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家怎么退出了同仁堂:三十年间运动一览——读方志有感 -刘 火

三十年间运动一览——读方志有感
刘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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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运动”？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4年5月版）的解释就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有组织、有目的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从1950年至1978年间的运动，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涉及千家万户，波及男女老少。我在读本地方志中，让我有了对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1950年．
1、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2、 与此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项运动一直到1953年结束）。
《南溪县志》（1992年版）记，在全县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共清出土匪19名，土匪骨干18名，匪兵1551名；全县有19465户佃户收回了押金，有22877户佃农免交或少交了租谷。《高县县志》载，清匪时，共歼匪军近5000人，俘获1500多名；解放战士牺牲40人，土改工作队员牺牲近20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三篇文章谈及此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2/18）、《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5）、《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很》（1951/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有《关于镇压反革命》（1950/12—1951/10）等文稿。
1951年．
3、爱国捐献运动。
两月之内，《南溪县志》载，南溪县各界捐赠10.85万元（按币制改制的折算—笔者注），支援抗美援朝。《高县志》载，高县各界是年捐赠8.6万元，招收540名青年参加工作或加入军队。《长宁县志》载，4.8人订立爱国公约，捐献人民币16.1万元购卖飞机，至1953年，长宁自愿原子名参军者有2549名，1881名录取入伍。
4、“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2年结束）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篇文章谈及“三反”、“五反”：《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11—195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亦有此文。
5、“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至迟195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底至1953年春对“土改”进行了复查）。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有多文涉及“土地改革”，重要的有《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1950/6/4）、《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1951/2/7）。
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为“三大运动”，并认为取得了“伟大胜利”。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里有十四篇目关于朝鲜局势的（第七卷有一篇），重要的有《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1950/9/5）、《中国人民志愿意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1950/10/14）、《朝鲜作战必须作长期打算》（1950/12/21）/
1952年．
6、“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长宁县志》载，在“三反”、“五反”中，全县定贪污行为者410名，定案“老虎”（即大贪污犯，笔者注）73名，受刑事处理36名，其余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的处分。
1953年．
7、“新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运动。
1954年．
8、“一化三改造”运动，即一化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三改造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叫过渡时期总路线）。
《兴文县县志》载，1955年，私营工业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占工业总户数的96%，到1958年底全县工商户全部纳入合营、全作组织，其中包热乎劲农村服务商店144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谈及此事有三篇：《关于国家资本主义》（1953/7）、《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8）、《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1953/9/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有《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12）。
1955年．
9、农业合作化运动。
《南溪县志》记1955年建成初级社705年，1956年发展到955个，到1957年，建有高级社859个（尚有6个初级社），占总农户97.31%。
谈农业合作化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是最多的文章。共有7篇，如果加上谈农业互助组的两篇，共达到9篇。《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第七卷亦有多篇文章，重要的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955/9—12）、《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1956/6/14）等。
1956年．
10、肃反运动，即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
与时同时，进行了“审干”工作。因此“肃反审干”连在一起说。《宜宾县志》载，参加运动的机关干部共3940人，收到检举揭发材料8038份；两批参加者中共定出1039为审查对象。
1957年．
11、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所谓“整风”即动员群众向党提建议、帮助党整顿作风；所谓反右即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向党进攻”，这些“向党进攻”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就是“右派分子”。《兴文县志》载，“采取对号入座办法”，全县有214人划为右派，占参加整风运动的9.84%，另有近100人虽未为划为右派，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经政纪的处分。所读方志均有此项运动的记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七篇谈反右的。《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15）|《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6/8）、《文艺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7/1）、《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1957/7/19）、《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1957/7）、《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10/9）、《坚定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10/13）
12、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8年．
13、大跃进运动。
即“超英赶美”。要“钢铁元帅升帐”的全民炼钢铁。据《珙县志》载，是年全县共建土高炉508座，因没有完成上级600座的指标而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1959年所有高炉没有再生产。《宜宾县志》载，因大炼钢铁需要燃料，“致全县森林面积减少62亩，森林覆盖率减少8.77%。
14、人民公社运动。
即“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兴文县志》载，把全县209年高级社组建为10人民公社和1个大公社（即由原4个乡合并，笔者注），并于1958年10月1日宣布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兴文县志》载，全县共办公共食堂1688个。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里一篇最为重要的论述即《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论及此事。《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127）以及《郑州会议纪要》（1959/3/5）也谈及此事。
15、爱国卫生运动。
即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为中心的运动。
《江安县志》记：打麻雀运动中，三天时间（1958/4/15—4/17）共出动151444人（江安当时总人口为305707），共扑杀麻雀65318只。
16、放卫星运动。
各地成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千斤办”、 “万斤办”。
