中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并在十月革命后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让欧洲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二战结束时，美苏两国就已经全面超越了欧洲各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了战后的世界格局。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苏联被孤立，美国的强大导致全球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从老欧洲转移到美国；同时，80年代末日本正是风光无限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朝气蓬勃，逐渐加大了亚洲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发言权。站在老欧洲的版图上环顾四望，北面是强大的北极熊苏联，西面是地球一霸美国，东面是振翅欲飞的亚洲，一股危机感不由得袭上心头。他们不禁要问：老欧洲到底怎么了？几百年来一直稳居世界之巅，怎么突然就沦为二流国家了呢？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不找出问题并有效解决，老欧洲在地球村的竞争中恐怕还要继续沉沦。
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研究，欧洲各国终于找到了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和当时的世界两极相比较，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太小，并且内耗严重！这种太小不仅体现在国土面积上，也体现在人口上。下面这张表格是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
国家 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
（万平方公里） （万人）
法国 55.16 5,850
西班牙 50.59 3,970
德国 35.70 8,220
意大利 30.13 5,720
英国 24.50 5,882
葡萄牙 9.30 992
匈牙利 9.21 1,021
奥地利 8.93 820
荷兰 4.15 165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法国是老欧洲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约55万平方公里，只比我国48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省略大一些，和重庆市划出之前的四川省（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而四川省在我国各省市的土地面积排名还只是第5位。老欧洲里，德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有8200万人口，这也和四川省差不多，目前四川省大约有8600万人口，在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之前则有近1.2亿人，四川省的人口数量在我国各省市中排名第3。大体上说，欧洲的一个国家，无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只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而美国则拥有9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8亿人口，而当时的苏联更是世界上土地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惊人的2200万平方公里，1991年7月人口约2.93亿，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而且，美国和苏联都是大一统的国家，对外竞争时内部能够良好地协作运行。欧洲则完全不是这样，数百年内来一直内乱不已，两次世界大战欧洲都是主战场。尽管作为每个个体的力量都不弱，但毕竟势单力薄，再加上互相内耗，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竞争中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二流国家。
找到了欧洲衰落的原因，思路就豁然开朗了。如果欧洲各国能够团结起来，一个声音对外，那么团结起来的欧洲就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无论是土地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科技水平和经济规模，欧洲都足以和美苏两国抗衡，成为世界的第三极。
2．欧元是怎样诞生的？
面临生存危机，欧洲各国才想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团结就是力量。但越是简单的道理，做起来越是困难。欧洲各国的团结之路被称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条路曲折而漫长，最早的团结之举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不久。
1948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组成关税联盟，主要是免除关税，开放原料、商品的自由贸易。
1949年5月5日，欧洲委员会在伦敦成立。12月13日，欧洲委员会咨询议会通过决议，建议成立欧洲超越国家的钢铁高级机构，以协调管理西欧各国的钢铁工业。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项声明，提议“把法国、德国的全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各成员国之间的煤钢流通将立即免除一切关税”。这就是“舒曼计划”。舒曼计划由二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人称“欧洲之父”的让莫内起草，是法国外交部严格保密的一份文件，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文件被公布前数小时前才被知会，阿登纳立刻表示同意。德、法两国之前是世仇，两次世界大战中无数两国军人在战场上博命拼杀。煤炭和钢铁在当时被视为极其重要的战争资源，两国能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达成这样的协议充分说明两国捐弃前嫌，都怀有“欧洲再也不要发生战争”的强烈意愿。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六国被视为欧洲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而欧洲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今天的欧盟（EU）。
1957年六国在罗马签署《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1958年正式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旨在创造共同市场，取消会员国间的关税，促进会员国间劳力、商品、资金、服务的自由流通。
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并于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EC）正式成立。
1972年后，爱尔兰、英国、丹麦、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先后加入欧洲共同体。
1973年4月6日，欧共体在卢森堡成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做法，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发行了“欧洲记账单位”（European Unit of Account），其含金量为0.888671克，相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的美元。“欧洲记账单位”从此代替美元，用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结算。
1979年3月13日，“欧洲记账单位”发展成为“欧洲货币单位”（ECU）。ECU的货币价值，是成员国货币价值的加权平均值，其权重根据成员国的国民总值和在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重大小进行确定。也就是说，“欧洲货币单位”本质上是一个由各成员国货币组合起来的货币篮子，就好比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特定的50只股票按照一定比例组合起来就得到了上证50指数。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但英镑却是ECU的组成部分。
1987年7月1日欧洲单一法案生效。
1990年6月签订申根条约，消除过境关卡限制，使会员国间再无国界。
1991年12月，欧共体第46届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份合约中，欧共体（EC）除了改名为“欧洲联盟”（EU）外，还明确规定，最迟于1998年7月1日成立欧洲中央银行，并于1999年1月1日实行单一的欧洲货币，即后来的“欧元”。
《马约》立即刺激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如果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内实行单一的欧洲货币“欧元”，那么欧盟成员国内的交易将不再需要美元，而且欧盟强大的实力完全有可能支撑一个强势的“欧元”，在国际市场上对美元造成严重冲击。这是美国人难以接受的，必须尽可能地阻止“欧元”的诞生。因此，早在“欧元”诞生之前，美国就决定将其扼杀于孕育状态。
3．第一颗地雷——联合浮动汇率制
在1999年之前，欧盟各成员国都使用自己的货币，那么该使用哪种货币作为未来的“欧洲单一货币”呢？这个问题是使欧盟各成员国伤透了脑筋。当时他们提出了三种备选方案：一是实行平行货币，就是在12个成员国主权货币之外再发行第13种货币，平行货币与成员国货币同时流通。但是平行货币的发行会加大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影响物价稳定，因此被否决了。二是在12种成员国货币中选择一种作为共同的单一货币，德国马克是毫无疑问的首选，因为马克的币值稳定、信誉度较高。但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不良记录”令其他国家心有余悸，从心理上各国普遍难以接受；再就是如果选择德国马克也会无法避免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特里芬难题”。因此，第二种方案也被抛弃。第三种方案是使用之前已经在各成员国之间充当结算货币的“欧洲货币单位”（ECU）。与平行货币不同的，ECU最终将替换所有成员国的主权货币，而且ECU将不再是以前的一篮子货币，而是在12个成员国内通用的单一货币。由于ECU是以各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在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重大小来确定价值的，因此，第三种方案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尽管ECU方案得以通过，但是从12种各不相同的主权货币转变为统一的欧洲单一货币，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12种成员国货币之间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所以，必须先把这12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以ECU为“锚”固定下来。当所有的成员国货币相对ECU的汇率固定时，在成员国内部就实现了固定汇率，对外则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浮动。这时就可以按照1：1的比例发行新货币“欧元”来替换ECU，并使欧元流通于所有成员国。这种对内固定，对外一起浮动的汇率制度就是联合浮动汇率制。当然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内部汇率固定，只是一种相对固定，还是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当浮动。欧盟规定了成员国货币与ECU之间波动的最大限度，同时也规定了成员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上下限。例如，德国马克和荷兰盾之间上下波动的界限是2.25%，其余成员国间汇率的波动界限为5%。
联合浮动汇率制，是为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把美国比做一艘航空母舰，那么规模较小的欧洲各国就是一些舢舨，为了能够在风大浪急的海洋中和美国竞争，欧盟的努力就是试图使用统一的欧洲货币把小舢舨焊在一起变成航空母舰。但是在焊接牢固之前，需要先把风浪中起伏不定的舢舨用绳索固定在一起，联合浮动汇率制就是“焊接”之前用于捆绑固定各舢舨的绳索。外汇市场风大浪大，再加上有美国这艘航空母舰在旁边兴风作浪，固定各船的绳索实际上很脆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断裂，小舢舨捆成航空母舰的努力就可能无法实现。
联合浮动汇率制解决了从浮动汇率制到欧洲单一货币的过渡问题，但是也存在致命的漏洞。
首先，联合浮动汇率制导致了良币驱逐劣币。货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而汇率就是国家主权信用的表现。一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汇率就坚挺，货币就有升值的压力，我们将这种货币称为“良币”；而如果经济表现不佳，其汇率就疲软，货币就有贬值的压力，我们将其称为“劣币”。一般来说，主权信用货币的供给都是比较充足的，根据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原理，当“良币”供应充足时，就会驱逐“劣币”，这会进一步加大“良币”相对“劣币”的升值压力。这种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良币与劣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超出规定的上限，从而撕裂联合浮动汇率机制。
其次，在联合浮动汇率制下，不同货币之间的利率差异会引套利交易。联合浮动汇率制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强行维持固定汇率，这样投机者就会卖出低利率货币、买进高利率货币，套取不同货币之间的利差收益。如果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高利率国家，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紧缩政策无效，从而迫使相应的国家放弃固定汇率。
因此，联合浮动汇率制的内在缺陷注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容易遭受货币攻击。
4．第二颗地雷——两德合并
1990年10月，民主德国通过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两德的统一，实现了德国人多年的愿望。1992年时，欧洲各国经济普遍处于衰退时期。为了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英法等国普遍采用了降低利率、扩张货币的做法，但是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太一样。两德统一后，东德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为了支持东德的经济建设，德国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将筹集的资金大量投向东德地区。而东德经济建设的强大需求又引发了通货膨胀，为了抑止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刚好与其他国家的利率政策相反。
（右图为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时刻，次年两德统一）
1992年时，美元利率正处于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德国为了应对国内的通胀却不得不在7月16日把利率提高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两者之间的利差高达6.5%，这造成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那意味着，欧盟内部要保持固定汇率就必须使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也要兑美元同样升值，但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并不具备像德国那样支持高汇率的国内经济及利率水平，这为之后的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由于德国马克的升值，其他成员国的货币相对德国马克不断贬值，已经威胁到欧洲对内固定、对外联合浮动的货币机制，欧盟各国决心捍卫联合浮动汇率机制。7月28日，欧共体（当时的名称还是欧洲共同体，1993年改称欧盟）12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召开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公报，公报称：排除在欧洲货币体系范围内改变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并决定积极执行1987年签订的关于允许各国央行不必等到某种货币超出浮动范围就可以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协议，使各成员国汇率保持稳定。这实际上是12国政府联合向全世界保证：欧盟内部的固定汇率制不会改变。外汇投机者在汇率波动风险上的后顾之忧被彻底解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套取不同货币的利差收益，于是国际资本蜂拥而入，纷纷买入高利率的德国马克而抛弃其他欧洲货币。
5．猎杀，总是从弱者开始
最先倒下的是北欧的芬兰。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换成德国马克，为了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芬兰央行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储备十分有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到1992年9月份，芬兰央行已经无力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比价。9月8日，芬兰政府被迫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自由浮动。
英法政府对芬兰马克的退出深感忧虑，建议德国适当降低利率，以减轻其他成员国货币贬值的压力，但德国政府认为芬兰马克脱钩微不足道，拒绝了英法两国的建议。9月11日，德国央行行长施莱辛格甚至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这更加鼓舞了投机者的信心。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在综合国力上要明显弱于英、法、德等国家，意大利里拉一向也被人视为“软货币”。芬兰马克的退出，就使得意大利里拉变得格外突出，国际资本决定对里拉发动攻击，就像狮子捕猎时总是寻找猎物中的老弱病残。
在此之前，国际资本就已经在推动意大利里拉贬值，并为里拉的贬值构筑了陷阱。投机里拉贬值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先在市场上大量借入里拉，然后在高位抛出，打压里拉的汇率，在里拉贬值后再买回来偿还借款。再就是使用外汇期权，以当前较高的市场价格签订里拉认沽期权，在里拉贬值后执行期权获利。为了配合对意大利里拉的打击，著名评级机构美国穆迪在1992年7月将意大利债务评级由AA1下调至AA3。
为了维持里拉与德国马克的汇率，意大利不得不一再提高里拉的利率。9月7日和9日，意大利连续两次提高银行贴现率，从12%提高到15%。但是意大利脆弱的经济无法承受这么高的利率，提高利率不仅不能提振人们对里拉的信心，反而引发人们高利率对意大利经济损害的担心，里拉继续贬值。9月12日，里拉跌到了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对德国马克的下限。9月13日，欧共体宣布对11种货币的汇率进行调整，意大利里拉贬值3.5%，另外10种货币则升值3.5%，里拉实际贬值7%。
即使是贬值了7%，里拉仍然被高估，投机者继续发动猛烈攻击，疯狂抛售里拉。而且，之前里拉贬值7%让国际资本收获颇丰，这反而增加了国际资本继续攻击里拉的子弹。意大利央行被迫大量买进里拉，以维持里拉的汇率稳定。经过不到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意大利央行几乎耗尽了其400亿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再也无力维持里拉的汇率。
9月17日，意大利宣布关闭官方外汇市场，里拉实行自由浮动，并且将浮动时间无限期延长。此役，意大利里拉完败。
6．英格兰银行永远不会原谅谁？
击败了意大利里拉，国际资本的实力得到大大加强，信心也大受鼓舞，于是他们又把枪口瞄准了下一个猎物：英镑。
1992年年初时，1英镑＝2.95马克。由于国际资本的不断套利，英镑汇率不断下跌。到初夏时，1英镑＝2.85马克。
为了维持英镑的汇率，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都不断发表一些关于汇持英镑汇率的声明。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
8月下旬，1英镑＝2.80马克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同一天，莱蒙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也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的这句话，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反复研究莱蒙的这句话，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开始给自己留有后路呢？索罗斯的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在“融入老欧洲还是紧抱美国大腿不放”的问题上英国一直犹豫不决，国内也有不同声音。在批准《马约》上英国就迟于其它国家，而且还是勉强批准的。甚至后来在欧元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还预言欧元不出三年就会翻车。尽管当时执政的英国首相梅杰全力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但国内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反对党的声音不避免地对英国的态度产生影响。
9月初，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解除了对英镑的保护。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二战中德国侵略英国时，英国人依赖美国人的帮助取得了胜利。但是，1992年当伦敦遭受美国发起的货币进攻时，为了守住英镑，英国人却需要得到德国人的庇护！
索罗斯立即对英镑发动了总攻，他向英格兰银行密集抛售了大约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买入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通常会促进该国的出口，从而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而一国货币的升值则往往导致该国股市的下跌。因此，索罗斯还买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在德国股市抛空股票。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镑也许还能挺得住，但不幸的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他美国资本早就想趁火打劫了。索罗斯的行动引发了大量的跟风盘，英镑被大量抛售。对冲基金与英格兰银行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到9月15日，英镑汇率下跌到2.78马克。
9月16日早晨，为了守住2.778马克的底线，英格兰银行宣布将最低贷款利率由10%提高到12%，并在半天内抛售40%的外汇储备买进英镑，试图扭转已经持续数月的英镑颓势。在此举没有立刻取得效果时，英格兰银行再次将利率提高3%，达到15%。
英国政府到这时候都还没有搞明白英镑贬值的真正原因，只是简单地将英镑贬值的原因归结为利率差。其实，利率差导致汇率差只是个表面现象，两德统一造成的德国经济实力增强打破了欧洲力量的均衡、僵硬的联合浮动汇率制以及欧洲单一货币计划威胁到美元地位才是欧洲货币机制遭受攻击的根本原因。
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大幅提高利率，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英国政府此举就是为了提高英镑的吸引力，但是过高的利率反而使人们认为，这将使英国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引发更加猛烈的抛盘。到当天收盘时，英镑跌到只有2.64马克，英格兰银行被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彻底打垮。在此过程中，德国央行最终没有为英国护盘。英国财政部长莱蒙不得不宣布英镑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浮动，并取消最近的两次加息。
在英镑贬值中，对冲基金获利惊人。根据1994年美国听证会的材料，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由于在此役中获利10亿美元以上，如果加上狙击里拉、法郎的收益，量子基金在欧洲货币危机中获利高达20亿美元。除索罗斯外，布鲁斯卡瓦纳获利3亿美元，保罗约翰斯获利2.5亿美元。美国许多外汇交易银行也在其中赢得，而英格兰银行则损失惨重，英国至今未能加入欧元区。
索罗斯因此一战成名，成为许多国家闻之色变的金融大鳄，英国兰银行则发誓说在他有生之年都不会原谅他！
7．法郎保卫战
美国对冲基金挟战胜英镑之威，迅速扫荡了欧洲货币体系的一些外围货币，瑞典克朗、挪威克朗、葡萄牙埃斯库多先后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比塞塔、爱尔兰镑等货币纷纷贬值。除了居于欧洲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的德国马克，就只剩下法国法郎了。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是整个欧盟的经济大国。如果把欧洲货币体系比做一幢大厦，那么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就是支撑起整座大厦的最大的两根支柱。如果说连法郎也失守了，那么欧洲货币体系就土崩瓦解了。因此，法郎保卫战是整个欧洲货币危机中交战双方最为核心的战役。
1992年9月18日，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下，法郎同马克的比价跌到了欧洲汇率机制规定的最低限，法兰西银行被迫关门半小时。
9月21日，为了维持汇率，法兰西银行一天之内就买入了510亿法郎。到此时，法国已经动用了除黄金以外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
9月23日，法兰西银行宣布提高利率，但仍然无法阻止法郎贬值。
德国可以不在意芬兰马克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坐视里拉沦陷，也可以毫不留情的抛弃英镑，但德国绝不会任由法郎贬值。1993年元旦刚过，对法郎的攻击就进一步增大，仅1月4日一天，德国联邦银行就买进了100亿法郎，法兰西银行则买入了250亿法郎。法国的外汇储备此时已经不足280亿法郎了，法郎危在旦夕！
