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像） 

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中文名：钱学森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杭州出生日期：1911.12.11逝世日期：2009.10.31职业：科学家，火箭专家毕业院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主要成就：“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代表作品：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

个人履历

　　 钱学森同志，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现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一九二三年九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一九二九年九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九三四年六月考取公费留学生，次年九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九三六年九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50年，钱学森同志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56年初， 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在控制科学领域，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他也成为该组织第一届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 　　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在应用力学领域，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钱学森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在思维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推动思维科学研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同志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与钱伟长、钱三强被周总理合称为“三钱”。 　　

钱学森同温家宝总理

胡锦涛探望钱学森



详细年表

　　1911年 12月11日生于上海。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 　　1929年 考入交通大学学习。 　　1934年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同年考取清华赴美留学公费生。 　　1935年 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工程控制论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4年 《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1980年《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出版。 该年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年 　　1955年 返回祖国。 　　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年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 当选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82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相继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1年 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62年 《物理力学讲义》出版。 　　1963年 《星际航行概论》出版。 　　1965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 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 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直到2001年钱老90岁生日时，钱老在美国的好友Frank E.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老。当选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当选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论系统工程》出版，1988年《论系统工程》（增订版）出版。 　　1984年 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江泽民探望钱学森

1985年 钱学森因对中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者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 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关于思维科学》出版。 　　1987年 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出版。 　　1988年 《论人体科学》出版。《创建人体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分别于1989年、1996年、1998年出版。 　　1989年 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 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4年 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论地理科学》出版。《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出版， 　　1996年《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增订版）出版。1999年，作为上述两书的续集《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出版。《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 　　1995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6年 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第一次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图书馆，在他的母校西安交大隆重举行命名仪式。 　　1998年 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 《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 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创建系统学》出版。12月11日江泽民看望钱学森，李岚清副总理一同看望。此前，1995年、1996年和1999年江泽民曾先后三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他。 　　2001年 记录钱学森光辉历程的“钱学森业绩馆”日前在其母校——西安交大开馆，并面向社会开放。馆中收藏展出的有钱学森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４年在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专业学习时的水利工程学试卷、钱学森赠给母校的一批珍贵手稿、著作《钱学森手稿》、《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创新系统学》以及介绍和反映他科学思想、科技成就及辉煌人生历程的论著及其他作品。 　　2008年2月，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9年9月14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主要贡献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教育思想

　　１．学龄提前，学制缩短，人人皆可早成才。 　　按照“大成智慧教育”的构想，儿童可以4岁入学，12岁初中毕业；12至17岁上高中及大学，完成“大成智慧”知识学习，再加一年“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成为大成智慧教育硕士。钱老设想：到21世纪中叶，全中国的青年都可以18岁读完达到硕士水平的大学，成为社会有用的通才。这种学制的设计，以早出人才为旨归，适应了信息时代世界竞争形势的需要。 　　２．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培养理工文艺结合的“全才”。 　　钱老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包括所有通过人类实践认知的学问。按照目前知识体系的认识，可以暂分为11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这个体系不仅结构在发展，内容也在充实，还会不断有新的科学部门涌现。相应地，教育要培养的人才应当：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这样的人是全才。”在钱老看来，“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同时，在纵向结构上，人类知识体系又可以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的层次的划分略有不同)。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是双向的、统一的。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谁也离不开谁。而“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３．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统一结合，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 　　钱老一贯坚持把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统一起来的考虑专业教学的内容。他提出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而大成智慧人才培养的关键，还在于学生的品德与精神。因此要靠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的教育与熏陶，要靠自觉地追求真理的兴趣与激情，要靠人在与计算机优势互补中对知识的有效集成与积累，要靠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的锻炼，才可能培养出真正高端的智慧人才。钱老高度重视了哲学的意义：“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题“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他说：“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老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个人著作

　　《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

重现历史的“准专著”

《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

所获荣誉

　　1956年，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亲自拍板授钱学森中将。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经过毛泽东批准，穿着威严的将军服，戴着中将军衔，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1979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钱学森最高荣誉“杰出校友奖”（但直到2001年12月，钱学森才正式接受这一荣誉）。 　　1991年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7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09年11月13日，第二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授予钱学森“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　 　　感动中国推选员阎肃，对钱学森老人这样评价：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个人语录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1块美元也不存

