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彭水县gdp:十年文革经典回顾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以这种由上而下揭发“黑暗面”而发动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学家来评论，但长达十年的运动已给同时代的人打上深深的烙印。

 

（一）红卫兵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肯定。从此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全国涌现。6月1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事件震动了全国，全国各地大批学生如滚雪球般奔赴北京，上访取经。毛泽东于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全国各地学生去北京给予肯定，并提议给予车费、宿费、饭费等等一律免费。
      

8月18日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军装，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给予肯定和支持。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强调革命师生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在京时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此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9月11日黎明，11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安徽省蚌埠铁路中学学生，由蚌埠出发，沿铁路徒步赴京。他们每人平均负重三十公斤，沿途高唱革命歌曲，朗读毛主席语录，并进行120多场演出，步行2千里终于于44天后的11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从8月到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人数多达1100万。
     

1967年3月19日，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渐渐从社会返回校园而消退，整个运动前后持续大约一年多。据统计大串联期间，仅上海学生向外省市所借粮款，除疑难单据粮90余万斤，现金240万元外，尚有粮100万斤，现金80万元未收回。

 

（二）革命委员会
      

1966年11月初，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聂元梓受命江青到上海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市委的权。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立。由于上海市委不承认、不支持“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王洪文率领造反派第二天拦截火车北上上访，引发“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受权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阳奉阴违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将上海市委逼入绝境。12月30日，“工总司”十几万造反队员包围住康平路市委机关内的两万名“赤卫队”员，大打出手。“康平路事件”后，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精心策划下，王洪文等以共总司和32个“造反派”的名义，组织了上百万群众，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集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等人，并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的实际权力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手中。2月5日，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全国各地开始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然而张春桥一伙万万没估计到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不赞成，要求张、姚同广大革命群众商量，能否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开始，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批判黑修养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1966年“文革”刚开始，越共主席胡志明曾秘密访华，就为何搞“文化大革命”询问毛泽东。毛泽东告知，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缺乏群众斗争和大风大浪的锻炼，而被赫鲁晓夫篡了权，造成苏联党和国家的变质。

 

1970年12月，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说四清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以前，他出的黒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八月，十六条搞出来了，刘少奇是不是反对十六条？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坚决反对。”

（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7年4月，清华大学的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四一四总部。两派围绕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至7月27日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全校10000多名师生纷纷离校逃难。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五）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华北、中南和华北地区视察了两个多月，调查了该地区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制止各地区的混乱，纠正许多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一些错误。毛泽东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多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成，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关于上下级关系，毛主席说：“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毛主席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 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

 

（六）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8月，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时，周恩来和陶铸为确保“文化大革命”开展期间革命生产两不误。力主在《十六条》中加上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的更快、更多、更好、各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9月7日周恩来和陶铸一起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并在11月9日，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明确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但由于这个口号是把双刃剑，林彪、江青等人充分利用，把“抓革命”作为首要任务，而“促生产”仅仅是一种点缀和陪衬而已。直到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北地区后，“抓革命、促生产”在《人民日报》以“最高指示”形式向全国传达，全国人民把它作为毛主席语录学习并贯彻于实际工作中。

 

（七）知识青年
      

1967年，一批北京红卫兵在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云南边疆。返京后即给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了“上山下乡”的大幕。
      

从1968年到文革结束，10年间先后有1700多万知青先后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的“上山下乡”，原本是国家为解决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的一项社会实践。但当10年后，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的同时，他们又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暴露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
      

1978年10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率先发起返城大潮。由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先后两次写联名信，向中央提出回城要求，第二封信签名甚至超过万人。恰在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怀孕难产大出血身亡。引发数千人抬棺游行，激起知青的情绪。
       

12月底，云南知青派出“北上请愿”代表赴京，向中央反映返城愿望。而留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六万知青几号全面停工，一些农场领导被扣为人质。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当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时，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代表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

 

一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洒的鲜血震惊了所有人。在中央调查组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紧接着国务院“六条”开起了返城洪水的大闸。10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这股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结束。

 

（八）《中美关系》
     

尼克松入主美国白宫后，为调整美国和苏联争霸处于不利的局面，谋求摆脱越战这个泥潭，频频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姿态。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著名的美国记者、老朋友斯诺。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并向斯诺透露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意思。1971年4月参加31届世乒赛的美国乒乓队向我国代表队表示访华的意愿，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出不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的报告。4月6日，毛泽东反复思考后，转告周恩来，立刻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后来由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安排的美国乒乓队访华，被称为“乒乓外交”。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队和随团记者的谈话，世界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刊登了，美国人热烈地讨论着这个新闻。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的掩护下，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到北京，中美双方达成协议，邀请美国总统访华。7月15日，中美同时发表公报。中美“七．一五”公报，让全世界的人们目瞪口呆，尤其是苏联人。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在机场上尼克松第一个下飞机和周恩来握手。当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九）《中苏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边境领土纠纷渐渐升温。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挑起边界事端4189起，军事部署上由70万人增加到114万人（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并且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象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为侵华战争做准备。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方吃了亏。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激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消除中国危险，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向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方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很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一旦苏联人打开核打击的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他们面前，美国也会举白旗。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明显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

 

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的发疯。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我们不怕。”他同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途径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犹存。1969年9月23日和9月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核爆炸。苏联媒体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验手段”。10月20日，中苏边境会谈在北京举行，20世纪中国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

 

（十）《批林批孔》
      

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主要目的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而江青集体借“批林批孔”影射周恩来总理。
      

1973年，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周密策划，提出开展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
       

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十一）《四个现代化和新时期总任务》
     

1975年1月13日，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受毛泽东之重托，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规划。“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及一九八零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后文革时期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的目标是到1985年全国建立十大钢铁基地，三十大水电站，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六条新干线，十大油气田，五个重要港口，十二个商品粮基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