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氏贺y太麻衣的日常真人:[转]母亲的伤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1:03:04
[转]母亲的伤痕——刘墉 母亲的伤痕
刘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一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搬到远远的云和街去。又为了怕我学坏，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
她不准我吃零食，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我早就病死了。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就吓得头疼；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她就管不住我了。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当邻居孩子伸着腿，用“钻狗洞”的方法，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躲猫猫”和“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
母亲还常编些故事吓我，譬如她总讲，那拉着三轮板车，叫“酒干倘卖无”的人，会抓小孩去卖。所以千万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拿些破铜烂铁给“那个人”换糖吃。她也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因为里头可能有迷药，吃了就会被坏人拐走。她尤其爱讲坏人把小孩杀死，挖空内脏，装毒品走私，和江湖卖艺的，把小孩的皮肤刷得流血，再罩上新杀的熊皮，使那熊皮能长在孩子身上，再也分不开，而成为“熊人”的故事。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胆小的。
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家里的外婆太老了，管不住我，舅舅又在海军军官学校念书，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下大雨的时候，我能溜下小河去抓鱼；出大太阳的日子，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带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我突然长大了，不再做班上买“防痨邮票”或捐“教师节敬师金”最多的小朋友。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当我上初中，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的时候，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老师并没有少打我，因为他全班人都打，每天都打，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因为考得好，可以免挨打。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
外婆跟着舅舅、舅妈，搬去了台大宿舍。我跟着母亲，住到她的老朋友家。房子烧成一片废墟，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直到我和母亲出现，才纷纷翻墙跑走。
母亲要求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重建，因为那房子保有火险，但是公家说不行。母亲说由我们自己花钱重建，公家也不同意，说有一位主管的房子要迁移，正可以利用这块空地。
母亲慌了，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在房子旁边，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经过两年多的抗争，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总算让步了，要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木楼由两家合住，楼下姓孙，也是个寡妇，带了两子一女和一个女佣。女佣也是寡妇，还带了个女儿。于是一栋小楼里住了三个寡妇和五个孤儿。母亲和那位孙太太处得情同手足，两家厨房相通，也常彼此“通食”；两家的声息相通，也总是相互扶持。住在小楼的那六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发生过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
搬到小楼后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她对我得奖，从没表现过兴奋，过去我得到三次台北市演讲比赛的冠军，母亲都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老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了，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Ｘ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岁，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
妈妈老了，管我的方法也不同了，我的成绩不好，她不操心；模拟考试总是榜上无名，她也不急。甚至在我熬夜念书的时候，她会起来骂我，说考不上又怎样？大不了自己开个画室，画画、教学生。
所以，当我参加大学联考，只填了三个美术系、一个中文系的志愿时，学校老师都摇头，说我造反，我的母亲却淡淡地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妈不管你。”
母亲虽不管我的功课，却管我交女朋友。她在门前放了一把竹扫帚，说专打坏女生。但女生跑得快，母亲是小脚，追不上，所以后来她改口说：“谁来找我儿子，我不打她，打我儿子。”她也常说些吓唬我的话，譬如：“小心某坏女生，她想吃你这童子鸡。”“一交女朋友，你就一辈子都完了。”
