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深山野夫高辣文:回望知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3:39:01
知青大返城之后，各种媒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论，几乎全是否定的。但是评论者很少有从接纳知青的那一方来看这个问题。我两次回农场，对两代当地人怀念知青的心情，体会尤为强烈。
回到农场，老职工们几乎排着队要请吃饭。那股浓浓的亲情，真是醉人。
那一天中午，是农场的老科协（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请我们吃饭。12连技术员出身、后来当过红旗岭农场党委书记的纪景春说，他早上三点半爬起来，写了个稿子。要给我们念。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不以为然：难道老纪养成了官场作风，一个非正式的老友聚会，也要郑重其事地念讲稿？
老纪居然还把"讲稿"打印了几份，我们每人一张。
原来是一首诗！老纪一边念，我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老纪的诗，全文如下：
欢迎荒友归来红旗岭
四十多年前的今天，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小丫。
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飞到北国来安家。
五湖四海，南腔北调，
黄棉袄和黑土地，敞开胸怀把您们接纳。
北大荒增添了新鲜血液，添加了多元文化。
这才有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北大荒普通话。
上山伐木，下河捕鱼。翻耙耢播，摸爬滚打。
起早播种，又困又乏。一不小心，掉在播种机下。
酷暑大会战，大酱缸中捞草垡。蚊虫小咬，咬紧牙关说不怕。
严寒挥大镐，汗如雨下。盼来中午热馒头，咬一口就冻成白碴。
兵团新闻战士，下基层跑连队，采访报道，忙上忙下。
党的喉舌，高音喇叭。金嗓子播音，传到万人千家。
当前实际，远景规划。尽情描绘，泼墨挥洒。
兵马没动，粮草先行。后勤食堂，添砖加瓦。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您们又东西南北闯天下。
事业有成，也当上了爸爸妈妈。
荣归故里，亦是年逾花甲。
荒友相聚，说不完的贴心话。
亲人眼里，还是当年的小伙小丫。
新城建设，南湖北塔，稻浪翻滚，一望无涯。
红塔下印刻着您们的足迹，
五星湖映照了您们的倩影面颊。
建言献策，锦上添花。感动农场，精神可嘉。
无论您走到天涯海角，这里都是您的家。
无论您走到东西南北，第二故乡都会把您牵挂。
无论您走到哪里，亲人们都会把您们牵挂，牵挂。
同时向全国各地来五十八团的2500名知青荒友问好、致敬。
红旗岭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纪景春敬上
[备注：这次来农场回访的同志有原五十八团机关的北京知青熊蕾、王仞山、张红军；杭州知青汤永林了；哈尔滨知青钟阳等。]
短短一首诗，不仅情深意长，而且把我们几个当年在农场的经历都概括了进去，包括张红军半夜掉到播种机下的插曲。
更震动我的，是老职工们对知青的深切怀念。
的确，无论是这些老职工，还是他们的孩子，都感念知青的好。尽管我自己觉得那时并没有心在那里扎根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
不过，老职工们感念的不是哪一个知青个人，而是知青整体，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从这样的文化冲击，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样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而这种冲击所震荡的，不是一代人。很多老职工子女，都是知青的学生，对当年的老师怀有感情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我们走时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也说自己是知青冲击的受益者。这就很让我们感慨了。
平心而论，若说受益者，岂止是老职工们？我们知青难道就只有失而没有得么？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飘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当然，很多地方为了让知青下乡，采用了很极端很蛮横的方式，激起了几乎众多人的反感，这是那一场运动的败因，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像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以及很多自愿去各地农场农村的知识青年，后来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也是很没有道理的。
抛开强迫的方式，我自己觉得一场上山下乡的经历，还是蛮宝贵的。近日看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讲到当年秦孝公苦于秦国缺乏人才，而中原士子嫌秦国穷困，周游列国而不入秦，于是发布《求贤令》，感动了一些中原士子，包括商鞅。很多士子来到秦国便要官做。秦孝公要求他们先去基层考察，而后写出策论，再量才使用。招致很多士子反感。但是商鞅却扎了下去，几个月走遍秦国穷乡僻壤，之后提出变法的扎实主张。这很有一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味。就算你是栋梁之才，对国情国风却全然不了解，你这个栋梁的基础便也堪忧了。即便如我这样不是什么栋梁之才，经历了上山下乡，也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没有什么不好。
想一想长眠在农场的那些人，想一想几辈子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毕竟只在那里呆了几年，如因此而怨气冲天，实在太没意思。
还想提一点，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下子把农场闪得够呛。许多知青的机务工走了，拖拉机、康拜因都没有人开；许多知青教师走了，学校的课没有人上；......很多工作接不上，农场几乎都瘫痪了，据说缓了几年才过来。我们1994年第一次回农场时听说此事，不由得感到愧疚。然而老职工们却说：我们这才认识到知青在北大荒的建设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老副场长和很多连长为此连连向我们表示歉意：当年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你们太严厉、太缺乏尊重了......
这些话，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北大荒人的胸怀！
去黑龙江农场的知青还有一样受益，就是天南海北的知青交融，对我们的正面作用。比如北京知青，先前多多少少有一种来自"皇城"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从上海、天津、杭州、台州、哈尔滨、佳木斯和双鸭山等不同城市知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也就越来越淡。借用那样一种契机来进行不同地域文化的互补，实在太神奇了。
大约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所认识的知青，不论后来遭际如何，都对那一段北大荒的经历无怨无悔，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探亲"。
附文：
“收复”湿地——再返红旗岭之一
熊蕾
时隔17年，我和“荒友”王仞山、汤永林、张红军和钟阳再次回访我们在北大荒的农场——黑龙江红旗岭。原以为只是访访旧友，没想到我们都被现任场长张晶华的湿地保护激动起来。
今日红旗岭鸟瞰
在席卷全国的圈地开发热潮中，我以为所有的湿地都在沦为"失地"。
然而我们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红旗岭农场，似乎却是个例外。那里不仅停止了开垦湿地，而且还采取措施保护湿地，包括严禁猎鸟。
如今，我们场的原生态加退耕还湿的湿地有16万亩，加上13万亩林地，就超过了27万亩的耕地面积。而这27万亩耕地中，人工湿地水稻田占了22万亩。
稻田里的白鹳——汤永林摄
稻田里的白鹳
从佳木斯到红旗岭，4小时车程，沿路没有见到一块麦地。当年无边无际的麦田，全部改种了水稻。不过原生态的湿地却不多见。所以红旗岭人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湿地是最大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红旗岭本身在黑龙江垦局只是个小农场，其湿地只能占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说它是保护最好的湿地之一，应不为过。
这和我们当年大举"围剿"湿地的做法，反差可是太大了。
我们红旗岭农场，在完达山北麓，全场范围内有挠力河、七里沁河、越岭河、大牙河等四条河，还有五星湖和若干水泡子，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我们农场几乎就是靠开发湿地起家的。从1956年最早来的一批转业官兵开始，我们一直在沼泽地里垦荒。那时候是八五三农场的五分场。1970年，我们向阳团奉命从抚远撤到这里，和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五营，也就是原来的八五三农场五分场，组建了三师五十八团，后来兵团撤销，改为红旗岭农场。我们向阳团1970年刚来时，老五营五个连队，开出来的耕地面积是8000亩。
1958年的转业官兵在沼泽地排水垦荒的老照片——汤永林翻拍
为了垦荒，全场几乎年年排水--那都是在冬天。当时也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工。冰天雪地在冻土上挖干渠，一镐头下去地上一个白印，那可真是苦活。而全团的人，包括团直机关工作人员，如我们政治处，从主任到小白丁，每人每天都要挖三米长的干渠，无一例外。
1972年卫生队队长和医护人员在排水工地挖泥的情景——王仞山摄，汤永林翻拍
我在红旗岭的两年，因为是新建团场，开始还住帐篷，所以要务是基建。到大家搬入营房，农场开始每年冬天修水利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没有赶上那个苦活。但是我却赶上过在泥水里割麦子。那年麦收时节连降暴雨，麦地成了泽国，康拜因下不了田。于是全团人人上阵龙口夺粮。我们去的那片麦地，有些地方一脚下去泥就没过膝盖，一边拔脚一边割麦子，不过大家还嘻嘻哈哈开玩笑。每天收工，我和好友、借调在团部画宣传画的王仞山跑到附近的七里沁河去游泳，没有游泳衣，就把衣袖裤腿卷起跳下河去，游完了再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裳回到团部。真正是穷开心。
泡在沼泽地里开荒打粮和水斗了这么多年，按当时副团长孙鸿武的话说，"我们是在水盆里种庄稼"。而我们当时竟不知道湿地是"地球之肾"，是宝。
当然，在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也是湿地为我们国家做出的牺牲吧。
今日五星湖
1970年的五星湖
1970年代，王仞山（右）在五星湖给战友画素描——张天启摄，汤永林翻拍
