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法王和王菲图片:文化断裂与文化衰败 -----朱中原

朱中原--一位有良知的青年知识分子，感谢你！ 文化问题是一个远比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制度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也是值得一谈的话题。谈文化问题，也成了当今很多精英和知识分子、文化人热衷的话题。但遗憾的是，当今热衷于谈文化问题者，大多是不懂文化者。没文化的人谈文化，本身也成了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外行人谈内行话题，早已成了中国的一大现象，也是一个潜规则。　　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王岳川这几年写了一本书叫《发现东方》，一看书的题目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是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找到东方，希望找回东方的身份。王岳川教授的精神的确令人起敬。但我觉得“发现东方”，似乎不是今人才有之事，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所能够发现的，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真正去发现东方文化的魅力。事实上，真正发现和传承东方文化魅力的，恰恰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西洋人和朝鲜人、韩国人等。从古到今，我们的四大发明、我们的书法与文字、我们的文物瑰宝等等，大都不是被中国人所发现的，而是被别国人发现的。当然，有些是因为战争被掠夺去了，但有些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被别国人发现了并一直保留至今。大英博物馆今天就保存着许多当年流落海外的书画艺术珍品，其中，敦煌经卷尤其多。关于敦煌文物，这里面涉及很多历史的问题，但绝不是像有些史书所说的，中国的敦煌文物是被外国人抢走的。事实上，敦煌文物当时在中国并不被重视，人家外国专家拿去研究、保存，供世界人民所欣赏、观看，这并不为过，而且人家也并未承认，那些文物就是他们国家的，这是谁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我只是觉得，文物出身虽有国别之分，但文物的价值却无国别之分，它是属于世界性、全球性和人类性的，如果以此挑起国家与政治之争，实在没必要。正如今年炒得很火的圆明园文物鼠首、兔首铜像拍卖事件一样，这两个本来是做工和价值都很一般的文物，完全不是像某些媒体所说的价值连城，然而，由于这个事件牵涉到外交问题，于是被无限放大了，甚至在中国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偏激的民族主义烈火，很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陷入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浪潮之中。这个事件本身已经超出了艺术品拍卖行业范畴，与2008年的护奥运圣火事件一样，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文化虚无、精神虚无的一种典型表征。　　中国人确实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与文明，但这是古人，不是今人。我们今人，连保护一点点自己古代文化与文明的能力都没有，还何谈什么发现东方呢？更谈不上什么文化构建。　　王岳川教授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老师，更是我同乡。我跟他无话不谈，我个人觉得，他的这本书还是有一些价值的。他是想扭转一些趋势，他看到西方文化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的冲击这么大，所以心头很不平静。但我觉得他有些过虑了。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如果不是研究他国文化的话，那么，完全不必要去管别国的文化怎样怎样，应该研究研究中国自身的文化。毫无疑问，当前中国文化出了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所带来的，是中国文化自身出了问题。中国文化自身出了问题，怎么能去怪罪于西方呢？中国文化内部的问题，应该在内部找原因。当前的中国文化这么混乱、这么驳杂、这么无序，这并不是西方文化搞坏的，文化无所谓侵略不侵略，无所谓冷战不冷战。　　我们现在天天在提文化多元主义，看似大家都很大度，都很包容，但实际上很多中国的精英们在谈论文化多元主义的时候，都是在强调东方文化，强调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压倒性，这种思维仍然是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仍然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论者。实际上要说文化多元，我倒认为，古代中国的文化，恰恰才是文化多元的。比如先秦，比如汉唐，比如宋代，这几个时代都是文化最为昌盛的时代，在文学、诗歌、戏剧、绘画、书法、雕塑、哲学思想等几个领域，都达到了繁盛的颠峰，然而这种文化繁盛，恰恰是建立在对多元文化的吸收和包容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象今天我们拒绝其他的东西。　　今天我们中国的许多文化论者，似乎都有一个敏感的神经，凡是听到美国说中国不好的，立马就跳起来了，认为这是美国在搞文化冷战和文化侵略。