钱学森和刘少奇

。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3、4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伟大国家。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神殿门,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 　　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Nothing is final !!!”（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 　　“Knowledge was boundless”（学无止境）。 　　高等学校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期，应该强调学好基础课程。 　　科学工作千万不能固执己见。缺乏勇于认错的精神，是会吃大亏的。

逝世追悼

　　

胡锦涛出席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

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2009年11月6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及朱镕基、李瑞环、宋平、李岚清等同志们前往送别；钱学森同志的家人、老同事、家乡代表以及社会各界民众也前来为他送行，其中不少人竟是从祖国各地甚至海外赶来参加告别仪式。来的人泣不成声，就这样，一位对中国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的人离我们而去 ，无人不惋惜，无人不感叹！ 　　胡锦涛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早即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钱老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他的遗体三鞠躬，并和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礼堂上方悬挂的黑色白底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横幅下面是钱老的遗像，遗像的正下方摆着两个花圈，一个是儿女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另一个花圈是钱老的孙辈们敬献的，上面写着“爷爷我们永远想念您”。钱老遗体前方摆放的是妻子蒋英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学森安心走好”。钱老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在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建立了钱学森图书馆，用于存放他的遗物。钱馆将在今年末建成开放。

个人轶事

赴美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早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

钱学森毕业照

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可后来的事，钱老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学生，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至了他的最得力助手。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坎坷的归国之旅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中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全家归国途中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蒋英妹妹）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毛泽东与钱学森

　　初见毛泽东 　　

钱学森同毛泽东在一起

1956年，菊香书屋：“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一起畅谈工程控制论 　　“恩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样了？”毛泽东关心地问。 　　“基地已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 　　“好！”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报告，请主席过目。”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啊！”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拨电话，兴奋地说道:“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报。”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好。”钱学森向毛泽东微微点点头，“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 　　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 　　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特别高兴。一向反对为其做生日的他，这一年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一次。 　　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3桌客人的名单后，十分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紧挨自己的身边；宴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坐在座位上，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笑着对大家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钱学森：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是周恩来和岳父 　　

钱学森同周恩来总理

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个是自己的岳父蒋百里。 　　蒋百里乃钱学森的岳父，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曾任国民政府保定陆军学校校长，1937年初，他在自己的军事论著《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赴日本求学，1911年回国，曾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钱均夫与蒋百里是莫逆之交。 　　蒋百里与其日本夫人生有5个女儿，钱均夫只有独子钱学森，蒋家答应将三女蒋英过继给钱家。日后，蒋英成为了钱学森的妻子。 　　岳父蒋百里一句话解决钱家父子分歧 　　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深造，原本读的是航空工程专业，但在继续深造的问题上，他与父亲发生了争论。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父子俩赌气争执不下。 　　1936年，蒋百里知道钱家父子的分歧，他对老友钱均夫说“你的想法落伍了”。蒋百里说，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 　　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 　　周恩来总理不惜释放美国战俘助他回国 　　1949年，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准备回国，并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次年8月，钱学森和家人准备离开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继而被扣留，至于为什么被扣留，原因众说纷纭，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来自美军将领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他都能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杀了他，也不能放他走。” 　　195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 　　陈叔通收到信之后，立即转交给周恩来，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总理亲自指示王炳南大使与美方交涉。在中方提出释放美国战俘的情况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允许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全家踏上回国路。 　　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都给予了钱学森亲切细致的关怀，晚年的钱学森还激动地回忆起一件往事：1970年，我国第颗一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召集相关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周恩来总理特意叫住了钱学森：“钱学森，你不要太累着了（意思是你也要注意休息）。”钱学森心中一热，连声回答：“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

夫人眼中的钱学森

　　钱学森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个侧面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钱学森归国后的合影

蒋英是中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钱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携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 　　自被美国政府软禁，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爱情点滴