再返红旗岭，想不到我们当年四连所在的五星湖，已经成了三江湿地保护区的著名景点之一。我们割荒草割芦苇的草泡子里，修起了观鸟的栈道和观景台，那些我们曾经一踩一陷的塔头墩沼泽地，成了飞鸟水禽出没，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五星湖湿地的一个观景台
五星湖湿地
游罢五星湖，我们冲着陪我们来的苑小军--当年我们连长苑春发的小儿子，如今红旗岭农场畜牧水产局的局长--竖起了大拇指。
小军说，红旗岭湿地的保护，得力于现任场长张晶华的坚持。
张晶华——汤永林摄
张晶华是开发友谊农场那一代转业官兵的后代，1979年考上大学。他自己说，他是"知识青年们抱着长大的"。他在2005年到红旗岭农场任党委书记之前，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红兴隆垦局，也就是当年兵团的三师，任环保局长。
他说，他当过环保局长，认同湿地保护的重要。他尤其喜欢红旗岭的湿地，有山有水，"特别美"。
整个三江平原是2002年开始停止垦荒，建立湿地保护区的。仅红兴隆垦局就退耕还湿180多万亩。
但是据说由于现在承包水稻利益的驱使，加上一些体制的原因，私开湿地的行为屡禁不止。
不过在红旗岭，没有这种情况。张场长说，"都知道我这个书记要保护湿地，他们一亩也不能开！"
2002年以来，红旗岭农场先后退耕还湿6万亩，对境内湿地所有宜牧草原和水域进行禁牧、禁捕。像小军这样打惯了鸟的，虽然看见鸟"还有想打的冲动"，也已经金盆洗手了。
张晶华2010年就任红旗岭农场的场长。在此之前，农场林业局、科技部等部门已经编制了保护湿地的五年规划，每年投资一百万元，"有计划地逐步恢复天然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完整性、生态链的连续性"。他当场长，湿地保护应更没有问题。
场长一任四年。如果四年之后他不再任场长，红旗岭会当如何？
张晶华相信，到时候，湿地的经济效益会让湿地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而这，正是他和红旗岭人眼下最焦心的问题。去红旗岭的路程已经从我们当年的两天两夜缩短到火车加汽车28个小时，但是对旅游者来说，可能仍然视为畏途。红旗岭旅游设施的软件硬件建设，也还需要大力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湿地的保护和建设，需要很好的规划，以防出现偏差。
我们几个当年的老知青虽已步入"耳顺之年"，但我们仍为红旗岭的湿地所激动。用在红旗岭开了一辈子荒、当过我们机务副场长的1958年转业老兵韩维钦的话说，"红旗岭的湿地特点是，水特别清，草特别绿，鸟特别多。"
这么美的湿地，我倒有点担心过多的游客会破坏了她。
或许，还是让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
车过东风岭，场部红旗岭北山顶上的一座七层塔几乎无处不见。这塔是过去不曾有的，它已经成为红旗岭农场的地标。
初看场部北山顶上的红塔，感觉有点怪怪的。
红旗岭地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肃慎人的老家，好像并没有佛教的传统。放一个塔在这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1994年我们第一次重返红旗岭农场时，这个地方有一个防火瞭望台，也可以登上去观景，但很简陋。
农场后来决定把这个瞭望台建成一个永久性建筑。于是在2007年建成了这座高39米的七层塔。不知借鉴的什么原型，外观有点像延安宝塔。塔身以红色为主色调，被称为红塔。
红塔外入口两侧汉白玉栏杆的底座上，刻着《红塔记》，记述了红塔的修建经过和风光。
及至走进红塔，才发现它原来是红旗岭的一座丰碑。这立马改变了我对红塔的不以为然。
按照《红塔记》的描述，红塔里面的每一层，都要有场史的展示。但是目前这个工作做起来还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能有颇多争议，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场领导决定先在三、四两层做，第三层东西两面墙上是介绍农场开发历程的碑刻；第四层东西两面墙是从1956年和19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官兵英雄谱，所有转业官兵的名字都刻在这英雄谱上。
这两批转业官兵，是开发红旗岭的元勋。这个英雄谱，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们不再是无名英雄，而是名垂青史。据说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里，红旗岭农场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红旗岭人的确不信佛。但是他们把塔看做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愿意用这种形式的建筑来表达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功臣的敬意。红塔从而成为红旗岭的一个丰碑。
健在的老转业官兵们对此都感到欣慰。当年我们一起共事的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张天启，是1956年的转业军官。他年近80， 1994年我们第一次回访红旗岭时，他刚刚做过直肠癌手术，如今又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次他一路陪着我们攀上北山顶的红塔，谈笑风生。他还特地把英雄谱上他的名字指给我们看："我的名字就在这儿！"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红塔当然不仅仅是丰碑。作为红旗岭的制高点，它依然具有防火瞭望塔的功能。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
从红塔看场部，一片红顶的住宅在周围满山葱翠的环绕中，很是夺目。红旗岭人偏爱红色。从红旗岭农场宣传部唐传群2008年写的《红石、红山、红塔、红旗岭》一文中得知："红旗岭与‘红'结缘最早是满人因这里的山上产一种褐红色的风化石，裸露的山坡呈红色，人们便将这里称为‘红石砬子'、‘红石山'。1946年春，三五九旅王景坤部二营营长尹先明奉命追歼土匪，在黑瞎子沟将土匪全歼后，在山顶插上了鲜艳的红旗，红旗岭因此而得名。进入21世纪，红旗岭人有意无意间将新建的座座楼房与平房都用红色彩钢瓦罩顶；2007年红旗岭人又在当年三五九旅插红旗的山头上，建起了黑龙江省境内的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龙江第一塔‘红塔'，继续续写着‘红缘'。"
红旗岭开发55年，建场40年。和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相比，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和我们在的时候相比，那还是恍如隔世。
1970年的红旗岭场部
今天红旗岭小学的学生宿舍
1971年的红旗岭场部
红旗岭文化宫，我们1994年回去时，就已经建成交付使用。这次看到文化宫经过重新装修，座位更加舒适。文化宫前的广场，晚上集体跳舞锻炼的人很多。
两位健在的老转业军官在广场晨练
垦荒老战士的书法
新开发的场部南湖公园——原来是个水泡子
返回东风岭——重返北大荒之一（作者 李津生）
发小兼荒友的李津生7月底8月初也回了一趟红旗岭。这是时隔近40年她第一次重返北大荒。一起回去的40来名知青天南海北，全是我们四连的。蒙她允许，特转帖她记载此行并回忆当年的系列文章。
李津生当年在红旗岭篮球队的玉照（后排中）——张天启摄，汤永林翻拍
一别四十年，荒滩变乐园
李津生
一、返回东风岭
2011年7月30日，持着杨恭允给我们买的动车D25车票，轻松地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只需要八个小时就能抵达千里之外的哈市。四十年前大概需要在硬座上咯噔两天。
大约有四十余人在哈尔滨集合，然后再一起去迎春。票也是杨恭允提前托朋友定好的。迎春站也预定了汽车，整个行程有序而轻松。
火车终于抵达迎春。天下着小雨。四十四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们千万个北京知青被火车运到这里。迎春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样子，很简陋的小站。刘飞却说："都变了，我们结婚时的房子没有了。"她是1979年跟随林华良返回浙江黄岩的北京知青，临走前一直在迎春转运站工作，所以熟悉这里。站前破旧的广场是我们下车时集合的地方，各个分场如853、852、854接知青的车就是从这里把我们接到各个连队。杨恭允说，当时他看到这荒芜破旧的景象，转身要上火车回北京去，还有好多人在哭。当然回去是不可能的，哭的人也只能适应那艰苦的环境，做了屯垦戍边的战士。
这回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模样。汽车还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我们当时的营部东风岭。如果是去我们在五星湖旁边的四连则还要多走三十里地。汽车一直走在精修细雕的水泥板儿路上，路况比北京我家门前的路要好，路边种着鲜花。路上车不多，路边是起起伏伏的丘陵，布满了野生林木。望不见底的绿色和淅淅沥沥下着的小雨，空气好到透明，淡淡的青草和泥土味儿，北京伏天的酷热一扫而光。司机说前些天一直干旱，是我们带来了雨水。当时黄岩正在抗台风，我们说可别把风带过来。说笑间来到东风岭。
四十年前我在东风岭营部作报道员，住在这里。记得最深的建筑是一面影壁墙，上面画着毛主席像。我们曾和营长坐在像前合影。而现在没有一点我熟悉的景致，我记得的老建筑不复存在，山头大路两旁盖着零星的砖混结构的低矮民房，稀拉腐朽的木栅栏里种着豆角、玉米、辣椒，完全是北方农村的样子。我看见几个面目黝黑，满脸褶皱的老人。啊，我认出了我们连当时的医生宋韬，"认识我吗？"我握着他的手。他端详半天，摇头。旁边一位瘦小的老人说："李津生！你原来是多漂亮的小姑娘啊---"他还记得我18岁的样子。认得还是不认得都不要紧，大家还是激动的互相问候、握手、拥抱。
这时是2011年的8月1日。东风岭，北大荒，我们回来了看看你现在怎样了。
住在红旗岭——重返北大荒之二（作者 李津生）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二篇。
住在红旗岭的宋韬看见回场的知青特别高兴。
一别四十年，荒滩变乐园
李津生
二、住在红旗岭
知青和分别几十年的老职工见面，几句话就把四连的变化问明白了。四连知青几乎都返城了，老职工也分散到各连，我们认识的还在四连的只剩了三四户。老连长，三八年入伍，曾经是某高级将领的班长的王云辉，已在一年前作古。还有其他一些解放初期从部队到北大荒的老同志，返回了他们的老家。
黄岩知青池苗凤，四十年前在四连当司务长，也是回城比较晚的一批，对四连特别有感情。她最急切想见到的是"时麻子"。她回忆说：老时和她像一家人，从地头上掰了苞米、掳了黄豆，就会跑到老时家烧了煮了吃。她听说老时家还是那么穷，特意带了一万元钱想补贴补贴他。苗凤不想耽搁时间，从东风岭一家小商店买了些饼干点心，租了一辆车直奔四连而去。
我看杨恭允忙得没头没脑，就站出来吆喝几声，帮大家安排好住处。"旅店"虽小，还算干净，每人十五元一天。本来就打好主意准备受苦的，房间没有厕所淋浴也能凑合。吃饭也是在这里，我一个菜一个菜的点好了，每桌170元包干。不能跟老职工要钱，我们AA制分摊一人二十来元。
认识我的老职工叫刘天有，也是转业到北大荒的。他身材瘦小，头发花白，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是个很精明的人。四连有他的房产，东风岭他包了一片地，一半种了果树，一半租给木材厂，他常住的地方是红旗岭。可谓狡兔三窟。他的孩子都在北京，他出钱在天通苑给儿子买房。老刘是干出来的"富翁"。他带我们到东风岭的家转转，顺手买了一麻袋西瓜请我们吃。他家和富翁的名头绝不沾边，家徒四壁，破乱脏差。就算是看庄稼用的临时住处也得稍微收拾一下呀！看来是习惯成自然，几百万给孩子们，自己还是省吃俭用过苦日子。
