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牧心及其著作
邓牧(1247～1306)，宋元之际的钱塘人，字“牧心”，自称“三教外人”，别号“九锁山人”、晚年又自号“大涤隐人”。他一生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入元以后进行的。现存作品集《伯牙琴》，是由他本人删定的，其中无一篇诗文是追念前朝而咒骂新朝的，他早就走出了“遗民情结”；而元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则受到邓牧的真诚欢迎。他对蒙元政权并无抵触情绪。


邓牧在年轻时有政治抱负。适逢29岁上蒙元大军伯颜部攻陷了杭州，32岁时蒙元消灭了南宋政权，在时事巨变面前，他超越一般文士的遗民悲情，超越政权兴代的具体是非，反思王朝兴亡的历史进程，探询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的最佳模式，作制度性宏观思考。他否定现实社会的君主独占制及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提出“选贤与能者”组建服务型政府的构想，撰写了《君道》《吏道》等一组文章，这使他成为宋元之际一位颇有异彩的思想家。由此出发，他对世间政治产生一种普泛的抵触，于是疏离政坛，寻求自由而多彩的人生之路。四十岁前后，一直漫游于馀杭-临安（杭州）-会稽（山阴）-四明（宁波）山水间，也曾进入会稽的陶山书院，与友人诗酒唱和，写了《东游记》（又称《游山志》，已佚）等山水诗文。他与谢翱、张炎、周密等都有文字交往。五十岁以后，他入住天目山系之洞霄宫，在山巅凿穴以居，与道士为伍，走上了“山人”的服食修真之路。留下了《洞霄图志》等大量山水游记。刚及六十，即无疾而终。世称“文行先生”。
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其实他对“三教”的态度并不一样。他对“儒”是保持着思想距离的。正如《洞霄图志·碑记门·冲天观碑记》所言：“（汉初）司马父子始推儒者，纳诸‘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曰尧舜道心、孔曾道学，固儒者所谓‘道’也；然而章句为工、青紫为志，专门名家，甲诋乙排。子长诚汉人也，知汉儒而已！”后世儒者不讲“道心”“道学”，而拘守章句，固执师承，一心只求荣华富贵，党同伐异，勾心斗角，中国政坛文化中的阴暗面，后世儒者身上几乎都有表现。故在邓牧心先生的作品中，正面提到的后世儒者不多。他倒是没有抨击过和尚，可也没有多少亲近感。大小道观他都会去参访，详询一切；而对释家寺庙，则仅仅路过而己，喝杯水就礼貌地告别，不怎么爱与僧人深谈。他的“方外”朋友，主要是道教中人。他作品中反复称扬的也都是“山人”、“仙客”、“炼丹士”。他与当时两浙的道教名流均有密切交往，人家也诚心地邀他住到宫观中去，他却又始终不愿当个正式的“道士”，不想披上道袍，成为住山、主持、主席一类人物。他只做他自己，他只想借“山川之灵秀”诱发其道心，实现其对生命形态的超脱。
因此，他把他后期的生命，几乎全都投入到对“山川之灵秀”的搜寻与发现之中，一些重要的游记作品即产生于此时。那是他的生命形态的展示。他邓牧心是在山水之中“放牧自心”的。他的精神上充分满足了，物质要求也就降到了最低点。他宁可栖居大涤山之高岩，身披楮衣，一日一食，枯坐于“空屋”，经月不出。然而，他对教友的事业却又十分热心。他生命的最后期间，还与道士孟集虚协作，搜集一方古遗，成《洞霄诗集》（孟集虚就是负责搜集本山的石刻诗歌的，已佚）和《洞霄图志》二书（可惜后世只存其“志”而无“图”了）。《洞霄图志》（六卷）是在实地考察、采集旧闻基础上纂著的。该书第六卷“碑记门”为原碑照录，各篇之末均注明了原作者；此外五卷，原则上应视为邓牧自创。作者笔下，山水有灵，文词简峭，史实有据，不仅有对历代名流足迹的记述，有对寺观亭台沟渠道桥的记述，甚至还有对珍稀动植物的记载。这就为馀杭山水与人文生态留下了清晰而珍贵的时代记忆，是很好的人文遗产。
邓牧心先生把自己平生的代表性诗文六十余篇收集起来，编成《伯牙琴》一书传世。他自己说：“（余）平日所作不止是，然于是见大凡矣。”（见《后序》）认为尽管不是自己的全部作品，但也足以反映他的基本情况了。


