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虐杀原形类似的手游:明代广州的“达官兵”

    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是中国回回民族的发祥之地。

至少自唐代以来，就有许多阿拉伯客商侨居广州，久之，人口增殖，居往区域扩大，竟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区，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蕃坊”或“蕃巷”。随着历史的变迁，广州蕃坊也经历了许多的盛衰起落，但它顽强地存在着，一直绵延到宋元时代。入明以后，蕃坊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总体上说已不复往昔之繁盛，但并非就此烟消云散。由于明朝景泰、成化之际，曾实行过内迁的“达官兵”永久居留广州的政策，这竟使得明初遭受严重削弱的广州回族族群又得到新的人口补充，古老的蕃坊也得以后继有人，香火不绝。有了明朝的这一次完全不同于唐宋的“大输血”，“蕃坊”的流风余韵才能够不绝如缕地传存下来，直到今天，怀圣寺和先贤墓都还岿然存在，许多遗迹也清晰可寻，构成了广州一个重要的文化亮点。

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为出发点，关于广州的蕃坊问题——特别是唐宋的广州

对外贸易和蕃坊等问题，学界论著已多，可谓成果累累。相对言之，对宋以后广州蕃坊的衰变，特别是明代“达官兵”入居广州，并且实际上成为后来广州回族主要成分的问题，研究者虽间有涉及，但尚未有人做过深入考察。我以为，这是广州蕃坊史、回族史，也是中国回回民族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敝文拟对此问题做力所能及的探研。所论或有不当处，请读者指正。

 一

         先从明末清初广州的“教门三忠”谈起。“三忠”是指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三位为南明永历王朝殉节的广州回族将领。（1）

清顺治三年（1646）底，清军占领了广州。顺治五年四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反正，广州复归南明版图，永历声势为之一振。但不久，李成栋溺死在江西征途，南明形势急转直下。顺治七年（庚寅，南明桂王永历四年，1650年）三月，清军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大军包围了广州城。城中的南明总督杜永和等拒不投降，据城坚守。清军初攻不利，便一面在城外北、东、西三面挖掘深壕，作久困之计；一面加紧铸造大炮，并在城外招纳广东沿海巨冠，以控制南面的海口。清军围城达数月之久，至十月下旬一切都准备充分后，便全力展开进攻。十一月一日，清军集中火炮轰击城垣，第二日清军由城墙塌陷处攻入城中，南明军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胶着厮杀数日，广州才最终易手。接着，便发生了清军对城内无辜居民的血腥屠杀。以羽凤麒为首的广州“教门三忠”便产生在这场清军与南明军民之间的血战中。

“教门三忠”的事迹，原本只有马承祖一人被记载下来，但也仅见于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卷11《后广州死事诸臣》：

有马承祖者，广州右卫达官指挥，守五羊门。城陷，与子宗保、宗仁同战死。（2）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成书在他为“三忠”撰碑之前，此前关于“后广州死难诸臣”的记载，他只搜集到冯耀、郭瑶、施辉然等三人，加上语焉不详的马承祖父子，大致都是南明在广州的一般官员，而且以文官居多。屈大均曾经为殉难者中竟没有封疆大吏而感到沮丧，发出“封疆之臣当日安在乎？”（3）的浩叹。而广州在遭遇大规模屠杀后，除了邝露这样的名人外，许多殉难者的事迹便埯埋在残垣断壁之中，羽凤麒、撒之浮都是如此。时隔近四十年之后，屈大均在广州的壕畔巧遇羽凤麒之子羽应翱，才终于得知羽凤麒英勇殉国的详情。明亡后，坚守遗民志节又以保存故国史迹为已任的屈大均，振笔为羽凤麒撰写了墓碑文——也是他对《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个补充，如以死节的武臣而言，在都司崔应龙，守备郭瑶之外，又增多了“达官”督都同知羽凤麒等——这就是著名的《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俗称“教门三忠碑”。为方便研究，我们不妨将碑文的主要部分录之如下：

公讳凤麒，初名腾龙，字冲汉，其先回纥国人也。远祖曰士夫。成化时，两广瑶人作乱，朝以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军，以右佥都御史韩雍赞理军务。雍上疏请调南京达官军千余至军，用其骑射，偏将为先锋，诏许之。师至浔州大藤峡，蓝磐诸瑶以数万众来拒，伏药弩镖枪林菁间，出没不测。雍麾达官军夺险先登，所向摧灭。贼平，雍进左副都御史，辅封武靖伯，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加封指挥使、挥同、挥佥、镇抚、千百户等世袭，安插广州四卫，设大东、小东二营、西营、竹筒营以居之。