回到住处，自驾车的天葵宝子都赶到东风岭了。知青之间也是多年不见，四十多人各行其是，各叙衷肠。
苗凤又回来了，是坐一辆进口尼桑吉普轿车，与老时两口子一起来的。原来老时的女婿是三连连长，家住红旗岭，老时吩咐女婿把苗凤带到家里住。苗凤叫我、刘飞、徐真一起去。
我们来到红旗岭--四十年前的团部选址在一个山洼里。当年在这一带开荒建设是出于建立反修、抵制苏联军事入侵前沿的目的。珍宝岛刚打了一仗，那原本是荒无人烟的大片水泡子地，由我们这些知青驻扎进去，屯垦戍边，保家卫国，既解决了城市失业人口的压力，又捍卫了国家领土，岂不是一举多得！
我们这个团是新建团，编号钢字五十八团，地处《北大荒人》电影853老农场的东北，我们四连的五星湖就紧挨着雁窝岛。四连是一水儿的水泡子地，冬天要排水，夏天才能种庄稼，田地还经常淹在水里。
团部地势较高，现在，依山的马路边形成了商业街，新建的房子红红绿绿，和山上绿树茵荫相映成趣。马路上不再是拖拉机隆隆行驶，也没有了爬犁的踪影，而是各色轿车、皮卡、面包车来来往往。
苗凤以为贫寒的老时家是一处别墅区，两户一栋联排的两层楼，一层是车库和客厅，二层三间住房，一厨两卫，装潢家具完全仿照北京城里的高档洋房。房子的层高大于三米三，落地窗和雅致的窗帘使房间显得通透明亮。为了保暖窗子是双层的（不只是双层玻璃），墙壁厚度是五零的。据老时说，他们还是习惯住在四连，在那养养鸡、帮孩子们管管承包的田地，不愿意住在别墅里。因为我们，老两口没回四连，而是住在不远处儿子家。
我们四个人在太阳能热水中轮流洗了澡，占了楼上的两间房子。老时的外孙和爸妈挤着睡了。印象中北大荒蚊虫肆虐，刘飞还带了蚊香。结果我们睡了个好觉，没一只蚊子捣乱。东北的早晨太阳出来得早。别墅南边种菜的园子里长着旱黄瓜、姜豆角、黑色的西红柿、长茄子尖辣椒，枝叶上都是露水。为了摘西红柿，我的凉鞋沾满黑泥土。西红柿又沙又甜。园子的主人、老时的闺女小时并不是种菜的人，她是个苗条年轻的女孩，不作任何工作，只是在家里玩儿。小时的丈夫，三连连长李金三十出头，已经做了十年的连长，种水稻已经有十五年历史。他是开车上班族，早出晚归，对连队管理、机械维修和稻田管理都得心应手。和老时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衣衫、谈吐、生活方式，老时的下一代完全是知识型的、机械化的、现代农民，或者说是现代土地管理者。
按原来计划，8月2号我们大队人马在东风岭集合，八点向四连进发。虽然我在北大荒周折转场经过853六分场一连，然后组建新连队开赴抚远，再经抚远转场至五星湖，但在四连呆的最久，四连是我们的开拓地，是我们四连人的第二故乡。现在终于要与分别四十年的五星湖见面了！
徜徉五星湖——重返北大荒之三（作者 李津生）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三篇。写得好！
绒毯一样的稻田把东风岭和五星湖连接起来，满眼看到的是翠绿色，只有路边树枝叶的老绿色把那水灵灵的翠绿划分出隔断。很快四连驻地的红顶砖房在眼前了。现在四连被称为"第四作业组"。
车停在"村间"的小路上，人们下了车张望寻找，"那是我的家！"徐真和宝子找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家，飞奔过去。没找到自己家的天葵韩全很着急。我因为较早离开四连去营部工作，没住过四连的砖瓦房，所以没有家。我相跟着走进宝子的家，四十年前在土坯房里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是那样的格局，进门是烧柴火的锅灶，左手掀帘是大屋，以前是盘着炕，现在是床；右手边是小屋，小到只能放一张床。屋子墙壁上被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变成了黑色，不多几件家具还是那样破旧。唯一能看出变化的是院子里停着自己的康拜因。听见动静的老职工走过来看我们，又激起一阵惊呼和感叹。我认识的刘德才还是老模样，但他不认识我们了。
有人招呼大家："先去五星湖吧，省委书记要来视察，马上要封园了。"我们一来就听说大领导要驾临五星湖，不知是不是熊蕾六月份到五星湖后大张旗鼓的宣传起了作用，从省到北大荒集团都对五星湖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沿着"村"中小路我们向五星湖走去。五星湖，作为著名的湿地被保护起来，不仅有围墙、大门、进园收门票，还有几辆电瓶车负责带领观光者游览，人们不能徒步进入湖区。因为夏季多种鸟类在湖面和湿地上栖息，五星湖被某领导改名为千鸟湖。四连人对此表示极大不满。作为四连的开拓者，五星湖免费对我们开放，还派出五辆车让我们乘坐。
我坐的车是由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汉子开的。车速很猛，一下子把我们带到湿地腹地，沿途只看见野花掠过，只见到远处星星点点的飞鸟，来不及照相。车停在第一个观鸟处，那里建了一个长几十米的水上栈道，栈道那头是一座木结构的观鸟台。栈道下就是我们当年淌水割芦苇、长草的水泡子地。沿晃晃悠悠的木栈道走上观鸟台，五星湖的水面显得更加宽阔。和一般的湖面不一样，芦苇、长草、各种野花和水中植物覆盖了湖面，戏水的灰黑色鸭子和长脖子老等（白鹳），有丰富的植物和鱼虾做食粮，悠哉乐哉。
韩全和小杨
"走喽--"，司机召唤。我们流连忘返，上了最后一辆车。韩全坐在司机旁边，拉起家常才知道，这个魁梧汉子是四连老职工的子弟。"你是杨小三？"韩全大叫，"你不记得我啦？我是你们校长，教过你。你小时候数学不好可让我伤脑筋了。"杨小三想起来了，也很激动。"还记得你那时候总是带着几个小洋葱头当零食吃吗？"韩全显然记得很清楚，在揭老底。我听得很稀奇，洋葱头也能当零食吃！太环保太健康了。杨小三认出老师校长后车速明显减慢了，还主动说："这个卵形观鸟台人太多，避开人多我先带你们去另一个景点吧。"
一路上我们知道杨小三大名叫杨建国，父亲已经回到老家贵州，他留下来结婚生子，儿子已经二十一岁，也在五星湖开游览车。我记得他的父亲很瘦，而他膀大腰圆，完全没有西南人的瘦弱。他爱人在园区门口售票，还兼做化验员，自己家种了几十亩地，俩人都是身兼数职，收入稳定，生活不错。
我们几乎来到五星湖的尽头，那边是一处正在施工的高架桥，是由建三江到虎林，横过五星湖的高速公路。如果明年再来，也许我们可以坐飞机到建三江（也在修建中），再走高速到五星湖。
转过头来，宁静的五星湖和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映在湖水中，显得是那样悠远空旷静谧。风微微搅动了湖面，迎面感到凉爽和沁人心肺。宁静一直传到心底。不知道能用什么词可以形容这块曾经浸透了困苦和磨难的湿地，不知道草甸子是否知道我们曾经踩踏过她，而现在我们欣赏着她，我却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记得四十年前五星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一群穿着军装，带着皮帽子，打着绑腿的男孩女孩们，唱着一首苏联歌曲，"没有人强迫我们，是我们自己选的，选择了火红的旗帜，选择了动荡的命运，是我们带着真理，到工厂去到农村，战斗后撕下衬衣，来包扎累累的伤痕。"那时我们很激动，我们是到广阔的天地接受再教育，是为国家屯垦戍边的，再苦再累我们一直坚持着努力着。那时的信仰在现在的人看来有点傻，而我们是那样纯真；那时开荒种地为国为民，而现在有破坏环境之嫌；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以为自己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而现在信仰和艰苦奋斗的信条换做了享乐奢侈物欲。都变了，四十年间一切都变了，我们当年的付出不知道还值不值得？！
我苦苦的想，苦苦的想，想起我们的老连长，三八年入伍的老革命，曾经是迟浩田的老班长，解放初就来北大荒开荒种地，住的是帐篷、干打垒，喝的是冰雪化的水，吃的是盐水熬冻菜和窝头，桌子是木板钉俩腿，睡的是结着冰的稻草铺。1969年开荒烧草时跑了荒，王连长抱着棉裤、穿着浸湿了的衬裤和我们一起追着火苗跑。他脸上的褶皱和那双含满悲哀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知道他是否因为这次跑荒受了处分？我们回城后，他们还在这里撑着。他们又受了多少苦？我眼含热泪想起那些已经埋葬在北大荒的前辈和战友，他们已经不能向社会讨要补偿或是公平了，他们没活到享福的今天。他们会不会在九泉之下问"我们值得不值得？"
时代变迁，物是人非，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论谁说什么，只记得我们把青春献给了五星湖，我们永远记在心里的第二故乡！
李津生（右）和刘飞在五星湖湿地
一别四十年五星湖——重返北大荒之四 （作者李津生）
这是发小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很生动的回忆，很真情的感慨。很多有相同经历的人都会产生共鸣。
最后留下的当年的拉赫辫房
那个懵懂的年龄，那个懵懂的年代，在五星湖畔那些懵懂的日月，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知青"当年是怎样度过我们的青春？就像当年我们不知道五星湖水是怎样流进湖里又怎样注入乌苏里江一样，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五星湖是不是和当年一样可以容纳我们的满怀思念和对青春的追忆。
一别五星湖已经四十年！
那个冬天，我们四连从抚远转移到漫无人迹的五星湖边，冰雪覆盖着湖面和那些深深浅浅的草甸子。我们炊事班在帐篷外搭锅支灶，戴着大棉手套给全连人烙大饼、熬冻圆白菜充饥。
五星湖边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下我们要坐着爬犁车走几十公里去伐木、拉木料、拉沙子，为春天盖房子做准备。天不亮起床，42号胶棉鞋里垫着乌拉草穿着棉袜子也不觉得暖和，皮皮帽子紧紧地系在脸颊上，尽量露出最小的脸面。困意总是跟着我们这群十八九岁的人，即使是坐在爬犁上也能睡着。到了目的地，我睁开眼，眼前全是冰柱子，是我呼出的哈气在我的皮帽子上冻出了半尺长的冰柱。一次劳动中，周沈在爬犁上睡着了，爬犁颠簸时把她折翻到雪地上。到了目的地，同行的战友找不到她赶紧返回去，看见她还在雪地里酣睡。一次，关力和韩全从营部回连队，她们带来大家的家书。冬天的北大荒经常大雪封门，几个礼拜都收不到信件。大家高兴地欢呼招手，关力站在拖拉机上也挥着手很兴奋。不知是车在晃动还是怎的，她的舌头碰到车帮子的铁皮上，一下就粘住了。"别动！快拿温水往上浇！冻白了舌头就掉了！"韩全用水融化着关力舌头和铁皮的粘结点，关力等不及使劲一挣，连皮带肉的扯下去一大片。受伤的舌头没法吃我们的大饼熬冻圆白菜了，只能把饼泡软囫囵吞下去。
记得最劳累的事是人工运输大豆。不知道是兵团搞全民皆兵的大练兵活动还是汽油不足需要人工运输，反正是我们用小木棍扎成的小爬犁每个人拉着两包共360斤重的大麻袋包，徒步跋涉三十里往营部送。一路全是慢坡上山，在大队人马踩踏得溜光的冰雪地上，我象一头牛似的把绳子挂到脖子上，头几乎倾倒到地面，奋力地向前进！不少人从我身边赶过，我觉得自己走不动了，但是必须走，我心里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说只要念毛主席语录就能产生无穷力量，但那时我觉得对我无效，还是累得快倒下了。但我还是念着、念着一步步艰难地往前挣。现在已经忘了是怎样爬上东风岭，交了差，只记得回到帐篷里连上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挣扎着爬上大通铺，我的铺位上铺着我从家里带来的狗皮褥子，已经冻在床板上。即使身下是一层冰，那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劳累和极度的严寒，只有躺在被子里，听着走道的汽油桶里劈柴绊子噼里啪啦地燃烧，那种幸福能让我浑身的酸痛得到平复。