国际资本对欧洲各国的发动的货币战争，主要是抛售其他各国货币而买入德国马克。德国因为支持东德经济建设而引发通货膨胀，为抑止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而提高了利率又导致德国马克升值和国际资本涌入，国际资本的涌入又扩大了德国的货币供给，从而进一步促进通货膨胀。因此，德国当时的经济陷入了一个“通货膨胀－提高利率－马克升值－外资涌入－货币供给增大－通货膨胀”的循环怪圈，境外资本的涌入导致其紧缩货币的利率政策失效。但德国最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断拒绝其他成员国的降息要求。其他成员国为了维持本国货币汇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不得不一再提高利率，从而进一步损害自身的经济发展。因此，德国采取的高利率政策，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实在是一场灾难，英镑就是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其他国家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反复权衡，德国政府决定降低利率。1993年2月4日，德国联邦银行宣布降低利率，贴现率由原来的8.25%降低到8%，抵押贷款利率从原来的9.5%降低到9%。德国降息后，欧洲各国弱势货币对马克的汇率普遍上升，各国得以稍作喘息。
由于德国降息，马克出现了贬值的可能性，国际资本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德国来说，降息固然能够减轻由于外资涌入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但降息却增加了国内经济扩张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德国对于降低利率十分谨慎，轻易不肯降低利率。
7月，国际资本再度发起攻击，法郎保卫战进入惨烈的最后阶段。7月28日，德国联邦银行再度降息，但由于降息幅度太小，市场没有太大的反应。7月22日－29日，短短一周内，法兰西银行共买入1000多亿法郎，其外汇储备降为负28亿法郎。此时，德国联邦银行已经借给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将近2000亿法国法郎。
自此，各国耗费巨额外汇储备，所有手段都已用尽，付出巨大代价后回到原点。
1993年8月3日，欧盟12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在中心汇率的基础上，将法国法郎、比利时法郎、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爱尔兰镑6种货币的浮动幅度扩大到上下各15%，德国马克、荷兰盾、卢森堡法郎3种货币维持上下各2.5%的浮动幅度。联合浮动汇率制实际上已经崩溃，转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此后，法国法郎等欧洲货币对德国马克、美元等货币的比价大幅下跌，国际资本又赚得盆满钵满。
8．索罗斯的惨败与掠食者的胜利大逃亡
国际资本的获利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因为在前几场战役中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德国，尽管他们在其他欧洲国家已经获利了结，但涌入德国的资金还没有来得及撤离。这些投机资金进入德国的成本也很高，其中相当数量的资金是在德国马克升值中进入的。此时他们推高马克升值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必然要再换成其它货币（例如美元）逃离德国。因此，对于德国来说，趁着国际资本尚未撤离之时，立即主动贬值，围歼这些境外资本。
举例来说，假设投机者进入德国时是1美元换得1马克，在马克升值后1马克可以兑换1.2美元，这样投机者就获得20%的利润，而德国则会损失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如果德国在投机者出逃之前主动将1马克贬值到0.8美元，投机者撤离将亏损20%，投机者的亏损就会成为德国的盈利。
因此，国际资本并不是没有破绽和不可战胜的。对此，索罗斯明察秋毫。他认为，欧洲内部的固定汇率制已经结束，德国没有必要为了维持马克的汇率而不惜血本，德国马克应该立即贬值以围剿投机资本。早在1993年6月时，索罗斯就断言德国马克将会贬值，并写信把自己的对马克即将贬值的预言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打垮英格兰银行之后，索罗斯名气太大了。他的观点一经发表，市场迅速做出反应，德国马克汇率从6月11日的80美分跌到6月25日的59美分，量子基金因此而获利约4亿美元。一篇文章就为他赚得4亿美元，索罗斯决定发起更大的行动。
1994年初，索罗斯开始斥巨资卖空德国马克，当时传言他卖空了3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不仅如此，索罗斯预测德国马克贬值将利好其出口，他还大量买进了德国出口企业的股票，以求获得股市、汇市的双重收益。刚开始的时候，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有一定的下跌，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应该说，索罗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名气太大了，德国央行似乎产生了逆反心理，决定要维持汇率。也许是因为国际资本在衍生品市场对德国马克贬值布下的陷阱让德国人感到恐惧，也许德国人认为只要打垮了索罗斯，就是砍倒了制造欧洲货币危机的国际资本的一杆大旗，这样就算取得了胜利。总之，德国人决心维持马克的汇率，并教训一下索罗斯。德国的经济实力比1992年时被索罗斯击败的英国要强大的多，在德国央行的坚持下，德国马克最终维持了坚挺的汇率，这让索罗斯在汇市与股市上遭受双重打击，损失惨重。
但是，在索罗斯被德国央行击败的同时，无数中小投机者得以在高位顺利大逃亡，德国央行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9．危机之后
来自美国的金融资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发动的攻击，造成了1992－1994年的欧洲货币危机。这次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次噩梦，在危机中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法国法郎等多国货币先后被攻克，直接造成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崩溃，沉重打击了人们对于欧洲单一货币的信心，欧元的正式发行被迫推迟到了《马约》规定的最后期限——1999年1月1日才得以实现，而且英镑至今游离于欧元体系之外。由于英国至今未能加入欧元区，这使得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经常与美国靠得更近，而不是欧盟，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美国还在这次危机中攫取了巨额收益，补贴了美国的经济。
尽管欧洲货币体系在欧洲货币危机中遭受重创，但欧洲人并没有放弃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欧元最终于1999年在11个成员国流通，并在2002年1月1日完全替代欧元区内的所有货币。在2000－2008年，希腊、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先后加入欧元区。目前欧元区共有16个成员国，超过3.8亿人直接使用欧元。
欧元的成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项巨大成功，此后，欧盟又推动《欧盟宪法》，尽管《欧盟宪法》在法国、荷兰等国的全民公投中遭遇失败，但2009年11月3日《里斯本条约》的通过，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又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欧盟选举了自己的“总统”和“外长”，欧盟也越来越像是一个国家。也许将来真的有一天，欧洲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欧洲人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梦想，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文学大师雨果在1849年的那段话：“早晚有一天，这个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建立情同手足的兄弟关系；早晚有一天，除了思想斗争，不会有任何其他战场；早晚有一天，子弹和炸弹会被选票所代替”。
2009年12月13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在《里斯本条约》签署后合影留念。[第8楼] 咖啡卡【 · 转贴 三点 2011-07-30 23:57 只看该作者(-1) 】 8[第9楼] 咖啡卡【 · 原创: 山之巅 2011-07-30 23:58 只看该作者(-1) 】 第9章 第九次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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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风暴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失去头雁的雁队很危险？
原来一国经济的繁荣也可以是“吸毒”带来的幻觉！
抵抗还是投降？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望风而降，国际资本家却十分愤怒？
中国传统智慧怎样在香港保卫战中巧败国际资本家？
世界银行代表谁的利益？
索罗斯真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吗？
1．为什么失去头雁的雁队很危险？
从70年代后期起，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再买来廉价的零部件，生产加工后将成品销往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日本的这种全球供应链为欧美提供了产品，同时也带动了东亚的经济腾飞，先后涌现了一批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和亚洲四小虎（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亚洲的经济发展链条上，日本就像一只头雁，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四小龙，再次是亚洲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这就是“飞雁模式”。
90年代初，日本股市崩盘、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在被国际资本洗劫之后，日本经济陷于衰退。为了避开国际资本在外汇市场上布下的日元贬值陷阱，日本一直维持日元汇率的相对稳定，直到1995年才趁国际资本不注意迅速贬值。
在飞雁模式中，日元的贬值就像是领头雁一个俯冲突然从国际资本的视线中消失了，头雁之后的其它亚洲各国货币就暴露了出来，成为国际资本新的目标。
2．东南亚国家的“毒瘾”——外资依赖综合症
1995年日元突然贬值，导致亚洲各国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以泰国为例，1995年泰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23%，1996年的增长率几乎下降为零。
为了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东南亚各国采取了“引进外资”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但利用外资是有成本的，如果是借债，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是让外资做股东，则股东盈利后会将利润汇出。到1997年6月底，韩国欠14家外国银行的债务就达到1343亿美元。
外资的涌入在短期内可以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因为刚开始时利息负担还比较小，也还没有大量利润汇出的情况，而投资、消费都会比较旺盛，就业也比较充分，这时的经济至少在表面上是繁荣的。资本是逐利的，当外资数量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其向外汇出的利润与收取的利息就会成为吞噬财富的机器。
并不是说“利用外资”的策略一定错误，而是说利用外资要有所取舍，而且必须有度。如果利用外资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这种对外资的利用就是有益的。相反，如果利用外资只是用来推高房地产的价格或者股票的价格，吹大经济发展中的泡沫，哪怕名义上能够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仅没有产生一分钱的真实收益，还会支付高昂的资金成本，这种外资利用就是有害的。
遗憾的是，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犯了拉美国家十年前同样的错误，大量的外资被用来制造经济泡沫，或者被消费掉，利用外资的成本最终大大超出了所获得的收益。利息的支付和外资利润的汇出，又会导致更大的外资需求。这样，东南亚各国就患上了“外资依赖综合症”，就像人吸食了毒品欲罢不能，而且剂量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终有一天会崩溃。就这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实力逐渐被掏空，只是在表面上还依赖外资持续流入和经济泡沫维持着虚假的繁荣。如果有一天外资不再流入，而且集中外逃，那么危机就爆发了。
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上游弋，就像鲨鱼在海洋中巡游，他们从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猎杀的机会，更何况是已经虚弱但口袋里还有不少美元的东南亚。这一次，国际资本为了围捕猎物做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作战资金、作战人员，还是作战武器。
3．奋起抵抗，三国壮烈牺牲
打头阵的依然是对冲基金，而且是曾经成功狙击英镑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早在1997年年初时，索罗斯就已经潜入了完全不设防的泰国。泰国在1989年开始推行金融体制改革和开放金融市场，1992年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放松了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私营部门向外贷款、外国投资等方面的管理。当时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以来盲目与国际接轨，陆续开放了金融市场。这为国际资本的潜伏、发起攻击以及获利后的撤退提供了条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奋起抵抗但损失最为惨重的是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
1997年1月，各对冲基金潜入泰国，逐步建立沽空泰铢的仓位。
2月14日，美国穆迪资信评级公司宣布降低泰国长期外汇评级。消息传出，泰国外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索罗斯麾下的量子基金立即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进攻。他们大规模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为了维持泰铢的汇率，泰国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买入了大约120亿美元的泰铢，同时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并大幅提高泰铢的利率。三管齐下，泰铢汇率才得以暂时稳住脚跟。
5月份，之前泰国引入的外资开始大规模撤退。本来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资本从来就是趋利避害的。但对于泰国为说，这根本就是落井下石，在泰国最需要外资的时候，他们却撤走了。很难说这些撤离的外资究竟是嗅到了外汇市场的危险气息，还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或者根本就是与对冲基金的密切配合。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但外资的集中撤退使得泰国经济雪上加霜，泰铢岌岌可危，泰国开始对资本进行管制，不过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6月，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攻击，泰国央行竭力死守，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时都可能弹尽粮绝。就在双方战斗最激烈的时候，6月27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或者更多的可能性”。文章引起投机者的大量跟风盘，抛空泰铢。作为回应，6月30日，泰国总理在电视上发表强硬声明：“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
不过，泰国总理的强硬声明缺乏实力支撑。7月2日，泰国央行弹尽粮绝，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随后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
8月5日，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彻底崩溃。
（右图为泰铢兑美元汇率）
泰铢的溃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外汇市场上东南亚各国货币抛售如潮。7月11日，菲律宾对比索的大规模干预失败，宣布放开比索与美元的比价，比索开始大幅度贬值。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对冲基金横扫东南亚，并一路挥师北指。7月15日，起亚集团宣布无力偿还其10万亿韩元的债务，韩国股市大跌。8月19日，韩元对美元的比价跌破900，创下901韩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韩国央行随即入市干预。
10月，韩国股票综合指数跌破600点大关，月底，美国穆迪公司降低韩国4家银行的信誉等级。10月28日，韩元的收盘价跌至953韩元兑1美元。
11月1日，韩国中央银行一名官员说，韩元绝不会跌破1000韩元兑1美元这一心理承受大关，以显示韩国央行维护韩元汇率稳定的决心。作为回应，1l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韩国的外汇储备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文章，暗示韩国硬通货的数量将不足以保护韩元的汇率稳定。第二天对冲基金就针对韩元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大量韩元被抛售，韩国央行奋起抵抗。
为了制造恐慌，引起更多的跟风盘。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经济混乱引起韩国的担心》，声称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界人士私下认为韩国可能成为“第二个泰国”。
11 月11日，韩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只剩下38.4亿美元，而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亿美元。
韩国央行很快就招架不住，到11月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000大关，达到创纪录的1008.60∶1。
11月18日，韩元跌至1012.80韩元兑1美元，韩国外汇储备见底，中央银行建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11月19日，韩国中央银行宣布自次日韩元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由2.25%放宽到10%，韩国财政经济院长官姜庆植辞职。
11月20日，一天时间就把10%的幅度跌个精光，兑美元的汇价达到1139元的新低点。韩国向日本政府求救，但当时日本的金融机构也被卷入危机自顾不暇，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亚马驰四天后破产，日本政府爱莫能助。据传，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曾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借用一些外汇储备帮助韩国度过难关，但中国政府考虑到本国金融安全拒绝了这一要求。
11月21日，韩国政府被逼无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趁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韩国政府一时难以接受，双方僵持不下。
11月22日，韩国总统金泳三发表电视讲话，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难题向人民道歉，他还呼吁人民束紧腰带，厉行节约，以克服当前的危机。
由于韩国政府未能立即答应IMF提出的一系列贷款附加条件，国际资本对韩国穷追猛打，一方面继续在外汇市场狂抛韩元，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唱空韩国。11月28日，美国穆迪公司调低韩国的信贷评级，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级调低到A3级，银行外汇存款评级从A2级降低到Baa2级，短期债务评级从原来的“优惠－2级”降低到“优惠－3级”。这对于韩国简直是致命一击！
12月3日，无路可走的韩国政府与IMF签订了总额为55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这实际是一个“打包贷款”，并非只有IMF一家出资，但所有的贷款均记在IMF名下。其中由IMF提供210亿美元备用信贷，世界银行提供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提供40亿美元，美国承诺贷款50亿美元，日本则承诺贷出100亿美元，其它国家提供50亿美元。
当时正值韩国大选，在任总统金泳三即将卸任，未来的总统将在两名候选人金大中和李会昌之间产生，为了确保签署的合同不会被韩国单方面撕毁，在IMF的坚持下，金泳三、金大中、李会昌三人均在合同上签字保证，韩国这才拿到援助贷款。
IMF的援助贷款附加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包括：允许外国银行拥有韩国银行50%股权，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开业，把1998年的经济成长率压缩至3%（过去均为8%），保证中央银行独立“作业”不受政府干涉，并使各银行作业透明化，逼迫作业不良的金融机构关门大吉等。尽管IMF的条件十分苛刻，但已经是“刀架在脖子上”的韩国几乎无条件地接受了IMF的各种要求。这让韩国各界十分不满，韩国把与IMF签署协议的12月3日称为韩国的“国耻日”。
从11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吹响总攻韩元的号角，到12月3日韩国几乎无条件地向IMF“投降”，仅仅29天。还不到一个月，韩元就在国际资本的联合围剿下土崩瓦解了。而且在此之后，韩元仍然继续大幅贬值，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上图为1991年以来韩元对美元年均汇率（1美元=？韩元报价）
数据来源：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研究处
印尼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重灾区，所受到冲击比泰国和韩国还要严重得多。在1997年6月时，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为2380：1，此后就步入了贬值通道。
8月23日，印尼盾贬值到历史低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援助，IMF为印尼开出了“药方”：要求印尼开放金融市场，提高利率，削减政府支出。
9月，印尼盾兑美元跌破3200：1。
10月，印尼盾兑美元跌至3600：1。
11月，印尼盾跌势稍缓，月底收报1美元兑3715盾。为了使印尼时任总统苏哈托相信IMF的“药方”是有效的，在11月的第一周，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还继续给苏哈托灌迷魂汤：他宣布IMF已经成功地将印尼从亚洲从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拯救出来。
12月，印尼盾就跌到了5500盾兑1美元。
1998年初，印尼金融形势再度恶化。眼看印尼在服了IMF为其开下的药方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
笔者在第三章介绍过联系汇率制，这是一种货币局制度。如果实行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那么印尼盾就成了“变形的美元”，尽管这会让印尼失去货币主权，但其汇率制度本身抗攻击能力较强。这一点在本章稍后的“香港：最后的堡垒”里展开解释。印尼政府的计划将会大大降低对印尼盾的攻击受力点，立即遭到IMF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为了逼迫印尼政府就范，IMF甚至威胁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
随后，国际资本加大了对印尼盾的围剿，印尼盾迅速贬值。在多方压力下，4月8日，苏哈托被迫接受IMF的经济改革方案，印尼政府实行联系汇率制的计划流产。
IMF为印尼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印尼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并对公务员进行裁员，提高油价和电价改善财政赤字，但是这些政策造成了印尼的政局动荡。5月21日上午9点，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32年的印尼铁腕人物苏哈托用缓慢而颤抖的声音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到1998年7月，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跌到14150：1，和一年前相比，贬值幅度高达80%。
上图为1991年以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1美元=？印尼盾报价）
由于贬值了80％，以外汇计价的债务就变成了原来的五倍，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资产负债状况很好的企业也会陷入破产境地，外资趁机进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印尼的企业。
4． 望风而降，新台苟全性命
国际资本在亚洲金融市场掀起的滔天巨浪，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新加坡和台湾，而且新加坡有7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台湾的外汇储备更是高达900亿美元，国际资本怎肯放过这两只“肥羊”？
对冲基金又故伎重施，预先布置了新加坡元和新台币的外汇远期和外汇期权空头陷阱，然后大规模抛售新加坡元。由于被预设了货币贬值的陷阱，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再考虑到经济稳定，央行都会动用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泰国、韩国都是这样的思路，只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能够抵挡住国际资本的进攻。90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的思路，基于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量的外汇储备，日本最终维持了汇率稳定。对于日本来说，守住了日元汇率，损失的是外汇储备，但国际资本埋伏的衍生品空头仓位就全打水漂了，国际资本并不是100%的胜利。泰国、韩国和印尼则要悲惨得多：前面像日本一样固守汇率，但最终又没有守住。国际资本不仅通过外汇市场的高卖低买掠夺财富，而且被攻击货币贬值后在衍生品空头市场上大快朵颐。