美国是不是在搞文化冷战和文化侵略，我没有去考证，但我相信，美国肯定在搞文化冷战，也在搞文化侵略，但这仅仅是美国官方的部分机构和人士在搞，不代表美国的大多数人，这不是在搞文化，是在搞政治。这是政治上的事情，不是文化上的事情，是人家政治家去管的事，不是我们文化人去管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其实，作为一个国家，何止是美国在搞文化冷战，哪个国家都在搞，中国也在搞。这是政治家们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搞的事，但这本质上与文化无关。其三，文化就是文化，文化不等于政治，也不等于文化政治。文化政治只能起到政治的作用，颠覆不了文化本身。有些所谓的文化精英，以为西方搞文化冷战，就把中国文化摧毁了，紧张得不行，这完全是一种杞人忧天。日本那么小的国家，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濒于崩溃状态，但这并没有对日本的文化造成灭绝性的破坏，相反，日本是一个承继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最好的国家。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　　所以，在我看来，文化其实和经济一样，无须政府去管，无须政府去担忧，当然也无须政治去干预。文化本来就是自生自灭的，交给民间和老百姓好了，不要担心它什么时候被灭绝了，真正有魅力的文化是不会被灭绝的，恰恰相反，文化是被我们的很多不懂得文化的人灭绝的，当然，这其中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比如文革就是如此。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摧毁性的，这一点，如果我们今天的文化人，还在去替政治家操心，那么我们是会很愚蠢的，被政治所利用了都不知道。再以文革为例，文革期间，很多文化人被迫害致死，而很多迫害文化人的人本身就是文化人，只不过，这部分迫害人的文化人，成了政治的帮凶，是文化帮凶，但是最后，他们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整个文革，整个文化界，都成了你整我我整你的圈子，这才是对文化的戕害，而不是什么美国文化、西方文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和黄苗子事件。文怀沙和黄苗子都是现在还健在的文化老人，而且是一度很知名的文化老人，可以说在当代文化界威风八面，风光显赫，然而，最终都没有逃脱历史的命运。在文革时期，就是这样的文化人，却照样干出了令文化人所不齿的事情，尽管有些是迫于政治压力，但是关键时刻就看出了一个文化人品格的高下。高压之下，同样也有人毫不屈服，比如陈寅恪、聂绀弩，面对强权和政治高压，他们就是不屈服，他们保持了独立的文化人格。他们并不是敢说那么简单，而是用人的生命在与强权作抵抗，而且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比起我们今天坐在安静的书斋里畅想文化复兴的所谓的文化人来说，他们和我们过的是地下天上的生活。我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中国的文化复兴，靠这样的人才有希望，而不是我们今天天天喊口号、唱赞歌、搞项目、光写论文的所谓文化精英。今天中国，那些高谈中国文化复兴的所谓的文化人，在强权高压下，其文化人格和文化胆识未必就比得上文怀沙和黄苗子。在书斋里高谈文化复兴、文化政治的所谓的文化人，当你面对政治高压、政治强权时，你还能有如此之高的兴致和气魄吗？　　说到文化，还要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断裂。以前我也谈过文化断裂，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肤浅。现在我对断裂有新的想法。其实，从古至今，我们在文化上都存在着接续与断裂的问题。只是，整体而言，中古社会的中国文化（这里之所以用中世纪而不用封建社会，乃是因为目前史学界对人类社会的“五大分期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质疑，我深信这种质疑，故为了不至于让人产生误解，暂且用“中古社会”或“中古时期”这一提法），总体看来是承接的而非断裂的，这是因为中古时期的中国，在社会形态上有着前后的承接性，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朝代更替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更替，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化是依赖于文化人的。中国中古时期是一个文官社会、文官政治，文官政治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大批文化官僚，也就是文人群体，虽然文人群体还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官群体，但无论是文人群体也好，文官群体也好，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构建和维护者，同时，很多开明的文官还是文化的积极改革或革新者。当然，这也与中世纪儒家思想的支撑有着重要关系。这个是属于哲学层面的话题，前人讲过很多了，不再赘述。　　而现在早已不同于中古时期。当代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没有文化。文化太驳杂，驳杂而不是多元。驳杂就是什么都不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古不今，不落后也不先进，说断裂也好，断层也好，分化也好，芜杂也好，似乎都存在，但似乎哪一个词汇都难以全面概括当代中国文化的状况。