我们今天看邓牧心，自应努力看其全人全著，但因资料的限制，已无法做到了。长期以来，人们介绍一个作家，总习惯于历数其当官经历，在职表现，习惯于作“官本位”的思考，从政治上去评判人。其实，人生道路的选择，本来就应该是多样的。对未涉官场的绝大多数作者来说，是不必非得要从政治上去分析的。认为谁不想出仕，就一定是“拒绝与当局合作”，这几成公式，其实极端片面。拿邓牧心来说，他一生的写作主要是论“道”而不在于论“政”，他一生的行动轨迹是求“道”而不仅是求“治”。邓牧自号“牧心”而非“牧民”，这也可见其关注的主题所在。生活中，他恰恰是较快地走出遗民悲情而过普通民间生活的一位文士（不是斗士那一类）。他的不愿入仕，只是“生存方式”的选择，而非“政治立场”的顺逆（连蒙元政府也没那样去看待邓牧）；其身后时人称之为“文行先生”，也着眼于他的为“文”崇“道”而能践“行”。我们评论他，就应尊重这个事实，把现有的《伯牙琴》与《洞霄图志》结合起来看；即使只看《伯牙琴》，也该论其全书，既重视其政论及小品所透现的思想异彩，也应重视其大量反映真实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诗文，肯定他对两浙山水人文之美的独到发现与辛勤记录。或许，这倒是更有生命力的人文事业。

    清《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七）收有《洞霄圖志》一书，其“提要”说：“《洞霄圖志》（六巻），宋鄧牧撰。”
明初道士从《洞霄圖志》中抽出“宫观门、山水门、
洞府门、
古迹门、碑记门”内容，加以刊削，改编成《大涤洞天记（三卷），题为“元·邓牧撰”。是否有据，不得而知。今存邓牧的诗文，大体上为入元之后的作品，则本书之题为“元·邓牧撰”,是有道理的。

吏道 选自《伯牙琴》

　　]邓牧 元

　　与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其次为佐，为史，为胥徒。若是者，贵贱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唐、虞建官，厥①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择才且贤者，才且贤者又不屑为。是以上世之士高隐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阴受其赐。

　　后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惧其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大小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为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乱与危，何也？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狼蛇虺均为民害邪！

　　【译文】

　　与人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是官吏。朝廷之内（即中央政权机构）有九卿、百官，外有刺史（州一级的长官）、县令，其次为佐（州县长官的辅佐）、史（掌管文书的官吏）、胥徒（胥是承办书读的僚属，徒是官署中的差役）。像这样的人，级别刊不同，但都属于官员。

　　古代君民之间相安无事，所以不紧缺官吏，人员不多。陶唐氏（远古部落名，其首领为尧）、虞氏（远古部落，首领为舜）设置官制，这是可以考查的，这是他们距离百姓很近的缘故（贴近百姓的需要）。选择有才学并且高尚的人，但贤士又不愿意做官，上古之世的志士远避尘世而隐居大山深谷，国君求访他们，诚恳相待恐怕他们不肯出来做官，所以为官的人常迫不得已(而做官)，因而天下百姓暗中受到他们的福泽。

　　后世以危害人民的人治理人民，因为惧怕(百姓)作乱，严密的防范不得不周备，禁令和法制不得不详尽，然后大小官吏遍布天下。榨取百姓越来越多，危害百姓越来越深，有才学且高尚的人越发不肯来做官，天下越发不堪了。如今一名官员，大到封邑数万户，小的虽无采邑的奉养，却也依靠(在衙门里的差事)混口饭吃以代替耕作。数十名农夫的劳动不够奉养他们，致使不贤之人和游手好闲之人混入官吏的行列。让虎狼来放牧猪羊，而希望它们繁衍滋生，怎么能够得到呢?天下人并非那么愚蠢，哪能厌恶安定而盼望混乱，忧惧安乐而渴望危难啊?(这样一来)好像压该可以长治久安了，却还有混乱与危难，为什么呢?夺取他们的食物，不得不使之发怒；耗尽他们的气力，不能不使之怨限。人民的作乱，是由于夺取了他们的食物；人民的危难，是由于耗尽他们的气力。而号称治理百姓的人，耗尽人民的气力而使他们危难，夺取他们的食物而使他们作乱。二帝三王(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天下的办法是像这样的吗?

　　上天诞生了这些民众，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皆能够自食其力。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够自食其力，日夜窃取人民的财物，搜刮而得到它们，不也同盗贼之心吗?盗贼危害百姓，一有盗贼就予以消灭(刚站起来就倒下)，(因此盗贼)没有达到很厉害的地步，是存有害怕顾忌的缘故。官吏没有害怕和顾忌，日夜肆意横行，使天下百姓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杀。难道是上天不仁义，鼓励、助长贪婪奸邪的人，使他们与虎豹蛇虺(一种毒蛇)一起危害百姓吗?

【元代散文】邓牧·君道《伯牙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