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剑剑鞘:抨击张爱玲表明王蒙脱离了红学研究的魔道

“张爱玲曾说要是没有发生过的事，她还是写不了的，只能写发生过的事。这个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天真了一点？”2009年9月25日，在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组委会组织的“中国作家北大行·王蒙演讲会”上，对于当下许多读者狂热追捧已故作家张爱玲作品及其本人，王蒙颇为不解，声称自己曾下决心去读张爱玲的作品，却无法认真读下去，“与其读她的作品，还不如去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王蒙的这番话让笔者觉得甚是欣慰，近一年来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可以落地。我觉得他的这番讲话，不仅是纠正了去年的错误说法，更像是他脱离了红学研究的魔道，有重回研著正常轨道的迹象。由此，我期待着迎接他写作史上的又一个春天。

去年7月8日，在他的新书《不奴隶毋宁死》的发布会上他说《红楼梦》写少女琐屑心理口角，如此细腻，如此不隔，如此真切，这比写黛玉的苦恋、宝钗的应世、凤姐的威风与才能还惊人。曹雪芹写这些女性间的鸡零狗碎，女而又女，一女到底，却是任何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他认为曹雪芹对女性的认同，是钻到女人肠子里去的体贴与满足。由此他认为曹雪芹有同性恋倾向。言下之意，曹雪芹之所以写出《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是亲身经历，用身体写作的结果。

著作等身的作家王蒙说出这番话来很是令人诧异，就像今日王蒙对张爱玲所说“只能写发生过的事”一样感到“天真”。难道《西游记》、《变形记》、《聊斋志异》的作者都是妖魔鬼怪？当时我就发表署名文章质问他“那些写言情小说，作品里刻画饱受爱情变故，最终心理变态的作家现实生活中都是变态狂？那些写犯罪推理小说，作品里构列犯罪分子蜕化过程、心理活动的作家现实生活中都是犯罪分子？那些写反腐小说，作品里描述腐败分子堕落轨迹，心态变化的作家现实生活中都是腐败分子？那些写战争小说，作品里控诉侵略分子奸淫掳掠，烧杀抢光的作家现实生活中就是战争犯？”批评他江郎才尽，不甘隐退，老来抓狂，发疯恶搞，并祈望他把文学当作一份谨慎的事业，正正经经的从事，善始善终。

也许这位文学大师当时正在气头上，当时并没有接受笔者的好劝。在几天后，也就是2008年7月14日，接受了《广州日报》的专访，用一个整版的来回应我。他认为曹雪芹写女性有一种高度的自我认同，有一种绝对的女性的零距离的琐屑。不仅如此，他认为贾宝玉与秦钟、薛蟠、贾琏，都是双性恋者，因此再次语出惊人“曹雪芹是双性恋！”对于笔者的批评，王蒙放言“还管谁说什么吗？”“早在21年前就有人宣布我已过时了，其后又被个别人屡屡宣布……可惜的是，那些说者，近年已经销声匿迹了，比被说者更快些。”

文学大师的固执己见，让我觉得他已经走火入魔。只好再次撰文《从同性恋到双性恋王蒙研究红学走火入魔》，提醒他在封建礼仪的严酷约束下、性观念空前的禁锢下，因家庭变故，家境清贫，举家食粥，以至入葬费用都由好友资助的曹雪芹，没有心思去用身体写作，也没有精力去琢磨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乐趣。这种不考虑作者生存状况的红学研究，不管下了多大力气，找了多少资料，用了多少时间，成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力劝其走出红学研究的魔道，写出更加优秀作品，真正成为塑造人的一代大家。

当时，文章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但是王蒙没有回应。对此，笔者心里一直忐忑，害怕自己的善意变成了害人的利器，引发大师生理或心理疾病，耽误了研究、写作。因为在文坛，一些被批评的名人，总是认为别人在“毁”他，而认识不到这种善意的批评，是完善细节，提升人格魅力的一种力量，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认为攻击名人是一种道德缺失，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心情狂躁，心跳加快，血压上升，特殊情况，难保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如今看来，笔者的担心倒是多余的，最起码，王蒙在公开场合暗暗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说法，就证明了我所劝有获。

言由心生。王蒙此番抨击张爱玲的话语，让我看到了一个文学大师写作观念的回归。小说毕竟不是纪实文学，在文学史上，所有经典的小说，都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要求作者在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发挥想象，通过想象力，完善故事情节，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教育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这样的文学常识，常常被一些所谓的作家抛弃，提出写作必须用身体，并积极践行。于是，便有了妓女作家，大便诗人，不仅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而且还降低了大众的审美情趣，败坏了社会风气。王蒙对张爱玲的抨击，更是对这些现实社会中的垃圾作家的当头棒喝。

现在的社会生活、现实矛盾，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作家们不可能对生活中故事的强度、曲折性，一一经历或验证。只有大胆想象，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去展示细节，完成一系列的复杂情节。再次祈望脱离了思想观念禁锢的王蒙作家，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创出做更多引人入胜的优秀作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