现在说构建什么新文化形态的也大有人在，天天喊构建新的文化形态。喊了几十年，毫无用处，全是在书斋里喊口号，要么就是抨击西方别国的文化，而不去做实际工作，别国的文化关我们什么事呢？这些人如果多学学季羡林、饶宗颐、李学勤，多做一点实际的文化整理与抢救工作，那么这对于建设中国文化，自然是功莫大焉。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有一个“社会断裂”的观点，因为人的身份等级、地位的差异造成了这种社会的断层，我认为，当代文化也是断裂的。这种文化的断裂一是文化本身使然，但更为主要的是社会性的原因，这就需要从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等层面来进行共同反思与探讨。文化断裂本身有其内在的文化质素的原因，当然也有外在的大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文化断裂的最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社会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在我看来，要走出文化断裂的状态，根本上说，不能从文化本身入手。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东西。它不能在实际层面上改变现状，而只能在价值层面上改变现状。刚才我说了，文化的断裂是由社会的断裂所导致的，而社会的断裂又是由社会的分层和分化所导致的，而导致社会的分层和分化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当代中国的不合理改革机制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文化断裂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改革机制扭曲所导致的。这个问题既是文化学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文化人可能总想着如何从文化价值层面入手，进行社会公众的文化启蒙，但是，社会公众并不是都能够进行文化启蒙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质素才可能进行文化启蒙。而这个文化质素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物质条件作支撑。你不可能去对一个普通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进行文化启蒙。只有当物质生存状况改善了，才可能有文化的改善。当然，物质的改善也未必就能进行文化的改善，如民间商业极为发达的温州。但是，不进行社会层面的变革与革新，是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断裂的文化现状的。　　中国今天出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八亿农民兄弟，在我们的GDP中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我们要算人均GDP的时候，八亿农民兄弟算进来了，所以我们排名世界第60位。我们要谈综合国力的时候，八亿农民是自负盈亏、自给自足，不存在国家财政预算的问题。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城市的金领、白领、蓝领相当的西化，而农村的原始宗教、血缘关系以及由于贫穷落后而导致的家庭中心情结依然存在。于是变成了前现代社会--标志是农村，现代社会--小城镇以及大都市的后工业社会的三重断裂，在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好的标本。比如中东基本上是原教旨主义加现代经济，美国基本属于后工业社会，欧洲、日本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唯独中国，前现代的成员极其庞大--八亿农民。　　西方有个恩格尔系数，强调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应该控制在4：6，而我们的农村则明显占据了70%以上，成为现代社会都不够格，但是我们许多先生们都已经说我们是后现代社会了，已经很自豪了，都快变成世界第一了，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我有个很大的担心，板块的断裂，将造成国内的“文化地震”。因此，今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将决定成败，每一个局部的成败都将决定整体国家的安宁。所以我为什么做文化的时候经常很困惑，很小心，就是说要做事业，不要做是非。一个知识群的发言人，要做许多事情，他有可能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而做出一些错误性指导，就像某些经济学家一样，给社会问题开出了错误的药方，而这都将导致这个国家的危机共振。所以谈到当代文化，我认为要尽可能调整文化心态，让前现代的广大农村尽可能地在信息、电视、电话、电子设备和生活方式上走向现代。　　而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农村已经很富了，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只有沿海某些农村是富的，而我的老家四川包括西部农村，一个家庭年均收入二百多块钱的比比皆是，所以应该让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后现代化的学者稍微收敛，回到现实，从云端回到大地，认真地去看中国。所以我的学术入路径开始进入了中国近百年乃至近三百年，也可以说是五百年，从明末传教士进入以后一直到现在，去思考这个国家的光荣与成败。　　