公，士夫之裔孙也。崇祯间袭指挥使，永历元年，以拥戴加都督同知。四年庚寅春，广州被围，总督江宁侯杜永和与诸将力守，公守正南门，昼夜不懈。十一月初三日，城陷，永和开门遁走，以家属浮琼海而南。诸将亦以艨艟邀公同去，公痛骂不从，举家百余人，亦不令去。敌入，公戎服缢家，家中男女悉被俘。

事定，广州人有知其事者，以公与撒三浮、马承祖为“死难三教门”并称者，间以语予。予尝撰《有明四朝成仁录》，中有《前广州死难诸臣传》、《后广州死难诸多臣传》，凡得十余人，皆文臣也。武臣则前死者有守备余述之，后死者有都司崔应龙，守备郭瑶与公为三，皆非统兵握大将权，膺侯伯之封者也。而能与城存，以死报国，皎然不欺其志，岂非忠烈伟丈夫哉！……城既被屠，公之子应翱甫八龄，以稚小不死，得赎以归。越四十余年，予遇之濠畔之肆，知其姓羽，则问曰：‘讳某某公者，君知之乎？’曰：‘是吾父冲汉公也。’予惊喜，语以为公作传之故。应翱流涕再拜，因乞予为公墓上之碑。墓在广州大北门外流花桥西，虚墓也。（下略）

碑文载屈大均《翁山文外》卷6，亦见新编点校本《屈大均全集》册三页134。这个文本与《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所录的碑文之间稍稍有些不同，（4）但大都无碍于文义，故恕不校订。碑文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史料，一是关于羽凤麒等人的身份和他们定居广州的原因；另一个是顺治七年广州之战的某些细节。前者自然是我们注意的重点所在，但暂且摆下，放到下节讨论，先来谈谈与广州之战有关的几个问题，以见碑文记事之准。

据碑文，羽凤麒原本是广州达官的世袭指挥，崇祯年间袭职。永历元年，以拥戴永历继承皇位之功，提升为督都同知，在广州殉难明军将领中，地位是比较高的。羽凤麒的职责是守卫南门，相信他所统率的主要是世代驻守广州的“达官兵”，马承祖、撒之浮都是他的属下。屈碑并没有详言广州战守的具体情况，但他在碑文之末的诔词中有言简意赅的表述，以当地人记当时事，读来句句是史，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南门乘墉，自春徂冬。臂为雁翅，横绝西东。

公之死守，敌不克攻。西关之鬻，范伯不忠。

佛狼巨炮，反击丰隆。羸身受镝，公当其冲，

城亡慷慨，以死自雄。髑髅台上，大首为公。

国殇百万，于尔尊崇。招魂而葬，抔土中空。

千秋毅魄，永保佗宫。

南门是明广州城临海的一面，由于羽凤麒“昼夜不懈”，始终没有被清军攻占。而广州城的失陷，首先是清军使用了强大的火炮。据载，清军在从化新铸大炮四十六门，加上原从江西带来的和缴获的二十多门，共有七十三门大炮，每门炮配备炮弹四百多发，可谓火力充足。（5）经十月二日清军集中轰击，守军虽顽强抵御，但实际上已处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之下。其次是城里有人变节，充当清军内应，此人便是总兵范承恩。关于范承恩，清文献中说法不一，有说被杀，有说被俘。（6）而实际情况应以屈大均所说为准，他是引狼入室的内奸。守城主将两广总督杜永和曾经严辞拒降，率部戮力死守，而此时也仓皇弃城而去，迳自逃往海南岛。（7）这段在广州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史事，各家记述并不详备且多有歧异，《清史稿·尚可喜传》所载似相对简洁明了：

二月，师薄广州。广州城三面临水，李成栋之叛，于城西筑两翼，令附城外为炮台，水环其下。……可喜命攻城，阻水不能进，乃凿深壕，筑坚垒，为长围困之。……围合十阅月，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约内应，决炮台下水，可喜令诸军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遂得炮台，据城西楼堞发炮击城西北隅，城圮，师毕登，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8）

屈大均诔词的“臂为雁翅，横绝西东”，当指李成栋“于城西筑两翼”；“西关之鬻，范伯不忠”的“范伯”即范承恩，称之“范伯”是因为永历曾封范承恩为陽春伯；“佛狼巨炮，反击丰隆”，指清军潜入西关，利用明军的佛朗机大炮轰击西北城垣，导致城墙塌陷。“丰隆”是古代神话中的雷公，此处借指炮声轰鸣之威猛。“羸身受镝，公当其冲；城亡慷慨，以死自雄。”写羽凤麒赤身奋战，身躯受伤，而城破之后，在有可能乘船出逃的情况，他毅然选择举家以死报国之路。屈大均说：“皎然不欺其志，岂非忠烈伟丈夫哉！”比之于范承恩、杜永和之流，以及被清军俘获的大批南明高阶官员和弃战而逃的将领们，羽凤麒三人的确显得挺拔凛冽，英烈千秋，数百年以后犹令人感想不已！

