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怎么远程控制别人的电脑: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上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2:25:12
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上篇）
——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
梁衡
一、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改革开放已30年，马上又是建国60周年。这60年来，不，可以说从1921年建党以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事求是。人们感叹，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么难。
实事求是，说易也易，说难也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客观事物摆在那里，你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它，照实去说、去做、去办事，应该不难。
说它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来自客观方面的。“求是”是探求客观规律，而规律常为现象所掩盖。人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失败、总结，才能得出那么一点真知。这在自然科学最为明显。比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阳光、空气、水。直到1665年，牛顿才发现光是七色的，解释了彩虹现象。直到1777年，才由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发现空气中的氧气，可以助燃，可以活命，氧和氢可以组成水。而这之前100多年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有“燃素”，与空气无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你得慢慢地摸索。每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无不如此。
另一方面是来自主观的，人为因素。人不论是进行科学实验还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都要相互合作。这时候我们发现与人合作原来比与一块石头，一根木棍的合作要难得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一个“主观”的自我。你要说服他实在难。于是就争论，就吵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自建党、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不光是我们，古今中外都这样。争吵，在家里最多是夫妻吵架摔盆打碗，在一个党，一个国家，就是路线、方针之争，一错就是几十年，船大难掉头，改正又是几十年，你说难不难。在红军时期，井冈山根据地要听上海王明党中央的，上海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李德，十万红军都要听他瞎指挥。根据地丢失，死伤无数。彭德怀气得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痛。”用这么惨重的教训，才换来一个遵义会议，一条正确路线。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不犯错，果然后来我们又连连失误。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事后一次又一次地总结教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实事求是。相对来讲，来自客观方面的影响比来自主观方面的影响要少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比革命、建设、治国、处世更易接近实事求是。
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其实“难”是正常的，不难反倒不正常了。就像我们读书难、科研难、打仗难、建设难，世上的事，总是逆水行舟，不顺利的多，顺利的少，不如意者常八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发现与进步的乐趣。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如此复杂、丰富的永恒的思维话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认识规律。恩格斯把认识世界的学部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实事求是是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哲学，管着自然、社会，当然也管着我们“人”。虽然我们也曾天真地像楚霸王那样，想抓住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但是当我们走过了30年、60年的时候，回头一看，还是无法离开实事求是，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们知道了，不可能绕开它，只有认真地去研究它，实践它。
二、实事求是的十种阻力
“实事求是”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必然会遇到阻力。大概有十个方面：知识、经验、习惯、书本、自满、情感、权威、利益和行政。这十个可以分成两组，前五个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后五个是人为的影响。可以说是五分天灾，五分人祸。
1．知识阻力---无知无畏更可怕。
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因之一是无知，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缺乏相关的知识。这种人办起事来牛头不对马嘴，离题太远，又浅又浮。有时却表现得很执着，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孜孜以求，蠢得可爱，倔得可气。情况不明胆子大，盲人瞎马跑得急。他连事情的最基本情况都不管不顾，哪能谈得上去求什么内在规律。
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代又一代接力完成的，后人总是在接过前人的知识后，再根据新的实践(实事)探求更新的规律(求是)，好比上了二层楼再上第三层。如果没有已往的知识作基础，就像空中硬要起楼阁，无苗硬要收庄稼。许多时候的不实事求是，都是无知造成的。科学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永动机派”，他们想发明一种机器，可以不增加新能源就永远不停地转下去。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一派人真是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虽然没有一例成功，但还是一茬又一茬，顽固地坚持下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国民党败将黄维，他在监狱里服刑改造，还提出要造永动机，毛泽东说给他材料、钱，让他试，结果当然造不出来。因为这违背一条物理学基本原理：能量守衡。这条规律是1847年29岁的英国科学家焦耳发现的。能量可以互相转换，但不能凭空产生，只要机器转，就得不断补充能源。不可能有什么一次能源的“永动”。秦始皇曾派徐福到海岛上去求长生不老药，这种蠢事以后又有不少帝王干过，只因两个字：“无知”。他们不知道关于生命的基本知识。我当记者时采访过这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寨、昔阳被树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一当典型就神化了。当时省水利厅帮县里修一条大坝，地质部门认真钻探后选定坝址，县委某领导人来到现场一看，说不好，搬起一块石头，离开坝址几十步，往地上一放说：“就从这里起线!”技术人员哭笑不得。他没有水利和地质的基本常识，怎么能实事求是参与决策呢?