其实这种现状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文化是诸多原因中最弱的一个东西，文化是需要悟性的，对于过多利欲熏心、利己求富的人，做文化无异于南辕北辙，是做不了的。但是利益层又有一个积累和反积累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个体户，挣了钱后茫然四顾，像“疱丁解牛”那样踌躇满志时，结果开始抓文化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确实很软，但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当一个很有钱的人修了一座大楼，一座豪宅，进去一看，除了一些吃的，就是一些美女照片和一些俗不可耐的东西，还有欧美时期的洛可可艺术、巴罗克艺术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都杂糅到一块，让人觉得是极为可笑的趣味，这个他也会很快意识到的。中国人有非常可贵的品质--孔子所说的“富而后教”，幸亏许多人没有忘记这个品质，所以不论哪个地方的人富了，他最首要地就是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深造，甚至自己去给学校捐钱，像邵逸夫等人。一个国家，一个人只要还有一种谦卑，就是对教育的谦卑，这个国家就有救，这个人就有底线。　　中国没有发现自己的原典文化，但同样也没有真正发现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所发现的都是西方的那种消费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和流行文化，或者说，仅仅是西方的一种生活文化，而西方的真正的经典的原典文化却没有被发现，比如，西方文化中一直有一种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是和中国的乐感文化正好相对的，但是相对的东西并不都是互相排斥的，也没有对错之分，乐感文化偏重于道德本体的建构，是着重于人伦道德体系而言的，而罪感文化则偏重于宗教本体的建构，或者是深层的精神本体的建构，而罪感文化则是着重于宗教伦理体系而言的，这两者其实并不是冲突的，而恰好可以是互补的。在当代中国，我以为，中国人的文化质素里面，既缺乏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也缺乏西方宗教般的罪感文化。而这两种文化我以为都是一种具有终极人文关怀的文化体系。要发现东方，输出中国文化，并不是说就是要排斥西方的那种原典性的文化，而是要将中国最原典的文化与西方最原典的文化对接、对话。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也可以将王岳川的“发现东方”看成是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浩大的学术文化工程。但是，我们必须对中国本土的文化进行整合，比如，中国原典的儒家文化其实可以上溯到三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如汉字文明、艺术生态、政治哲学等等，早在先秦以前就产生了。中国史前时期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文字、美术和文明的萌芽，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主流史学界往往对这一段历史时期忽略了，而恰恰专注于对中古时期的梳理与记录。其实，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远不止这些。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我以为恰好弥补了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而在于对中国本土文化及原典文化的整体推进与发掘。你所提出的“文化输出”，其实更应该输出这些东西，而不是随便把中国的一部古书或古代文物搬出来就拿去输出。　　我们有这样一种认识，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所终，我们回想我们走过的道路，哪些是可以整理出来的东西？能否把它们变成人类共同思考和前进的灯塔？在西方，古希腊提出的民主，古罗马提出的法制，中世纪提出的信仰，中国提出的“人为和”，人为目的，去掉那种专制和独裁的“真理”面孔，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和乐，与我们这个工业社会的冷漠、竞争以及西美尔说的那种“畏触感”形成了对比。猫和狗都可以亲密的拥抱，但现在这个社会却很少有那种很亲密的感觉。我的看法是一种多元文化整合主义，需要骄傲者虚心一些，用中庸的话说“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不是中庸，都不是君子，而两者加以整合的结果，我想人类会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刚才说到了文化断裂，从表层来说，文化断裂之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断层，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文化认知，但这仍然是表层的因素，深层次原因是中国人对自身价值认识不清，或者是受一种功利的浅表层面的文化价值观的驱使，很少去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进行深入梳理，或者是只愿意去做那些言说的工作，而不愿意去做那种实实在在的文化传承的工作。言说太过，则成了一种口号。口号太多，就成了泡沫了。