清军入城后实施了疯狂的抢劫、奸淫和大屠杀。倒底杀了多少人？说法不一，

地方史志有六十万、七十万之说，显然都失之夸大，但大屠杀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规模当远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上，因为广州是个商业繁盛的大都会，人口远在扬、嘉二城以上。意大利传教士匡卫国（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一书中写道：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抡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9）

尤其令人齿寒者，大屠杀的实施者尚可喜、耿继茂二人并不是满人，而是汉人；他们所统率的军队也不是满洲八旗军，而是以辽东汉军为主力的杂牌军，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明朝降军。顾诚先生有感于此，曾深怀悲愤的写道：“尚可喜、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薄上记下‘名垂青史’的一笔！”（10）

居民被屠戮殆尽的广州城，变成一座“民居遂空”的空城，被尚可喜之流彻底废弃，自此广州便有了老城（或叫旧城）、新城之分。尚、耿两藩和其子侄们所统率的汉军，都住进老城，老城实际成了兵营。而新设立的“大小衙门，俱在新城”。（11）尚、耿二人在同胞的磷磷白骨上营造起豪华的王府，享受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清史稿·耿继茂传》载：

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靖南、平南二蕃府，东西相望。继茂尤汰侈，广征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12）

尚、耿对城里属于“达官兵”系统的回回军户是如何处置的，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这些人的遭遇不难想象，因为他们是广州城里抵抗最顽强的人群之一。（13）羽凤麒年幼的儿子是被“赎”出来的，是花钱买了条命。不管怎样，“教门三忠”英勇赴难的英勇品节受到广东士人久远的敬重，也给广州的回民带来荣誉。与屈大均一起名列“岭南三大家”的遗民诗人陈恭尹，曾写诗颂扬羽凤麒，题目是《庚寅之冬，明督都羽公死事于广州，纪之以诗》，诗云：

生死只殉城下土，姓名不愧羽林郎。

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

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茫。（14）

诗的第一句是作者对羽凤麒信仰的肯定，是说羽凤麒的精神源自于崇尚“坚刚”的天方教，这话不无道理。接着是对广州“达官军”百多年来一直担负“卫五羊”之责的肯定，这是有历史根据的，作为饱学之士，陈恭尹自然熟知达官兵们“卫五羊”的史实。最后是说在这场战争中，明朝的世禄之家能奋死报国者并不多，于是更显“教门三忠”的崇高。诗中血流、骨化一联极妥贴也极悲壮，因为羽凤麒等人并没有留下遗骸，正如屈大均碑文所说，“三忠墓”实际是一座虚墓，“三忠”的血骨早已化作飞尘融进广州的土地和大气中了。

到晚清，“三忠墓”成为广州流花桥畔的一处衰草凄迷、人迹罕至的古迹，但有心的读书人还记着“三忠”的事迹，偶而会有一二吟咏之作。道、咸间，番禺文人樊封在他的《南海百咏续编》中，就有一首《教门三忠墓》七绝，诗云：

流水桃花古道旁，都人和泪葬三良。

　　　诸君平日谈天理，愧彼兜鍪识纪纲。

注：教门三忠墓，在流花桥北。顺治庚寅，大城既复，回民收瘗明四卫

指挥使羽凤麒、撒之浮、马成祖三人者。旧碑已失，《通志》纪其缺文。

盖以死报国，忠于所事者也。（15）

“三忠”事迹的沉寂，显然与乾隆年间屈大均的著作遭到禁毁有关。“旧碑”出自屈大均之手，自然是被官府毁掉了。乾隆的禁令十分严峻，久已辞世的屈大均竟遭到“发棺戮尸”的惩处，所以直到晚清，樊封“盖以死报国，忠于所事者也”两句，言未尽意，似仍然有所忌讳。

二

      所谓“达官兵”，是明朝军队系统里一个特殊的构成部分，可惜《明史·兵志》对之竟无所记述，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失误。

明朝自洪武年间始，就陆续有周边少数民数主动内附，其中以蒙古人和西域回回人为多。最先内附的多是“鞑靼军士”，即元朝残余军人，其中最大的一批是辽东纳哈出的部属。（16）以后零零星星不断有降附者，历时甚久，数量很大，安置便成了一个大问题。洪武二十二年（1389）二月，朱元璋曾“命荆州左护卫并黄州、常德、岳州、沅州、蕲州、武昌诸卫各造营房三千间以居鞑靼军士。”明制，最小的军士建制是“小旗”，辖兵丁十名，居营房一间。荆州左卫等七卫建营房二万一千间，军士数量在二十万左右，足见数量之大。（17）所谓“鞑靼军士”，实际并不全是蒙古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回回人和其他色目人。洪武、永乐以后，其来源又转而以西域（主要是哈密）的回回人为主。因其结构复杂，后来官方文件便以“达”代“鞑”，统称之为“达人”，并且从中衍生出了“归化达官”、“达官兵”、“达目”、“土达”、“回达”等一系列相关词汇。