还有一天，她指着肚子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聪明吗？因为妈妈很老了，才生你，从妈有你，就不跟你爹同房，你干净，没吃到脏东西，所以灵慧。”
在母亲严密的监控下，我果然没交外面的女朋友，只交了一个，是院子里面的，楼下孙太太在家里开补习班的一个助理。
在我休学养病的期间，母亲早上一出去买菜，那女生就上楼叫我起来。
母亲的戒严令，在大学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突然解除了。知道我考上师大，她笑了笑，说：“你可以交女朋友了，多挑、多选，早点结婚，让妈早点抱孙子。”
她还拉着我去做了两套西装，只是不断叮嘱裁缝，要宽宽大大，别看起来像小太保。所以我第一天穿西装，同学都问我：“是不是你爸爸的？”
我果然开始交女友，一个个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很挑，不是嫌胖、嫌老，就是嫌矮。她的道理很简单：“妈就胖、就老、就矮，你要是再娶个那样的，有违优生的原则。”直到大二，我带个朗诵队的女生回家，母亲才眼睛一亮。所以，大三下学期，我就带着那女生去法院作了公证。
那次公证，母亲没说什么，她知道媳妇是跟自己家里闹革命嫁给我的。所以她装不知道，只是把两个钻石戒指偷偷塞在媳妇的手上，而后，“她”回“她”家，我回我家。直到由我舅舅出面协调，隔年又演出一场“婚礼”，家里才真正多了那么个人。
然后，又多了一个，而且出生一个月，就睡在奶奶的床上。
母亲很得意，她抱了孙子，每天都推着孙子去看火车。
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很少坐火车。但是从二十岁那年起，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
金山街的小木楼，公家又要改建，逼着我们母子迁出。
楼下孙太太，因为还在职，早早就由公家安排，搬走了。房子空掉，有些附近的人，都来拆即将不用的门窗。
我们不能搬，因为公家没安排；最后有了安排，则是长安东路铁道旁的仓库。
那是违建区，门前没有水沟，屋后杂草丛生，紧接着便是铁道。基隆线的火车，隔一下就过一班，又在那里的“华山站”接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母亲不愿去，再一次演出“静住抗争”。只是这一次，父亲生前的老同事都退休了，新一辈比较有魄力，他们动用怪手，先拆掉了小楼的半边。
楼歪了，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旁的仓库。
仓库里没有厨房，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搭了些石棉瓦当作厨房兼浴室。搬去一年多，儿子刘轩就出生了，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一手在厨房炒菜。
我们的冰箱是买来的二手货，上面摆了一个十三吋的黑白小电视，每天，吃饭，大家仰着脸看电视新闻。隔一年，他们则仰着脸看我在电视里播新闻。
家里的经济改善了，一方面因为我进入“中视”新闻部，一方面因为《萤窗小语》的畅销。我们常一家人坐在一起看邮拨单、写信封、装书、寄书。儿子小，不能写，就负责打钉书钉。
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她很迷信，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生。
她的脾气改了，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她艺术的品位也提高了，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
“别以为妈土，妈以前只是没心情。”母亲说。
以前过年时候，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现在则不再拜年，她说：“六十九了，人家该给我拜年了。”
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我为她摆了三桌。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她说：“过完四十生日，逃到台湾；过完五十大寿，死了丈夫。过生日，过怕了。”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为我选料，作了一件丝绵袍，又把父亲生前穿的，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老羊皮背心补一补，交给我。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虽然不是农家出身，但是有院子，她自己学会种菜。又常看邻居的花漂亮，就偷掐人家的种子。她最喜欢种番茄、大黄瓜和金盏菊，也爱蹲在地上摘四季豆。我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总看见一个白白的头，在绿叶间穿梭。
她也依然是孙子的守护神。常在孙子看电视的时候，过去小声提醒：“孙子啊！不要看啦！你老子要发脾气啦！”
因为她的耳朵背，自以为小声说的话，其实很响，早传到我的书房，于是冲出去训儿子。
每次我训孩子，母亲都阻拦，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是亲生的，要不是亲生，人家非说你是虐待孩子不可。”不过，跟着她又会改口：“不是亲生的，都比你这亲生的还疼。”有一天，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对孙子献宝：“瞧！奶奶肚子上这么长的刀疤，都是生你爸爸的时候割的，作女人，就是生孩子可怜。所以，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妈。”最妙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饭，太太开玩笑打了我一下，母亲突然出手，狠狠打了孙子一记。孙子大吃一惊：“奶奶为什么打我？”
“你妈妈打我儿子，我就打她儿子。”母亲笑道。
大家都说独子的寡母难处，婚前，我太太也曾经害怕。说：“有一天我们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妈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但是几十年下来，她们却处得比母女还亲。
在我记忆中，她们婆媳虽有小摩擦，但不曾争执。有一天，母亲跟我不高兴，说：“你孝顺，你孝顺，哪次看病不是薇薇开车？”她说的是真话。
我的妻也常说她跟婆婆在一起的日子，远超过跟自己的亲娘。
母亲确实是疼媳妇的，她总当着媳妇面袒护我，又背着媳妇骂我，她骂得很有技巧：“不是妈说你，也不是妈偏她，你确实不对……”