无知是实事求是的第一道屏障。一个人没有对这个事物的基本了解就没有发言的资格，更不用说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如缘木不能求鱼，男人不能生孩子一样天经地义。无知是空白，是断层，是真空，是横在我们前进途中的沟壑，必得先有知识之桥搭接对岸，才能有下步的探求。但遗憾的是我们常会碰到一些无知的人硬是在按自己的理解去办事，去碰壁，使一些与之合作的人也常感到“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求不出个结果。
2．经验阻力---经验的一半是失误。
凡有一定年龄，一点经历的人，处事都有了自己的经验。这经验有时对探索新事新理有帮助，有时却是一种阻力。因为它是主观的先验的东西，而客观事物却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循规蹈矩，驾轻就熟是人的天性，但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就会主客观不符，无法实事求是。中国古代有许多智慧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就是指这种人。
在漫长的科学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大胆创新，谨慎实验的著名范例。但是也常会栽倒在自己的经验面前。1781年英国人发现天王星，不久发现它的轨道有些反常，人们怀疑在它之外还有一个未知星球在起作用。果然经过计算、观察，1846年9月发现了海王星。海王星也不安分，照前面的经验来推论，还会有一颗未知星，果然后来又发现了冥王星。应该说再二、再三，这个经验是有效的。1854年，人们发现水星的轨道也有点反常，就又设想，水星附近还会另有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但这一次经验误导了科学家。人们连续找了61年，不见任何结果。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才有了新的科学解释。有一年在美国召开的全球石油大会的主题是：我们曾在老地方用新方法发现过石油，也曾在新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但从没有在老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就是说一定要跳出经验。
经验可以帮助实事求是，但只靠经验不可做到实事求是。真正的发现规律，只有靠新的实践。在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对经济建设就不适用了。1958年的失败，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经验的失败、是革命党经验对执政党实践的失败。
事实上我们犯的许多错误都与沿用过去的经验有关。对于过分相信自己经验的人，需要大喝一声，经验的一半是失误。因为这里面只含有被过去的实践所证实的部分，还有一半等待将来的实践来检验。经验可以是通向实事求是的大门，但这门上有一道高门槛，要跳一下才能过去。一个有经验的人和一个无经验的人同时面对一件事，前者可能会自恃经验不再调研，结果失败。后者倒可能因无经验参考而十分小心，尽力操办，反而办成了。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随时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有经验本来是好事，但也可以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
3．习惯阻力---划地为牢。
这里说的习惯指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社会习惯。列宁讲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生物学家巴斯德说：“精神错乱莫过于按自己的愿望去相信某样东西。”人们认识事物有时不能实事求是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没有实践，而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求新知，去实践。跟着习惯走，自古如此，岂不知习惯有时恰恰是错的。习惯和我们前面讲的经验还不一样。经验是知识，是有限的模型；习惯是思维方法，是力量无穷的武器。用错了危害更大。习惯思维就是保守，是妨碍创新的一大障碍。
一重一轻两件物体从空中落下，哪个下落得快些?人们习惯认为重的快。但伽利略不相信，他在1590年(时年26岁)做了著名的斜塔实验，证明了从上抛下的轻重铁球同时落地。并从此有了“加速度”这个概念，推动了物理学大进一步。
在社会变革中，经常有许多束缚人的东西，它明明是错的，是应该改掉的，但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改，甚至要改变它倒成了大逆不道。比如旧社会中国妇女缠足，明明摧残身体，但这个习惯保持几百年。改革开放之初，又有许多旧习惯在阻碍进步。比如人们没有法律意识，即使有理也不愿上法庭，认为丢人；比如羞于经商，认为是投机赚钱；还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种自留地、把私营企业、把集市贸易、把商品交换、把市场经济，甚至农民多养几只鸡，种一点菜，工人下班后在外干一点私活，都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把商品流通说成投机倒把。把对上面的，甚至报上的不同意见就打成反党、反革命（现在回想很难理解）。而且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已成了是非标准。这种习惯常常可以统治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甚至全国人多少年，而很难改变。习惯把人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思维空间，使你看不到新的外部世界，当然也就难实事求是，发现客观规律。