    明初对内附“达人”的最先主要是安置在南京，永乐以后又多安置在北京和京畿各地，后来逐步扩展到南北各地。朝廷对归化达人在各方面都给予适当的安排，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编为军户，随时听候征调。达人入居既久，人口滋生，生计便成了问题，由此也滋生出一些社会问题来。弘治年间，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

臣又见三河县五军营草场一处，多系宣德年间归化达官任玉、王镇等住种。自昔归化之时，给与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徕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齿渐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家之所需，至有迫于饥寒而流为劫盗者。甚非所以安远人而来慕义也。臣询之于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间，达官之营相望不绝，贫不聊生者与营略同。……古昔圣王于边境之未服者，尚绥而抚之，又况慕义来归居于吾土者，岂可使之失所也哉。况其间习于土俗而精骑射者不少，倘陛下用之，得其所而处之，得其宜则未必不赖其益也。今天下武备懈弛，穷海遐边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骑者，在在皆是。脱有寇贼窃发，将何以御之？臣愿陛下留神于无事之日，加恩于归化之人，其处显位而见柄用，固不必更张矣。若夫达官之闲散而不任事者，选其材力超众骑射绝伦之人，散之边方，分置各卫，如湖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处卫，置一二员加其品秩，厚其廪饩，使之专教士卒骑射，则既不失安远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国之技也。（18）

    明朝对内附达人的使用主要是在军事上，似乎主要是看重他们的战斗力和在军事技艺上的特长。马文升的奏疏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马文升主张，一是将达人精于骑射者编成军队，以供进有廷驱使；二是“选其材力超众骑射绝伦之人”，散之边方，“使之专教士卒骑射”，以帮助提高明朝军队的武枝。马文升的主张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在马文升之前明朝就曾经这样做了。其中调迁到广东广西的“达官兵”就是一个显例。

屈大均《羽凤麒碑》载，羽凤麒的远祖叫士夫，明宪宗成化年间，两广“瑶人作乱”，朝廷命赵辅为征蛮将军，以韩雍赞理军务。韩雍上疏请求征调整南京的达官军千余至军，“用其骑射，偏将为先锋。”战争结束后，“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加封指挥使、挥同、挥佥、镇抚、千百户等世袭，安插广州四卫，设大东、小东二营、西营、竹筒营以居之。”

调用南京“达官兵”从征，并在事后将他们安置在广州等地，并非韩雍的创举。韩雍之前，当景泰元年（1450），董兴在剿除广东黄萧养之乱的战争中，就曾经这样做过。

按，正统十四年（1449）冬，广东“南海贼”黄萧养聚众起事，自称东阳王，署置百官，长时间包围广州城。第二年，也就是景泰元年二月，明朝派遣督都董兴率兵出征，至四月间，黄萧养败灭。此事始末，明代史籍中多有记述，《明史》卷175《董兴传》言之尤详。（19）但大都只讲董兴调用“狼兵”出征，没有提到他调用“达官兵”并在事后将应征“达官兵”安置广州之事。明确提到此事的是韩雍，是韩雍在写给朝廷的《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奏章中提到的。他说：

    查得景泰年间，海宁伯董兴征剿广东反贼黄萧养，事平之後，曾奏留在京达官在於广城安插居住，遇警调用。（20）

董兴此举，在明朝似有创始之功。清汪森《粤西丛载》卷24引《百粤风土记》云：

达目　洪武中分置故元降将纳哈楚、诸王噶尔萨及其官属于闽广、广西，自是有达目。?……而近有口外归降者，资遣而来者谓之达目。……初，但食以禄粮，自广东黄萧养之乱，奏准随征，其后一概差调，习骑射，敢勇耐劳，行阵间颇得其力。

据此，在董兴之前，明朝对内附的达人只是提供一定的“禄粮”和居住地，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就是了。具体的供给条件明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可徵。（21）自董兴平定黄萧养之乱后，明朝才开始征调内附达人组成军队，参加战争，并安置到南北各地的卫所中，成为世代相袭而供随时征调的军户，当时称他们为“达目”、“达官兵”。

董兴在广州安置了多少“达官兵”，目前尚不清楚，但他“遇警调用”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不然就不会引起十几年后韩雍的效仿，也不会由此形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明代兵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成部分。