国际资本的如意算盘就是像对付泰国那样撕碎新加坡和台湾，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华人智慧”。华人的传统文化就告诉我们面对强敌时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货币非常像水。水是世间最柔软的，但也无坚不摧，货币也是这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治水宜疏不宜堵，越堵反而越泛滥。
对新加坡元的攻击非常不顺利，因为新加坡根本就没有抵抗！这完全超出国际资本的预料。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他“乐于让市场决定”新加坡的汇率，对混乱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打个嗝儿”。
台湾也非常有意思。面对气势汹汹的对冲基金，台湾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一下抵抗，就顺势“投降”了。11月21日这天，台湾央行就在实质上放弃了抵抗，任由新台币兑美元跌破30：1。此后，台湾对于新台币贬值的抵抗基本上停留在口头形式上，不断由台湾央行总裁许远东和经建会主委江丙坤反复强烈“新台币已经超贬了”，但很少拿真金白银出来“喂给”对冲基金。从7月份遭受攻击到11月底，四个月的时间里，拥有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台湾央行，一共只损失了70亿美元。
新加坡和台湾的选择是一种损失相对较小的选择，尽管无力拯救股市和房地产的下跌，也无法阻止国际资本在衍生品市场的空头仓位获利，但最起码他们保住了外汇储备。对冲基金为了发起攻击，事先买入了巨额的新加坡元和新台币。由于新加坡和台湾“望风而降”，汇率贬值速度很快，这些预先潜入的资本中很大一部分来不及撤退，也随着汇率的贬值而一起贬值，损失也很巨大。
这种不战而降的策略，使得操纵国际资本的美国资本家大为恼怒。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卡特政府时曾任财政部助理部长的柏格斯坦强烈指责中国台湾是导致亚洲“第二波”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台湾有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能力打击投机商，但却在采取“最小幅度防范性努力”之后就放弃了。他指责新台币的贬值引发了全球性股市恶性循环，引起了华尔街的抛售恐慌。
美国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内中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新加坡和台湾迅速贬值本币，正是在咬牙承受衍生品割肉之时，摧毁即时换汇交易而流出套利的外资。在有大批的国际资本通过衍生品获利之时，一定有大批的国际资本在即时外汇交易中蒙受损失。
新加坡和台湾的“投降”策略，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保存了实力，避免了像泰国那样被国际资本席卷一空的悲剧。事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新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下跌了10%，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加坡成了一艘没有遇难的船只，或者像一棵没被吹倒的树，只是失去几根树枝、几片叶子而已。
5．为什么对冲基金在香港会惨败？
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屡屡得手，似乎已经强大到不可战胜。他们对香港也发动了攻击，气焰嚣张地把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称为“超级提款机”。
前面提到过，香港实行的是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这种货币局制度本身的抗攻击能力较强。在货币局制度下，香港没有中央银行，只设有金融管理局履行相关职责。金管局本身也不发行港币，但对港币的发行进行监管。香港一共有三家发钞银行，分别是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根据规定，发钞行发行港币之前必须向金管局缴纳美元，每缴纳1美元就可以发行7.8港元；相反，银行也可以持港币按相同比例向金管局兑换美元。也就是说，市场上的每1元港币在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中都有足额的美元与之对应。可以粗糙地理解为每7.8港元就是1美元，100%的外汇储备就决定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本身具有较强的抗攻击能力。
当然了，联系汇率制也并非完全没有漏洞。就算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与港币的基础货币是100%对应，如果对冲基金大量抛售港币兑换美元，那么发钞行将不得不向金管局兑换美元。对于港府而言，这实际上是回笼了市场上的港币，造成通货紧缩。最极端的假设是，如果所有的港币都被抛售，那么香港的外汇储备将被耗尽，而市场上的所有港币将被回笼，港币从香港消失，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只要金管局回笼的港币足够多，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从而引发利率飚升、企业破产和银行挤兑，一样是灾难性的后果。如果金管局宁可企业破产、银行倒闭也坚持维持汇率，那么结果是两败俱伤。而港府不可能为了挫败对冲基金做出这种同归于尽的选择，那么在搏杀到最激烈的时候就只能放任港币贬值以求自保，这样就达到了对冲基金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资本对香港发动的金融攻击并不仅仅是为了洗劫香港，他们更大的目标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威胁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屡屡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就是这种大背景下在国际上被大肆鼓吹的。1994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对中国进行了汇率改革，大力推动中国的外贸出口，使中国经济发展提速。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亚洲各国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尽管未变动，但就相对于其他国家升值了，这对中国的外贸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当时由于中国的金融管制还比较严格，再加上人民币也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国际资本对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无处下口。面对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局面，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主动贬值人民币，保护自己的外贸出口。但问题是，人民币贬值会对香港造成严重打击。1997年7月1日，香港才刚刚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会变。第二天泰铢就崩溃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港币随后也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香港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央政府绝不可能一面临危机就抛弃香港。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攻击香港就是试图绑架中国大陆。只要咬住了香港，就咬住了人民币。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就必然打击中国大陆的出口，把中国大陆拉下水。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国际资本才紧紧咬住港币不放。
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大肆沽售港元，对港币发动了三次进攻，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期间，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3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面向众多海内外媒体做出承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不会贬值，而且必要时中央政府将不惜动用外汇储备支持特区政府。当时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6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中央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大约14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对港元发动了第四次冲击。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从银行借来大量港元在市场上抛售。这一天，国际资本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如数吸纳，将汇率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8月6日，对冲基金又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再次接下全部的港币抛盘。国际资本连续的大规模抛售港币，已经抽紧了港币的银根，港币资金紧张导致利率飚升，股市大跌。面对这种情况，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再现威力。按照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原理，特区政府用外汇买入的港币已经退出流通市场，应当冲销，不能再进入银行系统。但是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拘泥于这些教条，而是将买入的港币作为财政储备直接兑换给特区政府，然后再由特区政府转存于商业银行。这样，这些港币在金管局的手中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商业银行，重新进入了流通市场，从而使银根宽松，稳定了市场利率。这一神来之笔，完全出乎国际资本的意料。
8月7日，对港币的狙击进入第3天，对冲基金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全部买进，然后兑现给特区政府，再由特区政府转存到商业银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对冲基金突然发现，无论他们抛售多少港币都无法抽紧香港的银根，因为这些港币在金管局的手上转一圈就会再进入商业银行体系。他们意识到，再继续抛售港币就是在做无用功，港币贬值已经没有希望，而且他们还要为借来的港币支付利息。于是对冲基金迅速决定转移战场，把主攻方向从汇市转移到股市。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香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泡沫。1997年8月时达到历史高点16820.30点，当时香港已经是“全民炒股”。随后，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港币不断下跌。
1998年8月6日，恒生指数以全天最低点7254点报收。随后几天跌破7000点大关，到8月13日跌到6600点，对冲基金在股指期货上建立的大量空头仓位已经斩获不少。
特区政府决定反击。8月14日，股市开盘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市、期市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为了支持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坐镇香港，要求驻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同时还调动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生指数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股指期货，恒指全天上涨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香港特区政府选择8月14日进行反攻，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也恢复稳定。
当对冲基金把攻击方向从外汇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时，国际资本就已经失去了对港元的攻击能力，而港府则成功地把一场港元保卫战变成了一场股市攻防战。在股市攻防战中，港府赢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因为对冲基金要打压香港股市，无论是抛空香港的股票，还是在香港期货市场上建立股指期货的空头合约，都必须以港币进行交易。对冲基金首先得把美元兑换成港币，才能入市交易，而兑换港币时支付的美元则成为港府的资金，增强了港府的资金实力。对冲基金后来惊讶的发现，自己调集的资金越多，对方的反击也就越强，每次为打压股市增援的资金，在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会同样壮大对手的力量。这简直就像是在用头撞墙，撞击的力量越大，反击的力量越强，自己的头越痛。
股指期货上的战斗更有意思。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不一样，不需要全额支付合约金额，只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了。对冲基金非常善于利用期货市场的杠杆来撬动股市，但这回股市被港府稳稳托起，所投入的资金就被套住了。但是，期货市场有时也可以和股票市场背离，只要还没有到交割期限，资金多的一方就完全有可能依赖资金优势把期货价格强拉到有利于自己的一方，从而造成对手方的爆仓，这样不仅可以解套，还可以把对手的钱都“盈”过来。因此，在期货市场上的较量，主要是看交易双方的资金实力。
对冲基金的资金实力很强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是他们的对手方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香港特区政府，背后还有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一方面在股市上继续推高股票指数，另一方面修改法令提高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给对冲基金的资金造成压力。而且，这次是政府操盘，又有中央政府做信用背书，特区政府的股指期货买单完全不需要缴纳保证金。对冲基金无论抛出多少股指期货的空单，特区政府这边只需要在电脑上敲一串数字全部接下来就可以了。因此，港府一边在期货市场不需要花钱，只需要在电脑上敲数字紧紧“吸住”对冲基金，不让其逃脱，另一边只要在股市上一门心思把股指打上去就可以把对冲基金的股指期货空单全部拉暴。对冲基金有苦难言。
8月28日是股指期货结算日，对冲基金有大量股指期货空单在这一天到期结算。如果在这一天如果股指能够稳住或者继续上涨，对冲基金就将损失数亿美元甚至十多亿美元；反之，如果股指下跌，港府就要输掉几百亿港币。特区政府决定在这一天围剿对冲基金。
8月27日，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索罗斯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为了打击对冲基金，港府要求香港企业要优先借股票给政府，香港几大财团都不敢借股票给对冲基金，这就使得对冲基金没有足够的股票来打压股市。
8月28日，对冲基金犹做困兽之斗，当天双方在股票市场上的激烈战斗远比前一天更加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790亿港元，比香港股票市场成交量的原历史最高记录(467亿港元)高出70%。最后，恒生指数以7829点报收，比前日跌93点，但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港府全力顶住了对冲基金空前的抛售压力，当天股指期货成交数目达四万四千张。
9月初，出现大量远期美元沽盘，国际资本开始在外汇市场平仓离场。香港特区政府取得了港元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据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估计，若国际资本由6600点沽空期指合约2万张，则国际资本将损失1.54亿美元。即使国际资本选择把8月份期指合约转仓为9月份合约，也要付出高昂代价。
国际资本在香港的溃败令他们震怒不已，他们纷纷以各种道貌岸然的身份对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横加指责。
默顿米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是一大错误，完全违反了人们引以为傲的自由经济原则。他怀着愤恨，直接指责香港政府高官中应该有人下台。事实给出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何不顾学者矜持，竟然破口大骂的原因：默顿米顿所在的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1998年8月净资产下跌了44%，到9月时又在投机俄罗斯债券中翻船，其年初时在基金中的16亿美元资产只值3000万美元了。9月23日，由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以美林、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LTCM的90%股权，才避免了倒闭的厄运。
就在对冲基金从香港溃败的同时，8月31日，标准普尔降低香港外汇主权评级，将香港的长期外汇及短期外汇评级分别由A＋和A1＋降至A和A1。同时将港元长期评级由AA－降至A＋，将港元短期评级由A1＋降至A1，长期评级展望则转为负面。标准普尔还表示，如果港元的联系汇率动摇，或者香港政府的行动进一步削减对港元的财政支持的话，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再次调低评级。
《新闻周刊》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唱一个调子，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外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指责香港政府是拿名誉做赌注。报道称，这或许会使一些投机者知难而退，但国际投资家将会怀疑香港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决心，这将对香港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他们认为刻意托高股价阻碍了股市自由运作的能力。
但事实证明，香港政府的入市干预是正确的。成功地捍卫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等国际投机资本，并且为稳定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那一段时间，曾荫权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鳄鱼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
（繁华的香港）
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捍卫联系联系汇率制，中央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港币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大陆外贸遭受重创。为了刺激增长，中国努力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和住房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政策，这在当时固然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在今天也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尤其是今天的高房价社会反响最大，值得深思。
6．代价有多大？启示有多深？
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在1997年之前亚洲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增长率普遍超过5%，但是1998年却出现了负增长。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国际资本则在金融风暴中大肆掠夺，敛走巨额资金。泰国、韩国、印尼等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损失尤大，可以说是多年经济发展的努力被席卷一空，正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国家
名称 货币
名称 兑美元汇率 GNP（10亿美元）
1997年6月 1998年7月 1997年6月 1998年7月
泰国 泰铢 24.5 41 170 102
韩国 韩元 850 1290 430 283
印尼 印尼盾 2380 14150 205 34
菲律宾 比索 26.3 42 75 47
马来西亚 林吉特 2.5 4.1 90 55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还造成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在金融风暴中，高通胀、高失业率，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结，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泰国总统猜瓦利因此下台，铁腕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的苏哈托政权也被推翻了，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引发社会波动，甚至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发起有效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被攻击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缺陷。主要有三大缺陷：
第一，过度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债太多。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但用的不好只会制造泡沫经济。当利用外资所导致的利润汇出与利息支出大大超过其收益时，离危机也就不远了。泰国、印尼等国都有这些问题。
第二，泡沫经济。主要是股市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尤其以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性更大。依靠虚拟经济中的价格上涨推动GDP在名义上增长，并不能增长整个国家的实际财富。就像房价从1万涨到10万，显然房子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增长10倍，这只是使得“纸面财富”在不同的个人或者企业之间流转，这更多的像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当泡沫被刺破时，大量倒闭的企业会拖垮银行，从而引发不可收拾的危机。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在危机前的泡沫自不必说，即使是受伤较轻的台湾和香港，也源于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而新加坡之所以受伤最轻，正是得益于对房地产市场的严格控制。
第三，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如果把货币比做水，那么一国的金融资本就汇集成一个水体，小一点的国家就像一口池塘，再大一点的就是湖泊，而国际市场的资本则是汪洋大海。在自身水体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实施必要的措施（例如外汇管制、股市准入等）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像泰国那样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就如同自己掘掉保护小池塘的堤坝，放大海的汹涌巨浪进入池塘，那么毫无疑问地，一个巨浪打来，池塘里的“鱼”就会被席卷一空。当潮水退出，只留下满目的创伤。
7．谁是幕后推手？
从表面上看，对冲基金是制造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发起货币攻击，引发各国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一再指责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是造成林吉特贬值的黑手，称之为“罪犯”和“精神缺陷者”。但问题是，仅仅只有这些对冲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吗？索罗斯果真是元凶巨恶？
仔细回顾、审视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美国遏制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而发动的一场全方位的、多兵种的、立体金融战争。就“参战部队”而言，不仅有令人闻之色变的对冲基金，还包括媒体、学者、评级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政府机构与官员。具体来说，就是由对冲基金负责正面进攻，媒体发布不利信息、甚至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学者则“研究”出一堆忽悠目标国家的理论对其进行洗脑，评级机构配合对冲基金适时下调被攻击目标的信用评级，投资银行负责研发“金融核弹”衍生品、并在场外市场签订大量衍生品合同然后将其卖到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商业银行为攻击行为提供资金融通，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IMF和世界银行）专门扮演救世主形象但会附上开放市场的条件，最后由跨国公司去打扫战场——廉价收购目标国的资产。
其中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跨国公司是商业机构，其行为原则是，只讲“利”，不讲“义”，因此索罗斯反复强调他的金融投机行为与道德无关。如果真是这样，那到是无可厚丰，但果真如此乎？
学者、评级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利益不相关者，他们扮演成第三方的、专业的、权威的、非商业利益的形象，但仔细看看也无非也都是伪装。
在第六章中笔者就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背景进行了介绍，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只是用来包装这些经济理论的工具，这些学者长期获得美国大财团的资助，为其摇旗呐喊那是必然的。
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家全球最著名的评级机构，总是利用其评级的影响力帮助对冲基金赢得战争。亚洲金融风暴中一些国家的货币被其降低评级然后被击溃，这并不能证明其评级正确，而是因为被其降级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狂潮。当香港已经取得港元保卫战胜利的时候，标准普尔还恶意降低香港的外汇主权评级充分说明了其立场与发动攻击的美国资本完全一致。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标准普尔和穆迪对资产毒垃圾CDO做出AAA信用评级更是彻底暴露了其充当美国资本欺骗世界的真实面目。