当然，随着孙女的诞生、岳父母同住，以及我工作上的忙碌，母亲跟我独处的时间愈来愈少了。她常在我种花的时候，迈着“解放小脚”、拄着拐杖到我旁边，小声咕哝：“儿啊！咱们好久没说说私密话了。”有一次说着说着，她哭了：“你知道吗？妈心里好寂寞。”
母亲确实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尤其冬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吃完饭，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常坐在我旁边，大声问电视里说的是什么。我为她翻译几句，她又会摇摇头，说听不懂，不如看报，回房间了。所幸有我岳母，总凑着她的耳朵“喊”各种新闻。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老太太，常挽着手，过马路，到家对面的公园去看海。
母亲也常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子上看海、看人钓鱼。有一次，她站到码头边上，很久，有个年轻人一直守在旁边，以为她要寻短。也有一次，一个人钓到条大鱼，送给她，母亲就两手攥着鱼，小心翼翼地拿回家。到家，才发现鱼已经被她捏死了。
所幸，我的书房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我常一边写作，一边听她房里的声音，卡啦卡啦，她是不是又在吃糖果？叮叮当当，她是不是又在搅芝麻糊？我常劝她别吃太多甜食，她却回答：“吃胖着点，给你作面子啊。”又说：“宁愿撑死，也别饿死，九十了，活够本了，死也值得了。”
母亲的九十大寿，我们又摆了两桌。全是亲戚和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她的朋友都凋零了，剩下两三个，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拨个电话，彼此问：“你还活着吗？”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从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很久。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了。每次出门，好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在深坑的松柏墓园，我早为母亲的百年作了准备。母亲也去看过两次，十分满意红色花岗石和金色十字架的设计。
但是，就在去年，她四月中风的前几天，母亲突然对我说：“死了，我不要住到深坑的山上去，多冷！回家又不方便，要看看你们，还得坐飞机。”
“不要说这个好不好？”我对她笑笑，“医生说你能活一百岁。如果你真不愿意上山，我就在家附近找块地，给你百年之后住，好不好？”
今天，二月十八日，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是心脏衰竭离开的，像是睡着了，睡到另一个世界。我带着妻，在她床前下跪，磕了三个头。如同她活的时候，我摸摸她的白发，亲亲她的额头，又亲亲她的脸颊。她的头发仍是我熟悉的味道，她的脸颊还那么光滑，只是已经冰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即使您在我高二那年，哭着对我说了那个秘密，我仍然坚信您是我生身的母亲！”
刘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一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搬到远远的云和街去。又为了怕我学坏，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
她不准我吃零食，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我早就病死了。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就吓得头疼；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她就管不住我了。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当邻居孩子伸着腿，用“钻狗洞”的方法，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躲猫猫”和“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
母亲还常编些故事吓我，譬如她总讲，那拉着三轮板车，叫“酒干倘卖无”的人，会抓小孩去卖。所以千万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拿些破铜烂铁给“那个人”换糖吃。她也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因为里头可能有迷药，吃了就会被坏人拐走。她尤其爱讲坏人把小孩杀死，挖空内脏，装毒品走私，和江湖卖艺的，把小孩的皮肤刷得流血，再罩上新杀的熊皮，使那熊皮能长在孩子身上，再也分不开，而成为“熊人”的故事。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胆小的。
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家里的外婆太老了，管不住我，舅舅又在海军军官学校念书，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下大雨的时候，我能溜下小河去抓鱼；出大太阳的日子，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带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我突然长大了，不再做班上买“防痨邮票”或捐“教师节敬师金”最多的小朋友。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当我上初中，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的时候，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老师并没有少打我，因为他全班人都打，每天都打，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因为考得好，可以免挨打。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