韩雍字永熙，江苏长洲人，是明朝前期一位名臣，明清史家往往把他与王守仁（阳明）相提并论，二人都是兼资文武的杰出人物。韩雍正统七年（1442）登进士，以御史起家，史称“负气果敢，以才略称。”（22）早在明英宗景泰年间，广西浔州（今桂平县）的瑶族首领侯大狗就发动了抗明战争，反叛者凭险据守，不断扩大地盘，两广明军对之无可奈何。明宪宗成化元年，朝廷决定用兵，以都督赵辅为总兵官，太监卢永、陈瑄为监军。兵部尚书王竑则力荐“韩雍才气无双，平贼非雍莫可。”（23）乃以赵韩雍为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作为主帅的赵辅了解韩雍的才能，军事一以委之，故实际上是韩雍制定方略，统筹全局。对十多万明军而言，这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争，主要原因为是桂平一带万山丛集，地势险要，而反叛者充分利用地理和武艺上的优势，立栅寨于山巅，置滚木、檑石、镖鎗、药弩等以抗拒官军。正是针对这一情况，韩雍提出调用南京“达官兵”参战。《明史》韩雍传对此并无具体记载，只是说“雍驰至南京，集诸将议方略。”（24）《明史纪事本末》卷39《平藤峽盗》载云集：

雍又奏调达官军千余，专命偏将领之。瑶僮出入山林，利用标枪牌刀诸短兵，不能当骑射，故达军所向辄克，贼畏之。（25）

《明史》卷91《兵志三》又载：

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大藤峡之役，韩雍用之以摧瑶僮之用牌刀者。（26）

延绥因原的“边外土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不能确指它的民族构成，但相信其中一定有内附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应该有穆斯林。除此而外，韩雍的部属中还有就在两广驻防的和勇的部队，而和勇是蒙古和宁王阿鲁台的孙子，他所统率的军队主要是“降夷千人”。《明史》卷156《和勇传》：

和勇初名脱脱孛罗，和宁王阿鲁台孙也。阿鲁台为瓦剌脱欢所杀，子阿卜只俺穷蹙，款塞来归。宣宗授以左都督，赐第京师。卒，勇袭指挥使，带俸锦衣卫，积功至都督佥事。天顺元年，诏加同知，赐姓名。久之，以两广多寇命，充游击将军，统降夷千人往讨。……成化初，赵辅、韩雍征大藤峡贼，诏勇以所部从征。其冬，贼大破，进左都督，增禄百石。（27）

明人钱溥撰《运筹亭平蛮碑》载，明宪宗“命都督和勇為游撃將軍，曰：維兩京達官達軍之在行者，汝其统之。”据此，和勇乃是这次战争中所有参战达官达军的总指挥。（28）而和勇是穆斯林，这在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中有明确记载。（29）选用和勇统率达官达军，朝廷应该考虑到了这一点。显然，为了对付凭高据险又有标枪刀牌药弩之利的山地瑶人，韩雍特别重视“达官兵”的骑射优势——我以为主要是弓箭优势。骑射以外，“达官兵”们，特别是来自西域的内附回回还有一种有特色的刀，这种刀被明朝人称之为“米昔刀”，乃是原本产自埃及的一种阿拉伯弯刀，元朝时曾经广为使用，明朝军中依旧存在，但主要应该是配置给“达官兵”的。（30）在关于“大藤峽”之战的明代史料中，我们尚未见到“达官兵”执用米昔刀的记载，但从韩雍的诗中我们读到对这种刀的描写。韩雍《襄敏集》卷8有四首题为《廣東來報賊散，承趙征夷惠琱弓鈎刀詩，和且謝》的七绝，赵征夷即征夷将军赵辅，赵辅赠给韩雍“琱弓鈎刀诗”，韩写下四首和诗以表谢忱。其中第四首云：

新置钢刀月样弯，崇山峻岭便跻攀。感君持赠征南去，指日相从定北蛮。（31）

所谓“新置”，应该是指明朝特地为“达官兵”制作的弯形钢刀。史载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设立军器局，是专门管理兵器制作的机构，在军器局所监制的各种刀中就有米昔刀。（32）韩诗云，这种刀的特长是“崇山峻岭便跻攀”，显然正是专门为担当间道攀登的“达官兵”配备的。《明史·韩雍传》载：“官军诱贼发矢石，度且尽，雍躬督诸军缘木攀藤上。别遣壮士从间道先登，据山顶举炮，贼不能支，遂大败。”（33）很可能“别遣壮士从间道先登”的“壮士”，就是一批手执弯刀的“达官兵”。