至于国际金融组织，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典型代表，表面上扮演出一副救世主的慈祥形象，但从不雪中送炭，只做“趁火打劫”和“落井下石”的事情。无论是韩国的500多亿美元贷款，还是对泰国和印尼的援助，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苛刻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抽紧银根和开放市场。当银根被抽紧，就会有大量企业破产倒闭，这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已经开放的市场大肆鲸吞。要明白这一点，只需要看看IMF和世界银行的背景就可以了。IMF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产物，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是其创始国。IMF的事务通过投票决定，其中美国投票权最多。根据2009年的新闻报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仍是份额和投票权最多的五个国家，其中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比例仍分别高达17.674%和16.732%，发达国家投票权比例高达57.9%。根据IMF的规定，重大事项要有85%以上的投票权来决定，这意味着美国对于IMF的重大事项具有否决权，因此，IMF尽管是一家国际金融组织，但却忠实地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由于IMF总是在提供贷款援助时附带上一系列的苛刻条款，以至于引起许多被讹诈国家的强烈不满。《韩国先驱经济报》报道称，“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并将与IMF达成协议的12月3日称为“国耻日”。埃及在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总统穆巴拉克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1998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在IMF的500亿美元救助方案上签名时，时任IMF总裁康德苏站在他后面，双手交叉俯视的情景，至今让印尼人感到屈辱。
世界银行也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产物，名义上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也采取了和IMF类似的投票表决机制，同样规定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而美国拥有16.4%的表决权，同样的一票否决。类似地，控制着世界银行的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我并不认为美国政府直接指使了所有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政府只需要适当引导就足够了。可以说，美国政府不仅纵容了对冲基金冲击他国金融市场，而且积极配合，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大力包庇。当对冲基金在外兴风作浪时，美联储往往会“适时”地提高美元利率，加大其他货币的贬值压力。而当被攻击国家采取一些管制措施保护本国金融体系时，美国政府就会跳出来说这违背了市场经济“自由”的原则。1997年11月，克罗地亚司法当局以金融舞弊罪将索罗斯基金会驻萨格勒布分会的负责人巴西奇（Karmen Basici）和总会计师马尔通（Ivanka Marton）各判处一年徒刑。华盛顿立即向克罗地亚施压，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行动是“不可接受的”，要求克方采取措施使“为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基金会”尽快恢复运作。
与其说亚洲金融风暴是由对冲基金造成的，到不如说这些被攻击的国家或地区本身的经济就出了大问题，美国早有席卷其财富以补贴国内之心，对冲基金只不过是美国众多“金融武装部队”中正面冲锋的一支。至于说泰铢被索罗斯一人打败，更是不足为信，索罗斯只是眼看泰铢即将坠崖，冲上前去对着泰铢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将其踢下悬崖并顺手拿走了一些钱而已。索罗斯之天才，不仅在于他能敏锐地发现那些已经虚弱到可以捕获的猎物、以及熟练地调集巨额资金发动凶猛而且致命的攻击，更加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揣摩上意”，体会到美国政府从来未曾明确表述的真实心意，并主动帮助美国政府去实现它。有这种能够于无形中体察上意、并且能征善战的猛将，你说哪个主子不会保护他？
尽管这些“参战部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幕后推手。只有这样，这些看起来无组织的各个团体才能配合得如此之完美。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掠食行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美国毫无疑问地居于整个食物链的最顶端，其次是西欧各国，再次是日本，发展中国家居于最低层级是被掠食的对象。尽管美国有时也会掠食日本（见本书第7章）和欧洲（见本书第8章），而且在掠食日本时欧洲也会加入盛宴，但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掠食的悲惨境地。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一定让这些掠食者虎视眈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淘股吧]
洗劫日本
本章导读：
l 货币是不是财富？
l 真正的大国是怎样玩财富游戏的？
l 为什么美国会盯上日本？
l 广场协议后美国吃了什么哑巴亏？
l 美国是怎么翻盘的？
1． 什么是财富？
“财富管理”是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词，但我们很少有时间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财富？我们评价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往往首先看的就是这个人拥有各种财产的货币计量规模，著名的《财富》排行榜、《福布斯》排行榜就是这样来计算的。那么，货币是财富吗？人们为什么要追逐货币？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管什么形式的货币，无论纸币、铜钱，又或者是黄金与白银，对于人来说，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人们之所以追逐货币，只不过是因为货币能够很方便地“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白银对于明清两朝的中国人来讲是十分珍贵的，但在今天白银已经不再那么值钱。同样地，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美元纸币在今天是财富的象征，但对于不知纸币为何物的古人而言，美元不过就是一张漂亮的纸片。因此，只有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实物或者劳务才是真正财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只是因为货币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真正的财富，所以货币才成了财富的象征。如果一定要说货币是财富，那么对应于真正的实物财富，货币就是一种“虚拟财富”，本质上和股票、债券这些有价证券没有区别，只是它由国家信用提供保证，信用更高、流动性更好而已。
对于个人、企业，甚至一个小国而言，由于其持有的货币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都可以购买到所想要的真正财富，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为“财富”，但是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其拥有的巨额货币绝不是财富，无论它是美元还是黄金。美元之与美国，无非就是美联储开动机器印出来的纸片，人民币之与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黄金，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进行分析。但无论是哪个国家，都离不开石油、钢铁等资源，因此，石油、各种矿石等实物资源和社会所需要的劳务（例如交通运输），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大国所追求的，从来都只是真正的财富，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货币。
2． 真正的大国是怎样玩财富游戏的？
大国不仅追求实物财富，而且非常擅长于玩“财富游戏”。所谓“财富游戏”，就是大国自己印刷“虚拟财富”（本国货币），然后拿这些“虚拟财富”去交换别国的真正实物财富，并且在别的国家所拥有的“虚拟财富”足够多时，制造金融危机大规模地将其消灭。而美国就是玩“财富游戏”的顶尖高手。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也是头号资源消耗大国。从实物财富的角度来看，美国实际上世界头号财富消耗大国。英国BP公司2009年的全球能源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每天消耗原油2080万桶，全年消耗石油9.5亿吨，占全球石油消耗的24.6%；2008年美国消耗了6亿吨天然气，占全球总量的22%。[1]也就是说，美国以全球5%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能源。这种对全球资源的巨额耗费是美国本土所无法承担的，它必须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的“采购”。
自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起，美国人就把美元装扮成财富的象征，然后用美元在世界各地“采购”实物财富。这样，美国获得了实物财富，而其他国家则获得了“虚拟财富”美元。美国从全世界攫取的实物财富越多，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也就越多，美元越多则其贬值越严重。当其他国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美元不断贬值缩水时，就会想办法“花掉”这些美元，从境外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实物财富。当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时，大量的美元就只能被花到美国去，导致美元回流，对应的，美国的实物财富则会外流。美国最初用美元从全球各地购买的实物财富，已经被享受高生活品质的美国人消费掉了，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实物财富再赎回当初发行的美元，并且美国也从未准备拿实物财富换回这些美元，它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赖账。
如果把美元比作“白条”，这就更好理解了。把美国看作一个整体，当美国人在全球采购时，实际上并没有付钱，只是打了一个“美元白条”。由于这个“白条”的信誉很高，全世界都认可，于是“白条”的数量就增长到恐怖的天文数字。当债权人发现“白条”在贬值时，就会一起要求兑现，那么美元必然回流美国，给美国经济造成很大麻烦。因此，游离于美国本土之外的美元，如果数量足够大，必然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进行化解。与其被动地等待“美元白条”回流，不如主动地消灭它。
3． 为什么美国会盯上日本？
对于美国来说，游离于美国本土之外的巨额美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予以大规模的消灭。消灭“敌人”必须先要找到目标，这些美元主要存在于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而日本则是当时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很不幸，日本就这样注定要遭到美国的洗劫。
洗劫日本要比洗劫拉美困难的多。首先日本人勤劳、节俭，对于货币的积累和贮藏有着和中国人同样的天生偏好，所以日本的储蓄率很高，他们并不缺钱，对付拉美“借钱然后逼债”的手段派不上用场。其次，日本的工业也很发达，指望从高科技和工业品上来卡日本人的脖子也不可能。那么，怎么办呢？经过仔细的分析，日本的弱点在于金融和政治。如果能够利用政治压力，决定日元的汇率，那么美国人就可以未卜先知，利用汇率的变化“赚走”日本人的外汇储备。当然了，日本人也不是傻瓜，要达到目的，美国必须转移日本人的注意力。这一次，美国人利用持续的贸易逆差作为借口来麻痹日本人。
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宣布了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从此将“虚拟财富”换“实物财富”发展到新的阶段。这种财富游戏注定了美国在外贸上要长期逆差，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与其说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太强劲导致美国逆差，倒不如说是美国的“财富游戏”主动制造了贸易逆差，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外部获取“实物财富”。如果美国顺差，那意味着美国的实物财富外流，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1970年美国还有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1971年布尼克松为美元松绑的当年就逆差13亿美元，在5年之内逆差金额迅速增长到上百亿美元。197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98亿美元，1985年增加到1219亿美元，1999年达到2651亿美元，2006年则高达7533亿美元。[2]只是日本直到80年代后期都还没有搞明白美国人的逆差是怎么回事，还在为自己赚了美国人的“钱”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
日本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就以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能够降低，反而迅速增长了。美国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日本人，认为日元汇率被低估，导致日本的汽车和电器倾销到美国市场，因此美国人扮演出一副受害人的角色，“义正辞严”地要求日元升值。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部长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由于日元低估，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和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如果希望美国政府尽力防止那些试图把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赶出美国市场的行动的话，那么，日本有必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元的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的步骤”。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他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调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以实现日元的国际化，并提议设立“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1984年2月到5月，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召开了六次工作谈判，发表的报告书宣称：“最终的结果是日元和美元以及德国马克一样，成为国际货币。日本的外贸规模排在世界第二，这样，日本的货币就可以在国际交易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如果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贸易国家，日元也应该成为世界第二的货币”。但是，报告的点睛之笔却是：“长远地看日元的国际化，我们希望日元最后能升值。”美国支持日元国际化的背后，是以日元升值作为交换。
为了迷惑日本，美国国会在1985年提出《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其内容是：第一，要求根据301条款对日进行报复；第二，规定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这让日本把注意力放在贸易摩擦上，以为美国所有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降低其贸易逆差。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强大但政治上一直被压制，经济上的强大使得日本人的被压抑的大国心理在80年代普遍膨胀。中曾根对外界强调：“就太平洋两侧的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我们要以密切的合作关系相互协作”。日本显然太热衷于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了。
4． 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由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主导，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纽约“广场饭店”，达成 “广场协议”。其中心内容是：五国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
这场逼迫日元升值的协议，顺利得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回忆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愿意协助美元贬值时，还大度的说：“贬值20%就可以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呢，前日本银行行长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 。
图中发言者为广场协议中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政府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引发各国投资者抛售狂潮。不到3个月，美元兑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但是以日元升值为代价换来的美元贬值，并没有能够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继续施压，表示日元还有升值空间。1986年日元兑美元升值到150：1，1987年升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1倍。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始终维持在高位，再加上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可以使得美国人从容地将投入日本的资本和利润汇回美国。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在日元升值初期进入日本，等日元升值后再撤出日本，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拿走日本人的外汇。举个例子来说，假如美国资本在汇率为1：240时将1美元换成240日元投入日本，等到日元升值后在汇率为1：120时再把手中的240日元换成2美元转回美国，不考虑其他收益，仅仅日元汇率升值就可以获得100%的利润。外汇市场是一个零和市场，美国的利润必定是日本的损失，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就可以大规模地消灭日本的外汇储备。
而且，美国人使用了最新的金融工具——衍生产品来放大收益，外汇期权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由于信息上的不对称，再加上当时金融衍生品几乎不受任何监管，美国和日本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外汇期权。例如，美国投机者在日元升值之初，当前汇率为1美元兑250日元的时候，签订1美元兑240日元的日元看涨期权。当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时，美国投机者执行期权，以期权约定的汇率把1亿美元兑换成240亿日元，并立即再按当时的汇率1：120把240亿日元换成2亿美元，这样美国投机者就立即获得了100%的名义利润。但实际上，由于外汇期权并不需要真的投入合同交易金额那么大的资金，通常只需要投入很少的期权费就可以执行，因此美国投机者只需要用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撬动巨额的外汇交易，使得实际收益数倍增长。
如果说一切到此为止的话，那么美国可以说是顺利的赢得了这场美元对日元的货币战争，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些出乎美国意外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5． 广场协议后美国吃了什么哑巴亏？
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固然让美国人在外汇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日元的升值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日本人突然之间发现，以日元计价的外国资产显得很便宜，出于对实物资产的偏好，日本人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收购，而美国则是收购的重点。1986年，在日元急速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将巨额资金转投到美国和欧洲，在美国和欧洲大量进行房地产投资，购买土地、办公大楼、宾馆，修建豪华娱乐场所，日本人甚至买下了被美国人视为美国象征的帝国大厦和洛克菲勒中心。除此之外，日本企业大量购买美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股权，以致于美国人惊呼日本正在购买整个美国。这让美国在赢得日本战争胜利的同时，却也不小心让日本人抄了美国自己的老巢。美国非常清楚被日本人买走的这些实物资产的价值，它要想办法让日本再吐出来。
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在法国卢浮宫召开会议，就稳定汇率问题达成谅解，史称“卢浮宫协议”。9月4日，美联储宣布将贴现率（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利率）由5.5%上调到6%，联邦德国也跟随美国提高利率。美国财长立即斥责德国此举违反了“卢浮宫协议”，破坏了美元的稳定。这一讲话引发证券市场的恐慌，投资者开始抛空股票。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500点，跌幅达20%，造成股市崩盘，亦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一”导致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损失惨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股灾逼迫日本割肉离场，这样就可以用低价把被日本买走的房地产和企业再买回来。日本此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愿赌服输，赔钱走人；要么追加投资，一赌到底。
结果日本人选择了后者。经过研究后，日本大藏省敦促其四大证券公司大量“吃进”、“护盘”，并允许各类企业基金入市投资股票。日本的“托挺举措”，很快稳定了美国股市投资者的信心，并且使美国经济得以在低通胀下维持增长60个月。美国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不仅没能逼迫日本低价吐出在美国的投资，反而还让日本人在低位时捡了大量便宜货。更加讽刺的是，日本的在美国股市的救市之举，还为日本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意外收获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美国政府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而且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日本的成功“救市”，使日本当局以及国际投资者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日本比美国强大，日元已经成为美元的救世主，而不是日元还必须围着美元转。这种错觉越发膨胀了日本的大国心态，并在其后的几年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这一时期日本相继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书籍，认为日本必须抛弃“小国意识”，“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潮，则由最开始的谨慎投资变成了狂轰滥炸。有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收购案充分说明了日本人的心态。日本人打算买一栋美国大楼，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双方已经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交割了。日本人突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收购价格被改为6.1亿美元。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询问日本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钱？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收购记录不断被刷新。1989年，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松下电器购买了美国音乐公司（MCA）。索尼公司则以34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并将其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1990年9月，日本人熊取谷稔拍出8.4亿美元，买下了美国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漂亮的17英里公路。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统计显示，从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企业总共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对于日本人的收购狂潮，由于亲眼目睹了众多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变成了日本人，《纽约时报》甚至担忧“总有一天日本会买走自由女神像”！到八十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align=center]曾经被日本人收购[/align][align=center]的洛克菲勒中心[/align]
6． 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说：“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句话用在1987年之后的日本人身上再为贴切不过了。伴随着日元的升值和境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