外婆跟着舅舅、舅妈，搬去了台大宿舍。我跟着母亲，住到她的老朋友家。房子烧成一片废墟，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直到我和母亲出现，才纷纷翻墙跑走。
母亲要求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重建，因为那房子保有火险，但是公家说不行。母亲说由我们自己花钱重建，公家也不同意，说有一位主管的房子要迁移，正可以利用这块空地。
母亲慌了，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在房子旁边，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经过两年多的抗争，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总算让步了，要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木楼由两家合住，楼下姓孙，也是个寡妇，带了两子一女和一个女佣。女佣也是寡妇，还带了个女儿。于是一栋小楼里住了三个寡妇和五个孤儿。母亲和那位孙太太处得情同手足，两家厨房相通，也常彼此“通食”；两家的声息相通，也总是相互扶持。住在小楼的那六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发生过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
搬到小楼后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她对我得奖，从没表现过兴奋，过去我得到三次台北市演讲比赛的冠军，母亲都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老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了，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Ｘ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岁，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
妈妈老了，管我的方法也不同了，我的成绩不好，她不操心；模拟考试总是榜上无名，她也不急。甚至在我熬夜念书的时候，她会起来骂我，说考不上又怎样？大不了自己开个画室，画画、教学生。
所以，当我参加大学联考，只填了三个美术系、一个中文系的志愿时，学校老师都摇头，说我造反，我的母亲却淡淡地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妈不管你。”
母亲虽不管我的功课，却管我交女朋友。她在门前放了一把竹扫帚，说专打坏女生。但女生跑得快，母亲是小脚，追不上，所以后来她改口说：“谁来找我儿子，我不打她，打我儿子。”她也常说些吓唬我的话，譬如：“小心某坏女生，她想吃你这童子鸡。”“一交女朋友，你就一辈子都完了。”
还有一天，她指着肚子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聪明吗？因为妈妈很老了，才生你，从妈有你，就不跟你爹同房，你干净，没吃到脏东西，所以灵慧。”
在母亲严密的监控下，我果然没交外面的女朋友，只交了一个，是院子里面的，楼下孙太太在家里开补习班的一个助理。
在我休学养病的期间，母亲早上一出去买菜，那女生就上楼叫我起来。
母亲的戒严令，在大学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突然解除了。知道我考上师大，她笑了笑，说：“你可以交女朋友了，多挑、多选，早点结婚，让妈早点抱孙子。”
她还拉着我去做了两套西装，只是不断叮嘱裁缝，要宽宽大大，别看起来像小太保。所以我第一天穿西装，同学都问我：“是不是你爸爸的？”
我果然开始交女友，一个个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很挑，不是嫌胖、嫌老，就是嫌矮。她的道理很简单：“妈就胖、就老、就矮，你要是再娶个那样的，有违优生的原则。”直到大二，我带个朗诵队的女生回家，母亲才眼睛一亮。所以，大三下学期，我就带着那女生去法院作了公证。
那次公证，母亲没说什么，她知道媳妇是跟自己家里闹革命嫁给我的。所以她装不知道，只是把两个钻石戒指偷偷塞在媳妇的手上，而后，“她”回“她”家，我回我家。直到由我舅舅出面协调，隔年又演出一场“婚礼”，家里才真正多了那么个人。
然后，又多了一个，而且出生一个月，就睡在奶奶的床上。
母亲很得意，她抱了孙子，每天都推着孙子去看火车。
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很少坐火车。但是从二十岁那年起，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
金山街的小木楼，公家又要改建，逼着我们母子迁出。
楼下孙太太，因为还在职，早早就由公家安排，搬走了。房子空掉，有些附近的人，都来拆即将不用的门窗。
我们不能搬，因为公家没安排；最后有了安排，则是长安东路铁道旁的仓库。
那是违建区，门前没有水沟，屋后杂草丛生，紧接着便是铁道。基隆线的火车，隔一下就过一班，又在那里的“华山站”接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母亲不愿去，再一次演出“静住抗争”。只是这一次，父亲生前的老同事都退休了，新一辈比较有魄力，他们动用怪手，先拆掉了小楼的半边。
楼歪了，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旁的仓库。
仓库里没有厨房，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搭了些石棉瓦当作厨房兼浴室。搬去一年多，儿子刘轩就出生了，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一手在厨房炒菜。
我们的冰箱是买来的二手货，上面摆了一个十三吋的黑白小电视，每天，吃饭，大家仰着脸看电视新闻。隔一年，他们则仰着脸看我在电视里播新闻。
家里的经济改善了，一方面因为我进入“中视”新闻部，一方面因为《萤窗小语》的畅销。我们常一家人坐在一起看邮拨单、写信封、装书、寄书。儿子小，不能写，就负责打钉书钉。
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她很迷信，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生。
她的脾气改了，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她艺术的品位也提高了，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