习惯这个东西是不问对错的，而只问有无陈例。中国封建政治多少年一直是把法先王之法当成处事惯例，这样最省事。一种概念形成之后对少数人来说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对大多数人是在习惯的“惯性”中运行，轻易不会跳出这个惯性空间去思考、去探求。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从“苹果落地”这个习惯思维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引力；爱因斯坦所以伟大，是他从经典力学的习惯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广义相对论；邓小平同志所以伟大，是他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跳了出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事物认识的飞跃，有时就表现为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突破。正如物理学上打破惯性状态要一个外力，在认识上打破惯性思维，也要有一个外力，这个力常常表现为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或一场新的行动，直至革命行动。
4．书本阻力---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本阻力其实是本本主义，就是教条化的知识和理论形成的阻力。陈云同志在晚年有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总会总结成知识和理论，并写成书，留给后人。我们遇事常常会自然地想到，书本上是这样说的。对实事求是来说，无知是阻力，但已有的知识和理论也会成为阻力。正像人们学游泳，一点不会当然难学，但如果会的是一种错误的姿势则又更难学。因为你先得纠正现有的错误，这凭空又多了一层阻力。古语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书本与现实间有误差。当它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顺风，当它不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逆风。
知识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和。由于这种认识要靠一代代人的接续才能完成，前代人只好将已有的认识付之于书。赫尔岑说，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前来接班的年轻人的遗训。由于书籍太多，人们又经过实践检验而筛选出各种经典用以统帅相关的知识，指导人们的行为。政治的、科学的、经济的、军事的、哲学的，几乎凡每一学科，每一领域，都各有其经，各有其典。这些经典由于其权威性，一方面对后人的参考价值极大，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迷信力、束缚力也很大。这些巨著一方面如灯塔，不知为多少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又如一堵石墙，不知使多少开拓者裹足墙下，甚至碰壁流血。不是经典不好，是读书人不好，不该把它看作万能，不该作茧自缚。恩格斯就曾告诫那些企图从自己书中寻找未来社会图画的人说：你们在我这里连半点影子也找不到。邓小平说：“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古今纸上谈兵、抚书论政而误大事的实例多得很。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其父也说不过他。后来他带兵打仗，数十万人全军覆没。中国革命得力于马列书本的指导，但是由于运用不当，照搬照抄，书本在很长时间也变成实事求是的阻力。中国革命史上有两次照搬的高潮。一是王明照搬马列书本，不顾中国革命实际。二是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的书神化僵化，大搞形而上学。这两次都使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遭受大损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突破了书本、经典的阻力，强调调查研究，实践检验，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步又一步实事求是，才有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两次大飞跃。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几十年来，我们又不知道出版了多少没有用的误人的书。
实事求是总是从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它可能有两个过程，一是通过实践验证书本的结论，二是推翻和补充书本上的结论，探寻未知的客观规律。所以说书本用得好，是我们前进途中跨越天堑的一座桥；用得不好，是横在面前的一堵墙。这种潜在的阻力常常可以因时因势，在特定条件下变成实事求是的具体阻力。
5．实践阻力---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实践阻力是指当时某一阶段的客观实践发展还不成熟，还不足以揭示事物的真相和规律，主客观无法一致。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五道障碍。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继续实践，等待瓜熟蒂落。