　　近代兵学泰斗、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翁婿。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嫁给钱学森，可谓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1991年，中共中央在为钱学森举行的颁奖仪式接近尾声时，钱老忽然话题一转，谈到了他的夫人蒋英：“我们结婚44年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迫害期间，她管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与我的专业相差很远，但，正是由于她为我介绍了音乐艺术，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钱老对夫人一往情深的这一番话，得到在场人的热烈掌声。 　　钱学森与蒋英从小就认识。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他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跟随父亲远赴欧洲，在德国柏林上学，两人虽然相隔万里，但，相互的书信传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到了美国，但二人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当时，钱学森已经三十多岁，蒋英也有二十四、五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再次推迟了婚期，直到1947年，他们才在上海举行婚礼。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那些岁月中，家境状况很糟糕，作为大家闺秀的蒋英，毅然辞退了女佣，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而也放下了她热爱的歌唱事业。正是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钱学森爱好音乐，尤其是在蒋英的艺术熏陶下，他对音乐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感悟，也给他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无比的色彩。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的感情生活更加和谐温馨、多姿多彩，也使他们的事业相得益彰。他 们曾合作《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一文，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提出意见。^[1]

钱学森与珠峰计划

　　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震撼了所有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6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相关著作

1.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

　　基本信息 　　作者：胡士弘；出版时间：1995年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章节：1、最高奖赏2、三春晖3、负笈美利坚4、羁留5、祖国6、一锤定音7、首任院长8、扶危9、艰难奋进10、凌霄曲11、一语千钧12、系统科学13、博大精深14、春泥15、是科学家，也是政治家16、伉俪情深17、晚霞 　　内容提要 　　钱学森自小就受到家庭和学校良好的教育，立志长大后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师从力学大师冯.卡门，获得航空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知名的火箭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他急切地盼望回到祖国，但是受到美国当局的百般阻挠和迫害,受到美国移民局的牵扯，被关押在一个孤岛上15天，还被软禁了好多年，但他的回国梦没有破灭，经过他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之后，他一心扑在中国的科学事业中，他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制获得巨大成功，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国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的“航天之父”、“科学泰斗”。 　　钱老淡出科学第一线后，还十分关心祖国的发展，时刻心系着中国未来的科学蓝图。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传奇：桂生高岭2009年10月31日  曾子墨:二十世纪为中国民族崛起而涌现的杰出华人灿若星河，数不胜数。我们把刚刚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再往前延续三十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刻，共和国记忆中顿时会浮现出一个个为国家进步而努力创造的伟大灵魂。他们的卓越成就和高洁品质是时常让我们感动和骄傲的中国心灵。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再次走近这些东方之子，阅读他们不凡的人生经历。本期节目我们要一同去感受的，是被喻为导弹之父的科学家钱学森的中国心。

这是1955年9月17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的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购买了这天的船票，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的出了口气，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作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钱学森生于1911年，1935年，24岁的钱学森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来到美国，受教于加州理工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门下，并成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以中国人的身分参与到了多项高度机密的政府计划当中。

李佩:那个时候钱学森少年翩翩的，在这个男的里边，就是咱们要用一种通俗的就是很帅很帅的这样的人。

李佩是钱学森留美期间的挚友郭永怀的爱人，在美国期间，钱学森喜欢结交各个领域的朋友，而他更是以做得一手好菜而闻名，然而，安逸的生活和卓越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让钱学森忘记大洋彼岸饱受摧残的土地，他一直深埋在心中的报国愿望，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彻底爆发了，就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决定，尽快结束自己的美国生涯，回到中国。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1950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找到了当时负责喷气推进中心研究计划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提出了回国的想法，也就是在钱学森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金贝尔拨通了司法部的电话，在电话中，他态度强硬的发出了不能放走钱学森，宁可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的指令，在他看来，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抵得上五个师。

李佩:都整理好了嘛，要带走的东西，都整理好了，包括钢琴什么的，都不是有包装公司来给他们都弄好了，都已经发出去了，那么结果都让美国联邦调查局都给收起来了，都给扣押下来了。