大藤峡之战的胜利，使韩雍获得很高的声誉，并受命以左副都御史的职位提督两广军务。韩雍大权在握，便对两广军政、主要是广西军政做了一番大调整。军事方面的调整，可从他上奏朝廷的《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一文中有所了解，而他上奏的内容之一，就是援引景泰年间董兴前例，提议将从征的南京“达官兵”永久地留在广州。他的意见很具体：

今看得调来随征京达官都指挥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名，见在广东地方截杀流贼。合将都指挥使廉忠并所领达官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名，俱存留在广东城安插居住。内廉忠仍于原带俸衙门带俸，达官都指挥于广东都司带俸，指挥等官于广州前卫带俸。踏勘空闲地土，起盖房屋，拨与居住。内有家小者，乞敕南京守备官差官拨船起送前来；无家小者，设法措办代为聘娶。俱定与则例，按月厚其廪饩，供给下程柴草，冬夏给与绢布衣服靴帽，并加意抚治，不许剥削科害。但遇两广地方贼情，警急听调杀贼，有功照例升赏，诚为便利有益。（34）

从韩雍的奏疏看，安置在广州的“达官兵”的首领是都指挥使廉忠。我们在前揭钱溥《运筹亭平蛮碑》中见到过此人的名字，碑文说“公（韩雍）議既定，師及廣西界，即議委都指揮鄒宏、亷忠策應副總兵范信，以截流賊在新會之西者。”则廉忠原本就是一位都指挥。可惜史料不足，此人的来路尚不清楚。以姓氏看，廉忠可能是一位汉化了的维吾尔人。元代维吾尔族名臣廉希贤之父布鲁海牙曾官廉访使，于是决定以“廉”为姓，“故子孙皆姓廉氏”，逐步形成元代最为显贵而庞大的廉氏家族。（37）廉忠有可能是元代廉氏家族的后裔。  三

　　韩雍在广州安置了多少“达官兵”？我们尚未找到确切的数字。讲得比较具体的，是前引钱溥《运筹亭平蛮碑》所说：“廣東宜安揷達軍四百於城内，以備遣調。”钱是当时人，所言数字应当有据。而屈大均《羽凤麒碑》则说：“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加封指挥使、挥同、挥佥、镇抚、千百户等世袭，安插广州四卫，设大东、小东二营、西营、竹筒营以居之。”屈是史家，所言也应该是有来路的，而且他曾与羽凤麒之子交谈过。如果综合两家之说，是否可以认为钱溥说的是“达官兵”的总数，而屈大均说的是各级军官的数量。而屈大均所谓安播广州四卫，以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四个兵营为居住点，无疑是正确的。民国广东香山学者黄佛颐在所著《广州城坊志》中，（38）依据晚清黄芝《粤小记》、樊封《南海百咏续编》的考证，对各营位置均有所记述，兹稍加转陈。

《广州城坊志》卷1“芳草街”条云：

成化四年，省垣设四卫以处回众，曰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朝市虽更，然以里名遗址考之，可得其概也。大东营，当是今芳草街东三巷一带，内有蟠龙庵，为正白旗李姓香火院，即当日之礼拜堂也。（39）

《广州城坊志》卷1“小东营”条引《粤小记》云：

今郡内西北，尚有小东营遗址，呼其后曰“四营人”。（40）

《广州城坊志》卷1引《南海百咏续编》“小东营”条云：

小东营，明季四卫回兵行营也。成化四年，排瑶不靖，都御史韩雍调南京回兵来粤协剿。凯撤后留戌广州，建四回营以处之。……小东营今尚存清真寺。（41）

《广州城坊志》卷3引《南海百咏续编》“回子营”条云：

回兵竹筒营，在大北门水关桥前，其地俗称“回子营”，或作“鬼子营”，鬼、回一声之转耳。有最胜、总胜两尼庵，亦当日回目公所。（42）

《广州城坊志》卷3引《南海百咏续编》西营巷条云：

西营，在光孝街内，尚名西营巷，有武庙一区，即当日回目衙署。（43）

按，《粤小记》的作者黄芝是道光年间人，《南海百咏续编》的作者樊封是光绪年间人，足见直到清末，当年四个回营的位置仍然历历在目，有遗迹可寻。至于大小东营清真寺则一直保存到今天，并且还保存着不少清代的匾额、碑刻。只是明代碑刻竟一无所见了。

韩雍安置在广东的“达官兵”，除广州四营外，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1引清阮元《广东通志》说，广州以外还有雷州、廉州、神电三个卫所。明人姚虞，字泽山，福建甫田人，著有《岭海舆图》一书，详细记载了嘉靖年间广东十府及各州县的沿革、形势及军政情况等，大体详今略古，详武备而略文事。据姚书记载，约嘉靖二十年前后，广东各卫所的“达官兵”情况是：