不知不觉中五星湖的白雪渐渐融化，露出枯草遍地。我们连的劳作有时是割草和芦苇。早上出发，地上冻得很瓷实。下午回来时，我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把镰刀扛在肩上，昂头高唱，"扑哧"一声，掉进水坑里。原来冰化了，路上布满草垫子，疙疙瘩瘩的形成深浅不一的水坑。那时不知道这里是"湿地"，是地球的"肾"。
五星湖的五月还是冰碴遍地，我们开始建房子了，因为天津知青快来了，帐篷不够住。一生中这样的盖房子我只经历了这一次。先是把直径15到20公分粗细的原木埋进冻土层形成框架，再把小臂粗细的树干间隔三十公分横着固定在每根立柱上，然后和泥，把早先割来的长草一把一把地浸泡在泥里，用沾满黑泥的草自下而上的挂在细木杆上，每一把都拧成辫子，每个泥辫子紧紧挨着，这些辫子就是筑墙的砖头，晾干了再抹上稀泥，就变成避风挡雨的墙壁了。房顶也是用细椽子搭好框架，我忘了是用什么材料覆盖的。房子似乎没有窗子，肯定有门。因为我们周围总是浸着浅浅的水，还在房子周围挖了浅沟排水。床铺也是用细木棍搭成的，床下后来长满了青草。我们老兵是在帐篷里度过的冬天，而后来一批一批知青住进了我们的草辫子房。有一件趣事至今不能明了。一段时间连天下雨，一觉醒来，草辫子房的积水已经到了床沿，鞋呀盆呀都漂起来了。刘飞找不到鞋了，她坐在床上说："我梦见鞋被扔到房顶上了。"大伙出门往房上看，胶鞋真的在房顶上。后来她还梦到在墙上挖个洞排水，大伙恍然大悟，真的是个好办法。
夏天终于来了。蚊子小咬也随着来了。白天小咬当家，晚上蚊子上岗，我手上被咬的大包数了数不下三十五个。记得我们傍晚开会，我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哈，那些疯狂的蚊子排着队，撅着尾巴在没有绒的地方吸我的血。如果是去榛子林里摘榛子，要带上防蚊帽，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擦抹防蚊油基本不管用。
夏天在五星湖边脱土坯也是个累活儿。土坯是盖真正房子的砖，只是不经过烧制。每个土坯大小重量是五块砖总和，把铡成寸段的草搅合在泥里，再用模子填泥压实就成了土坯。把在地里晾干的大土坯运回来，我们在五星湖建起保暖厚实的"干打垒"（就是土木结构的平房）。
那时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去五星湖观景，只是不自觉的置身于大自然的秀美之中。隐约记得湖对面是853农场，那边是大雁栖息的湖岸，我们见过大雁起飞的壮观时刻，我们在鱼梁子上见过冬季捕鱼，我们吃过五星湖的鱼，我们曾在湖中游泳，在湖边的白桦林里留影。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湖边恋爱、成家，我们城市知青和老职工结下深厚的友谊，即使在回城后还来往密切。在我们心里刻着烙印的五星湖，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四连人共同的思念，也是我们要回家看看的原动力。熊蕾六月份去过五星湖，她说五星湖被列为保护区，风景很美，不让开荒种地了，连住在那儿也不可能了。因为五星湖是地球上难得的原生态地理环境，是面积很大的湿地，是地球的肾。
2011年8月初我们一定要去看看五星湖，看看我们哭过、笑过、苦过、累过、流过血汗、度过我们青春的地方。
当年的知青大体都是这样的
准备回家的四连人和家属，请你们掀开回忆的闸门，请重温你们记得的四连和你们的小故事，我们也许不能为五星湖做什么，但我们能告诉世界，我们心里的五星湖是什么样子，我们的青春多么美好，我们经历的不是苦难而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历程。因为五星湖的独一无二，加上我们的独一无二，我们的后辈一定会记住五星湖也记住我们。
漫游珍宝岛——重返北大荒之五（作者 李津生）
珍宝岛开战时，我们已经在抚远。珍宝岛，我们都是很多年以后才去的。但是我们都忘不了那个地方，如同我们忘不了抚远，忘不了红旗岭一样。
1994年的珍宝岛
已故苑春发连长的儿子小文是个很英俊的医院院长，为我们一行知青设宴。苑连长是个特别有个性的人，皮肤黝黑，目如牛眼。所以我印象很深。可惜苑连长66岁就故去了。他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都成了农垦系统知名的干部。比如小军，据熊蕾说，他为湿地和环保做了许多事。小文特意请几个朋友开私家车带我们三十来人去珍宝岛游览。
珍宝岛四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中苏之战。战斗打响之前，人们并不觉得有多紧张。后来伤亡的解放军被运下来了，老百姓见到鲜血，"哇"的一声激起了对苏修的愤恨，对解放军的怜惜，掀起了援战的热潮。那时担架队不要女生，女生就剃头写血书，要求上战场。兵团还组建了武装连队，都是发真枪。我的出身不是贫雇农而是走资派，所以没能上前线。但我们到抚远去建新连队，也算是间接抵抗苏修吧。那时有一个笑话是关于连队发枪的事："一人一条枪----（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条枪----（鼓掌）是做不到的！三人一条枪----（结巴）是木头的！"我们就是拿木头枪的连队。
珍宝岛与苏联只一江之隔，冬季结冰后，几乎看不出国界。盛夏的乌苏里江，水很清澈。到珍宝岛要用小船摆渡。小文打电话从国防三团借来一艘能载二十多人的大汽艇，把我们摆渡过去。
珍宝岛太小了，徒步三十分钟就能绕岛一周。在岛上仅有的建筑就是兵营，条件非常艰苦。遥看对面原苏联的边境，只有郁郁葱葱的林木，看不到建筑和人影。珍宝岛绿树成荫，但夹杂在绿色中的那些四十年前被炮火摧残的焦黑的树干还光秃秃地站在那里。还有一棵英雄树，根深叶茂，旁边矗立着一个雕像，是战斗英雄杨林，据说被炸掉了手臂还依靠着大树向敌人开火。他已经牺牲四十年了。
不断有旅游团队被运上岛来。人们在这个用鲜血保卫的珍珠一样的小岛上拍照留念。也许他们没有我们那种对珍宝岛的理解，那个年代，珍宝岛和我们兵团战士们一起镶嵌成祖国边陲的钢铁边防。兵团的代码就是"建设钢铁边防"。
在离珍宝岛不远的一家简陋的小饭铺里，小文摆了三桌饭，有五种江鱼，能叫上名来的是鲤鱼、嘎鱼、鲫鱼、黑鱼，叫不出的鱼像是大撅嘴鱼。五种鱼是一锅炖的，没放什么作料，白汤，白鱼肉，鲜嫩，毫无土腥味。我这个不吃鱼的人也抢着吃。还有炖鱼锅边上贴的玉米饼子，简直是美食！据小文说饭是预先订好的，否则根本排不上，每桌花费一千余元。北大荒一般的饭菜不过百余元一桌。再看看小饭铺离了歪斜的房子，贴着塑料布的破窗户，破旧的圆桌，时不常飞舞着的苍蝇和用两条木板搭成的露天茅坑。只能感叹深山里出凤凰，陋室里酿珍馐，不经意处竟是世间佳肴。
小文临时得通知要开会，所以免去了去饶河游览的计划，带我们一点多钟回到红旗岭。杨恭允建议去他父亲墓地祭拜，就买了些糕饼瓜果，随小文上山去。
给我们已故的苑连长鞠一躬
苑连长的墓地在半山腰。由于兵团没有固定的丧葬地，过世的人就被家人安葬在住家附近山上的密林里。我们简单的鞠躬和诉说一番，"连长，四十年了，我们代表各地知青看您来了。没忘记您。知道您不抽烟不喝酒，给您买了点心和水果----"一想到这些前辈受了多少苦，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心里很是伤感。
回城四十年，沟沟坎坎、认认真真的生活，不管沧桑变幻，还是时光消逝，北大荒始终在我心底的角落里。也许那是一丝丝离开他的愧疚？对老连长的祭拜，似乎使我心里的一点痛楚得到宽慰。
依依不舍——重返北大荒之六（作者 李津生）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最后一篇。其中那个狐狸的故事，是杨恭允讲的，有些不可思议。
红旗岭之晨
四十年前的盛夏，北大荒迎来了雨季。大雨把该收成的庄稼泡在水里，地上的泥淖深及膝盖，康拜因无法下地，只好用人工收割。我穿着一双高腰雨鞋，走一步要拔一下鞋，最后雨鞋完全陷入泥泞里找不到了。我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抓着割下来的大豆，割一把扔一把，粮食完全和泥巴混在一起。我以为是雨太大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在沼泽地上种旱庄稼，本来就多水，加上下雨，才涝上加涝。无论是天气原因或是人为浪费，那时亩产不足二百斤。尤其用机械收割麦子时，收割机轰隆隆在前面走，随即将脱出的麦穗输送到后面跟随的卡车里，卡车是四面漏风，麦穗从车帮子的大裂缝哗哗的往外流。有些职工家属在收割季节到地里捡粮食，能成麻袋成麻袋的捡回去。而那些遗撒在地里的，没几天又长出茂密的麦苗来。那些几百斤重的大种猪，由知青赶到地里，一边拱着黑土地，一边咀嚼着青麦苗。
现在，北大荒和全国一样干旱起来。
我们临走前一天晚上又回到了四连，割舍不了对五星湖的热爱，还要再仔细看看它。
在老时家的小平房里，黄岩的苗凤、天津的徐真、北京的我各显其能。我在四连做过炊事员，苗凤是司务长，徐真的厨艺更是有口皆碑。我负责和面烙大饼，徐真烧泥鳅炖豆角炒木耳。而老时的老伴儿四五个小时前已经用柴锅煮了一锅黄灿灿的大茬子粥。饭快做好时，乌云爬上了五星湖面。我们拎着滚烫的刚烙好的大饼，赶在下雨前去五星湖边转一转。
五星湖边宾馆里还聚集着一些忙碌的场部人员，为迎接省委书记的视察培训服务人员。湖边没有了喧哗和人迹，像是卸下了一身铅华的仕女，湖水温柔地静静地皱着眉头，依靠着深沉的乌云。鸟儿都要睡觉了，不再戏水鸣叫。我们就坐在湖边，看那些水草，那些点缀的荷花，那些在堤岸边栖息的雨鸟。堤岸向东边沿伸，苗凤指着覆满荒草的远处说："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赶马车为连队送饭。"那远处现在只有草甸子和沼泽了，已经掩埋了当年开荒的痕迹。
四连送饭的马车也有一些故事。那年谭副连长的妻子从马车上摔下来的事就很蹊跷。那是十一月份，地还没冻结实。苑连长、谭连长、杨恭允几人在荒地里探查，发现一窝小狐狸，狐狸爸妈不在家。谭连长不顾苑连长反对，执意要把小狐狸抱回去。到了晚上，小狐狸的爸妈围着连队找孩子，发出哀鸣。第二天，谭连长要了连里唯一一支枪和仅有的五发子弹。晚上狐狸爸妈又来了，他提着枪向林子里打，五发子弹全打光，也没打着啥。过不久狐狸们还是回来不肯离开。谭连长有个生病的女儿，他是为寂寞的孩子才捉回小狐狸的。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又过了两天，谭连长的老伴坐马车送饭途中，芦苇丛中突然飞起两只野鸟，"扑啦啦"，马一下惊得猛转身往连队跑，车上措不及防的两个人都摔下来，老谭老伴的后脑硌在一个鸡蛋大小的冻土旮嗒上，七窍流血，立时毙命。而另一位从车上颠下来的知青毫发无损。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小土块竟然要了人性命，纷纷到现场究查，连队里议论纷纷，杨恭允却坚信是"狐仙"捣的鬼。老谭终于放走了小狐狸。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他有病的女儿竟不医自愈！后来，谭副连长回贵州老家去了。
下雨了，在四连住着的一夜，雨一直在下。我们四个曾经一起在四连住过帐篷、脱过土坯、盖过房子的战友，又睡在房前圈养着小鸡，房后种着豆角，茅厕离住房很远，院子里黑灯瞎火的四连了。四十年前蚊子小咬猖獗的四连，我们是在蚊帐中点着煤油灯给家里写信的。现在竟然不用挂蚊帐了。蚊子小咬跑哪去了？我们睡得很踏实。
早上雨停了。我们再次进入五星湖园区。不舍的五星湖，我们和它做别，我们魂牵梦绕，我们还想回来。
8月6日，我们搭乘红旗岭开往佳木斯的大巴离别。老时一家和没走的战友送行，手牵着手，嘱托来叮咛去，"要常回来呀"，"到北京来玩"，依依不舍。
四个小时路程，路况很好。大巴也不超载。公路管理非常严，随时可能有检查超载的纠察上车。看来政府只要认真管理就能做到安全规范。佳木斯市有很多标有"农垦"字样的单位。因为它曾经是兵团总部也就是后来黑龙江农垦总局的所在地，后来农垦总局搬到哈尔滨，佳木斯的经济和GDP受到一定影响。
佳木斯江边的知青雕塑
从提前一天到佳木斯的人那得知，十天之内到北京的火车票、五天之内的飞机票都卖光了。只有到哈尔滨去碰运气。我们坐五个小时巴士转辗回到哈尔滨。多亏杨公允的朋友帮忙，弄了几张票把我们塞上火车。