17、拔白旗运动。
即对“大跃进”理解不够、高指标完成不力的地方反保守、拔白旗运动。
1959年．
18、反右倾运动。
即岁末庐山会议后，为贯彻中共中央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开展的城乡大运动。1960年春达到项峰。据《珙县志》载，在“反右倾”运动中，全县共有961人受到批判，其中一半数以上人受到党纪、政纪或其它处分。《兴文县志》载有328名干部被除数处理。
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年大庆，举国欢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一版，1266页）出版，集中除无毛泽东的文章外，几乎收集了当时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主要官员的文章。
1960年．
19、反瞒产私分运动。
即在高指标下对已经粮食减产死人骤增征购减少下对其农村进行的运动。《兴文县志》载，1961年，由于口粮锐减（居民9.5公斤/月），全县人口比1958年差事少14.18%。《南溪县志》载，这次运动对部分基层干部和上中农进行乱批、乱斗、乱撒和抄家罚款。《长宁县志》载，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56%。再加上征“过头粮”，“人口下降来严重现象”。
20新三反运动。
即在财贸系统开展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运动。
1960年．
21、整内整社运动。
即贯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以整顿落后公社的群众性的整风整社运动。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到违法乱纪行为》纠正从1958年开始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另，《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给邓小平的信》（1961/4/25）要求整顿“共产风”不主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
1962年．
22、机关整风运动。
即在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多占多吃和商品走后门的运动。
1963年．
23、新“五反”运动。
即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24、小“四清”运动。
即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1964年．
25、四清运动。
即在城乡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运动。鉴于1963年试点的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1964年的“四清”又称“大四清”。《高县志》载，抽调机关干部380人组成社教工作团进行“四清”工作。并抽调100多名机关干部支援其它县社教。《宜宾县志》载，“社教”中，在全县六个区45个公社的373名干部中，定为“右倾单干”、“走资本主义”的人有122名，划为“全部烂掉”的单位有7个、公社有8个。
从1962年岁末贯彻党中央八届十中会会开始的以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为中心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紧时松地一直到1966年文革。
1965年．
26、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真正全国规模的时间是在1965年。据《珙县志》载，1965年，珙县县委召开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大会，会上作出用三、五年时间建成大寨县的决定。
1966年．
27、文化大革命。
即以“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开始的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全国全民大运动。1976年结束，为期整整10年。
28、红卫兵运动。
即因《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动的全国大、中学生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红卫兵运动开启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高县志》载，是年全县中学700多名红卫兵串连进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宜宾县志》载，全县揭批“三家村”和“黑线人物”的大字报达187927张，重点批斗了1367人；至1976年文革结束，全县共发生武斗93起，先后关押干部、群众4900多人，打死71人，致残78人，伤者无数。
1967年．
29、夺权。
虽未称“运动”，但由“一月风暴”引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肯定的全面夺权，声势不亚于以往的运动。也应算作“运动”。《高县志》载，“造反派组织夺权，县委、人委（即县政府，笔者注）机关陷入瘫痪”。所读县志，是年均有类似记载。
30、三支两军。
即由军队进入地方进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运动。
1968年．
30、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即在全民中进行“三忠于”（  忠于毛主席、 忠于毛泽东思想 、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 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群众性活动。《兴文县志》载，开会、办事、吃饭，社员出工等都要先背语录，有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的浪潮。
31、上山下乡运动。
该运动一直到1978年结束。《高县志》载，是年接待安置县外知青6155名；《宜宾市志》载，1969年1月至1978年，全县共下乡2.9万多知青到20个省、市、县插队落户。
1969年．
32、学“红宝书”运动。
仅江安县一地，此年制竹簧毛主席像章25万个，印毛主席语录4万册。
1970年．
33、一打三反运动。
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为中心的运动。此此同时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从1968年始，所谓“清理”即清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反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九种人。《宜宾县志》载，在“一打三反”中，10000多人被审查，8355被立案。
1971年．
34、一批双清运动。
即批极左分子、清理五一六分子、清理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成员。《宜宾县志》载，“大搞逼、供、信，结果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成一大批冤假错案”。
35、批陈整风运动。
即批判陈伯达的运动。
1972年．
36、批林整风运动。
即批判林彪的运动。延续至1973年。
1974年．
37、批林批孔运动。
即批林整风的进一步深化的运动。
1976年．
38、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即以反对邓小平的运动。
1977年．
39、揭批“四人帮”。
即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据《珙县县志》载，从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开批判会2200多次，写揭批文章2万多篇，共有50多万人次参加了揭批大会。《宜宾县志》载，全县培训揭批“四人帮”骨干39612人，召开各种批判大会290422人次，批判发言人4870，批判文章19854篇，批判专栏2354个。
40、工业学大庆运动。
“工业学大庆”是从“农业学大寨”齐头迸进的运动。
1978年．
41、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84年结束）。
据《珙县县志》载，平反公私合营错划者47人，平反“右派分子”94人，平反“反右倾”中受处理者961名，平反“四清”中处理的259名，平反“文革”中受打击迫害者13747干部、职工、群众；销毁原揭批、诬陷材料195350份，退还2035份；补发扣发工资24468元。
42、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但未称运动。民间称“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波及整个社会。
从1950年建政以降的三十年间，大大小小运动超过40个。在这些运动中， 无庸置疑，一些运动对历史作出过向推进的功劳即正作用，因为它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特别象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让中国从弱到强、让中国人民从贫到富的三十年！再如平反冤假错案（即从给知识分子胡风平反到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不仅结束了文革，而且扫荡了文革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后遗和阴霾。但是，从上的“一览”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运动才，一些运动要人财要人命要人心，一些运动叫青山成秃叫溪河变污断流，一些运动形成的如“右派”、“知青”等词语勒石般写进中国历史，一些运动涉及历史的更远处和更深处。写这文，不是要清算什么，而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用“向前看”作为借口，搪塞了我们对一些运动作更深入的批露、反省和批判。进一步说，有可能防碍了我们对历史教训缺少必要的警惕。就如上文所引的江安一县可以在三天时间内，动用全县一半的人口去扑杀一种小得可怜的麻雀的运动，在今天看来的闹剧，未见得就不会发生——说不定变作“花样”地“三、五年”就又来一次。
参考文献：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 1992年）
《宜宾县志》（巴蜀出版社 1991年）
《南溪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江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长宁县志》（巴蜀出版社 1994年）
《高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8年）