恩格斯在解释假说并不是真理时有一段名言：“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海王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6页)可见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实事求是，而是客观实践还没有到这一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在氧气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物质里有“燃素”，到拉瓦锡认真观察实验之后，才知道不是什么“燃素”而是氧气在起作用。在开普勒以前，人们认为行星绕太阳按圆周轨道运行，经开普勒的深入观察计算，指出行星运行轨道不是圆周而是椭圆。并不是拉瓦锡、开普勒以前的人不想实事求是，是客观实践还没有成熟。1976年十月，逮捕了四人帮，大家急着让小平出来工作。叶帅说：“不能急，要不真成了宫廷政变了。”现在我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殊不知就在这次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才进了小小一步“不要包产到户”。实践之履在艰难前行。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大提出“市场经济体制”、16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17大提出“科学发展、四个建设”，不是以前不想提，实践要一步一步来。
科学研究常有假说，社会科学方面常有先进的理论。就是说，人们从理论上已经可以推出某一规律，但是在实践没有检验之前，仍然不敢下结论。爱因斯坦1905年就推出质能互变公式，但到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才证明这种互变引发的巨大能量，中间又经过了40年的艰苦实践，也就是说他们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了40年，终于求得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又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设想。在这之后的160年间，世界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实践)。苏联东欧是一支，建立社会主义74 年后又垮掉了。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实验是一支，过去我们不承认，现在看来，值得总结。中国几经曲折，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见要逼近真理，其间隔着一个多么漫长的实践过程。这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将来的社会主义还会有更大的差别。这是理论与实际的误差。修正这种误差只有靠实践，谁也不要奢望省略它、超越它，一步跨到共产主义。
我们第一，要尊重实践，特别是要尊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第二，要耐心，千万不能犯急性病，不能妄图缩短甚至跨越实践。轻易不要提什么“跃进”、“一天等于20年”之类的口号。
6．自满阻力---唯我独尊，听不进意见。
人一自满，便不能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凡这种人大都有知识，有经验，而且还很丰富。当他的知识、经验在胸中胀满时，便要以我为标准了，好像一个富翁，财大气粗，什么也瞧不起。我们平常说要虚怀若谷，就是时时把你的胸怀空着，准备接纳新事物，接纳未知的东西。你自以为大，店大欺客，主观欺侮客观，反过来必定自己受欺，客观事物决不会向这种人袒露真情。这种人在当初可能曾经实事求是，但当他取得一点知识，有一定经验之后就渐渐变得骄傲自满，变得固步自封，滑到了唯我独尊的深谷。
历史上因过分自信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上马谡失街亭、关羽失荆州都是由于过分自信，脱离了战局的实际。李自成也是个自满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曾劝人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在夺取政权之前待人处事，审时度势，各方面还比较谨慎，比较能实事求是。一坐上大顺朝的宝座，就忘了内外危机，就不能明察秋毫，终至脱离实际，丢了江山。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是首倡实事求是作风的，进城前还特别提醒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在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特别提出谦虚谨慎，甚至规定了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少拍巴掌、少进酒和挂像时不与马列并列等细节。但是到晚年他却背离了这一原则，又过分相信自己的权威，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新实际。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他不听，还大发雷霆，下山前宣布说，我要编一本《人民公社万岁》的书，写一篇一万字的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结果书则编好，就三年困难，不了了之。
自满是实事求是的第三道障碍。当你已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你就不可能再去“求”。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追求的目标未达到时，他有强烈的进取心，处处虚心，处处小心；而当这个目标达到时，他就总想保守它，这时便很难找到新突破口，很难发现新事物。不是找不到，而是连找的动机念头也减弱了，没有了。甚至当别人找到新事物时，他还会大喊“不可能”，这是最可怕的。