这趟旅程，让我们见识了交通工具的满负荷，国人对旅游的热情，黑龙江各大城市、广阔农村的生活水平，以及国家充满潜力的发展前景。我们为今日北大荒的富硕倍感欣慰，我们忽然觉得，北大荒原来没和我们分开，和我们这样近，心脏是在和我们一起跳动，日子与我们的一样越来越好。（全文完）
回到农场，老职工们几乎排着队要请吃饭。那股浓浓的亲情，真是醉人。
那一天中午，是农场的老科协（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请我们吃饭。12连技术员出身、后来当过红旗岭农场党委书记的纪景春说，他早上三点半爬起来，写了个稿子。要给我们念。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不以为然：难道老纪养成了官场作风，一个非正式的老友聚会，也要郑重其事地念讲稿？
老纪居然还把"讲稿"打印了几份，我们每人一张。
原来是一首诗！老纪一边念，我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老纪的诗，全文如下：
欢迎荒友归来红旗岭
四十多年前的今天，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小丫。
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飞到北国来安家。
五湖四海，南腔北调，
黄棉袄和黑土地，敞开胸怀把您们接纳。
北大荒增添了新鲜血液，添加了多元文化。
这才有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北大荒普通话。
上山伐木，下河捕鱼。翻耙耢播，摸爬滚打。
起早播种，又困又乏。一不小心，掉在播种机下。
酷暑大会战，大酱缸中捞草垡。蚊虫小咬，咬紧牙关说不怕。
严寒挥大镐，汗如雨下。盼来中午热馒头，咬一口就冻成白碴。
兵团新闻战士，下基层跑连队，采访报道，忙上忙下。
党的喉舌，高音喇叭。金嗓子播音，传到万人千家。
当前实际，远景规划。尽情描绘，泼墨挥洒。
兵马没动，粮草先行。后勤食堂，添砖加瓦。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您们又东西南北闯天下。
事业有成，也当上了爸爸妈妈。
荣归故里，亦是年逾花甲。
荒友相聚，说不完的贴心话。
亲人眼里，还是当年的小伙小丫。
新城建设，南湖北塔，稻浪翻滚，一望无涯。
红塔下印刻着您们的足迹，
五星湖映照了您们的倩影面颊。
建言献策，锦上添花。感动农场，精神可嘉。
无论您走到天涯海角，这里都是您的家。
无论您走到东西南北，第二故乡都会把您牵挂。
无论您走到哪里，亲人们都会把您们牵挂，牵挂。
同时向全国各地来五十八团的2500名知青荒友问好、致敬。
红旗岭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纪景春敬上
[备注：这次来农场回访的同志有原五十八团机关的北京知青熊蕾、王仞山、张红军；杭州知青汤永林了；哈尔滨知青钟阳等。]
短短一首诗，不仅情深意长，而且把我们几个当年在农场的经历都概括了进去，包括张红军半夜掉到播种机下的插曲。
更震动我的，是老职工们对知青的深切怀念。
的确，无论是这些老职工，还是他们的孩子，都感念知青的好。尽管我自己觉得那时并没有心在那里扎根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
不过，老职工们感念的不是哪一个知青个人，而是知青整体，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从这样的文化冲击，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样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而这种冲击所震荡的，不是一代人。很多老职工子女，都是知青的学生，对当年的老师怀有感情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我们走时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也说自己是知青冲击的受益者。这就很让我们感慨了。
平心而论，若说受益者，岂止是老职工们？我们知青难道就只有失而没有得么？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飘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当然，很多地方为了让知青下乡，采用了很极端很蛮横的方式，激起了几乎众多人的反感，这是那一场运动的败因，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像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以及很多自愿去各地农场农村的知识青年，后来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也是很没有道理的。
抛开强迫的方式，我自己觉得一场上山下乡的经历，还是蛮宝贵的。近日看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讲到当年秦孝公苦于秦国缺乏人才，而中原士子嫌秦国穷困，周游列国而不入秦，于是发布《求贤令》，感动了一些中原士子，包括商鞅。很多士子来到秦国便要官做。秦孝公要求他们先去基层考察，而后写出策论，再量才使用。招致很多士子反感。但是商鞅却扎了下去，几个月走遍秦国穷乡僻壤，之后提出变法的扎实主张。这很有一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味。就算你是栋梁之才，对国情国风却全然不了解，你这个栋梁的基础便也堪忧了。即便如我这样不是什么栋梁之才，经历了上山下乡，也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没有什么不好。
想一想长眠在农场的那些人，想一想几辈子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毕竟只在那里呆了几年，如因此而怨气冲天，实在太没意思。
还想提一点，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下子把农场闪得够呛。许多知青的机务工走了，拖拉机、康拜因都没有人开；许多知青教师走了，学校的课没有人上；......很多工作接不上，农场几乎都瘫痪了，据说缓了几年才过来。我们1994年第一次回农场时听说此事，不由得感到愧疚。然而老职工们却说：我们这才认识到知青在北大荒的建设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老副场长和很多连长为此连连向我们表示歉意：当年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你们太严厉、太缺乏尊重了......
这些话，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北大荒人的胸怀！
去黑龙江农场的知青还有一样受益，就是天南海北的知青交融，对我们的正面作用。比如北京知青，先前多多少少有一种来自"皇城"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从上海、天津、杭州、台州、哈尔滨、佳木斯和双鸭山等不同城市知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也就越来越淡。借用那样一种契机来进行不同地域文化的互补，实在太神奇了。
大约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所认识的知青，不论后来遭际如何，都对那一段北大荒的经历无怨无悔，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探亲"。
附文：
“收复”湿地——再返红旗岭之一
熊蕾
时隔17年，我和“荒友”王仞山、汤永林、张红军和钟阳再次回访我们在北大荒的农场——黑龙江红旗岭。原以为只是访访旧友，没想到我们都被现任场长张晶华的湿地保护激动起来。
今日红旗岭鸟瞰
在席卷全国的圈地开发热潮中，我以为所有的湿地都在沦为"失地"。
然而我们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红旗岭农场，似乎却是个例外。那里不仅停止了开垦湿地，而且还采取措施保护湿地，包括严禁猎鸟。
如今，我们场的原生态加退耕还湿的湿地有16万亩，加上13万亩林地，就超过了27万亩的耕地面积。而这27万亩耕地中，人工湿地水稻田占了22万亩。
稻田里的白鹳——汤永林摄
稻田里的白鹳
从佳木斯到红旗岭，4小时车程，沿路没有见到一块麦地。当年无边无际的麦田，全部改种了水稻。不过原生态的湿地却不多见。所以红旗岭人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湿地是最大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红旗岭本身在黑龙江垦局只是个小农场，其湿地只能占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说它是保护最好的湿地之一，应不为过。
这和我们当年大举"围剿"湿地的做法，反差可是太大了。
我们红旗岭农场，在完达山北麓，全场范围内有挠力河、七里沁河、越岭河、大牙河等四条河，还有五星湖和若干水泡子，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我们农场几乎就是靠开发湿地起家的。从1956年最早来的一批转业官兵开始，我们一直在沼泽地里垦荒。那时候是八五三农场的五分场。1970年，我们向阳团奉命从抚远撤到这里，和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五营，也就是原来的八五三农场五分场，组建了三师五十八团，后来兵团撤销，改为红旗岭农场。我们向阳团1970年刚来时，老五营五个连队，开出来的耕地面积是8000亩。
1958年的转业官兵在沼泽地排水垦荒的老照片——汤永林翻拍
为了垦荒，全场几乎年年排水--那都是在冬天。当时也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工。冰天雪地在冻土上挖干渠，一镐头下去地上一个白印，那可真是苦活。而全团的人，包括团直机关工作人员，如我们政治处，从主任到小白丁，每人每天都要挖三米长的干渠，无一例外。
1972年卫生队队长和医护人员在排水工地挖泥的情景——王仞山摄，汤永林翻拍
我在红旗岭的两年，因为是新建团场，开始还住帐篷，所以要务是基建。到大家搬入营房，农场开始每年冬天修水利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没有赶上那个苦活。但是我却赶上过在泥水里割麦子。那年麦收时节连降暴雨，麦地成了泽国，康拜因下不了田。于是全团人人上阵龙口夺粮。我们去的那片麦地，有些地方一脚下去泥就没过膝盖，一边拔脚一边割麦子，不过大家还嘻嘻哈哈开玩笑。每天收工，我和好友、借调在团部画宣传画的王仞山跑到附近的七里沁河去游泳，没有游泳衣，就把衣袖裤腿卷起跳下河去，游完了再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裳回到团部。真正是穷开心。
泡在沼泽地里开荒打粮和水斗了这么多年，按当时副团长孙鸿武的话说，"我们是在水盆里种庄稼"。而我们当时竟不知道湿地是"地球之肾"，是宝。
当然，在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也是湿地为我们国家做出的牺牲吧。
今日五星湖
1970年的五星湖
1970年代，王仞山（右）在五星湖给战友画素描——张天启摄，汤永林翻拍
再返红旗岭，想不到我们当年四连所在的五星湖，已经成了三江湿地保护区的著名景点之一。我们割荒草割芦苇的草泡子里，修起了观鸟的栈道和观景台，那些我们曾经一踩一陷的塔头墩沼泽地，成了飞鸟水禽出没，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五星湖湿地的一个观景台