《珙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筠连县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8 年）
《兴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年）
《屏山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大跃进奇闻录

大跃进时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海味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精神。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呢？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幅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万4千多户，32万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高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高炉。
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万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一天盖起小厂房，又用一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三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一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十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出了钢。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胃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妹妹；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的诗歌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诗歌中也有很生动的反映，如《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晕，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
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的诗歌，真不知道今天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句，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丧家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文艺大跃进：人人会写诗
2010年02月20日 09:16:34 　来源：《文史精华》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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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高潮”。
文艺“大跃进”的兴起
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时，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超英赶美”的目标。当同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时，毛泽东颇为赞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至此，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三面红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时上海的党政一把手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同年9月，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文艺“跃进”指标的制定
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家也坐不住了。他们在“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开始放“文艺卫星”。
1958年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的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同时要求各地作家协会和作家要制定创作规划。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从1958年3月3日起就分别召开关于大跃进的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力的问题。该协会于3月22日向各地美协分会及全国美术家提出了“凡协会会员（欢迎非会员美术家参加）都订出1958年创作跃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反对粗制滥造”等5项倡议，号召广大美术工作者行动起来，投身于“大跃进”运动之中。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收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同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又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提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或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何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全国各地也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
文化部也作出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电影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工作中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完成并超过各自的生产计划。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放映发行、机械生产等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大跃进，实现“奋斗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并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
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制定文艺“跃进”指标。在北京，仅以美术界为例：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５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
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上海文艺界动员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有人想闭门造车，有人想凭旧经验来写，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假如不改造自己，就看不到新事物，和劳动人民就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写出的作品就没有力量。”“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在这番讲话的鼓舞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不仅如此，很多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提出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要写多少部小说、创作多少篇诗歌、完成多少部美术作品等。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文艺“卫星”的升起
“放卫星”词语来自苏联第一颗人造成卫星发射成功的启示，在1958年成为流行的时髦词语，被用在所有需要发展、增加、提高、夸大等事情上。当年的8月11日《人民日报》就以“放卫星”为题，描述了农村亩产上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现象。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月宫装上电话机》诗：“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惊动天上太白星》诗：“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社员堆稻上了天》诗：“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铺天盖地不透风》诗：“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1958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3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文章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8月3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8月15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偃旗息鼓
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文艺“大跃进”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大跃进”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徐秋梅　吴继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