7．情感阻力---以感情代替政策。
一个人可能也有知识，也有经验，也不自满，他已克服了前三道障碍，但他把握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第四道障碍面前无法实事求是。因为前三个阻力是他不能为，如有人用障眼法，遮住了他，他力所不能，智所不逮，找不到实事求是的门路。但情感障碍非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感情代替政策。他决策一件事时连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赌气。
孙子兵法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人一旦为感情所俘虏，就会失去理智，明明知道别人对，也不愿附议，宁可不为，也不愿增加他人的光彩。总是后任否定前任。你盖的楼，我偏要拆了重盖。这种心理它已不单单是以我之利害来决是非，而是以我之好恶来定取舍了。哈恩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1938年底他正苦苦研究一个核放射课题，未有结果。这
情感可以干扰理智。许多大人物，都是被情感打败的。胜利可以冲昏头脑，悲伤也可冲昏头脑。关羽一死，刘备就不顾一切发兵报仇，结果大败。不实事求是，不能冷静分析敌我形势。男女之情是最易昏头的误区。延安时毛泽东要娶江青，党内都反对，但没有办法，结果为后来的文革埋下隐患。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已经完全情感用事，连一些粗话都讲出来了。彭德怀、周恩来等是有大功的，但他就是不喜欢。喜欢康生、柯庆施这些会逢迎的人。
以上讲的这四种阻力都是来自认识者的主观方面。
8．权威阻力---自以为是，号令天下。
恩格斯说：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显而易见的权威。社会不能没有权威。权威是某一领域正确意见的代表，正像经验是有益体验的总结。但是权威有两面性，它和经验一样，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包办未来。现实生活中只有过去和现在的权威，而没有将来的权威，它一样要受实践的检验。当权威发挥其正确的指导职能时，我们探求新事物会事半功倍；当权威持错误的观点而要别人服从时，我们在通往实事求是的路上便多了一道障碍。况且在很多情况下，除屈从之外，人们更多的是自觉服从权威，这样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权威。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样就造成不少永无法挽回的遗憾。现在人口问题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压力。1957年
以权威而阻止后生新进的例子在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光速不变是相对论的前提，但是当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后，物理学老前辈、曾证明光速不变的迈克尔逊很不理解，他遗憾地说：“我真没想到，我的实验反倒促成了相对论这个怪物的诞生。”（他做那个著名实验时爱因斯坦才八岁）普朗克提出革命性的量子理论，约请18位大科学家到会讨论，倒有8个像卢瑟福、
权威对正确意见的否定，就像家长对孩子的管制一样，是无所谓对错的。按林彪的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权威以自己的自信和经验来决策，别人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来服从。这时的标准只是信与不信或忠与不忠。这里面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实际情况的忽略，因此很可能偏离实事求是。正如经验的一半是失误，权威的一半是过去，它在实践面前同样要重新接受一次检验。但正如我们往往错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也常错把权威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在通往实事求是的大路上又人为地树起一个屏障。
9．利益阻力---私心作怪，明知故犯。
马克思讲：“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社会是分成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会意见不一，有时甚至会很对立。所以同样一件事，一项政策，会有不同反映，所谓众口难调。这也为实事求是带来困难。有两种情况，一是一项政策好，实事求是，但因侵犯了某一阶层某一集团的利益，遇到客观阻力，难以推行。二是某集团明知这件事对，但考虑到自身利益，昧着事实或良心有意不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它的实现，往往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集团势力的变化。
人总会有一点因私心，为保护自己而不实事求是。以对我之利害来决定是非标准。成语言“指鹿为马”，是说秦丞相赵高专权，为试属下之心，便牵来一鹿，硬说是马。大部分大臣惧其势，都跟着说是马，惟少数几人实事求是，说是鹿。为什么有人跟着指鹿为马呢?不是不知，是有私心，不敢说。这样明显“指鹿为马”的事不多见，但为了保官，保自己的利益而说假话的事却太多太多了。
历史上所有进步的改革政策的推行都是符合规律的，都是实事求是，但都遇到了阻力。商鞅变法，侵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侵犯了朝中保守势力的利益。我们实行土改侵犯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西藏和平改革侵犯了上层奴隶主集团利益等等。这些人的利益该不该侵犯，该不该剥夺呢?当然应该，因为如果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妨碍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些都遭到激烈的对抗，使改革在艰难中推进。如果没有对抗，则历史的进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进程，不知道要顺利多少。