罗佩林:我们一块去到了这个洛杉矶城里面去买票，买票这个轮船公司说，罗沛霖的票我们可以卖，因为他是学生，你这个，你是教授，你这个票我可不敢卖。

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买到了船票，但是就在此时，洛杉矶海关却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在他的行李中携带有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都是与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在无端的迫害下，一家人被迫返回了加州理工学院。

8月30日，钱学森家中的门被敲开了，两位带着手铐和手枪的移民局稽查站在了他家门口，钱学森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宣读了逮捕令后，钱学森进房间里拿了剃须用具、三本书和一本练习纸纸夹，吻了吻妻子和小儿子永刚，便被夹在两个美国人中间离去了。

随后，他被送往了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显然，一方面美国深知钱学森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陡增对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

郑敏哲:就是说行李里边有美国情报，不该拿出的情报，把情报带给共产党，中国，所以就把他关起来。

特米那岛，是太平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十分荒凉，岛中间是石油探井架起的一所阴森可怕的牢房，外面是滔天的海浪。室内，潮湿阴暗，钱学森就被关押在这里，同牢的犯人中，大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语，钱学森与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他被关押的前几天，不准接见任可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白天，他被无休止地进行审讯；夜里，每隔十分钟，牢狱看管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也就是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度过了屈辱的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了使钱学森尽快获释，他与冯卡门教授倡议为保释钱学森募捐。在他们慷慨解囊的带动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很快募集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然而，他在美国的生活已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

蒋英:等到我们过了15天以后，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李佩:他出来之后，是瘦了多少磅，减了多少磅，我记得蒋音跟我说过一次，说他减了多少磅，好像就是这样。

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为了能够随时回到中国，也为了躲避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和家人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而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他决定随时离开美国。

郑哲敏: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不是太好的区域了，房子也没原来的大，这个环境差得比较，而且隔一条街就是黑人区了，条件就不太好了。

李佩:蒋英我记得就跟我说，她说我现在，就是有，她说我现在手里头，就是预备了三个手提箱，这个手提箱里头，就是我们随身要洗换的衣服什么的这样，她说假定是一下子就说可以允许我们走了，她说我们就可以提起这包来就走。

罗佩林:我临走的时候正好他的第二个孩子，钱永真刚刚出世，出世，给孩子用尿布什么这些东西，五年以后没开箱，就带回中国来了，那时候恰好我的小儿子出世，他就送给我了。

也就是在经过了五年的秘密缓冲期后，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伴着钱学森佯装到街上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俏，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让自己的学生以香烟盒作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

蒋英:有一天是星期天，学生都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但是美国政府我们现在被美国政府监禁，不能如愿，那么这封信我们怎么发出去呢，因为我们四围都是日日夜夜，都是特务监视着我们，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我模仿了儿童的笔记让他们认不出来，信是寄到比利时我妹妹那里。

这封短信几经辗转，最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作为交换条件，中国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而几天后，钱学森在经过了5年的曲折磨难后终于拿到了离开美国的船票。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带着妻子蒋英及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此时，真正的钱学森传奇却才正要开始。

1955年11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上钱学森向陈毅副总理提出了他希望组建中国力学研究所的初步设想，在钱学森看来，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力学实践和理念应该扩大到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各个领域范围内。而陈毅对钱学森提出的建议，表示了赞同。

戴汝为:把那个钱学森先生接回来了，然后就是开那个力学所算是全体会议吧，那个全体会议实际上就在这么大一个办公室里头，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十来个人吧，由那个钱学森，那么还有什么，我记得是郭永怀先生那时候还没来，那时候吴助华、李明华，那时候国外回来得一批人，因为那个是50年代那时候是海归派，当时对我说，那时候的海归回来得多。

很快，钱学森便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扎下了营盘，当时，隶属中科院数学所的力学研究室成为了中国力学研究所的前身，由于条件艰苦，没有单独的房屋，大家只好在数学所的一角挤了几间办公室，作为筹备处，而在钱学森自己的一间办公室里，只有放了一张旧办公桌，一张硬板床。

李佩:他们在筹办力学所的时候，那个时候钱学森来了，他不是住在这，就往那个西北角走一点，有那么几间平房，那个平房，当时中国科学院有几个单位都在那，一人占个一间还是两间屋子