1984年，日本股指10000点。广场协议后日本股票市场走出了一波令人炫目的大牛市行情。1986年1月日经平均指数为13000点，至1987年9月便上涨至26000点。即使遭到了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的袭击，日本股市上升的脚步也未受阻。1988年日本股市总市值超过当年GDP（387万亿日元）达到477万亿日元。1989年12月29日，这是该年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经指数更是疯涨到了38915.87点，股票市场总市值上涨到611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48倍。当时日本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工薪族投资家枕着股票睡觉过年，办公室小姐抱着股票海外旅行”。所有人都坚信，过完年股指就会站上四万点。1990年1月3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对20位著名企业家进行股市预测时，大家一致乐观地认为1990年的股价将继续上冲至42000－48000点。
比股市更疯狂的是房地产市场。自1985年起，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根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1985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1980年为100），但到了1988年就暴涨到了334.2，在短短的3年间暴涨了近两倍，东京都中央区的地价则上涨了3倍。东京帝国广场下面一平方英里土地的价格，居然比整个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价值还高，而东京银座4丁目的地价，竟然暴涨到每坪（3.3平方米）1.2亿日元！到了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土地的总价值几乎是美国的4倍，单价则是美国的100倍。
随着地价暴涨，城市住宅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根据国际惯例，一般来说，3－6倍的房价收入比被认为是合理的范围。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家庭购买一套住宅需要支付几年的家庭收入。广场协议之前，在东京都市圈，离开市中心一定距离的住宅基本上在5倍左右，在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房价收入比稳定在4倍多一点。但是到1990年，东京都市圈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了10倍，在核心地区更是达到了近20倍的水平。即使在大阪都市圈，这个比值也超过了7倍。
伴随暴涨房价的，是失去理智的“投资人”和银行。房地产投资者坚定不移地相信，日本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土地的价格只会继续走高，地价不可能下跌。因此只能选择买进，否则以后会更贵。这样即使毫无用处的土地，各个公司也全力争夺，导致房价与地价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和所有投资者一样，银行也坚信地价不会下跌，因此只要有房地产抵押，银行就会迅速发放贷款。由于房价过高，日本的商业银行甚至开发了所谓的“三代贷款”，就是房屋按揭贷款期限长达90－100年，购房者不仅可以终其一生分期付款，而且可以分期到子孙两代。面对背负的高额房贷，当时的日本人竟然可以心安理得，因为社会上已经普遍形成了房地产价格持上涨预期，他们坚信之后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傻瓜并赚到投资收益。1991年，日本12家大型银行向房地产业累计发放了总额为50万亿日元贷款，占到全部贷款总额的1／4。
下面这个小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有多么疯狂。在东京，有一位学校的看门人在传达室干了四十多年，一直收入微薄，过着艰苦的生活。他退休后，准备从东京返回乡下老家安度晚年，于是托人把他在东京的一所小房子卖掉，不料这所房子竟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手。看门老人转眼成为富翁，财气十足地以阔佬的气派衣锦还乡。东京房价之贵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还大大激发了一向节俭的日本人的奢侈消费。以艺术品为例：1987年，日本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以39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凡高的名画《向日葵》。1990年5月15日，昭和纸业公司董事长齐藤良平耗费1.6亿美元将雷诺阿和凡高的两幅名画收入囊中，其中雷诺阿那幅7810万美元，凡高的《加歇医生像》8250万美元，创下油画交易史上的最高价。据估计，在1987年到1990年间，拍卖会上40%的印象派作品都落入了日本买家之手，这4年间日本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
右图为凡高的名画《加歇医生》
日本80年代的经济泡沫不可谓不疯狂，但近年来中国大有赶超之势。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汇率改革，股市开始上涨，最低点998点。到2007年10月16日，最高涨到6124点。短短两年多时间，中国股市上涨了6倍，而日本股市那么大的泡沫其上涨也不到4倍。当然了，后来中国股市在泡沫之后出现了惨烈下跌，在其后的1年时间里跌到1664点，跌幅深达70%，这也是世所罕见。
如果说中国的股市泡沫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破裂，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仍然在继续吹大之中。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时算起的话，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倍数与当年的日本差不多，但如果从本轮房地产的起点（1999－2000年）算起的话，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有10倍之多！如果计算房地产收入比，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大约已经都超过了15倍，甚至更高。
在艺术品投资上，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日本80年代末的苗头。2001年，上海联洋土地发展公司以100万美金的高价购得罗丹的传世名作“思想者”，安放于浦东联洋社区，不过这是一尊编号为6/25的有限复制品。2003年，上海证大集团斥巨资将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恺撒创作于60年代的雕塑名作“大拇指”引入位于上海浦东的“大拇指广场”。2009年，中国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跨入亿元时代（多件拍品单价破亿元大关），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许习文表示，中国书画市场可能在2020年跨入“10亿元大关”，投资者现在进入市场还远远未迟。
7． 美国是怎样远程启爆日本股市的？
1990年，刚过完元旦，日本人正期待着股指冲击4000点大关。但是历史却跟日本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8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竟成为的日本股市的最高点。此后，日本股市一路下跌，连续跌了将近14年。2003 年4月，日本股市最低跌至7607 点，累计跌幅高达80%。截至到2009年12月底，日经225指数仍旧徘徊在1万点左右。整整20年过去了，38915.87点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上图是1970年－2006年的日经225指数走势图
有人不禁要问，日本股市怎么会在普遍上涨预期时跌得如此惨烈？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日本股市自身的泡沫过于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股市遭受了来自美国的金融核弹。
美国为了在高位引爆日本的股市，精心为日本准备了两枚最新研制的金融核弹，正如1945年时轰炸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刚刚造出来的原子弹。这两颗金融核弹分别是“股指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和“股指期权”（Stock Index Option），都属于金融衍生工具。
股指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通俗地讲，就是交易的双方在期货市场上对赌股票指数的涨跌。如果股票指数上涨了，做多的一方就盈利，而做空的一方就亏损，如果股指下跌了，盈亏则相反。而且，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需要100%地支付合同的交易金额，只需要支付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交易了。以10%的保证金比例为例，假设合同约定的交易金额是100万美元，双方只需要各拿出10万美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就可以了，这样就获得了10倍的杠杆。假设股指下跌了10%，那么空方的利润就是100万美元的10%，即10万美元，相对于最初的10万美元本金，实际利润是100%，而多方的10万美元就全部亏光了。
股指期货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研制”成功的，不过由于威力过于巨大，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在美国本土推出针对日本的股指期货。1986年9月3日，日经225指数期货在新加坡金融期货交易所（SIMEX）挂牌交易，1988年9月日经225指数期货被引进到大阪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始了日经225指数期货交易。1990年，美国在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CME）也推出日经225指数期货交易，形成三家共同交易日经225指数的局面。
股指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比股指期货还要再复杂一些。期货是在交易所交易的，但绝大多数的期权是通过投资银行直接在交易所之外完成交易的。美国几大投行（如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所罗门兄弟等）针对日本设计的是日经225指数的认沽期权。这种期权也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赌日经225指数的涨跌，在这一点上和股指期货是类似的。但这种期权的设计是，日本企业向美国投行出售日经225指数的认沽权证，实际上是向美国人出售了一种选择的权利：如果股指下跌，美国人可以按约定的价格向日本企业出售日经225指数；如果股指上涨，美国人可以选择弃权。当然，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一权利，必须向日本企业支付一笔期权费。这在日本企业看来，纯粹是美国人给自己送钱，因为他们坚定的相信股票还将上涨。毫无疑问，如果股指继续上涨，美国人支付给日本人的钱（期权费）就打水漂了。
由于日本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股市还会继续上涨，在美国人为其精心设计的两种金融衍生品上，日本人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做多头，而美国人则是其对手方——空头。而且，期权和期货一样，都是高杠杆的金融工具，可以用很小的一笔资金撬动一大笔交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期权的杠杆倍数比期货还要大。并且，大量的期权交易是在交易所之外由美国投行和日本企业直接完成的，完全不受政府监管，日本政府对于期权交易的规模和方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股指期货早在1988年就已经登陆日本，再加上在新加坡和美国芝加哥还各有一个市场，日本股市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被牢牢锁死了。对于“股指认沽期权”，美国大投行找到了日本金融市场的一只“大肥羊”——保险公司。当时，日本的保险公司手握大量现金正四处寻找投资目标，当美国投行拿出准备好的他们之前闻所未闻的“股指认沽期权”合同后，经过研究他们乐开了怀。在日本保险公司看来，美国投行的人一定是脑子不太清醒，竟然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可想而知，满心欢喜的日本保险公司上当了。
1990年过完元旦，美国人首先在股指期货市场发难，他们在三大交易所大量抛空日经225指数期货，期货价格迅速下跌。要知道，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期货市场的价格往往会成为现货市场的未来价格，因此，期货市场的价格对于现货市场具有指导意义。日经225指数期货的迅速下跌立即影响了现货市场，日本股市随即也出现了快速下跌。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在这里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只要把期货市场的价格打下去，股票市场就会跟着下跌，这比在股票市场买入股票然后集中抛售要容易的多。而且，股指期货的主战场并不是在日本大阪，而是在新加坡，也就是说，美国的第一枚金融核弹（股指期货）是遥控引爆日本股市的，由于不在日本本土，完全不受日本政府控制。
一颗金融核弹已经让日本股市血流成河了，但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防止日本反击，很快美国又隔着太平洋引爆了第二颗金融核弹——股指期权。1月12日，“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 Put Warrants）突然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公司把从日本保险公司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再将其卖给其他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下跌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持有人。高盛之所以把股指期权卖给丹麦王国，就是为了借用她的信誉，有了丹麦王国的承诺，其他投资人就不会担心日本保险公司违约，这样日经指数期权就被其他投资人一抢而空。高盛的做法迅速被其他美国投资银行效仿，所有的“日经指数认沽权证”都变得非常热销。
在两颗远程启爆的金融核弹联合攻击下，日本股市迅速崩溃，在日经225指数走势图上留下了两段“悬崖”一般的惨烈下跌，“悬崖”之下不知埋葬了多少日本国民的希望。
8． 房地产泡沫是怎样捅破的？
1989年时，日本经济已经全面步入泡沫之中，日本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任命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央行总裁。三重野上任后立即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为时已晚。1989年5月起日本央行开始连续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到1990年8月达到了6％，同时，日本央行还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实际已停止新的贷款。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降至7.4%，1991年跌至2.3%。
过激的紧缩政策终于刺破了房地产的泡沫，房价开始下跌。在此之前，国际资本已经获利撤退了。到1993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全面崩溃，日本21家主要银行宣告产生110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1/3与房地产有关。到1997年时，住宅用地价格比最高价时已下跌了52%，商业用地更是下降了74%。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把银行业拖入巨额的坏账泥淖之中。纷纷倒闭的企业，给银行业造成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为了解决银行坏账问题，日本大藏省银行局局长西村正吉，下令让银行破产，原本以为只会倒闭10家，没想到最终倒闭了180家银行，造成金融动荡，西村正吉也因此被称为向银行开枪的人。
9． 金融战败比原子弹轰炸还惨？
“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并不只是股市崩盘和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是全面的金融战败。
首先，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美国资本在日元升值之初时进入日本，在日元升值之后撤出日本。一进一出，套取了日本的巨额外汇，这是美国对日本发动货币战争的第一笔收益。
第二，美国资本进入日本后，推高日本股市，并在高位套现，这是美国的第二笔收益。
第三，美国在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衍生品市场上大肆做空，狠捞一笔，这是美国的第三笔收益。
第四，美国资本进入日本后，推高日本房地产市场，同样在高位套现，这是美国的第四笔收益。
第五，美国利用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远程引爆日本的股市，所制造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又被日本紧缩的货币政策捅破，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双双崩盘引发日本出现金融危机，被迫贱卖当年在美国的投资，这是美国的第五笔收益。熊取谷稔在1990年用8.4亿美元买下的圆石滩高尔夫球场在1998年以8.2亿美元的价格亏本出售，三菱公司在1989年以14亿美元购买的洛克菲勒中心之后则以半价卖回给原主，索尼耗费34亿美元买下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亏损更是高达31亿美元。根据美国和日本专业人士的估计，日本之前在美国的不动产投资亏损超过50%。在艺术品市场的投资，日本的损失更惨。据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当年以50亿美元购入现仍保存于日本各银行手中的画作如今最多能卖出14亿美元，这还没有计算这么多年来的通货膨胀损失。
此外，为了保证在日本获利的美国资本顺利出逃，美国投行还在外汇市场与日本企业签订了大量的日元看跌期权。如果日本政府在国际资本出逃时将日元汇率贬值，无论是国际资本出逃初期的防御型主动贬值，还是因为资本大量集中外流导致日元的被动贬值，这都将导致日本企业因为美国投行执行日元看跌期权而损失惨重。经过反复权衡，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任由国际资本在日元汇率高位顺利逃出日本，相比较而言，这还是损失比较小的一种选择。一直到1995年，日本政府趁着国际资本放松了对日本的注意力，才突然将日元贬值。
在这次针对日本的货币战争中，美国从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对日本发起了全方位的金融攻击，并且在攻击中首次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外汇期权，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之后在其他地区发动的历次货币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10． 失去10年？还是20年？
日本金融的全面战败，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90-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银行厅公布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高达50万亿日元。泡沫的破灭，使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不仅造成投资者信心崩溃和巨额不良资产的后果，而且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持续多年居高不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为摆脱危机，日本银行连续8次降低利润，1995年8月竟降至0.5%，日本进入“零利率”时代。
在随后的10年里，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这在日本失去的十年里，美国经济却一片欣欣向荣。在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90年代，日本股票市场的下跌之惨如同人间炼狱，而美国的股市却上涨得十分欢快，这正是美国发动货币战争从日本掠夺财富的真实反映。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磨擦日益增多，每每遇到事端，国人总是会立即以广场协议后的日本警醒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应当为此感谢日本。[第7楼] 咖啡卡【 · 原创: 山之巅 2011-07-30 23:52 只看该作者(-1) 】 第8章 第八次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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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危机
本章导读：
欧洲为什么想统一？
欧元是怎样诞生的？
为什么欧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致命的死穴？
两德统一怎么就成了欧洲货币危机的导火索？
意大利，从来就没有打过胜仗
英镑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加入欧元？
让索罗斯惨败的德国央行真的赢了吗？
1．欧洲为什么想统一？
在西方人眼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欧洲就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金融。15世纪到20世纪的数百年时间里，在欧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先后崛起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国、强国。最早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接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其中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并在十月革命后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让欧洲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二战结束时，美苏两国就已经全面超越了欧洲各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了战后的世界格局。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苏联被孤立，美国的强大导致全球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从老欧洲转移到美国；同时，80年代末日本正是风光无限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朝气蓬勃，逐渐加大了亚洲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发言权。站在老欧洲的版图上环顾四望，北面是强大的北极熊苏联，西面是地球一霸美国，东面是振翅欲飞的亚洲，一股危机感不由得袭上心头。他们不禁要问：老欧洲到底怎么了？几百年来一直稳居世界之巅，怎么突然就沦为二流国家了呢？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不找出问题并有效解决，老欧洲在地球村的竞争中恐怕还要继续沉沦。
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研究，欧洲各国终于找到了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和当时的世界两极相比较，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太小，并且内耗严重！这种太小不仅体现在国土面积上，也体现在人口上。下面这张表格是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
国家 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
（万平方公里） （万人）
法国 55.16 5,850
西班牙 50.59 3,970
德国 35.70 8,220
意大利 30.13 5,720
英国 24.50 5,882
葡萄牙 9.30 992
匈牙利 9.21 1,021
奥地利 8.93 820
荷兰 4.15 165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法国是老欧洲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约55万平方公里，只比我国48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省略大一些，和重庆市划出之前的四川省（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而四川省在我国各省市的土地面积排名还只是第5位。老欧洲里，德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有8200万人口，这也和四川省差不多，目前四川省大约有8600万人口，在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之前则有近1.2亿人，四川省的人口数量在我国各省市中排名第3。大体上说，欧洲的一个国家，无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只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而美国则拥有9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8亿人口，而当时的苏联更是世界上土地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惊人的2200万平方公里，1991年7月人口约2.93亿，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而且，美国和苏联都是大一统的国家，对外竞争时内部能够良好地协作运行。欧洲则完全不是这样，数百年内来一直内乱不已，两次世界大战欧洲都是主战场。尽管作为每个个体的力量都不弱，但毕竟势单力薄，再加上互相内耗，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竞争中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二流国家。
找到了欧洲衰落的原因，思路就豁然开朗了。如果欧洲各国能够团结起来，一个声音对外，那么团结起来的欧洲就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无论是土地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科技水平和经济规模，欧洲都足以和美苏两国抗衡，成为世界的第三极。
2．欧元是怎样诞生的？
面临生存危机，欧洲各国才想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团结就是力量。但越是简单的道理，做起来越是困难。欧洲各国的团结之路被称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条路曲折而漫长，最早的团结之举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不久。
1948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组成关税联盟，主要是免除关税，开放原料、商品的自由贸易。