“四人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最大的是迫害刘少奇同志的冤案。硬将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派人到解放前少奇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去找蛛丝马迹，找不到就硬编，造假证。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賛曾与刘共事，四人帮就逼他作作伪证。剪进退两难，只好自杀。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违背事实，昧着良心干事，更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但是他们就要这样干，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利益。历史上其他冤案无不是这样造成的。秦桧对岳飞迫害，当人们责问有何证据时，只好以“莫须有”来含混过去。他们本来就不准备实事求是。
上面举的是大的政治集团因利益关系而妨碍实事求是而使矛盾激化。这是极端的一面。而实际生活中还有许多小的利益关系。一些小的利益阶层和人群，从本阶层、本团体出发，会对一些本来合理的正确的决定、做法，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抵触和反对，经常妨碍实事求是的进程。这就要求主政者能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按社会规律办事。同时也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特别是不能借权谋私。
10．行政阻力---最后的阻力，强制阻拦。
比之与客观不符的无知、书本和经验阻力更可怕的，就是这种认识被上升到政策、法规、制度、体制，并通过行政权力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遇到的阻力，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法律、行政的制裁与限制。这是一种“硬实力”，一种强制。在这种阻力面前可能有几种情况：1、说假话；2、不说话；3、说真话，如彭德怀；4、辞职，刘少奇、周恩来都曾辞过；5、自杀明志，如田家英、剪伯賛。
在黑暗的中世纪，科学面对的主要不是科研本身的艰难，而是教会势力的反对。教会常就许多科学问题明文规定，只许说什么，不许说什么。如只许说太阳绕地球转，不许说地球绕太阳转。因为不按教会的口径而坚持说真话，1600年科学家布鲁诺被烧死，1632年伽利略被判刑，直到348年后的1980年才被宣布平反，这348年间地球照样转，但是教会照样不认账。因为它手里有教会的行政力量。富兰克林发现了尖端放电，并发明避雷针。英国皇宫装上了这种装置。但英皇讨厌富兰克林，因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富兰克林带头向英国闹独立。一天英皇散步时看见尖尖的避雷针，不由怒火中烧，下令全部改成球形的。下人明知违反科学，只好从命。因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当然这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我国在探索改革的过程中，曾遇到不少阻力，这里有认识上的，但也有已上升到行政规定并以行政权力施行的。如农村土地承包，我们曾长时间认为是资本主义(认识)并写入文件限制(行政)。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家养鸡超过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眼看极“左”的农村政策造成地荒人逃，在就要饿死人的情况下，决定分田承包。但当时这与规定不符，他们就私下定协议，按手印，立字据，分田承包，如以后事发，甘愿坐牢。可见由行政权力和体制所造成的阻力，已使得实事求是变成一种地下工作，一件多么艰难而又危险的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往前发展就要揭竿而起了。当然，现在小岗村，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荣起点，小岗村农民立的这个字据也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和行政法规相关的是体制。社会在按一定的行政法规运行中必定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体制对人的行为、人的思维，又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书本、经验、权威等一样，当它与实际相符时，有促进作用；当它与实际不符时，就有促退作用。但是只要这种体制不宣布废止，它就是一种制约，这时你要实事求是，就是逆水行舟了。比如与农村“左”的政策相适应曾有一个束缚农业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从1958年到1980年，整整存在了22年。可以想见，这22年间本来有多少可以实事求是的事情被耽搁下来。
随着实践的发展，历史的推移，政策、法规、行政命令、体制等必然要过时或不适应，它就成了实事求是的阻力，这时改变它就表现为一种改革或革命，有时甚至是政权的更替。因为这时所求的已不是某一项规律，而是整个社会转折发展之大规律。这较之某一项事业的开拓，这种阻力也就愈大，而克服阻力之后所得之真理，所取得之进步也就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