文化泡沫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里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历年的两会，温总理都会谈到，作为一个总理，想为人民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教育，一是医疗，一是住房，但这三个问题在中国却越来越复杂，怎么做都做不好。医疗改革变成高收费，今天的医疗费用比二十年前增加了70倍，因为我们还很年轻，还不知道住院是什么感觉，但住房我们是亲眼看到了。以北京的住房为例子，我当年住的中关园是五万块钱，短短几年内变成了五六十万元，长了十倍，据说还要上涨。然后是教育费用，当代中国大学生一年的费用需要一个农民13年的收入才能供应，这在世界上我认为都是靠前的。今天的教育变成了空前的焦虑和一种高消费，即使是希望工程我也认为是政府失职。任何国家只要确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在九年之内就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有一个人大代表向温总理进言，九年义务教育，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需要希望工程来为孩子们集资，如果九年义务教育只是学费免交而学杂费十倍于学费，那么就是形同虚设，我认为这个人大代表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另外，按照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先生的说法，中国东西部、南北部和周边的关系已经有一种“内部殖民”的倾向。这个话说得比较激烈一些。王岳川认为，整个西方把中国变成了第三世界，中国成了垃圾场、原材料集散地和输送地，但是在我看来，整个中国东部又把西部当成了第三世界，包括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源源不断地吸取了它们的血脉，一旦这些用完将作何患？但即便是这样，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些仅仅只是问题的表面。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化的分布完全被官方所掌控，民间的文化气息被逐渐压制、甚至处于濒临灭绝、消亡的状态。中国很多大型的文化文物工程，本来靠学术界和民间的智慧，是完全可以进行抢救的，但是现在民间没有这个胆量敢去做，几乎完全被官方所垄断了。即便是官方垄断，如果官方真的肯花人力、物力和财力去重视，那也值得另人欣慰，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中国现在大部分是技术官僚，缺少文化修养和文化意识，他们认为文化的东西不赚钱，所以就对此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　　另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于是，就大量动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大修文化工程，动辄成百上千个亿资金，修建一些毫无文化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所谓的文化城，动用大批政府资金，搞什么虚假的文化节、艺术节等等，看似是在搞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在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去年引起媒体和学界广泛争鸣和声讨的山东临沂花200亿资金修建文化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地方政府打历史文化名人的牌子，搞个什么与文化有关的活动，本无可厚非，但有些地方的文化工程完全是一把手脑袋一热、胸脯一拍就决定了的，完全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没有经过人大、审计等相关审批程序，将纳税人的钱随意支配，去搞一些毫无文化价值和民生价值的虚假工程。这样的举措是很值得警惕的。尤其是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逐步复兴，很多打着文化牌子的所谓文化工程，其实只是地方政府打造政绩工程或圈钱牟利的一个幌子而已。　　在我看来，真正复兴中国文化的举措不在政府，而在教育，加大政府的教育投资。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一个主要工作就是争取资金，北大的是五年17亿，平均每年将近6个亿，哈佛大学一年的投资是300亿美元，差距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的政府官员每年吃了4000个亿，就不能来扶持大学吗？中国的人情不能不吃，其实钱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中国不把钱投到教育上，不让老百姓读得起书，不让知识分子真正贡献自己的才华，不能吸取他们对国家蓝图的规划，那么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很可堪忧，更何谈文化的变革呢？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兴国今天比“五四”时期还要严峻紧迫，还要关键。　　教育的一个根本的症结就是高考指挥棒和外语指挥棒，任何一种政策制度的实施，都必须实现充分的本土化，本土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消化、吸收、建构的过程。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招生机制、学术评价机制、教学管理机制等等，其实都是沿用西方，甚至是照搬西方的。