1949年5月5日，欧洲委员会在伦敦成立。12月13日，欧洲委员会咨询议会通过决议，建议成立欧洲超越国家的钢铁高级机构，以协调管理西欧各国的钢铁工业。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项声明，提议“把法国、德国的全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各成员国之间的煤钢流通将立即免除一切关税”。这就是“舒曼计划”。舒曼计划由二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人称“欧洲之父”的让莫内起草，是法国外交部严格保密的一份文件，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文件被公布前数小时前才被知会，阿登纳立刻表示同意。德、法两国之前是世仇，两次世界大战中无数两国军人在战场上博命拼杀。煤炭和钢铁在当时被视为极其重要的战争资源，两国能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达成这样的协议充分说明两国捐弃前嫌，都怀有“欧洲再也不要发生战争”的强烈意愿。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六国被视为欧洲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而欧洲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今天的欧盟（EU）。
1957年六国在罗马签署《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1958年正式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旨在创造共同市场，取消会员国间的关税，促进会员国间劳力、商品、资金、服务的自由流通。
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并于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EC）正式成立。
1972年后，爱尔兰、英国、丹麦、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先后加入欧洲共同体。
1973年4月6日，欧共体在卢森堡成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做法，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发行了“欧洲记账单位”（European Unit of Account），其含金量为0.888671克，相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的美元。“欧洲记账单位”从此代替美元，用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结算。
1979年3月13日，“欧洲记账单位”发展成为“欧洲货币单位”（ECU）。ECU的货币价值，是成员国货币价值的加权平均值，其权重根据成员国的国民总值和在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重大小进行确定。也就是说，“欧洲货币单位”本质上是一个由各成员国货币组合起来的货币篮子，就好比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特定的50只股票按照一定比例组合起来就得到了上证50指数。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但英镑却是ECU的组成部分。
1987年7月1日欧洲单一法案生效。
1990年6月签订申根条约，消除过境关卡限制，使会员国间再无国界。
1991年12月，欧共体第46届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份合约中，欧共体（EC）除了改名为“欧洲联盟”（EU）外，还明确规定，最迟于1998年7月1日成立欧洲中央银行，并于1999年1月1日实行单一的欧洲货币，即后来的“欧元”。
《马约》立即刺激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如果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内实行单一的欧洲货币“欧元”，那么欧盟成员国内的交易将不再需要美元，而且欧盟强大的实力完全有可能支撑一个强势的“欧元”，在国际市场上对美元造成严重冲击。这是美国人难以接受的，必须尽可能地阻止“欧元”的诞生。因此，早在“欧元”诞生之前，美国就决定将其扼杀于孕育状态。
3．第一颗地雷——联合浮动汇率制
在1999年之前，欧盟各成员国都使用自己的货币，那么该使用哪种货币作为未来的“欧洲单一货币”呢？这个问题是使欧盟各成员国伤透了脑筋。当时他们提出了三种备选方案：一是实行平行货币，就是在12个成员国主权货币之外再发行第13种货币，平行货币与成员国货币同时流通。但是平行货币的发行会加大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影响物价稳定，因此被否决了。二是在12种成员国货币中选择一种作为共同的单一货币，德国马克是毫无疑问的首选，因为马克的币值稳定、信誉度较高。但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不良记录”令其他国家心有余悸，从心理上各国普遍难以接受；再就是如果选择德国马克也会无法避免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特里芬难题”。因此，第二种方案也被抛弃。第三种方案是使用之前已经在各成员国之间充当结算货币的“欧洲货币单位”（ECU）。与平行货币不同的，ECU最终将替换所有成员国的主权货币，而且ECU将不再是以前的一篮子货币，而是在12个成员国内通用的单一货币。由于ECU是以各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在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重大小来确定价值的，因此，第三种方案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尽管ECU方案得以通过，但是从12种各不相同的主权货币转变为统一的欧洲单一货币，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12种成员国货币之间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所以，必须先把这12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以ECU为“锚”固定下来。当所有的成员国货币相对ECU的汇率固定时，在成员国内部就实现了固定汇率，对外则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浮动。这时就可以按照1：1的比例发行新货币“欧元”来替换ECU，并使欧元流通于所有成员国。这种对内固定，对外一起浮动的汇率制度就是联合浮动汇率制。当然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内部汇率固定，只是一种相对固定，还是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当浮动。欧盟规定了成员国货币与ECU之间波动的最大限度，同时也规定了成员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上下限。例如，德国马克和荷兰盾之间上下波动的界限是2.25%，其余成员国间汇率的波动界限为5%。
联合浮动汇率制，是为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把美国比做一艘航空母舰，那么规模较小的欧洲各国就是一些舢舨，为了能够在风大浪急的海洋中和美国竞争，欧盟的努力就是试图使用统一的欧洲货币把小舢舨焊在一起变成航空母舰。但是在焊接牢固之前，需要先把风浪中起伏不定的舢舨用绳索固定在一起，联合浮动汇率制就是“焊接”之前用于捆绑固定各舢舨的绳索。外汇市场风大浪大，再加上有美国这艘航空母舰在旁边兴风作浪，固定各船的绳索实际上很脆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断裂，小舢舨捆成航空母舰的努力就可能无法实现。
联合浮动汇率制解决了从浮动汇率制到欧洲单一货币的过渡问题，但是也存在致命的漏洞。
首先，联合浮动汇率制导致了良币驱逐劣币。货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而汇率就是国家主权信用的表现。一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汇率就坚挺，货币就有升值的压力，我们将这种货币称为“良币”；而如果经济表现不佳，其汇率就疲软，货币就有贬值的压力，我们将其称为“劣币”。一般来说，主权信用货币的供给都是比较充足的，根据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原理，当“良币”供应充足时，就会驱逐“劣币”，这会进一步加大“良币”相对“劣币”的升值压力。这种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良币与劣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超出规定的上限，从而撕裂联合浮动汇率机制。
其次，在联合浮动汇率制下，不同货币之间的利率差异会引套利交易。联合浮动汇率制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强行维持固定汇率，这样投机者就会卖出低利率货币、买进高利率货币，套取不同货币之间的利差收益。如果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高利率国家，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紧缩政策无效，从而迫使相应的国家放弃固定汇率。
因此，联合浮动汇率制的内在缺陷注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容易遭受货币攻击。
4．第二颗地雷——两德合并
1990年10月，民主德国通过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两德的统一，实现了德国人多年的愿望。1992年时，欧洲各国经济普遍处于衰退时期。为了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英法等国普遍采用了降低利率、扩张货币的做法，但是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太一样。两德统一后，东德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为了支持东德的经济建设，德国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将筹集的资金大量投向东德地区。而东德经济建设的强大需求又引发了通货膨胀，为了抑止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刚好与其他国家的利率政策相反。
（右图为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时刻，次年两德统一）
1992年时，美元利率正处于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德国为了应对国内的通胀却不得不在7月16日把利率提高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两者之间的利差高达6.5%，这造成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那意味着，欧盟内部要保持固定汇率就必须使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也要兑美元同样升值，但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并不具备像德国那样支持高汇率的国内经济及利率水平，这为之后的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由于德国马克的升值，其他成员国的货币相对德国马克不断贬值，已经威胁到欧洲对内固定、对外联合浮动的货币机制，欧盟各国决心捍卫联合浮动汇率机制。7月28日，欧共体（当时的名称还是欧洲共同体，1993年改称欧盟）12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召开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公报，公报称：排除在欧洲货币体系范围内改变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并决定积极执行1987年签订的关于允许各国央行不必等到某种货币超出浮动范围就可以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协议，使各成员国汇率保持稳定。这实际上是12国政府联合向全世界保证：欧盟内部的固定汇率制不会改变。外汇投机者在汇率波动风险上的后顾之忧被彻底解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套取不同货币的利差收益，于是国际资本蜂拥而入，纷纷买入高利率的德国马克而抛弃其他欧洲货币。
5．猎杀，总是从弱者开始
最先倒下的是北欧的芬兰。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换成德国马克，为了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芬兰央行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储备十分有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到1992年9月份，芬兰央行已经无力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比价。9月8日，芬兰政府被迫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自由浮动。
英法政府对芬兰马克的退出深感忧虑，建议德国适当降低利率，以减轻其他成员国货币贬值的压力，但德国政府认为芬兰马克脱钩微不足道，拒绝了英法两国的建议。9月11日，德国央行行长施莱辛格甚至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这更加鼓舞了投机者的信心。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在综合国力上要明显弱于英、法、德等国家，意大利里拉一向也被人视为“软货币”。芬兰马克的退出，就使得意大利里拉变得格外突出，国际资本决定对里拉发动攻击，就像狮子捕猎时总是寻找猎物中的老弱病残。
在此之前，国际资本就已经在推动意大利里拉贬值，并为里拉的贬值构筑了陷阱。投机里拉贬值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先在市场上大量借入里拉，然后在高位抛出，打压里拉的汇率，在里拉贬值后再买回来偿还借款。再就是使用外汇期权，以当前较高的市场价格签订里拉认沽期权，在里拉贬值后执行期权获利。为了配合对意大利里拉的打击，著名评级机构美国穆迪在1992年7月将意大利债务评级由AA1下调至AA3。
为了维持里拉与德国马克的汇率，意大利不得不一再提高里拉的利率。9月7日和9日，意大利连续两次提高银行贴现率，从12%提高到15%。但是意大利脆弱的经济无法承受这么高的利率，提高利率不仅不能提振人们对里拉的信心，反而引发人们高利率对意大利经济损害的担心，里拉继续贬值。9月12日，里拉跌到了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对德国马克的下限。9月13日，欧共体宣布对11种货币的汇率进行调整，意大利里拉贬值3.5%，另外10种货币则升值3.5%，里拉实际贬值7%。
即使是贬值了7%，里拉仍然被高估，投机者继续发动猛烈攻击，疯狂抛售里拉。而且，之前里拉贬值7%让国际资本收获颇丰，这反而增加了国际资本继续攻击里拉的子弹。意大利央行被迫大量买进里拉，以维持里拉的汇率稳定。经过不到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意大利央行几乎耗尽了其400亿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再也无力维持里拉的汇率。
9月17日，意大利宣布关闭官方外汇市场，里拉实行自由浮动，并且将浮动时间无限期延长。此役，意大利里拉完败。
6．英格兰银行永远不会原谅谁？
击败了意大利里拉，国际资本的实力得到大大加强，信心也大受鼓舞，于是他们又把枪口瞄准了下一个猎物：英镑。
1992年年初时，1英镑＝2.95马克。由于国际资本的不断套利，英镑汇率不断下跌。到初夏时，1英镑＝2.85马克。
为了维持英镑的汇率，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都不断发表一些关于汇持英镑汇率的声明。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
8月下旬，1英镑＝2.80马克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同一天，莱蒙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也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的这句话，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反复研究莱蒙的这句话，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开始给自己留有后路呢？索罗斯的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在“融入老欧洲还是紧抱美国大腿不放”的问题上英国一直犹豫不决，国内也有不同声音。在批准《马约》上英国就迟于其它国家，而且还是勉强批准的。甚至后来在欧元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还预言欧元不出三年就会翻车。尽管当时执政的英国首相梅杰全力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但国内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反对党的声音不避免地对英国的态度产生影响。
9月初，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解除了对英镑的保护。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二战中德国侵略英国时，英国人依赖美国人的帮助取得了胜利。但是，1992年当伦敦遭受美国发起的货币进攻时，为了守住英镑，英国人却需要得到德国人的庇护！
索罗斯立即对英镑发动了总攻，他向英格兰银行密集抛售了大约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买入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通常会促进该国的出口，从而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而一国货币的升值则往往导致该国股市的下跌。因此，索罗斯还买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在德国股市抛空股票。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镑也许还能挺得住，但不幸的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他美国资本早就想趁火打劫了。索罗斯的行动引发了大量的跟风盘，英镑被大量抛售。对冲基金与英格兰银行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到9月15日，英镑汇率下跌到2.78马克。
9月16日早晨，为了守住2.778马克的底线，英格兰银行宣布将最低贷款利率由10%提高到12%，并在半天内抛售40%的外汇储备买进英镑，试图扭转已经持续数月的英镑颓势。在此举没有立刻取得效果时，英格兰银行再次将利率提高3%，达到15%。
英国政府到这时候都还没有搞明白英镑贬值的真正原因，只是简单地将英镑贬值的原因归结为利率差。其实，利率差导致汇率差只是个表面现象，两德统一造成的德国经济实力增强打破了欧洲力量的均衡、僵硬的联合浮动汇率制以及欧洲单一货币计划威胁到美元地位才是欧洲货币机制遭受攻击的根本原因。
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大幅提高利率，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英国政府此举就是为了提高英镑的吸引力，但是过高的利率反而使人们认为，这将使英国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引发更加猛烈的抛盘。到当天收盘时，英镑跌到只有2.64马克，英格兰银行被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彻底打垮。在此过程中，德国央行最终没有为英国护盘。英国财政部长莱蒙不得不宣布英镑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浮动，并取消最近的两次加息。
在英镑贬值中，对冲基金获利惊人。根据1994年美国听证会的材料，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由于在此役中获利10亿美元以上，如果加上狙击里拉、法郎的收益，量子基金在欧洲货币危机中获利高达20亿美元。除索罗斯外，布鲁斯卡瓦纳获利3亿美元，保罗约翰斯获利2.5亿美元。美国许多外汇交易银行也在其中赢得，而英格兰银行则损失惨重，英国至今未能加入欧元区。
索罗斯因此一战成名，成为许多国家闻之色变的金融大鳄，英国兰银行则发誓说在他有生之年都不会原谅他！
7．法郎保卫战
美国对冲基金挟战胜英镑之威，迅速扫荡了欧洲货币体系的一些外围货币，瑞典克朗、挪威克朗、葡萄牙埃斯库多先后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比塞塔、爱尔兰镑等货币纷纷贬值。除了居于欧洲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的德国马克，就只剩下法国法郎了。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是整个欧盟的经济大国。如果把欧洲货币体系比做一幢大厦，那么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就是支撑起整座大厦的最大的两根支柱。如果说连法郎也失守了，那么欧洲货币体系就土崩瓦解了。因此，法郎保卫战是整个欧洲货币危机中交战双方最为核心的战役。
1992年9月18日，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下，法郎同马克的比价跌到了欧洲汇率机制规定的最低限，法兰西银行被迫关门半小时。
9月21日，为了维持汇率，法兰西银行一天之内就买入了510亿法郎。到此时，法国已经动用了除黄金以外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
9月23日，法兰西银行宣布提高利率，但仍然无法阻止法郎贬值。
德国可以不在意芬兰马克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坐视里拉沦陷，也可以毫不留情的抛弃英镑，但德国绝不会任由法郎贬值。1993年元旦刚过，对法郎的攻击就进一步增大，仅1月4日一天，德国联邦银行就买进了100亿法郎，法兰西银行则买入了250亿法郎。法国的外汇储备此时已经不足280亿法郎了，法郎危在旦夕！
国际资本对欧洲各国的发动的货币战争，主要是抛售其他各国货币而买入德国马克。德国因为支持东德经济建设而引发通货膨胀，为抑止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而提高了利率又导致德国马克升值和国际资本涌入，国际资本的涌入又扩大了德国的货币供给，从而进一步促进通货膨胀。因此，德国当时的经济陷入了一个“通货膨胀－提高利率－马克升值－外资涌入－货币供给增大－通货膨胀”的循环怪圈，境外资本的涌入导致其紧缩货币的利率政策失效。但德国最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断拒绝其他成员国的降息要求。其他成员国为了维持本国货币汇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不得不一再提高利率，从而进一步损害自身的经济发展。因此，德国采取的高利率政策，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实在是一场灾难，英镑就是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其他国家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反复权衡，德国政府决定降低利率。1993年2月4日，德国联邦银行宣布降低利率，贴现率由原来的8.25%降低到8%，抵押贷款利率从原来的9.5%降低到9%。德国降息后，欧洲各国弱势货币对马克的汇率普遍上升，各国得以稍作喘息。
由于德国降息，马克出现了贬值的可能性，国际资本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德国来说，降息固然能够减轻由于外资涌入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但降息却增加了国内经济扩张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德国对于降低利率十分谨慎，轻易不肯降低利率。
7月，国际资本再度发起攻击，法郎保卫战进入惨烈的最后阶段。7月28日，德国联邦银行再度降息，但由于降息幅度太小，市场没有太大的反应。7月22日－29日，短短一周内，法兰西银行共买入1000多亿法郎，其外汇储备降为负28亿法郎。此时，德国联邦银行已经借给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将近2000亿法国法郎。
自此，各国耗费巨额外汇储备，所有手段都已用尽，付出巨大代价后回到原点。
1993年8月3日，欧盟12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在中心汇率的基础上，将法国法郎、比利时法郎、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爱尔兰镑6种货币的浮动幅度扩大到上下各15%，德国马克、荷兰盾、卢森堡法郎3种货币维持上下各2.5%的浮动幅度。联合浮动汇率制实际上已经崩溃，转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此后，法国法郎等欧洲货币对德国马克、美元等货币的比价大幅下跌，国际资本又赚得盆满钵满。
8．索罗斯的惨败与掠食者的胜利大逃亡
国际资本的获利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因为在前几场战役中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德国，尽管他们在其他欧洲国家已经获利了结，但涌入德国的资金还没有来得及撤离。这些投机资金进入德国的成本也很高，其中相当数量的资金是在德国马克升值中进入的。此时他们推高马克升值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必然要再换成其它货币（例如美元）逃离德国。因此，对于德国来说，趁着国际资本尚未撤离之时，立即主动贬值，围歼这些境外资本。
举例来说，假设投机者进入德国时是1美元换得1马克，在马克升值后1马克可以兑换1.2美元，这样投机者就获得20%的利润，而德国则会损失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如果德国在投机者出逃之前主动将1马克贬值到0.8美元，投机者撤离将亏损20%，投机者的亏损就会成为德国的盈利。
因此，国际资本并不是没有破绽和不可战胜的。对此，索罗斯明察秋毫。他认为，欧洲内部的固定汇率制已经结束，德国没有必要为了维持马克的汇率而不惜血本，德国马克应该立即贬值以围剿投机资本。早在1993年6月时，索罗斯就断言德国马克将会贬值，并写信把自己的对马克即将贬值的预言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打垮英格兰银行之后，索罗斯名气太大了。他的观点一经发表，市场迅速做出反应，德国马克汇率从6月11日的80美分跌到6月25日的59美分，量子基金因此而获利约4亿美元。一篇文章就为他赚得4亿美元，索罗斯决定发起更大的行动。
1994年初，索罗斯开始斥巨资卖空德国马克，当时传言他卖空了3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不仅如此，索罗斯预测德国马克贬值将利好其出口，他还大量买进了德国出口企业的股票，以求获得股市、汇市的双重收益。刚开始的时候，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有一定的下跌，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应该说，索罗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名气太大了，德国央行似乎产生了逆反心理，决定要维持汇率。也许是因为国际资本在衍生品市场对德国马克贬值布下的陷阱让德国人感到恐惧，也许德国人认为只要打垮了索罗斯，就是砍倒了制造欧洲货币危机的国际资本的一杆大旗，这样就算取得了胜利。总之，德国人决心维持马克的汇率，并教训一下索罗斯。德国的经济实力比1992年时被索罗斯击败的英国要强大的多，在德国央行的坚持下，德国马克最终维持了坚挺的汇率，这让索罗斯在汇市与股市上遭受双重打击，损失惨重。
但是，在索罗斯被德国央行击败的同时，无数中小投机者得以在高位顺利大逃亡，德国央行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9．危机之后