五星湖湿地
游罢五星湖，我们冲着陪我们来的苑小军--当年我们连长苑春发的小儿子，如今红旗岭农场畜牧水产局的局长--竖起了大拇指。
小军说，红旗岭湿地的保护，得力于现任场长张晶华的坚持。
张晶华——汤永林摄
张晶华是开发友谊农场那一代转业官兵的后代，1979年考上大学。他自己说，他是"知识青年们抱着长大的"。他在2005年到红旗岭农场任党委书记之前，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红兴隆垦局，也就是当年兵团的三师，任环保局长。
他说，他当过环保局长，认同湿地保护的重要。他尤其喜欢红旗岭的湿地，有山有水，"特别美"。
整个三江平原是2002年开始停止垦荒，建立湿地保护区的。仅红兴隆垦局就退耕还湿180多万亩。
但是据说由于现在承包水稻利益的驱使，加上一些体制的原因，私开湿地的行为屡禁不止。
不过在红旗岭，没有这种情况。张场长说，"都知道我这个书记要保护湿地，他们一亩也不能开！"
2002年以来，红旗岭农场先后退耕还湿6万亩，对境内湿地所有宜牧草原和水域进行禁牧、禁捕。像小军这样打惯了鸟的，虽然看见鸟"还有想打的冲动"，也已经金盆洗手了。
张晶华2010年就任红旗岭农场的场长。在此之前，农场林业局、科技部等部门已经编制了保护湿地的五年规划，每年投资一百万元，"有计划地逐步恢复天然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完整性、生态链的连续性"。他当场长，湿地保护应更没有问题。
场长一任四年。如果四年之后他不再任场长，红旗岭会当如何？
张晶华相信，到时候，湿地的经济效益会让湿地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而这，正是他和红旗岭人眼下最焦心的问题。去红旗岭的路程已经从我们当年的两天两夜缩短到火车加汽车28个小时，但是对旅游者来说，可能仍然视为畏途。红旗岭旅游设施的软件硬件建设，也还需要大力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湿地的保护和建设，需要很好的规划，以防出现偏差。
我们几个当年的老知青虽已步入"耳顺之年"，但我们仍为红旗岭的湿地所激动。用在红旗岭开了一辈子荒、当过我们机务副场长的1958年转业老兵韩维钦的话说，"红旗岭的湿地特点是，水特别清，草特别绿，鸟特别多。"
这么美的湿地，我倒有点担心过多的游客会破坏了她。
或许，还是让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
车过东风岭，场部红旗岭北山顶上的一座七层塔几乎无处不见。这塔是过去不曾有的，它已经成为红旗岭农场的地标。
初看场部北山顶上的红塔，感觉有点怪怪的。
红旗岭地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肃慎人的老家，好像并没有佛教的传统。放一个塔在这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1994年我们第一次重返红旗岭农场时，这个地方有一个防火瞭望台，也可以登上去观景，但很简陋。
农场后来决定把这个瞭望台建成一个永久性建筑。于是在2007年建成了这座高39米的七层塔。不知借鉴的什么原型，外观有点像延安宝塔。塔身以红色为主色调，被称为红塔。
红塔外入口两侧汉白玉栏杆的底座上，刻着《红塔记》，记述了红塔的修建经过和风光。
及至走进红塔，才发现它原来是红旗岭的一座丰碑。这立马改变了我对红塔的不以为然。
按照《红塔记》的描述，红塔里面的每一层，都要有场史的展示。但是目前这个工作做起来还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能有颇多争议，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场领导决定先在三、四两层做，第三层东西两面墙上是介绍农场开发历程的碑刻；第四层东西两面墙是从1956年和19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官兵英雄谱，所有转业官兵的名字都刻在这英雄谱上。
这两批转业官兵，是开发红旗岭的元勋。这个英雄谱，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们不再是无名英雄，而是名垂青史。据说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里，红旗岭农场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红旗岭人的确不信佛。但是他们把塔看做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愿意用这种形式的建筑来表达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功臣的敬意。红塔从而成为红旗岭的一个丰碑。
健在的老转业官兵们对此都感到欣慰。当年我们一起共事的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张天启，是1956年的转业军官。他年近80， 1994年我们第一次回访红旗岭时，他刚刚做过直肠癌手术，如今又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次他一路陪着我们攀上北山顶的红塔，谈笑风生。他还特地把英雄谱上他的名字指给我们看："我的名字就在这儿！"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红塔当然不仅仅是丰碑。作为红旗岭的制高点，它依然具有防火瞭望塔的功能。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
从红塔看场部，一片红顶的住宅在周围满山葱翠的环绕中，很是夺目。红旗岭人偏爱红色。从红旗岭农场宣传部唐传群2008年写的《红石、红山、红塔、红旗岭》一文中得知："红旗岭与‘红'结缘最早是满人因这里的山上产一种褐红色的风化石，裸露的山坡呈红色，人们便将这里称为‘红石砬子'、‘红石山'。1946年春，三五九旅王景坤部二营营长尹先明奉命追歼土匪，在黑瞎子沟将土匪全歼后，在山顶插上了鲜艳的红旗，红旗岭因此而得名。进入21世纪，红旗岭人有意无意间将新建的座座楼房与平房都用红色彩钢瓦罩顶；2007年红旗岭人又在当年三五九旅插红旗的山头上，建起了黑龙江省境内的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龙江第一塔‘红塔'，继续续写着‘红缘'。"
红旗岭开发55年，建场40年。和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相比，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和我们在的时候相比，那还是恍如隔世。
1970年的红旗岭场部
今天红旗岭小学的学生宿舍
1971年的红旗岭场部
红旗岭文化宫，我们1994年回去时，就已经建成交付使用。这次看到文化宫经过重新装修，座位更加舒适。文化宫前的广场，晚上集体跳舞锻炼的人很多。
两位健在的老转业军官在广场晨练
垦荒老战士的书法
新开发的场部南湖公园——原来是个水泡子
返回东风岭——重返北大荒之一（作者 李津生）
发小兼荒友的李津生7月底8月初也回了一趟红旗岭。这是时隔近40年她第一次重返北大荒。一起回去的40来名知青天南海北，全是我们四连的。蒙她允许，特转帖她记载此行并回忆当年的系列文章。
李津生当年在红旗岭篮球队的玉照（后排中）——张天启摄，汤永林翻拍
一别四十年，荒滩变乐园
李津生
一、返回东风岭
2011年7月30日，持着杨恭允给我们买的动车D25车票，轻松地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只需要八个小时就能抵达千里之外的哈市。四十年前大概需要在硬座上咯噔两天。
大约有四十余人在哈尔滨集合，然后再一起去迎春。票也是杨恭允提前托朋友定好的。迎春站也预定了汽车，整个行程有序而轻松。
火车终于抵达迎春。天下着小雨。四十四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们千万个北京知青被火车运到这里。迎春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样子，很简陋的小站。刘飞却说："都变了，我们结婚时的房子没有了。"她是1979年跟随林华良返回浙江黄岩的北京知青，临走前一直在迎春转运站工作，所以熟悉这里。站前破旧的广场是我们下车时集合的地方，各个分场如853、852、854接知青的车就是从这里把我们接到各个连队。杨恭允说，当时他看到这荒芜破旧的景象，转身要上火车回北京去，还有好多人在哭。当然回去是不可能的，哭的人也只能适应那艰苦的环境，做了屯垦戍边的战士。
这回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模样。汽车还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我们当时的营部东风岭。如果是去我们在五星湖旁边的四连则还要多走三十里地。汽车一直走在精修细雕的水泥板儿路上，路况比北京我家门前的路要好，路边种着鲜花。路上车不多，路边是起起伏伏的丘陵，布满了野生林木。望不见底的绿色和淅淅沥沥下着的小雨，空气好到透明，淡淡的青草和泥土味儿，北京伏天的酷热一扫而光。司机说前些天一直干旱，是我们带来了雨水。当时黄岩正在抗台风，我们说可别把风带过来。说笑间来到东风岭。
四十年前我在东风岭营部作报道员，住在这里。记得最深的建筑是一面影壁墙，上面画着毛主席像。我们曾和营长坐在像前合影。而现在没有一点我熟悉的景致，我记得的老建筑不复存在，山头大路两旁盖着零星的砖混结构的低矮民房，稀拉腐朽的木栅栏里种着豆角、玉米、辣椒，完全是北方农村的样子。我看见几个面目黝黑，满脸褶皱的老人。啊，我认出了我们连当时的医生宋韬，"认识我吗？"我握着他的手。他端详半天，摇头。旁边一位瘦小的老人说："李津生！你原来是多漂亮的小姑娘啊---"他还记得我18岁的样子。认得还是不认得都不要紧，大家还是激动的互相问候、握手、拥抱。
这时是2011年的8月1日。东风岭，北大荒，我们回来了看看你现在怎样了。
住在红旗岭——重返北大荒之二（作者 李津生）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二篇。
住在红旗岭的宋韬看见回场的知青特别高兴。
一别四十年，荒滩变乐园
李津生
二、住在红旗岭
知青和分别几十年的老职工见面，几句话就把四连的变化问明白了。四连知青几乎都返城了，老职工也分散到各连，我们认识的还在四连的只剩了三四户。老连长，三八年入伍，曾经是某高级将领的班长的王云辉，已在一年前作古。还有其他一些解放初期从部队到北大荒的老同志，返回了他们的老家。
黄岩知青池苗凤，四十年前在四连当司务长，也是回城比较晚的一批，对四连特别有感情。她最急切想见到的是"时麻子"。她回忆说：老时和她像一家人，从地头上掰了苞米、掳了黄豆，就会跑到老时家烧了煮了吃。她听说老时家还是那么穷，特意带了一万元钱想补贴补贴他。苗凤不想耽搁时间，从东风岭一家小商店买了些饼干点心，租了一辆车直奔四连而去。
我看杨恭允忙得没头没脑，就站出来吆喝几声，帮大家安排好住处。"旅店"虽小，还算干净，每人十五元一天。本来就打好主意准备受苦的，房间没有厕所淋浴也能凑合。吃饭也是在这里，我一个菜一个菜的点好了，每桌170元包干。不能跟老职工要钱，我们AA制分摊一人二十来元。
认识我的老职工叫刘天有，也是转业到北大荒的。他身材瘦小，头发花白，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是个很精明的人。四连有他的房产，东风岭他包了一片地，一半种了果树，一半租给木材厂，他常住的地方是红旗岭。可谓狡兔三窟。他的孩子都在北京，他出钱在天通苑给儿子买房。老刘是干出来的"富翁"。他带我们到东风岭的家转转，顺手买了一麻袋西瓜请我们吃。他家和富翁的名头绝不沾边，家徒四壁，破乱脏差。就算是看庄稼用的临时住处也得稍微收拾一下呀！看来是习惯成自然，几百万给孩子们，自己还是省吃俭用过苦日子。
回到住处，自驾车的天葵宝子都赶到东风岭了。知青之间也是多年不见，四十多人各行其是，各叙衷肠。