何友声:1955年就成立了这个力学研究所，就是北京力学研究所，这是属于中科院。数学所里头那个力学研究室，所谓的人都一起过去了。再加上钱学森回来的时候，国外带回来的，跟他一起带回来的一批，搞力学方面的人，组成了一个中国力学研究所。

戴汝为:因为我在北大，而且在数学所，因为我们本身分是分到数学所，数学所在筹建力学所，那么就是说，因为那个钱先生那个名气已经非常大，有这么一个人就是能够回来，而且像他那个是也没有前例。

作为第一批中国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戴汝为有幸成为了钱学森的门徒，由于对钱学森在国际上的影响早有耳闻，当得知自己被分到钱学森领导的力学控制小组后，戴汝为暗自欣喜起来。

戴汝为:那么最后因为钱先生回国，那时候组织上也知道，他要讲《工程控制》那是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工程管那本书，后来就给我分配。因为在力学所的时候有一个组，就是叫做控制员小组，结果分就给我分到那去，说你跟钱学森吧，我一听当然很高兴，你要分的老师给我，分钱学森那我当然觉得非常高兴，我说好。那就是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专门审议了钱学森提出的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方案，一致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成熟，并决定任命刚刚年满45岁的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钱学森踏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建立，总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科学院是前所未有的。

钱学森肩负中国力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之初，他带领研究生开展了多项力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由于受美国工作方式的影响，钱学森习惯于对待科学问题直来直去。一天，一位大学的讲师找到钱学森办公室，希望能够请教他一些关于力学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在讨论过程中，让在场的人见识了钱学森对待学术的苛刻。

戴汝为:我记得有一位研究所的领导就跟我说，他说你去给他说一个力学问题，说各向同性、各向逆性什么等等。他说世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你怎么做这么个研究？把那个人弄得面红耳赤，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就是养成那么一种习惯，就是。

张可文:我说你看，树要皮，人要脸，他堂堂也是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讲师或者副教授，你这么说，他多没脸啊，更何况还有，旁边有一个我存在呢，我说以后谁还敢问你问题呀，我就这样说，他一声也不响，我从我的观察感觉到，如果你说了，他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的话，他不反驳你，如果你说了，他觉得他不认可的话，他可能就要提，他就会有话说，那天他没有说什么。

钱学森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后，他开始运用美国学习到的教学模式，亲自给研究所的青年人讲授流体力学，更多的时候，他还利用假期在北京各个高校传授力学课，而钱学森每到之处，必然是引起满场轰动。

戴汝为:那么后来就是讲课了，而且讲课有200个人听课，200人听课的时候，像一些科学院，中关村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包括一些研究员也都来听，因为这个新的内容的，还有这个清华北大，尤其是北大来了一批人。因为我那时候是北大毕业的嘛，我当然也知道来了一批人，还有清华的有这么一批人。那么他讲那个《工程控制论》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家的印象也都是非常深刻，一开始他讲的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在美国待了20年的人，是吧，大家怕他讲英文听不懂。

他讲话的时候典型的地道的北京话，一句英文都没有。这个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吧，那个讲的话。而且那个讲述的时候，讲起来的时候，就是说讲述也不带什么东西去，拿着一支粉笔。讲到那，有时候讲得是哄然大笑，有时候讲得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很多清华、北大的人都反映，说我们听这个讲课讲得那么好的，还真是少见。因为清华北大都有很多很有名的教授，是吧，但是他这个讲述的印象确实是非常深刻。

曾子墨: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专门审议了钱学森提出的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方案，一致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成熟，并决定任命刚刚年满45岁的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钱学森踏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建立，总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科学院是前所未有的。

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规划，钱学森主要负责力学部分的规划制定，此刻的他深深的意识到，巡回式的演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才匮乏的现状，要发展力学学科，首要任务就是专门培养一批人才，于是钱学森开始将创办力学研究班成为规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何有声:他们首先就感觉到就是说，要把国外最先进的，现在力学进展的情况要让国内知道，而且要培养一批人，这批人可以作为就是将来的种子，然后再发扬光大。