来自美国的金融资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发动的攻击，造成了1992－1994年的欧洲货币危机。这次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次噩梦，在危机中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法国法郎等多国货币先后被攻克，直接造成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崩溃，沉重打击了人们对于欧洲单一货币的信心，欧元的正式发行被迫推迟到了《马约》规定的最后期限——1999年1月1日才得以实现，而且英镑至今游离于欧元体系之外。由于英国至今未能加入欧元区，这使得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经常与美国靠得更近，而不是欧盟，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美国还在这次危机中攫取了巨额收益，补贴了美国的经济。
尽管欧洲货币体系在欧洲货币危机中遭受重创，但欧洲人并没有放弃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欧元最终于1999年在11个成员国流通，并在2002年1月1日完全替代欧元区内的所有货币。在2000－2008年，希腊、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先后加入欧元区。目前欧元区共有16个成员国，超过3.8亿人直接使用欧元。
欧元的成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项巨大成功，此后，欧盟又推动《欧盟宪法》，尽管《欧盟宪法》在法国、荷兰等国的全民公投中遭遇失败，但2009年11月3日《里斯本条约》的通过，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又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欧盟选举了自己的“总统”和“外长”，欧盟也越来越像是一个国家。也许将来真的有一天，欧洲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欧洲人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梦想，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文学大师雨果在1849年的那段话：“早晚有一天，这个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建立情同手足的兄弟关系；早晚有一天，除了思想斗争，不会有任何其他战场；早晚有一天，子弹和炸弹会被选票所代替”。
2009年12月13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在《里斯本条约》签署后合影留念。[第8楼] 咖啡卡【 · 转贴 三点 2011-07-30 23:57 只看该作者(-1) 】 8[第9楼] 咖啡卡【 · 原创: 山之巅 2011-07-30 23:58 只看该作者(-1) 】 第9章 第九次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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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风暴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失去头雁的雁队很危险？
原来一国经济的繁荣也可以是“吸毒”带来的幻觉！
抵抗还是投降？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望风而降，国际资本家却十分愤怒？
中国传统智慧怎样在香港保卫战中巧败国际资本家？
世界银行代表谁的利益？
索罗斯真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吗？
1．为什么失去头雁的雁队很危险？
从70年代后期起，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再买来廉价的零部件，生产加工后将成品销往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日本的这种全球供应链为欧美提供了产品，同时也带动了东亚的经济腾飞，先后涌现了一批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和亚洲四小虎（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亚洲的经济发展链条上，日本就像一只头雁，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四小龙，再次是亚洲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这就是“飞雁模式”。
90年代初，日本股市崩盘、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在被国际资本洗劫之后，日本经济陷于衰退。为了避开国际资本在外汇市场上布下的日元贬值陷阱，日本一直维持日元汇率的相对稳定，直到1995年才趁国际资本不注意迅速贬值。
在飞雁模式中，日元的贬值就像是领头雁一个俯冲突然从国际资本的视线中消失了，头雁之后的其它亚洲各国货币就暴露了出来，成为国际资本新的目标。
2．东南亚国家的“毒瘾”——外资依赖综合症
1995年日元突然贬值，导致亚洲各国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以泰国为例，1995年泰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23%，1996年的增长率几乎下降为零。
为了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东南亚各国采取了“引进外资”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但利用外资是有成本的，如果是借债，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是让外资做股东，则股东盈利后会将利润汇出。到1997年6月底，韩国欠14家外国银行的债务就达到1343亿美元。
外资的涌入在短期内可以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因为刚开始时利息负担还比较小，也还没有大量利润汇出的情况，而投资、消费都会比较旺盛，就业也比较充分，这时的经济至少在表面上是繁荣的。资本是逐利的，当外资数量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其向外汇出的利润与收取的利息就会成为吞噬财富的机器。
并不是说“利用外资”的策略一定错误，而是说利用外资要有所取舍，而且必须有度。如果利用外资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这种对外资的利用就是有益的。相反，如果利用外资只是用来推高房地产的价格或者股票的价格，吹大经济发展中的泡沫，哪怕名义上能够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仅没有产生一分钱的真实收益，还会支付高昂的资金成本，这种外资利用就是有害的。
遗憾的是，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犯了拉美国家十年前同样的错误，大量的外资被用来制造经济泡沫，或者被消费掉，利用外资的成本最终大大超出了所获得的收益。利息的支付和外资利润的汇出，又会导致更大的外资需求。这样，东南亚各国就患上了“外资依赖综合症”，就像人吸食了毒品欲罢不能，而且剂量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终有一天会崩溃。就这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实力逐渐被掏空，只是在表面上还依赖外资持续流入和经济泡沫维持着虚假的繁荣。如果有一天外资不再流入，而且集中外逃，那么危机就爆发了。
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上游弋，就像鲨鱼在海洋中巡游，他们从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猎杀的机会，更何况是已经虚弱但口袋里还有不少美元的东南亚。这一次，国际资本为了围捕猎物做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作战资金、作战人员，还是作战武器。
3．奋起抵抗，三国壮烈牺牲
打头阵的依然是对冲基金，而且是曾经成功狙击英镑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早在1997年年初时，索罗斯就已经潜入了完全不设防的泰国。泰国在1989年开始推行金融体制改革和开放金融市场，1992年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放松了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私营部门向外贷款、外国投资等方面的管理。当时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以来盲目与国际接轨，陆续开放了金融市场。这为国际资本的潜伏、发起攻击以及获利后的撤退提供了条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奋起抵抗但损失最为惨重的是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
1997年1月，各对冲基金潜入泰国，逐步建立沽空泰铢的仓位。
2月14日，美国穆迪资信评级公司宣布降低泰国长期外汇评级。消息传出，泰国外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索罗斯麾下的量子基金立即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进攻。他们大规模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为了维持泰铢的汇率，泰国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买入了大约120亿美元的泰铢，同时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并大幅提高泰铢的利率。三管齐下，泰铢汇率才得以暂时稳住脚跟。
5月份，之前泰国引入的外资开始大规模撤退。本来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资本从来就是趋利避害的。但对于泰国为说，这根本就是落井下石，在泰国最需要外资的时候，他们却撤走了。很难说这些撤离的外资究竟是嗅到了外汇市场的危险气息，还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或者根本就是与对冲基金的密切配合。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但外资的集中撤退使得泰国经济雪上加霜，泰铢岌岌可危，泰国开始对资本进行管制，不过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6月，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攻击，泰国央行竭力死守，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时都可能弹尽粮绝。就在双方战斗最激烈的时候，6月27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或者更多的可能性”。文章引起投机者的大量跟风盘，抛空泰铢。作为回应，6月30日，泰国总理在电视上发表强硬声明：“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
不过，泰国总理的强硬声明缺乏实力支撑。7月2日，泰国央行弹尽粮绝，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随后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
8月5日，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彻底崩溃。
（右图为泰铢兑美元汇率）
泰铢的溃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外汇市场上东南亚各国货币抛售如潮。7月11日，菲律宾对比索的大规模干预失败，宣布放开比索与美元的比价，比索开始大幅度贬值。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对冲基金横扫东南亚，并一路挥师北指。7月15日，起亚集团宣布无力偿还其10万亿韩元的债务，韩国股市大跌。8月19日，韩元对美元的比价跌破900，创下901韩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韩国央行随即入市干预。
10月，韩国股票综合指数跌破600点大关，月底，美国穆迪公司降低韩国4家银行的信誉等级。10月28日，韩元的收盘价跌至953韩元兑1美元。
11月1日，韩国中央银行一名官员说，韩元绝不会跌破1000韩元兑1美元这一心理承受大关，以显示韩国央行维护韩元汇率稳定的决心。作为回应，1l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韩国的外汇储备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文章，暗示韩国硬通货的数量将不足以保护韩元的汇率稳定。第二天对冲基金就针对韩元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大量韩元被抛售，韩国央行奋起抵抗。
为了制造恐慌，引起更多的跟风盘。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经济混乱引起韩国的担心》，声称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界人士私下认为韩国可能成为“第二个泰国”。
11 月11日，韩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只剩下38.4亿美元，而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亿美元。
韩国央行很快就招架不住，到11月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000大关，达到创纪录的1008.60∶1。
11月18日，韩元跌至1012.80韩元兑1美元，韩国外汇储备见底，中央银行建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11月19日，韩国中央银行宣布自次日韩元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由2.25%放宽到10%，韩国财政经济院长官姜庆植辞职。
11月20日，一天时间就把10%的幅度跌个精光，兑美元的汇价达到1139元的新低点。韩国向日本政府求救，但当时日本的金融机构也被卷入危机自顾不暇，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亚马驰四天后破产，日本政府爱莫能助。据传，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曾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借用一些外汇储备帮助韩国度过难关，但中国政府考虑到本国金融安全拒绝了这一要求。
11月21日，韩国政府被逼无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趁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韩国政府一时难以接受，双方僵持不下。
11月22日，韩国总统金泳三发表电视讲话，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难题向人民道歉，他还呼吁人民束紧腰带，厉行节约，以克服当前的危机。
由于韩国政府未能立即答应IMF提出的一系列贷款附加条件，国际资本对韩国穷追猛打，一方面继续在外汇市场狂抛韩元，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唱空韩国。11月28日，美国穆迪公司调低韩国的信贷评级，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级调低到A3级，银行外汇存款评级从A2级降低到Baa2级，短期债务评级从原来的“优惠－2级”降低到“优惠－3级”。这对于韩国简直是致命一击！
12月3日，无路可走的韩国政府与IMF签订了总额为55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这实际是一个“打包贷款”，并非只有IMF一家出资，但所有的贷款均记在IMF名下。其中由IMF提供210亿美元备用信贷，世界银行提供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提供40亿美元，美国承诺贷款50亿美元，日本则承诺贷出100亿美元，其它国家提供50亿美元。
当时正值韩国大选，在任总统金泳三即将卸任，未来的总统将在两名候选人金大中和李会昌之间产生，为了确保签署的合同不会被韩国单方面撕毁，在IMF的坚持下，金泳三、金大中、李会昌三人均在合同上签字保证，韩国这才拿到援助贷款。
IMF的援助贷款附加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包括：允许外国银行拥有韩国银行50%股权，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开业，把1998年的经济成长率压缩至3%（过去均为8%），保证中央银行独立“作业”不受政府干涉，并使各银行作业透明化，逼迫作业不良的金融机构关门大吉等。尽管IMF的条件十分苛刻，但已经是“刀架在脖子上”的韩国几乎无条件地接受了IMF的各种要求。这让韩国各界十分不满，韩国把与IMF签署协议的12月3日称为韩国的“国耻日”。
从11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吹响总攻韩元的号角，到12月3日韩国几乎无条件地向IMF“投降”，仅仅29天。还不到一个月，韩元就在国际资本的联合围剿下土崩瓦解了。而且在此之后，韩元仍然继续大幅贬值，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上图为1991年以来韩元对美元年均汇率（1美元=？韩元报价）
数据来源：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研究处
印尼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重灾区，所受到冲击比泰国和韩国还要严重得多。在1997年6月时，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为2380：1，此后就步入了贬值通道。
8月23日，印尼盾贬值到历史低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援助，IMF为印尼开出了“药方”：要求印尼开放金融市场，提高利率，削减政府支出。
9月，印尼盾兑美元跌破3200：1。
10月，印尼盾兑美元跌至3600：1。
11月，印尼盾跌势稍缓，月底收报1美元兑3715盾。为了使印尼时任总统苏哈托相信IMF的“药方”是有效的，在11月的第一周，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还继续给苏哈托灌迷魂汤：他宣布IMF已经成功地将印尼从亚洲从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拯救出来。
12月，印尼盾就跌到了5500盾兑1美元。
1998年初，印尼金融形势再度恶化。眼看印尼在服了IMF为其开下的药方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
笔者在第三章介绍过联系汇率制，这是一种货币局制度。如果实行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那么印尼盾就成了“变形的美元”，尽管这会让印尼失去货币主权，但其汇率制度本身抗攻击能力较强。这一点在本章稍后的“香港：最后的堡垒”里展开解释。印尼政府的计划将会大大降低对印尼盾的攻击受力点，立即遭到IMF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为了逼迫印尼政府就范，IMF甚至威胁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
随后，国际资本加大了对印尼盾的围剿，印尼盾迅速贬值。在多方压力下，4月8日，苏哈托被迫接受IMF的经济改革方案，印尼政府实行联系汇率制的计划流产。
IMF为印尼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印尼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并对公务员进行裁员，提高油价和电价改善财政赤字，但是这些政策造成了印尼的政局动荡。5月21日上午9点，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32年的印尼铁腕人物苏哈托用缓慢而颤抖的声音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到1998年7月，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跌到14150：1，和一年前相比，贬值幅度高达80%。
上图为1991年以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1美元=？印尼盾报价）
由于贬值了80％，以外汇计价的债务就变成了原来的五倍，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资产负债状况很好的企业也会陷入破产境地，外资趁机进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印尼的企业。
4． 望风而降，新台苟全性命
国际资本在亚洲金融市场掀起的滔天巨浪，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新加坡和台湾，而且新加坡有7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台湾的外汇储备更是高达900亿美元，国际资本怎肯放过这两只“肥羊”？
对冲基金又故伎重施，预先布置了新加坡元和新台币的外汇远期和外汇期权空头陷阱，然后大规模抛售新加坡元。由于被预设了货币贬值的陷阱，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再考虑到经济稳定，央行都会动用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泰国、韩国都是这样的思路，只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能够抵挡住国际资本的进攻。90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的思路，基于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量的外汇储备，日本最终维持了汇率稳定。对于日本来说，守住了日元汇率，损失的是外汇储备，但国际资本埋伏的衍生品空头仓位就全打水漂了，国际资本并不是100%的胜利。泰国、韩国和印尼则要悲惨得多：前面像日本一样固守汇率，但最终又没有守住。国际资本不仅通过外汇市场的高卖低买掠夺财富，而且被攻击货币贬值后在衍生品空头市场上大快朵颐。
国际资本的如意算盘就是像对付泰国那样撕碎新加坡和台湾，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华人智慧”。华人的传统文化就告诉我们面对强敌时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货币非常像水。水是世间最柔软的，但也无坚不摧，货币也是这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治水宜疏不宜堵，越堵反而越泛滥。
对新加坡元的攻击非常不顺利，因为新加坡根本就没有抵抗！这完全超出国际资本的预料。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他“乐于让市场决定”新加坡的汇率，对混乱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打个嗝儿”。
台湾也非常有意思。面对气势汹汹的对冲基金，台湾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一下抵抗，就顺势“投降”了。11月21日这天，台湾央行就在实质上放弃了抵抗，任由新台币兑美元跌破30：1。此后，台湾对于新台币贬值的抵抗基本上停留在口头形式上，不断由台湾央行总裁许远东和经建会主委江丙坤反复强烈“新台币已经超贬了”，但很少拿真金白银出来“喂给”对冲基金。从7月份遭受攻击到11月底，四个月的时间里，拥有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台湾央行，一共只损失了70亿美元。
新加坡和台湾的选择是一种损失相对较小的选择，尽管无力拯救股市和房地产的下跌，也无法阻止国际资本在衍生品市场的空头仓位获利，但最起码他们保住了外汇储备。对冲基金为了发起攻击，事先买入了巨额的新加坡元和新台币。由于新加坡和台湾“望风而降”，汇率贬值速度很快，这些预先潜入的资本中很大一部分来不及撤退，也随着汇率的贬值而一起贬值，损失也很巨大。
这种不战而降的策略，使得操纵国际资本的美国资本家大为恼怒。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卡特政府时曾任财政部助理部长的柏格斯坦强烈指责中国台湾是导致亚洲“第二波”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台湾有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能力打击投机商，但却在采取“最小幅度防范性努力”之后就放弃了。他指责新台币的贬值引发了全球性股市恶性循环，引起了华尔街的抛售恐慌。
美国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内中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新加坡和台湾迅速贬值本币，正是在咬牙承受衍生品割肉之时，摧毁即时换汇交易而流出套利的外资。在有大批的国际资本通过衍生品获利之时，一定有大批的国际资本在即时外汇交易中蒙受损失。
新加坡和台湾的“投降”策略，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保存了实力，避免了像泰国那样被国际资本席卷一空的悲剧。事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新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下跌了10%，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加坡成了一艘没有遇难的船只，或者像一棵没被吹倒的树，只是失去几根树枝、几片叶子而已。
5．为什么对冲基金在香港会惨败？
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屡屡得手，似乎已经强大到不可战胜。他们对香港也发动了攻击，气焰嚣张地把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称为“超级提款机”。
前面提到过，香港实行的是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这种货币局制度本身的抗攻击能力较强。在货币局制度下，香港没有中央银行，只设有金融管理局履行相关职责。金管局本身也不发行港币，但对港币的发行进行监管。香港一共有三家发钞银行，分别是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根据规定，发钞行发行港币之前必须向金管局缴纳美元，每缴纳1美元就可以发行7.8港元；相反，银行也可以持港币按相同比例向金管局兑换美元。也就是说，市场上的每1元港币在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中都有足额的美元与之对应。可以粗糙地理解为每7.8港元就是1美元，100%的外汇储备就决定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本身具有较强的抗攻击能力。