“别以为妈土，妈以前只是没心情。”母亲说。
以前过年时候，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现在则不再拜年，她说：“六十九了，人家该给我拜年了。”
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我为她摆了三桌。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她说：“过完四十生日，逃到台湾；过完五十大寿，死了丈夫。过生日，过怕了。”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为我选料，作了一件丝绵袍，又把父亲生前穿的，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老羊皮背心补一补，交给我。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虽然不是农家出身，但是有院子，她自己学会种菜。又常看邻居的花漂亮，就偷掐人家的种子。她最喜欢种番茄、大黄瓜和金盏菊，也爱蹲在地上摘四季豆。我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总看见一个白白的头，在绿叶间穿梭。
她也依然是孙子的守护神。常在孙子看电视的时候，过去小声提醒：“孙子啊！不要看啦！你老子要发脾气啦！”
因为她的耳朵背，自以为小声说的话，其实很响，早传到我的书房，于是冲出去训儿子。
每次我训孩子，母亲都阻拦，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是亲生的，要不是亲生，人家非说你是虐待孩子不可。”不过，跟着她又会改口：“不是亲生的，都比你这亲生的还疼。”有一天，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对孙子献宝：“瞧！奶奶肚子上这么长的刀疤，都是生你爸爸的时候割的，作女人，就是生孩子可怜。所以，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妈。”最妙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饭，太太开玩笑打了我一下，母亲突然出手，狠狠打了孙子一记。孙子大吃一惊：“奶奶为什么打我？”
“你妈妈打我儿子，我就打她儿子。”母亲笑道。
大家都说独子的寡母难处，婚前，我太太也曾经害怕。说：“有一天我们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妈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但是几十年下来，她们却处得比母女还亲。
在我记忆中，她们婆媳虽有小摩擦，但不曾争执。有一天，母亲跟我不高兴，说：“你孝顺，你孝顺，哪次看病不是薇薇开车？”她说的是真话。
我的妻也常说她跟婆婆在一起的日子，远超过跟自己的亲娘。
母亲确实是疼媳妇的，她总当着媳妇面袒护我，又背着媳妇骂我，她骂得很有技巧：“不是妈说你，也不是妈偏她，你确实不对……”
当然，随着孙女的诞生、岳父母同住，以及我工作上的忙碌，母亲跟我独处的时间愈来愈少了。她常在我种花的时候，迈着“解放小脚”、拄着拐杖到我旁边，小声咕哝：“儿啊！咱们好久没说说私密话了。”有一次说着说着，她哭了：“你知道吗？妈心里好寂寞。”
母亲确实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尤其冬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吃完饭，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常坐在我旁边，大声问电视里说的是什么。我为她翻译几句，她又会摇摇头，说听不懂，不如看报，回房间了。所幸有我岳母，总凑着她的耳朵“喊”各种新闻。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老太太，常挽着手，过马路，到家对面的公园去看海。
母亲也常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子上看海、看人钓鱼。有一次，她站到码头边上，很久，有个年轻人一直守在旁边，以为她要寻短。也有一次，一个人钓到条大鱼，送给她，母亲就两手攥着鱼，小心翼翼地拿回家。到家，才发现鱼已经被她捏死了。
所幸，我的书房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我常一边写作，一边听她房里的声音，卡啦卡啦，她是不是又在吃糖果？叮叮当当，她是不是又在搅芝麻糊？我常劝她别吃太多甜食，她却回答：“吃胖着点，给你作面子啊。”又说：“宁愿撑死，也别饿死，九十了，活够本了，死也值得了。”
母亲的九十大寿，我们又摆了两桌。全是亲戚和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她的朋友都凋零了，剩下两三个，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拨个电话，彼此问：“你还活着吗？”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从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很久。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了。每次出门，好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在深坑的松柏墓园，我早为母亲的百年作了准备。母亲也去看过两次，十分满意红色花岗石和金色十字架的设计。
但是，就在去年，她四月中风的前几天，母亲突然对我说：“死了，我不要住到深坑的山上去，多冷！回家又不方便，要看看你们，还得坐飞机。”
“不要说这个好不好？”我对她笑笑，“医生说你能活一百岁。如果你真不愿意上山，我就在家附近找块地，给你百年之后住，好不好？”
今天，二月十八日，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是心脏衰竭离开的，像是睡着了，睡到另一个世界。我带着妻，在她床前下跪，磕了三个头。如同她活的时候，我摸摸她的白发，亲亲她的额头，又亲亲她的脸颊。她的头发仍是我熟悉的味道，她的脸颊还那么光滑，只是已经冰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即使您在我高二那年，哭着对我说了那个秘密，我仍然坚信您是我生身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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