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ipad能买吗:就林彪1967年6月16日的信与阎长贵先生商榷

——致阎长贵先生
余汝信
【该文章阅读量：392次】【字号：大中小】
长贵老师：
惠寄的《问史求信集》昨已收到，谨致谢意！近年来，在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上陆续读到您及王广宇先生有关文革的不少佳作（尤其是关于在中央文革小组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颇有价值。如今能在大陆结集出版，省却了研究者们多处寻觅、复印的功夫，确为一件十分庆幸的事（记得今年一月您告诉我，该书红旗出版社准备出版，我还不敢相信）。
书内所附“印刷中的若干技术问题”，勘正了校对过程中因匆忙而未能改正的一些错处，很好。至于非“技术性”的问题，大致读了一遍后认为还有一些，以下数处，提出以供参考。
一、关于林彪1967年6月16日一封信的处理经过。
您在《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页288－290）一文中，引述了林办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的回忆。《毛家湾纪实》的原文为：“1967年夏，林彪又去住大会堂。一天，他让内勤来叫秘书。张益民去了。林彪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其中，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和文章，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并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据说这封信送到总理手里以后，总理表示此举可以不必。但林彪想‘突出主席’之心十分迫切，就绕开中央办事机关，而派林办工作人员径自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大会堂接连举行一些群众集会，林彪只要听说这种会正在召开，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印好的林彪信件到会场内散发。这样，就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表示了‘突出主席’，又宣传了自己的‘谦虚’”。（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页235）
殊不知张云生的“回忆”是会变化的。十五年后，他的“回忆”变成为：“1968年七八月间，林彪还有一些叫人感到奇怪的举动。一天，林彪叫秘书去，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他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电影、戏剧，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等等。口述之后，林彪派我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印刷厂，火速赶印数千份，然后把它交给李文普。林彪对李文普说：‘大会堂这里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集会。以后你注意，只要见到有这种集会，你就把我的这封信分发给他们，叫他们必须照办。’李文普照着林彪的交代去送了几次，但时间不久，李文普觉得实在没有这必要，只要林彪不追问，他就再也不去送了。林彪在他的‘六条’刚刚印出时，曾叫李文普拿去面见总理，要求总理协助把他的信转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的群众组织。李文普回来向林彪报告说，总理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林彪听后也没再坚持，那些已经印好的‘六条’也就永久地压在档案柜里”。（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7月第一版，页441－442）
张云生前后“回忆”都不对。林彪这封信全文不足三百三十字，根本没有什么“六条具体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林彪这封信当月就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至全国、全军县、团级单位，根本无需因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而“诚惶诚恐”地自己找地方印刷，找人私下派发。
这就是标题为“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的编号为中发［67］202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此致
敬礼！
林　彪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夜
（发至县、团级）
该文件最后注明：“已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党委，各部委。共印40，046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发出”。
我十分赞同您在本书代前言中的呼吁——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惟真正要修一部信史，殊为不易！当前文革史研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虽然文革发动至今已过去了四十三年，文革中的档案、文件虽然早已过了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保密期，但仍然不能开放。如果我们只凭个人的回忆，没有原始档案、文件的支持，是难以达致“信史”的目标的。张云生的回忆即为一例，他虽然当时就在林彪身边工作，但如用原始文件一对照，他的“回忆”（实为再创作）就显得缺乏可信度。
二、关于“五一六通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中提及，“而这次会议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5月16日通过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页29）
以上所述多少有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通知》（非常简单明了，只有《通知》两字）。5月19日，《通知》以编号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该《通知》作为当日的“机密”件，至今仍未全文公开，只是其首页的复印件，现可见于公开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纂的《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页955。
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中共中央《通知》于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所用的标题。除标题外，《通知》在公开发表时内文也作了多处改动（如原文中多处的“彭真同志”全部删去了“同志”二字，毛泽东修改或增加的文字全部变为黑体字）。故而，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通知》与196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内部原件，一个是经修改的公开发表件，两者应不可混为一谈。
三、关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中提及，“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页30）“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页30）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标题应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年5、6月间，那时还是叫“文化革命”，尚未称“文化大革命”，就如当时重新设立的，叫“文化革命小组”，不叫“文化大革命小组”。问题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窃以为并无事实依据。如果说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获得曹的首肯，那应该是事实，曹只是同意他们写大字报，并非主动“秘密策划”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回忆录有关这一段，窃以为还是接近事情真相的。聂称：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页116）
聂给张恩慈打电话后，曹轶欧同意在他们到北大搞调查研究所住的西颐宾馆见聂和杨克明。“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聂元梓回忆录》，页116）
说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背着刘、周、邓将大字报的底稿（或抄件）送给在外地的毛，恐怕也非事实。正如您在该文中所说，毛是看到了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知道有这张大字报，并为此在这期简报上写下“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此一批示的。
您在本书代前言中称，“康生是研究‘文革’史以至整个党史绕不开的人物”，很对。的确，康生是值得再研究的，这也包括再研究他在文革初期比如聂等大字报中的真实表现、实际作用，包括根据目前或将来我们所能掌握的真正可靠的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脸谱化，也不要说过头话。
四、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中提及，“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写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的活动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感到有压力。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意义严重而又热情洋溢的信”。（页31）
三张大字报的原标题应分别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三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均在“革命的造反精神”前加上了“无产阶级的”前辍词，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据大字报作者之一的骆小海回忆，“7月28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序》，载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一版，页22）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于8月1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予与会者。该信日期虽署为8月1日，但因毛早于7月31日已将该信及附件（《一论》、《二论》）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及文革小组各人阅看，故该信写作时间实应为7月31日或更前。惟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
五、关于“林副主席”
您在《1966－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一文中提及，“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页291）这也是大陆史学界的习惯说法，然而，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根据1966年8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的提法，“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选举（实为改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名单排列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全会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因为常委名单排列的极大变化，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排在并非副主席的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陈云甚至排在李富春之后），只能不再提及全部原来的副主席（包括林彪）一职。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直至1967年中，在公开媒体提及林彪时，中央宣传口径用的都是“林彪同志”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提法，查阅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莫不如此。
公开媒体使用“林副主席”的提法，大致是在1967年中期以后。但窃以为“林副主席”此一提法，并不能理解为唯一指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理论上如果“中共中央副主席”（包括林彪、周恩来）都不提的话，林彪还有一个职衔“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可以简称为“林副主席”的。这种情况，待1969年4月中共“九大”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才发生变化，其时，林彪才名正言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以上意见，匆匆而就，很不成熟，仅供参考。
顺候
撰安！
余汝信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来源：网上文摘      来源日期：2009-6-25       本站发布时间：200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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