见在达官指挥、千百户、镇抚，共一百七十一员；总小旗头目达舍共七百九十四名。

广州四卫达官旗目舍共三百七十六员名。

肇庆卫德庆所，达官旗目舍共四十员名。

高州神电卫达官旗目舍共二十八员名。

廉州卫达官旗目舍共三十九员名。

雷州卫达官旗目舍共三十五员名。（44）

依照《岭海舆图》所提供的数字，驻守广东全省的达官是171员；小旗、头目和普通士卒794名，合计965员名，而实有数是518员名。前者应该是驻守广东各卫的“达官兵”原有的名额，经过了从成化四年（1468）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近七十年后，总数减少了447名。为什么会少了这么多？我想不外三个原因，一是自然减员；二是历次出征有阵亡的；第三，不排除有调走的和逃逸的。总之，各种原因造成减员，而主要的补充是世袭的“达官兵”子弟，所以人数减少应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驻粤“达官兵”是否因参加各种军事活动而有所减员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在有关文献中看到驻粤的“达官兵”频繁出征的记载。

按，董兴、韩雍先后在广东留置“达官兵”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利用“达官兵”的勇力，以对付两广时常发生的瑶、壮等少数民族动乱。这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在玩弄“以夷制夷”的伎俩，其中的是非曲直非本文所要探究的。仅从驻粤“达官兵”的职责着眼，大致自成化以后，“达官兵”们的确参加了一系列东征西讨的军事活动，而且基本上都属于针对两广瑶民、壮民的战事。不妨举些例子来说明。

1、《粤西丛载》卷26《明朝驭蛮》载：

成化十六年（1480），郁林州木头等洞蛮贼叛。都御史朱英、总兵官平江伯陈锐、副使陶鲁等，统汉达官军土兵讨平之。

2、《粤西文载》卷5秦纮《议泗城州土官岑应罪状疏》云：

议得岑应父子前后杀占广西所属十二州，印信八颗，经过抚讲委官，前后百员俱被抗。……成化二十三年（1487），又与恩城州土官岑钦连兵，攻夺田州府治，节委官员，抚讲俱被抗拒。……臣等调集两广汉、达官军土兵，克期会进，止将岑应岑钦并恶党卢辉黄杰剿捕，其余若非拒敌者，并不伤害。

3、《粤西丛载》卷26《明朝驭蛮》载：

弘治五年（1492），古田猺贼覃万贤等乱袭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于尤豪三厄先是万贤等谋乱占据县治县官不能入镇守广西太监王亷请兵讨之于是三省议调汉达官军土兵四万七千员名分道四哨进攻俊等一哨至尤豪三厄伏发为贼所杀兵遂退而古田从此失矣。

4、《粤西文载》卷65《名宦》：

冯琚字良佩，顺天人。起家指挥，以战功累升都指挥。琚躯干仅中人，两目炯炯，方额竖须，人望之知为虎将。弘治间，古田既陷，诸砦峒蛮蜂起，去郭一二里即劫杀，靡所顾忌。琚领汉达军不百人，往来贼要害，所部健儿黠狡者，委心抚之，悉得其气力。故贼中情伪先知云。

5、《粤西丛载》卷26《明朝驭蛮》

正德二年（1507），是年，府江两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右朦胧三洞等巢，联络结据，诸瑶皆挟短兵长弩，出府江劫船杀人为患。左都御史陈金同武定侯郭勋，调两广汉达官军及土兵六万余，分道并进，俘斩七千五百余，其地悉平。

6、《粤西文载》卷45桑悦《平馬平蠻碑》：

今天子即阼之眀年，为正德丁卯（二年，1507），守臣言，粤管柳庆僮寇四出剽掠益横，狡昏狂奔，以干大刑，弗戢将蔓，愈难图也。……由是两广之汉达官军及两江之夷酋目兵，云合猬集，亡虑十万之众。

7、《粤西丛载》卷26《明朝驭蛮》载：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先是府江东西两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右回茂田冲断藤峡朦胧三黄等处，村巢接壤，路道崎岖，唇齿相联，聚众纠合劫掠杀人，久为府江之患。总督陈金督调两广汉达官军土兵分为六大哨，行两广按察使宗玺，布政吴廷举……统领水陆并进，俘斩七千五百六十九名颗，余党悉平。

8、民国《罗定志》卷9载：

正德十五年，封川县壮贼蒙公高等号铲平王，贼徒三千，劫封川县杀掳三千人。……千户王谦、达官马骥数百名遭寇刃死。（45）

9、康熙《金通志》卷29：

正德十六年，封川、开建、贺县瑶乱，……至是，（提督都右御史萧）翀调集汉达官军一万三百二十员名，分大哨……分道讨之，俘斩六百一十九名颗，地方始平。（46）

10、明黄佐《广东通志》卷67：

嘉靖八年（1529），封川、石砚等山瑶乱，……（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林富等议遣副总兵张祐督调达汉官兵，执（盘）古子等诛之，后地方咸宁矣。（47）