当然了，联系汇率制也并非完全没有漏洞。就算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与港币的基础货币是100%对应，如果对冲基金大量抛售港币兑换美元，那么发钞行将不得不向金管局兑换美元。对于港府而言，这实际上是回笼了市场上的港币，造成通货紧缩。最极端的假设是，如果所有的港币都被抛售，那么香港的外汇储备将被耗尽，而市场上的所有港币将被回笼，港币从香港消失，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只要金管局回笼的港币足够多，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从而引发利率飚升、企业破产和银行挤兑，一样是灾难性的后果。如果金管局宁可企业破产、银行倒闭也坚持维持汇率，那么结果是两败俱伤。而港府不可能为了挫败对冲基金做出这种同归于尽的选择，那么在搏杀到最激烈的时候就只能放任港币贬值以求自保，这样就达到了对冲基金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资本对香港发动的金融攻击并不仅仅是为了洗劫香港，他们更大的目标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威胁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屡屡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就是这种大背景下在国际上被大肆鼓吹的。1994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对中国进行了汇率改革，大力推动中国的外贸出口，使中国经济发展提速。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亚洲各国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尽管未变动，但就相对于其他国家升值了，这对中国的外贸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当时由于中国的金融管制还比较严格，再加上人民币也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国际资本对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无处下口。面对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局面，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主动贬值人民币，保护自己的外贸出口。但问题是，人民币贬值会对香港造成严重打击。1997年7月1日，香港才刚刚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会变。第二天泰铢就崩溃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港币随后也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香港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央政府绝不可能一面临危机就抛弃香港。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攻击香港就是试图绑架中国大陆。只要咬住了香港，就咬住了人民币。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就必然打击中国大陆的出口，把中国大陆拉下水。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国际资本才紧紧咬住港币不放。
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大肆沽售港元，对港币发动了三次进攻，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期间，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3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面向众多海内外媒体做出承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不会贬值，而且必要时中央政府将不惜动用外汇储备支持特区政府。当时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6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中央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大约14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对港元发动了第四次冲击。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从银行借来大量港元在市场上抛售。这一天，国际资本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如数吸纳，将汇率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8月6日，对冲基金又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再次接下全部的港币抛盘。国际资本连续的大规模抛售港币，已经抽紧了港币的银根，港币资金紧张导致利率飚升，股市大跌。面对这种情况，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再现威力。按照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原理，特区政府用外汇买入的港币已经退出流通市场，应当冲销，不能再进入银行系统。但是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拘泥于这些教条，而是将买入的港币作为财政储备直接兑换给特区政府，然后再由特区政府转存于商业银行。这样，这些港币在金管局的手中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商业银行，重新进入了流通市场，从而使银根宽松，稳定了市场利率。这一神来之笔，完全出乎国际资本的意料。
8月7日，对港币的狙击进入第3天，对冲基金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全部买进，然后兑现给特区政府，再由特区政府转存到商业银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对冲基金突然发现，无论他们抛售多少港币都无法抽紧香港的银根，因为这些港币在金管局的手上转一圈就会再进入商业银行体系。他们意识到，再继续抛售港币就是在做无用功，港币贬值已经没有希望，而且他们还要为借来的港币支付利息。于是对冲基金迅速决定转移战场，把主攻方向从汇市转移到股市。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香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泡沫。1997年8月时达到历史高点16820.30点，当时香港已经是“全民炒股”。随后，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港币不断下跌。
1998年8月6日，恒生指数以全天最低点7254点报收。随后几天跌破7000点大关，到8月13日跌到6600点，对冲基金在股指期货上建立的大量空头仓位已经斩获不少。
特区政府决定反击。8月14日，股市开盘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市、期市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为了支持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坐镇香港，要求驻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同时还调动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生指数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股指期货，恒指全天上涨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香港特区政府选择8月14日进行反攻，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也恢复稳定。
当对冲基金把攻击方向从外汇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时，国际资本就已经失去了对港元的攻击能力，而港府则成功地把一场港元保卫战变成了一场股市攻防战。在股市攻防战中，港府赢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因为对冲基金要打压香港股市，无论是抛空香港的股票，还是在香港期货市场上建立股指期货的空头合约，都必须以港币进行交易。对冲基金首先得把美元兑换成港币，才能入市交易，而兑换港币时支付的美元则成为港府的资金，增强了港府的资金实力。对冲基金后来惊讶的发现，自己调集的资金越多，对方的反击也就越强，每次为打压股市增援的资金，在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会同样壮大对手的力量。这简直就像是在用头撞墙，撞击的力量越大，反击的力量越强，自己的头越痛。
股指期货上的战斗更有意思。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不一样，不需要全额支付合约金额，只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了。对冲基金非常善于利用期货市场的杠杆来撬动股市，但这回股市被港府稳稳托起，所投入的资金就被套住了。但是，期货市场有时也可以和股票市场背离，只要还没有到交割期限，资金多的一方就完全有可能依赖资金优势把期货价格强拉到有利于自己的一方，从而造成对手方的爆仓，这样不仅可以解套，还可以把对手的钱都“盈”过来。因此，在期货市场上的较量，主要是看交易双方的资金实力。
对冲基金的资金实力很强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是他们的对手方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香港特区政府，背后还有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一方面在股市上继续推高股票指数，另一方面修改法令提高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给对冲基金的资金造成压力。而且，这次是政府操盘，又有中央政府做信用背书，特区政府的股指期货买单完全不需要缴纳保证金。对冲基金无论抛出多少股指期货的空单，特区政府这边只需要在电脑上敲一串数字全部接下来就可以了。因此，港府一边在期货市场不需要花钱，只需要在电脑上敲数字紧紧“吸住”对冲基金，不让其逃脱，另一边只要在股市上一门心思把股指打上去就可以把对冲基金的股指期货空单全部拉暴。对冲基金有苦难言。
8月28日是股指期货结算日，对冲基金有大量股指期货空单在这一天到期结算。如果在这一天如果股指能够稳住或者继续上涨，对冲基金就将损失数亿美元甚至十多亿美元；反之，如果股指下跌，港府就要输掉几百亿港币。特区政府决定在这一天围剿对冲基金。
8月27日，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索罗斯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为了打击对冲基金，港府要求香港企业要优先借股票给政府，香港几大财团都不敢借股票给对冲基金，这就使得对冲基金没有足够的股票来打压股市。
8月28日，对冲基金犹做困兽之斗，当天双方在股票市场上的激烈战斗远比前一天更加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790亿港元，比香港股票市场成交量的原历史最高记录(467亿港元)高出70%。最后，恒生指数以7829点报收，比前日跌93点，但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港府全力顶住了对冲基金空前的抛售压力，当天股指期货成交数目达四万四千张。
9月初，出现大量远期美元沽盘，国际资本开始在外汇市场平仓离场。香港特区政府取得了港元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据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估计，若国际资本由6600点沽空期指合约2万张，则国际资本将损失1.54亿美元。即使国际资本选择把8月份期指合约转仓为9月份合约，也要付出高昂代价。
国际资本在香港的溃败令他们震怒不已，他们纷纷以各种道貌岸然的身份对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横加指责。
默顿米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是一大错误，完全违反了人们引以为傲的自由经济原则。他怀着愤恨，直接指责香港政府高官中应该有人下台。事实给出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何不顾学者矜持，竟然破口大骂的原因：默顿米顿所在的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1998年8月净资产下跌了44%，到9月时又在投机俄罗斯债券中翻船，其年初时在基金中的16亿美元资产只值3000万美元了。9月23日，由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以美林、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LTCM的90%股权，才避免了倒闭的厄运。
就在对冲基金从香港溃败的同时，8月31日，标准普尔降低香港外汇主权评级，将香港的长期外汇及短期外汇评级分别由A＋和A1＋降至A和A1。同时将港元长期评级由AA－降至A＋，将港元短期评级由A1＋降至A1，长期评级展望则转为负面。标准普尔还表示，如果港元的联系汇率动摇，或者香港政府的行动进一步削减对港元的财政支持的话，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再次调低评级。
《新闻周刊》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唱一个调子，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外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指责香港政府是拿名誉做赌注。报道称，这或许会使一些投机者知难而退，但国际投资家将会怀疑香港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决心，这将对香港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他们认为刻意托高股价阻碍了股市自由运作的能力。
但事实证明，香港政府的入市干预是正确的。成功地捍卫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等国际投机资本，并且为稳定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那一段时间，曾荫权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鳄鱼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
（繁华的香港）
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捍卫联系联系汇率制，中央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港币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大陆外贸遭受重创。为了刺激增长，中国努力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和住房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政策，这在当时固然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在今天也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尤其是今天的高房价社会反响最大，值得深思。
6．代价有多大？启示有多深？
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在1997年之前亚洲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增长率普遍超过5%，但是1998年却出现了负增长。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国际资本则在金融风暴中大肆掠夺，敛走巨额资金。泰国、韩国、印尼等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损失尤大，可以说是多年经济发展的努力被席卷一空，正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国家
名称 货币
名称 兑美元汇率 GNP（10亿美元）
1997年6月 1998年7月 1997年6月 1998年7月
泰国 泰铢 24.5 41 170 102
韩国 韩元 850 1290 430 283
印尼 印尼盾 2380 14150 205 34
菲律宾 比索 26.3 42 75 47
马来西亚 林吉特 2.5 4.1 90 55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还造成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在金融风暴中，高通胀、高失业率，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结，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泰国总统猜瓦利因此下台，铁腕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的苏哈托政权也被推翻了，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引发社会波动，甚至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发起有效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被攻击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缺陷。主要有三大缺陷：
第一，过度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债太多。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但用的不好只会制造泡沫经济。当利用外资所导致的利润汇出与利息支出大大超过其收益时，离危机也就不远了。泰国、印尼等国都有这些问题。
第二，泡沫经济。主要是股市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尤其以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性更大。依靠虚拟经济中的价格上涨推动GDP在名义上增长，并不能增长整个国家的实际财富。就像房价从1万涨到10万，显然房子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增长10倍，这只是使得“纸面财富”在不同的个人或者企业之间流转，这更多的像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当泡沫被刺破时，大量倒闭的企业会拖垮银行，从而引发不可收拾的危机。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在危机前的泡沫自不必说，即使是受伤较轻的台湾和香港，也源于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而新加坡之所以受伤最轻，正是得益于对房地产市场的严格控制。
第三，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如果把货币比做水，那么一国的金融资本就汇集成一个水体，小一点的国家就像一口池塘，再大一点的就是湖泊，而国际市场的资本则是汪洋大海。在自身水体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实施必要的措施（例如外汇管制、股市准入等）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像泰国那样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就如同自己掘掉保护小池塘的堤坝，放大海的汹涌巨浪进入池塘，那么毫无疑问地，一个巨浪打来，池塘里的“鱼”就会被席卷一空。当潮水退出，只留下满目的创伤。
7．谁是幕后推手？
从表面上看，对冲基金是制造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发起货币攻击，引发各国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一再指责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是造成林吉特贬值的黑手，称之为“罪犯”和“精神缺陷者”。但问题是，仅仅只有这些对冲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吗？索罗斯果真是元凶巨恶？
仔细回顾、审视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美国遏制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而发动的一场全方位的、多兵种的、立体金融战争。就“参战部队”而言，不仅有令人闻之色变的对冲基金，还包括媒体、学者、评级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政府机构与官员。具体来说，就是由对冲基金负责正面进攻，媒体发布不利信息、甚至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学者则“研究”出一堆忽悠目标国家的理论对其进行洗脑，评级机构配合对冲基金适时下调被攻击目标的信用评级，投资银行负责研发“金融核弹”衍生品、并在场外市场签订大量衍生品合同然后将其卖到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商业银行为攻击行为提供资金融通，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IMF和世界银行）专门扮演救世主形象但会附上开放市场的条件，最后由跨国公司去打扫战场——廉价收购目标国的资产。
其中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跨国公司是商业机构，其行为原则是，只讲“利”，不讲“义”，因此索罗斯反复强调他的金融投机行为与道德无关。如果真是这样，那到是无可厚丰，但果真如此乎？
学者、评级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利益不相关者，他们扮演成第三方的、专业的、权威的、非商业利益的形象，但仔细看看也无非也都是伪装。
在第六章中笔者就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背景进行了介绍，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只是用来包装这些经济理论的工具，这些学者长期获得美国大财团的资助，为其摇旗呐喊那是必然的。
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家全球最著名的评级机构，总是利用其评级的影响力帮助对冲基金赢得战争。亚洲金融风暴中一些国家的货币被其降低评级然后被击溃，这并不能证明其评级正确，而是因为被其降级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狂潮。当香港已经取得港元保卫战胜利的时候，标准普尔还恶意降低香港的外汇主权评级充分说明了其立场与发动攻击的美国资本完全一致。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标准普尔和穆迪对资产毒垃圾CDO做出AAA信用评级更是彻底暴露了其充当美国资本欺骗世界的真实面目。
至于国际金融组织，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典型代表，表面上扮演出一副救世主的慈祥形象，但从不雪中送炭，只做“趁火打劫”和“落井下石”的事情。无论是韩国的500多亿美元贷款，还是对泰国和印尼的援助，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苛刻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抽紧银根和开放市场。当银根被抽紧，就会有大量企业破产倒闭，这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已经开放的市场大肆鲸吞。要明白这一点，只需要看看IMF和世界银行的背景就可以了。IMF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产物，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是其创始国。IMF的事务通过投票决定，其中美国投票权最多。根据2009年的新闻报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仍是份额和投票权最多的五个国家，其中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比例仍分别高达17.674%和16.732%，发达国家投票权比例高达57.9%。根据IMF的规定，重大事项要有85%以上的投票权来决定，这意味着美国对于IMF的重大事项具有否决权，因此，IMF尽管是一家国际金融组织，但却忠实地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由于IMF总是在提供贷款援助时附带上一系列的苛刻条款，以至于引起许多被讹诈国家的强烈不满。《韩国先驱经济报》报道称，“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并将与IMF达成协议的12月3日称为“国耻日”。埃及在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总统穆巴拉克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1998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在IMF的500亿美元救助方案上签名时，时任IMF总裁康德苏站在他后面，双手交叉俯视的情景，至今让印尼人感到屈辱。
世界银行也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产物，名义上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也采取了和IMF类似的投票表决机制，同样规定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而美国拥有16.4%的表决权，同样的一票否决。类似地，控制着世界银行的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我并不认为美国政府直接指使了所有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政府只需要适当引导就足够了。可以说，美国政府不仅纵容了对冲基金冲击他国金融市场，而且积极配合，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大力包庇。当对冲基金在外兴风作浪时，美联储往往会“适时”地提高美元利率，加大其他货币的贬值压力。而当被攻击国家采取一些管制措施保护本国金融体系时，美国政府就会跳出来说这违背了市场经济“自由”的原则。1997年11月，克罗地亚司法当局以金融舞弊罪将索罗斯基金会驻萨格勒布分会的负责人巴西奇（Karmen Basici）和总会计师马尔通（Ivanka Marton）各判处一年徒刑。华盛顿立即向克罗地亚施压，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行动是“不可接受的”，要求克方采取措施使“为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基金会”尽快恢复运作。
与其说亚洲金融风暴是由对冲基金造成的，到不如说这些被攻击的国家或地区本身的经济就出了大问题，美国早有席卷其财富以补贴国内之心，对冲基金只不过是美国众多“金融武装部队”中正面冲锋的一支。至于说泰铢被索罗斯一人打败，更是不足为信，索罗斯只是眼看泰铢即将坠崖，冲上前去对着泰铢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将其踢下悬崖并顺手拿走了一些钱而已。索罗斯之天才，不仅在于他能敏锐地发现那些已经虚弱到可以捕获的猎物、以及熟练地调集巨额资金发动凶猛而且致命的攻击，更加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揣摩上意”，体会到美国政府从来未曾明确表述的真实心意，并主动帮助美国政府去实现它。有这种能够于无形中体察上意、并且能征善战的猛将，你说哪个主子不会保护他？
尽管这些“参战部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幕后推手。只有这样，这些看起来无组织的各个团体才能配合得如此之完美。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掠食行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美国毫无疑问地居于整个食物链的最顶端，其次是西欧各国，再次是日本，发展中国家居于最低层级是被掠食的对象。尽管美国有时也会掠食日本（见本书第7章）和欧洲（见本书第8章），而且在掠食日本时欧洲也会加入盛宴，但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掠食的悲惨境地。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一定让这些掠食者虎视眈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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