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寻“根”记

去年４月下旬，我又回到了故乡常熟。从我母亲过世以后，回来的次数少了，这次已隔了６年多，故乡大大变样了。我已年近八旬，按常理会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这次住了７天，除了会见亲朋好友外，更多的时间是在“寻根”。　　

当然，我的寻“根”与海外赤子归家寻根不同，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根”究属哪里……过去一直自以为尚有时间，不着急“寻根”，而此番确也感到了年龄的压力，于是想着要去仔细“寻查”—番，并且拍摄了一些照片（恐怕即使我有幸还能再来，家乡面貌不定又发生变化了）。

家乡常熟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我在寻觅“祖根”所在地南门外时，发现这里可能因僻远市区的缘故，“旧貌变新颜”不是很明显。我家祖籍系常熟城西北约２０公里处的王庄。最早那是个小村子，村上人大多姓王而称“王庄”。但从我记事起，姓王的人陆续流散走了，王庄再也不是“王族大姓”了。我自生下就未见过祖父的面，听说他原来是做“常熟土布”生意的，在太平军打到江苏之后发了一些财，就在南门外“接官亭”买了一所大房子，全家搬到城里来住了。我从前到城里上学，每天往返总马桥、摇手湾、上塘街……祖籍老宅共有五进，父辈兄弟五人各家一进；父亲在我３岁时就过世了，我从小与祖母、母亲生活在一起。

老宅正门对着“接官亭”（亭已坍毁），我记得那里两边都盖有房屋，—条小巷直达石驳岸码头（那是开往无锡航班的码头），我小时候能熟背码头招牌上写着的停靠镇（村）名称，后来公路交通发达了，轮渡航班“自然淘汰”了。现今我看到那码头还在，但附近人家都已装上自来水，不像我们过去家里饮用水，全靠雇人专门到码头挑水。我家老宅是在抗战期间被日寇烧毁的，“遗址”今已难访，昔日的石子路面今已成为水泥街道，原先两旁的店铺大部分已经变成住家，依稀还能辨出当年一家蓝印土布染坊的痕迹，好像旁边是一家人称“豆腐西施”女老板开的豆腐作坊。

寻访途中，我巧遇了一位退休中学老师，他热心指点说“不远处那座四层居民楼即是当年王宅原址”，他印象中的“王宅”是很进深的，大厅里还有一台消防“木水龙”，凡遇附近住家失火，邻人都会来抬“木水龙”去救火。我有些吃惊，这人怎么对我家这么“熟悉”呀，遂细问他家父辈姓名，原来其父即是曾住我家隔壁的尤家那位当小学老师的大哥哥。退休老师告诉我，说王家老宅烧毁后，临街的部分空地，一直被酱园用来“晒酱”的，建国后才盖起了居民楼房。

我记得初小先是读的南明慧小学（教会学校，大多数是苏州来的女老师），后因教会经费拮据而停办；高小时转到离家较近的义庄弄东吴小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美国牧师施密特，他的中国话讲得相当出色，好像就住在北门内的一幢小洋房里，他是当年常熟人老小熟悉的“第—个外国人”。施密特不每天到学校，校务工作一般都由一位姓谢的教导主任负责；施密特只在每个星期日上午来，在挂着大十字架的礼堂里主持“礼拜”，参加“礼拜”的除了学校信教的师生以外，还有住在附近的教徒市民。抗战爆发以后，施密特回美国去了，学校从此停办了。听人说，解放后施密特的儿子曾经根据父亲的遗愿，到中国常熟来访问过一趟。

常熟王庄是个小镇，镇民中不少子弟都曾在上海、苏州念高中，上大学。抗战时期，有部分进步学生回家乡组织“抗敌后援会”，推举镇上乡绅名士担任正副会长，并成立了“职工会”“农民会”“青年会”等等，甚至把我们小学生也组成“小先生”，深入农民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参加歌咏演出。我接受“革命教育”就是从“小先生”开始的。