曾子墨:尽管钱学森在每一个休息日都会在各个高校之间演讲自己的力学课，但是时间长了，他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如果能够成立一个专门的培训班，能够系统的培养专业力学人才，也许远远要比他疲于奔命的个人演讲效果好的多，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力学班诞生了。

力学班的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师资和研究人员，学制两年。虽然没有言明是否给予学位，但事实上是准备按照苏联模式培养副博士的。当时的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组成了一个班委会，班主任是钱学森，副班主任是钱伟长，班址选在了西直门外的中科院植物所内。

李佩:在清华办一个力学研究班，他们就叫做清华力学班，这个清华力学班，大概一共就是，就等于是这个招的学生，都是在大学里头或者是学力学的，或者是学数学的，或者是学其他工程方面的，但是到这来主要的是学力学，所以他们就要开好些课。

崔季平:他提出一个所谓三步走，第一步就是第零代，因为现在回了他一个人，他旁边没有人帮着他，他要找几个人协助他，作为第零代，就是初始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些人呢，培养出了一个第一代人，这第一代经过他的锤炼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说研究实习这种阶段，就是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科学研究的经验，然后进入到这个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他称为就是进入国家队。

何有声:所以他们根据国外的经验就觉得这样，要用集体的办法，速度比较快地来培养一批研究生，因为研究生过去都是一个一个带，他们都主张是不是采用带班的办法，招聘一批人来，然后你集体培养。

在教学中，钱学森对待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有时近似严厉，但是，他的学生在后来很多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航空航天领域卓有成果的人才。而钱学森则依托中国力学研究所，敏锐而完整的勾画出了新的力学领域，为推进中国力学事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1955年，钱学森历经艰辛回到祖国后受到热情欢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全国各地参观，当参观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接见钱学森。曾在朝鲜战场指挥部队与美军作战的陈赓，深知中美之间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他渴望这位火箭专家能给中国军工带来新鲜血液。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设宴款待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坐在身旁。毛泽东说:你来了好，我有很多问题要和你探讨。

1956年钱学森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周恩来总理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任命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

戚发轫:当时我们五院的成立之初的话，来的人都是外行，谁也没见过导弹谁也没搞过导弹。唯一见过导弹的人还是钱老。

涂元季:一碰到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怎么办？找钱院长，都找他那去了，所以当时很多技术公关要卖过这坎，甚至一张纸点破，钱老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发挥了关键作用。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科技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很多人都不知道“导弹”是何物。钱学森拿起教鞭，自编教材，开办了导弹技术训练班，给当时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

于景元:那当时我刚毕业，大学毕业，也就25、26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那么给我印象，钱老是大科学家，第一次见到，我不跟你说，连话都没有说一句话，就听他的，这是第一次。

戚发轫:他讲的很清楚，搞导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很大的队伍。各种专业的人，我首先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上这个课。

孙家栋:当然靠他这么一门讲义，不可能把所有专业学得那么多，但是他可以指导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你再结合他的要求来学习。就等于说对你今后学习提高，也给你指明了一些方向。

这是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它是仿造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研制的。然而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关键阶段时，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带走所有图纸和设备，研制工作陷入了困境。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聂荣臻元帅把钱学森等专家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之后，钱学森忽然“消失”了。西方一家通讯社报道称:钱学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将有重大事情发生。

戚发轫:我从照片上看到钱学森西服革履，但是我从来没有亲自看见他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头他穿过西装，穿非常简朴的50年代那种衣服，就到现场去。当时我记得我还是在工程组里头当一个组长嘛，就搞导弹上的一些导管，导管要保证不能漏，要密封性比较好，当年由于我们加工保管，这个密封头经常损伤，老漏气，他非常关心，亲自到车间和我们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块儿去看，到底为什么漏，怎么就不漏，来研究这个问题。

此时的钱学森正在中国西北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忙于导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在他眼里，发射这枚导弹已经成为了一场战斗。就在东风一号导弹发射的前一天晚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钱学森:一次第二天8点就要发射了，这个总设计师报告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问他，说是导弹起飞的触点没有信号。

钱学敏:后来钱学森说他就把这个，找这个负责零点的是谁，那么就把他找来了，负责零点的是一个非常年轻、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