现代大学，严格意义上讲是最早起源于西方，在西方的大学，本身有一套严格、科学、合理的教学、招生及学术评价体系。这本身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中国在借鉴过程中，恰恰犯了囫囵吞枣的错误。中国的大学只吸取到了西方大学制度的表层，而并没有真正理解、消化西方的大学精神。　　中国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变异，教育产业化、大学扩张运动、大学高收费、英语决定论等等，在我看来都是很荒唐可笑的。前不久我与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吃饭时，谈到了当今中国教育的外语问题。朱清时校长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惑，可以说是无能为力。他说，他曾经就这个问题向教育部请示过，即取消英语在研究生考试中的全部份额，但是，教育部的回答却是，我们中国的教育要向西方教育靠拢和看齐，我们中国的教育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英语，所以，取消英语是不可能的。这个回答是相当荒唐的。如果说英语能够保证中国大学教育走向世界的话，那干脆中国的大学完全办成英语培训班或许会更好。有中国台湾的学生问到大陆学生，大陆学生在升学过程中，什么最重要？大陆学生回答，英语最重要。当台湾学生听到这个回答时，感到很惊讶。怎么英语能成为升学的最为重要的决定科目呢？在英语问题上，凸现了中国式教育的文化偏差，这不是单纯的教育体制性弊端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文化偏差。如果说体制性弊端还能够通过体制性变革来得以改变和扭转的话，那么，严重的文化偏差却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性扭转的。中国的教育，已经在全面透支西方的文化质素，不！甚至还不是西方的文化质素，而仅仅只是西方的工具和技术。中国教育的“唯工具论”意识已经严重导致了教育思维的偏差。尽管中国已经进行了所谓的英语四六级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不但没有一点起色，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据我所了解，中国的大学生，几乎有90%以上的学生都把90%以上的时间花在了英语学习上，这种时间分配的严重后果是，对大学最为重要的学术与思想反而疏远了。现在的高校学生，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学术，甚至连一篇最基本的论文也写不好，这样的大学生无论在以后的道路上有多么出色，多么辉煌，但是又怎能称得上合格的大学生呢？我在很多文章里指出，当今中国的教育问题，一是教育公平问题，二是教育思维问题，三是教育体制问题。这三大顽症牢牢地遏制着大学教育的长足发展。北大知名老学者金开诚在谈到教育问题时，痛心疾首。他说，对教育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怎么激烈都不为过。　　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中国深层文化隐忧的消除，靠现行的教育是不行的，除非对现行教育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改变中国的教育，我以为必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一是全面用制度性的公正来消除地区与地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文科与理科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加大教育的财政投入；二是全面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消除那种以行政本位为主导的教育体制，恢复以学术为本位的教育体制；三是全面取消英语、计算机等唯工具论的教育思维。取消英语、计算机在招生、职称评定、提干、职位升迁等方面的决定性与垄断性地位；四是明确区分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加大对民间办学的政策扶持力度，重新调整教育资金的配置模式；五是确立自主教育原则。做到教育自主、招生自主、学术评价自主，破除教育的行政性指令行为。六是去除官员治校的弊病，真正实现专家治校。　　另外，上至教育官员，下至校长，还有教育的中层干部，都必须有良知，比如汤一介、汤用彤这样的学者，今天却变成了会搞钱、会投资、会钻营、会汇报的来搞教育，所以学生正气不树，前途无望，是一个问题。还有大学的过渡招生，形成了良莠不齐，有能力的人被会钻营的人抢走了饭碗，也是很大的问题。　　在教育上，我们不妨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公立大学只能是牌坊不能是婊子，私立大学爱挣多少挣多少，利用教育致富的结果就是今后读书报名的人越来越少，一定要分清，这样把教育的压力转换成一种产业，不是今天常说的教育产业，而是指有些闲钱的老板用来投资教育，吸纳民间资本，但真正属于国家的学校一定要办好。还有对教师的评定方式也有问题，包括教学、科研成果的评估方式等等，我看过一本《2000-2004中国学术腐败录》，令人震惊，短短五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学术腐败？说明我们的教育机构、教育宗旨和教育培养的方式错了。要从根本上痛下决心，让懂教育的人来抓教育，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培养出真正懂教育的学者，不然中国的教育就会形同虚设。博士满街走，关键时候能出一国策者，无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