上举10例中，明确记载“达官兵”被杀者只“达官马骥”一人，当然，死于战阵者绝不会只马骥一人，“千户王谦、达官马骥数百名遭寇刃死。”就意味着一定还有被杀的达兵。嘉靖二十年以后，“达官兵”应调出战的例子仍有不少，如《粤西丛载》卷26《明朝驭蛮》载：

（嘉靖二十四年）贺县弓山螺石黄洞等巢贼首倪仲亮、邓良朝、梁荣，聚众数千，与连山县巢贼合谋，僭称名号，大肆焚掠。两广都御史张岳，与平江伯陈圭，调集汉达官军土兵八万，分道夹攻，斩首三千余级，连贺二县俱平。

同一件事，另据如《粤西文载》卷8载张岳《报柳州捷音疏》云：

（嘉靖二十四年）将调征两广汉达官军土官目兵打手人等，量行犒赏，掣放休息。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的罗列这些例证，是为了说明驻粤“达官兵”的确是一支随时听候朝廷调遣的职业军队，他们虽然数量不大，而战斗力比较强，所以征调相当频繁。前引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说“自广东黄萧养之乱，（达官兵）奏准随征，其后一概差调，习骑射，敢勇耐劳，行阵间颇得其力。”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敢勇耐劳，行阵间颇得其力”两句，不只是对“达官兵”军队质素的评价，也由此反映出了这支军队对朝廷的忠诚。明天顺、成化间理学名臣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曾在《两广用兵事宜》一疏中谈到，两广连年用兵，老百姓都不愿意官兵入广，原因是高级军官所带的“旗牌等官”，多非良善，这些人多半是带兵者的“亲昵故旧”，或是通过“嘱托买求”进入军中的“贪功利已”之徒，这些人恣意为非作歹，使官军大丧民心。他还专门讲道：

达军虽曰鸷猛，然性颇质朴，所以诱引使之为非，皆此辈也。（48）

    “鸷猛”、“质朴”是丘濬对“达官兵”的一个基本认识，亦见明朝频频调用达军的原因。了解了“达官兵”的基本状况和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渊源，便不难理解顺治七年广州之战中“教门三忠”的壮烈表现，其实是对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一句话，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明代以广州为中心的“达官兵”群体，最初其人数约在千人左右，后来减少到三四百人。他们的家属有多少不得而知，若以户均五口计，官兵及家属，总数应在两三千人以上。毫无疑问，这批“达官兵”及其后裔，乃是明以后广州、肇庆等地回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对元以后广州回族族群的一次大补充。

 成化年间驻粤“达官兵”的领军人物是廉忠，廉忠以下，现在见之于史籍的“达官”名字一共有八位：

廉忠的部属、京达官都指挥你里哈答。

居住在怀胜寺的达官指挥阿都剌。

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

在封川被杀的达官马骥。

明末的“教门三忠” 指挥使羽凤麒、撒之浮、马成祖。

入清以后，广州的“达官兵”和“回营”去向如何，道光年间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广州城坊志》的作者黄佛颐说：

阮《通志》云‘不知废于何时。’余谓必本朝定鼎，三忠殉节后，回营始散，或分隶各旗耳。（49）

黄说无疑是正确的。经过了明清革代的战乱，存在了近二百年的回营终归解体，“达官兵”群落的数量会有所减少，而存留下来的“达官兵”后裔，是否被编入旗籍而继续其职业军人的生涯，这是目前不得而知的。他们的主体则必定是散落在已经居住了几代人的广州，除一小部分可能彻底汉化外，大部分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广州原有的回族族群之中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清真寺的凝聚作用，有相对集中的居住社区、姻亲网络和公共墓地，有自已的生活习俗，他们终于不再是随时应召出征的世袭“达官兵”，而成了广州市里普普通通的回族居民，他们的后裔一直延续到清朝，延续到了今天。

明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就不断有优惠内附达人的政策出台。这一政策对招诱北方和西北的蒙古残存势力的归降是起到一定作用，也对回回民族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80年代和龑先生曾有过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可以说在明代内附回回与回族族源的关系问题上，和先生有创始与推动之功。（50）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深入研讨，需要深入搜寻史料，也需要进行对某些个案的细密研究。在这方面，对广州回族族源的研究具有某种程度的典型意义，希望拙稿对此稍有补益。

　　　　　　　　　　　　　　　　　　2004年2月6日于暨南大学说剑书屋

注释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