钱学森:我说这样的，给你10个小时，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向我报告。

钱学敏:四个小时就解决了。这小姑娘已经嘴眼歪斜了。

钱学森:10点的时候，她就传话过来了，说是问题解决了，我说好，那你来跟我讲一讲，后来一来我看嘴都歪了，我说怎么搞的，他们说急的，拼命啊。

1960年11月5日，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几个月之后，我国第一枚仿制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此时距钱学森回国只有短短五年时间，而中国却向尖端科技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导弹竖立在了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随着点火口令的发出，导弹腾空而起。但是，几秒钟后，导弹却一头栽向了地面。

当时钱学森正坐在北京指挥总部，当即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他在人前仍然表现出极大的镇静，并安慰身边的同事。但事实上他的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却是最大的，此时只有聂荣臻元帅看出了钱学森情绪非常低落。

涂秘书:这个在这个总结的过程当中，钱老提出说了一句话作为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后来是起了好长时间就是把故障消灭在地面，

戚发轫:就是因为我有那次教训，起码现在我想到，凡是能在地面做的实验，在地面实验总是要花钱少，失败了以后后果也小。假如说没有在地面实验，到天上暴露一个问题，那一切后果全完了。

1964年7月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随着东风二号顺利发射和原子弹爆炸成功，钱学森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即导弹与核弹头对接发射。两弹结合是钱学森的大胆设想，但是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周恩来非常关心安全问题，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务必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这无疑给钱学森下达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命令。

王永志:他的压力就很大，他这个火箭，火箭不能冲突出问题，像第一次发射就完了，掉在自己脚跟底下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戚发轫:那压力是非常大，因为别人都没见过也没搞过，也不在那个位置上，那么他见过他搞过，他在那个位置上，肯定他有压力。

钱学森:发射钱聂荣臻元帅打电话给我，说钱学森这次任务由你在技术上负责。你准备好了，准备了发射时间打个电话告诉我。他就安排到这儿，他细的他不问的。那么我到那儿去也是这样的，我管总的，最后判决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发射，这个话由我讲。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发射成功，中国实现了核爆炸，中国拥有了可以实战的核武器。

王永志:所以在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成功之后，聂荣臻元帅就说，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十年很伟大的成就吧，两弹结合成功了。然后他说，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薛申同志在这里起的重要作用。

戚发轫: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第一位就是钱学森。

曾子墨:在两弹研制期间，钱学森的行踪不仅对新闻界和朋友保密，对家人也同样保密。他经常穿行奔走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进行勘测，一去就是几个月。蒋英回忆起钱学森那一段生活时曾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有一次，钱学森一去又是几个月，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质问钱学森到底去哪儿了，三个多月连一封信也没有？其实此刻的钱学森刚刚走下导弹发动机的试验台。

早在1965年，钱学森就曾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那时已经54岁的钱学森对工作充满热情，完全不像一个年过半百之人。中央领导很快就通过了他的提议，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造卫星的机构，并任命钱学森负责总体技术工作。

1967年10月，钱学森主持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方案的修改论证会，暂定方案得到了两百多位参会科学家的认可。就在这时，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题出了问题。

作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长征一号”，在第二级火箭燃烧剂燃烧完之后至第三级火箭点燃之前，有200多秒的滑行飞行段。就在这200多秒的期间内，需要进行姿态控制，消除空气干扰，以便为第三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建立条件。可是，在地面实验中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滑行段火箭的晃动幅度有几十米之大，这势必影响第三级火箭点火进入预定轨道。

涂元季: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那这肯定不能发射，这么厉害振动这么厉害。

在试验现场，专家们苦苦思索，仍然找不到克服晃动的办法。闻讯赶到的钱学森仔细观察了试验过程，组织参加试验的专家们分析讨论。他认真听取了每个人的发言，任何细小环节都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专家大吃一惊的结论。

涂元季:他说我认为应该能够发射，因为这个点火以后很快一入轨就处于失重状态了，这种振动现象应该就没有了，可是人家别人还不大敢那个，这钱老他说这个振动我在美国研究过这种问题，是他的论文专门研究过这个有这种论文，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钱学森精辟的分析化解了大家心中的疑虑，在场的专家们茅塞顿开。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钱学森的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