苗凤又回来了，是坐一辆进口尼桑吉普轿车，与老时两口子一起来的。原来老时的女婿是三连连长，家住红旗岭，老时吩咐女婿把苗凤带到家里住。苗凤叫我、刘飞、徐真一起去。
我们来到红旗岭--四十年前的团部选址在一个山洼里。当年在这一带开荒建设是出于建立反修、抵制苏联军事入侵前沿的目的。珍宝岛刚打了一仗，那原本是荒无人烟的大片水泡子地，由我们这些知青驻扎进去，屯垦戍边，保家卫国，既解决了城市失业人口的压力，又捍卫了国家领土，岂不是一举多得！
我们这个团是新建团，编号钢字五十八团，地处《北大荒人》电影853老农场的东北，我们四连的五星湖就紧挨着雁窝岛。四连是一水儿的水泡子地，冬天要排水，夏天才能种庄稼，田地还经常淹在水里。
团部地势较高，现在，依山的马路边形成了商业街，新建的房子红红绿绿，和山上绿树茵荫相映成趣。马路上不再是拖拉机隆隆行驶，也没有了爬犁的踪影，而是各色轿车、皮卡、面包车来来往往。
苗凤以为贫寒的老时家是一处别墅区，两户一栋联排的两层楼，一层是车库和客厅，二层三间住房，一厨两卫，装潢家具完全仿照北京城里的高档洋房。房子的层高大于三米三，落地窗和雅致的窗帘使房间显得通透明亮。为了保暖窗子是双层的（不只是双层玻璃），墙壁厚度是五零的。据老时说，他们还是习惯住在四连，在那养养鸡、帮孩子们管管承包的田地，不愿意住在别墅里。因为我们，老两口没回四连，而是住在不远处儿子家。
我们四个人在太阳能热水中轮流洗了澡，占了楼上的两间房子。老时的外孙和爸妈挤着睡了。印象中北大荒蚊虫肆虐，刘飞还带了蚊香。结果我们睡了个好觉，没一只蚊子捣乱。东北的早晨太阳出来得早。别墅南边种菜的园子里长着旱黄瓜、姜豆角、黑色的西红柿、长茄子尖辣椒，枝叶上都是露水。为了摘西红柿，我的凉鞋沾满黑泥土。西红柿又沙又甜。园子的主人、老时的闺女小时并不是种菜的人，她是个苗条年轻的女孩，不作任何工作，只是在家里玩儿。小时的丈夫，三连连长李金三十出头，已经做了十年的连长，种水稻已经有十五年历史。他是开车上班族，早出晚归，对连队管理、机械维修和稻田管理都得心应手。和老时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衣衫、谈吐、生活方式，老时的下一代完全是知识型的、机械化的、现代农民，或者说是现代土地管理者。
按原来计划，8月2号我们大队人马在东风岭集合，八点向四连进发。虽然我在北大荒周折转场经过853六分场一连，然后组建新连队开赴抚远，再经抚远转场至五星湖，但在四连呆的最久，四连是我们的开拓地，是我们四连人的第二故乡。现在终于要与分别四十年的五星湖见面了！
徜徉五星湖——重返北大荒之三（作者 李津生）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三篇。写得好！
绒毯一样的稻田把东风岭和五星湖连接起来，满眼看到的是翠绿色，只有路边树枝叶的老绿色把那水灵灵的翠绿划分出隔断。很快四连驻地的红顶砖房在眼前了。现在四连被称为"第四作业组"。
车停在"村间"的小路上，人们下了车张望寻找，"那是我的家！"徐真和宝子找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家，飞奔过去。没找到自己家的天葵韩全很着急。我因为较早离开四连去营部工作，没住过四连的砖瓦房，所以没有家。我相跟着走进宝子的家，四十年前在土坯房里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是那样的格局，进门是烧柴火的锅灶，左手掀帘是大屋，以前是盘着炕，现在是床；右手边是小屋，小到只能放一张床。屋子墙壁上被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变成了黑色，不多几件家具还是那样破旧。唯一能看出变化的是院子里停着自己的康拜因。听见动静的老职工走过来看我们，又激起一阵惊呼和感叹。我认识的刘德才还是老模样，但他不认识我们了。
有人招呼大家："先去五星湖吧，省委书记要来视察，马上要封园了。"我们一来就听说大领导要驾临五星湖，不知是不是熊蕾六月份到五星湖后大张旗鼓的宣传起了作用，从省到北大荒集团都对五星湖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沿着"村"中小路我们向五星湖走去。五星湖，作为著名的湿地被保护起来，不仅有围墙、大门、进园收门票，还有几辆电瓶车负责带领观光者游览，人们不能徒步进入湖区。因为夏季多种鸟类在湖面和湿地上栖息，五星湖被某领导改名为千鸟湖。四连人对此表示极大不满。作为四连的开拓者，五星湖免费对我们开放，还派出五辆车让我们乘坐。
我坐的车是由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汉子开的。车速很猛，一下子把我们带到湿地腹地，沿途只看见野花掠过，只见到远处星星点点的飞鸟，来不及照相。车停在第一个观鸟处，那里建了一个长几十米的水上栈道，栈道那头是一座木结构的观鸟台。栈道下就是我们当年淌水割芦苇、长草的水泡子地。沿晃晃悠悠的木栈道走上观鸟台，五星湖的水面显得更加宽阔。和一般的湖面不一样，芦苇、长草、各种野花和水中植物覆盖了湖面，戏水的灰黑色鸭子和长脖子老等（白鹳），有丰富的植物和鱼虾做食粮，悠哉乐哉。
韩全和小杨
"走喽--"，司机召唤。我们流连忘返，上了最后一辆车。韩全坐在司机旁边，拉起家常才知道，这个魁梧汉子是四连老职工的子弟。"你是杨小三？"韩全大叫，"你不记得我啦？我是你们校长，教过你。你小时候数学不好可让我伤脑筋了。"杨小三想起来了，也很激动。"还记得你那时候总是带着几个小洋葱头当零食吃吗？"韩全显然记得很清楚，在揭老底。我听得很稀奇，洋葱头也能当零食吃！太环保太健康了。杨小三认出老师校长后车速明显减慢了，还主动说："这个卵形观鸟台人太多，避开人多我先带你们去另一个景点吧。"
一路上我们知道杨小三大名叫杨建国，父亲已经回到老家贵州，他留下来结婚生子，儿子已经二十一岁，也在五星湖开游览车。我记得他的父亲很瘦，而他膀大腰圆，完全没有西南人的瘦弱。他爱人在园区门口售票，还兼做化验员，自己家种了几十亩地，俩人都是身兼数职，收入稳定，生活不错。
我们几乎来到五星湖的尽头，那边是一处正在施工的高架桥，是由建三江到虎林，横过五星湖的高速公路。如果明年再来，也许我们可以坐飞机到建三江（也在修建中），再走高速到五星湖。
转过头来，宁静的五星湖和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映在湖水中，显得是那样悠远空旷静谧。风微微搅动了湖面，迎面感到凉爽和沁人心肺。宁静一直传到心底。不知道能用什么词可以形容这块曾经浸透了困苦和磨难的湿地，不知道草甸子是否知道我们曾经踩踏过她，而现在我们欣赏着她，我却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记得四十年前五星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一群穿着军装，带着皮帽子，打着绑腿的男孩女孩们，唱着一首苏联歌曲，"没有人强迫我们，是我们自己选的，选择了火红的旗帜，选择了动荡的命运，是我们带着真理，到工厂去到农村，战斗后撕下衬衣，来包扎累累的伤痕。"那时我们很激动，我们是到广阔的天地接受再教育，是为国家屯垦戍边的，再苦再累我们一直坚持着努力着。那时的信仰在现在的人看来有点傻，而我们是那样纯真；那时开荒种地为国为民，而现在有破坏环境之嫌；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以为自己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而现在信仰和艰苦奋斗的信条换做了享乐奢侈物欲。都变了，四十年间一切都变了，我们当年的付出不知道还值不值得？！
我苦苦的想，苦苦的想，想起我们的老连长，三八年入伍的老革命，曾经是迟浩田的老班长，解放初就来北大荒开荒种地，住的是帐篷、干打垒，喝的是冰雪化的水，吃的是盐水熬冻菜和窝头，桌子是木板钉俩腿，睡的是结着冰的稻草铺。1969年开荒烧草时跑了荒，王连长抱着棉裤、穿着浸湿了的衬裤和我们一起追着火苗跑。他脸上的褶皱和那双含满悲哀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知道他是否因为这次跑荒受了处分？我们回城后，他们还在这里撑着。他们又受了多少苦？我眼含热泪想起那些已经埋葬在北大荒的前辈和战友，他们已经不能向社会讨要补偿或是公平了，他们没活到享福的今天。他们会不会在九泉之下问"我们值得不值得？"
时代变迁，物是人非，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论谁说什么，只记得我们把青春献给了五星湖，我们永远记在心里的第二故乡！
李津生（右）和刘飞在五星湖湿地
一别四十年五星湖——重返北大荒之四 （作者李津生）
这是发小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很生动的回忆，很真情的感慨。很多有相同经历的人都会产生共鸣。
最后留下的当年的拉赫辫房
那个懵懂的年龄，那个懵懂的年代，在五星湖畔那些懵懂的日月，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知青"当年是怎样度过我们的青春？就像当年我们不知道五星湖水是怎样流进湖里又怎样注入乌苏里江一样，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五星湖是不是和当年一样可以容纳我们的满怀思念和对青春的追忆。
一别五星湖已经四十年！
那个冬天，我们四连从抚远转移到漫无人迹的五星湖边，冰雪覆盖着湖面和那些深深浅浅的草甸子。我们炊事班在帐篷外搭锅支灶，戴着大棉手套给全连人烙大饼、熬冻圆白菜充饥。
五星湖边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下我们要坐着爬犁车走几十公里去伐木、拉木料、拉沙子，为春天盖房子做准备。天不亮起床，42号胶棉鞋里垫着乌拉草穿着棉袜子也不觉得暖和，皮皮帽子紧紧地系在脸颊上，尽量露出最小的脸面。困意总是跟着我们这群十八九岁的人，即使是坐在爬犁上也能睡着。到了目的地，我睁开眼，眼前全是冰柱子，是我呼出的哈气在我的皮帽子上冻出了半尺长的冰柱。一次劳动中，周沈在爬犁上睡着了，爬犁颠簸时把她折翻到雪地上。到了目的地，同行的战友找不到她赶紧返回去，看见她还在雪地里酣睡。一次，关力和韩全从营部回连队，她们带来大家的家书。冬天的北大荒经常大雪封门，几个礼拜都收不到信件。大家高兴地欢呼招手，关力站在拖拉机上也挥着手很兴奋。不知是车在晃动还是怎的，她的舌头碰到车帮子的铁皮上，一下就粘住了。"别动！快拿温水往上浇！冻白了舌头就掉了！"韩全用水融化着关力舌头和铁皮的粘结点，关力等不及使劲一挣，连皮带肉的扯下去一大片。受伤的舌头没法吃我们的大饼熬冻圆白菜了，只能把饼泡软囫囵吞下去。
记得最劳累的事是人工运输大豆。不知道是兵团搞全民皆兵的大练兵活动还是汽油不足需要人工运输，反正是我们用小木棍扎成的小爬犁每个人拉着两包共360斤重的大麻袋包，徒步跋涉三十里往营部送。一路全是慢坡上山，在大队人马踩踏得溜光的冰雪地上，我象一头牛似的把绳子挂到脖子上，头几乎倾倒到地面，奋力地向前进！不少人从我身边赶过，我觉得自己走不动了，但是必须走，我心里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说只要念毛主席语录就能产生无穷力量，但那时我觉得对我无效，还是累得快倒下了。但我还是念着、念着一步步艰难地往前挣。现在已经忘了是怎样爬上东风岭，交了差，只记得回到帐篷里连上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挣扎着爬上大通铺，我的铺位上铺着我从家里带来的狗皮褥子，已经冻在床板上。即使身下是一层冰，那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劳累和极度的严寒，只有躺在被子里，听着走道的汽油桶里劈柴绊子噼里啪啦地燃烧，那种幸福能让我浑身的酸痛得到平复。
不知不觉中五星湖的白雪渐渐融化，露出枯草遍地。我们连的劳作有时是割草和芦苇。早上出发，地上冻得很瓷实。下午回来时，我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把镰刀扛在肩上，昂头高唱，"扑哧"一声，掉进水坑里。原来冰化了，路上布满草垫子，疙疙瘩瘩的形成深浅不一的水坑。那时不知道这里是"湿地"，是地球的"肾"。