涂元季:钱学森的作用可是没有任何人替代的。

孙家栋:一般来讲在学术问题上，我们确实非常尊重他，跟他争论得很少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大家公认他的，是这样情况，确实有点这个，他说的事情大家都非常佩服。

发射前的一晚，钱学森彻夜未眠。从1958年他第一次提出研制人造卫星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12年。

王永志:在戈壁滩上见到钱学森，一阵冷风呛得他说不出话来。

在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组织协调，到发射试验，从“尖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氢氧发动机等等，都留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

曾子墨: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取得成功后，作为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去看望已经88岁高龄的钱老，并送给他一个飞船模型。钱学森听到载人航天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非常高兴。他把这个飞船模型放在了床的正对面--一个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现在钱学森每天坚持浏览很多报纸，但是他从来不看电视，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蒋英的陪伴下，翻一翻过去的相片，一起回忆共同经历的日子。这位曾经叱咤国际的风云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亲情在他眼中变得越发弥足珍贵。

钱学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森的堂妹，比钱学森小22岁，从小就被长辈训导要以堂兄为榜样，1989年进入钱学森的学术研究班，几年后的一天，钱学敏提笔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钱学敏除了与钱学森讨论科学话题外，还提起了小的时候，父亲教自己演唱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的片段，让钱学敏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这个工作中不苟言笑的堂兄回了一封这样的信。

钱学敏:他说那个《城南旧事》里边就是唱的这个歌，我小时候也会唱这个歌，因为我的父母和他都是在师大附中，师大附小前后同学的，他们会的歌都差不多，他也没太多说，可能是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些人，这些亲戚，这些亲友，这些老同学，这些老师，虽然现在情况好了，但是他们都不在了，所以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歌有时候会使你想到从前，想到亲人，是会流眼泪的，所以他这个也看出他的情感是很深的，对这些亲人的情感很深的。

也正是这封充满钱学森个人情感的信让钱学敏对堂兄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以后，每当自己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她都习惯给钱学森写信，在妹妹心中，哥哥的形象也从过去的严板苛刻变得和蔼亲切。

钱学敏:我心里就想，你真是一个好老头，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他平时对我挺严肃的，真是一个严师，特别严厉的老师，我也跟他，不苟言笑，我们两个相见无杂言，可是这一次他流露他这个情感，我就觉得他更可亲，可爱。每次写信我就写敬爱的钱老。

这张照片是1997年钱学森住院时拍摄的。一直以来，钱学森因为工作的原因，从未有时间好好陪伴蒋英，也就是在这次探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敏第一次感受到了堂兄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

钱学敏:你知道钱老的耳朵是，听力是很差的，要戴助听器的，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我跟他谈话，谈到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会说，蒋音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音来了呢，原来蒋音一从那个电梯下来，往病房里走的时候，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蒋音把外套一脱，把袖子一挽，然后就给他揉肚子，他们两个人就开始给他揉肚子，要正着揉360圈，倒着揉360圈，还有大圈，小圈，它有规律的呢，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笑着，两个人就这么贴得很近，两个人笑脸盈盈的都互相看着，然后一块数，一圈，两圈，三圈，这么数。

2005年7月29日，总理温家宝看望住院的钱学森。他说:“15年前，我到您办公室谈科技工作，您还记得吧？那一天是7月3日。”他们回忆了曾经共事的日子。在说到中国教育现状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听到这里，温家宝握住了钱学森的手。一生与科学相伴的钱学森，在年迈卧床的时候依然惦记着国家教育与人才的培养。

曾子墨:桂生高岭，云露方得衔其花，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淤其叶。桂树的高洁和莲花的纯净其实并不因为它们的天性卓然于世，更由于站得高所以微物不能累，浊类不能沾。桂树更显现出可贵的本贞，莲花也更散发出洁美的芳香。钱学森从辗转踏上归国旅途那刻起，他的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立于伟大时代的潮头，他的杰出成就万众仰慕，他的中国之心世间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