五星湖的五月还是冰碴遍地，我们开始建房子了，因为天津知青快来了，帐篷不够住。一生中这样的盖房子我只经历了这一次。先是把直径15到20公分粗细的原木埋进冻土层形成框架，再把小臂粗细的树干间隔三十公分横着固定在每根立柱上，然后和泥，把早先割来的长草一把一把地浸泡在泥里，用沾满黑泥的草自下而上的挂在细木杆上，每一把都拧成辫子，每个泥辫子紧紧挨着，这些辫子就是筑墙的砖头，晾干了再抹上稀泥，就变成避风挡雨的墙壁了。房顶也是用细椽子搭好框架，我忘了是用什么材料覆盖的。房子似乎没有窗子，肯定有门。因为我们周围总是浸着浅浅的水，还在房子周围挖了浅沟排水。床铺也是用细木棍搭成的，床下后来长满了青草。我们老兵是在帐篷里度过的冬天，而后来一批一批知青住进了我们的草辫子房。有一件趣事至今不能明了。一段时间连天下雨，一觉醒来，草辫子房的积水已经到了床沿，鞋呀盆呀都漂起来了。刘飞找不到鞋了，她坐在床上说："我梦见鞋被扔到房顶上了。"大伙出门往房上看，胶鞋真的在房顶上。后来她还梦到在墙上挖个洞排水，大伙恍然大悟，真的是个好办法。
夏天终于来了。蚊子小咬也随着来了。白天小咬当家，晚上蚊子上岗，我手上被咬的大包数了数不下三十五个。记得我们傍晚开会，我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哈，那些疯狂的蚊子排着队，撅着尾巴在没有绒的地方吸我的血。如果是去榛子林里摘榛子，要带上防蚊帽，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擦抹防蚊油基本不管用。
夏天在五星湖边脱土坯也是个累活儿。土坯是盖真正房子的砖，只是不经过烧制。每个土坯大小重量是五块砖总和，把铡成寸段的草搅合在泥里，再用模子填泥压实就成了土坯。把在地里晾干的大土坯运回来，我们在五星湖建起保暖厚实的"干打垒"（就是土木结构的平房）。
那时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去五星湖观景，只是不自觉的置身于大自然的秀美之中。隐约记得湖对面是853农场，那边是大雁栖息的湖岸，我们见过大雁起飞的壮观时刻，我们在鱼梁子上见过冬季捕鱼，我们吃过五星湖的鱼，我们曾在湖中游泳，在湖边的白桦林里留影。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湖边恋爱、成家，我们城市知青和老职工结下深厚的友谊，即使在回城后还来往密切。在我们心里刻着烙印的五星湖，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四连人共同的思念，也是我们要回家看看的原动力。熊蕾六月份去过五星湖，她说五星湖被列为保护区，风景很美，不让开荒种地了，连住在那儿也不可能了。因为五星湖是地球上难得的原生态地理环境，是面积很大的湿地，是地球的肾。
2011年8月初我们一定要去看看五星湖，看看我们哭过、笑过、苦过、累过、流过血汗、度过我们青春的地方。
当年的知青大体都是这样的
准备回家的四连人和家属，请你们掀开回忆的闸门，请重温你们记得的四连和你们的小故事，我们也许不能为五星湖做什么，但我们能告诉世界，我们心里的五星湖是什么样子，我们的青春多么美好，我们经历的不是苦难而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历程。因为五星湖的独一无二，加上我们的独一无二，我们的后辈一定会记住五星湖也记住我们。
漫游珍宝岛——重返北大荒之五（作者 李津生）
珍宝岛开战时，我们已经在抚远。珍宝岛，我们都是很多年以后才去的。但是我们都忘不了那个地方，如同我们忘不了抚远，忘不了红旗岭一样。
1994年的珍宝岛
已故苑春发连长的儿子小文是个很英俊的医院院长，为我们一行知青设宴。苑连长是个特别有个性的人，皮肤黝黑，目如牛眼。所以我印象很深。可惜苑连长66岁就故去了。他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都成了农垦系统知名的干部。比如小军，据熊蕾说，他为湿地和环保做了许多事。小文特意请几个朋友开私家车带我们三十来人去珍宝岛游览。
珍宝岛四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中苏之战。战斗打响之前，人们并不觉得有多紧张。后来伤亡的解放军被运下来了，老百姓见到鲜血，"哇"的一声激起了对苏修的愤恨，对解放军的怜惜，掀起了援战的热潮。那时担架队不要女生，女生就剃头写血书，要求上战场。兵团还组建了武装连队，都是发真枪。我的出身不是贫雇农而是走资派，所以没能上前线。但我们到抚远去建新连队，也算是间接抵抗苏修吧。那时有一个笑话是关于连队发枪的事："一人一条枪----（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条枪----（鼓掌）是做不到的！三人一条枪----（结巴）是木头的！"我们就是拿木头枪的连队。
珍宝岛与苏联只一江之隔，冬季结冰后，几乎看不出国界。盛夏的乌苏里江，水很清澈。到珍宝岛要用小船摆渡。小文打电话从国防三团借来一艘能载二十多人的大汽艇，把我们摆渡过去。
珍宝岛太小了，徒步三十分钟就能绕岛一周。在岛上仅有的建筑就是兵营，条件非常艰苦。遥看对面原苏联的边境，只有郁郁葱葱的林木，看不到建筑和人影。珍宝岛绿树成荫，但夹杂在绿色中的那些四十年前被炮火摧残的焦黑的树干还光秃秃地站在那里。还有一棵英雄树，根深叶茂，旁边矗立着一个雕像，是战斗英雄杨林，据说被炸掉了手臂还依靠着大树向敌人开火。他已经牺牲四十年了。
不断有旅游团队被运上岛来。人们在这个用鲜血保卫的珍珠一样的小岛上拍照留念。也许他们没有我们那种对珍宝岛的理解，那个年代，珍宝岛和我们兵团战士们一起镶嵌成祖国边陲的钢铁边防。兵团的代码就是"建设钢铁边防"。
在离珍宝岛不远的一家简陋的小饭铺里，小文摆了三桌饭，有五种江鱼，能叫上名来的是鲤鱼、嘎鱼、鲫鱼、黑鱼，叫不出的鱼像是大撅嘴鱼。五种鱼是一锅炖的，没放什么作料，白汤，白鱼肉，鲜嫩，毫无土腥味。我这个不吃鱼的人也抢着吃。还有炖鱼锅边上贴的玉米饼子，简直是美食！据小文说饭是预先订好的，否则根本排不上，每桌花费一千余元。北大荒一般的饭菜不过百余元一桌。再看看小饭铺离了歪斜的房子，贴着塑料布的破窗户，破旧的圆桌，时不常飞舞着的苍蝇和用两条木板搭成的露天茅坑。只能感叹深山里出凤凰，陋室里酿珍馐，不经意处竟是世间佳肴。
小文临时得通知要开会，所以免去了去饶河游览的计划，带我们一点多钟回到红旗岭。杨恭允建议去他父亲墓地祭拜，就买了些糕饼瓜果，随小文上山去。
给我们已故的苑连长鞠一躬
苑连长的墓地在半山腰。由于兵团没有固定的丧葬地，过世的人就被家人安葬在住家附近山上的密林里。我们简单的鞠躬和诉说一番，"连长，四十年了，我们代表各地知青看您来了。没忘记您。知道您不抽烟不喝酒，给您买了点心和水果----"一想到这些前辈受了多少苦，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心里很是伤感。
回城四十年，沟沟坎坎、认认真真的生活，不管沧桑变幻，还是时光消逝，北大荒始终在我心底的角落里。也许那是一丝丝离开他的愧疚？对老连长的祭拜，似乎使我心里的一点痛楚得到宽慰。
依依不舍——重返北大荒之六（作者 李津生）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最后一篇。其中那个狐狸的故事，是杨恭允讲的，有些不可思议。
红旗岭之晨
四十年前的盛夏，北大荒迎来了雨季。大雨把该收成的庄稼泡在水里，地上的泥淖深及膝盖，康拜因无法下地，只好用人工收割。我穿着一双高腰雨鞋，走一步要拔一下鞋，最后雨鞋完全陷入泥泞里找不到了。我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抓着割下来的大豆，割一把扔一把，粮食完全和泥巴混在一起。我以为是雨太大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在沼泽地上种旱庄稼，本来就多水，加上下雨，才涝上加涝。无论是天气原因或是人为浪费，那时亩产不足二百斤。尤其用机械收割麦子时，收割机轰隆隆在前面走，随即将脱出的麦穗输送到后面跟随的卡车里，卡车是四面漏风，麦穗从车帮子的大裂缝哗哗的往外流。有些职工家属在收割季节到地里捡粮食，能成麻袋成麻袋的捡回去。而那些遗撒在地里的，没几天又长出茂密的麦苗来。那些几百斤重的大种猪，由知青赶到地里，一边拱着黑土地，一边咀嚼着青麦苗。
现在，北大荒和全国一样干旱起来。
我们临走前一天晚上又回到了四连，割舍不了对五星湖的热爱，还要再仔细看看它。
在老时家的小平房里，黄岩的苗凤、天津的徐真、北京的我各显其能。我在四连做过炊事员，苗凤是司务长，徐真的厨艺更是有口皆碑。我负责和面烙大饼，徐真烧泥鳅炖豆角炒木耳。而老时的老伴儿四五个小时前已经用柴锅煮了一锅黄灿灿的大茬子粥。饭快做好时，乌云爬上了五星湖面。我们拎着滚烫的刚烙好的大饼，赶在下雨前去五星湖边转一转。
五星湖边宾馆里还聚集着一些忙碌的场部人员，为迎接省委书记的视察培训服务人员。湖边没有了喧哗和人迹，像是卸下了一身铅华的仕女，湖水温柔地静静地皱着眉头，依靠着深沉的乌云。鸟儿都要睡觉了，不再戏水鸣叫。我们就坐在湖边，看那些水草，那些点缀的荷花，那些在堤岸边栖息的雨鸟。堤岸向东边沿伸，苗凤指着覆满荒草的远处说："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赶马车为连队送饭。"那远处现在只有草甸子和沼泽了，已经掩埋了当年开荒的痕迹。
四连送饭的马车也有一些故事。那年谭副连长的妻子从马车上摔下来的事就很蹊跷。那是十一月份，地还没冻结实。苑连长、谭连长、杨恭允几人在荒地里探查，发现一窝小狐狸，狐狸爸妈不在家。谭连长不顾苑连长反对，执意要把小狐狸抱回去。到了晚上，小狐狸的爸妈围着连队找孩子，发出哀鸣。第二天，谭连长要了连里唯一一支枪和仅有的五发子弹。晚上狐狸爸妈又来了，他提着枪向林子里打，五发子弹全打光，也没打着啥。过不久狐狸们还是回来不肯离开。谭连长有个生病的女儿，他是为寂寞的孩子才捉回小狐狸的。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又过了两天，谭连长的老伴坐马车送饭途中，芦苇丛中突然飞起两只野鸟，"扑啦啦"，马一下惊得猛转身往连队跑，车上措不及防的两个人都摔下来，老谭老伴的后脑硌在一个鸡蛋大小的冻土旮嗒上，七窍流血，立时毙命。而另一位从车上颠下来的知青毫发无损。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小土块竟然要了人性命，纷纷到现场究查，连队里议论纷纷，杨恭允却坚信是"狐仙"捣的鬼。老谭终于放走了小狐狸。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他有病的女儿竟不医自愈！后来，谭副连长回贵州老家去了。
下雨了，在四连住着的一夜，雨一直在下。我们四个曾经一起在四连住过帐篷、脱过土坯、盖过房子的战友，又睡在房前圈养着小鸡，房后种着豆角，茅厕离住房很远，院子里黑灯瞎火的四连了。四十年前蚊子小咬猖獗的四连，我们是在蚊帐中点着煤油灯给家里写信的。现在竟然不用挂蚊帐了。蚊子小咬跑哪去了？我们睡得很踏实。
早上雨停了。我们再次进入五星湖园区。不舍的五星湖，我们和它做别，我们魂牵梦绕，我们还想回来。
8月6日，我们搭乘红旗岭开往佳木斯的大巴离别。老时一家和没走的战友送行，手牵着手，嘱托来叮咛去，"要常回来呀"，"到北京来玩"，依依不舍。
四个小时路程，路况很好。大巴也不超载。公路管理非常严，随时可能有检查超载的纠察上车。看来政府只要认真管理就能做到安全规范。佳木斯市有很多标有"农垦"字样的单位。因为它曾经是兵团总部也就是后来黑龙江农垦总局的所在地，后来农垦总局搬到哈尔滨，佳木斯的经济和GDP受到一定影响。
佳木斯江边的知青雕塑
从提前一天到佳木斯的人那得知，十天之内到北京的火车票、五天之内的飞机票都卖光了。只有到哈尔滨去碰运气。我们坐五个小时巴士转辗回到哈尔滨。多亏杨公允的朋友帮忙，弄了几张票把我们塞上火车。
这趟旅程，让我们见识了交通工具的满负荷，国人对旅游的热情，黑龙江各大城市、广阔农村的生活水平，以及国家充满潜力的发展前景。我们为今日北大荒的富硕倍感欣慰，我们忽然觉得，北大荒原来没和我们分开，和我们这样近，心脏是在和我们一起跳动，日子与我们的一样越来越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