当年的“后援会”负责人是２１岁的暨南大学化学系学生鲍志椿。鲍氏与我家是远亲，论辈分我还长一辈呢，难怪他总是唤我“平叔”。鲍志椿是遗腹子，其母守寡含辛茹苦将他养大成人非常不易。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只觉得他热心公益活动，待人也和蔼可亲。鲍家有很多书籍，除了化学物理之外，还有不少文艺书籍与杂志，鲍志椿时常借我阅读一些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以及俄罗斯早期文学作品。每逢“小先生”开会，鲍志椿就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日寇侵略中华的罪行，讲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后在苏南各地（含常熟）沦陷后，母亲带我逃难到了安徽，从此我与他再也没有联系了。听说他于１９３８年初到了上海租界，先在难民收容所工作，动员不少难民赴皖南参加新四军队伍。１９３９年秋，他调任苏北新四军某团政治处主任，多次参加战斗；１９４４年３月担任启东县委书记和警卫团政委，直至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３０岁，牺牲时离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仅有８个月，甚感痛惜。

以前常熟没有高中和大学，我们一般读完初中，就到苏州上高中，到上海或南京读大学。我们王家堂兄弟姐妹很多，喜爱文学的也多，每逢寒暑假期，堂兄姐妹会带回许多文艺书籍和期刊，介绍我读“容易懂，有兴趣”的这本或那本，我大概在小学阶段，就已拜读了鲁迅、巴金、茅盾、朱自清、冰心、叶圣陶、张天翼、艾芜、沙汀、肖军、叶紫等人著作，还有翻译小说如《爱的教育》《鲁宾逊飘流记》《金银岛》……我有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表伯父，专门为我订阅《儿童世界》等期刊，进初中后又增订了《中学生》杂志；而我自己也订阅了类似《文学》《文丛》等刊物。那一时期，我每天下午的最大“注意力”，就是到对门粮店去查看邮差放在藤匾筐里寄自上海的各种期刊。

从小阅读各种书籍，为我日后成长与发展奠定了文学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陪同外宾访问上海，一天在作家柯灵先生家吃晚饭，当时文学前辈巴金先生也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巴老，我对他说，“我从小就读你的书籍，读过许多老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我是读着你们的书籍参加革命的。”其实与我同时代有不少人，都是这样通过阅读进步书籍而参加革命的，偶尔相聚交流时，大家都深有感触的。

日寇侵略我国时期，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有一天，当我走进课堂时，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毋忘国耻”四个大字。任课的谢老师激愤地对我们说：今天不上课本内容，给你们讲讲“九·一八日本入侵我国东三省事变”。课后，老师给我们分发了油印好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要求我们大家阅读这篇小说。１９３７年７月，我第一次参加了学校联合组织的大游行，反对日军侵华发动卢沟桥事变，学校还成立了歌咏队，上街发动募捐，支援前方将士；此后不久，从上海黄浦滩头传来了日寇侵略者的隆隆炮声……记得我小学毕业进“孝友初中”时，每星期一早上全体学生都会聚集在礼堂里做“纪念周”，校长或教导主任训话都会提及“国耻日”，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忘记。

１９３８年夏天，我母亲下了最大决心把我送到上海租界去读书，从此我就离开了故乡，虽然学校寒暑假不时也回来，但不再是“常住”了。到上海不久，我的一位在“难民所”工作的堂姐，介绍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一年多以后，我的另一位堂姐也去了苏北解放区。从苏州到上海读高中期间，班上常有同学或去“内地”或去“解放区”，特别１９４０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去内地和解放区的学生与老师就日益增多，我也从那时起离开家乡更远了，在我面前展开的是另一个崭新的世界。

建国以后，家乡常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每趟回常熟，都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而欣慰。此次回乡“寻根”，短短几天又让我对家乡有了新的感知，故乡小镇人口不多，但不同时期参加革命的“人物”不少，有建国前为国捐躯的英烈，有建国后的将军、部长、省长，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家乡引优秀儿女为骄傲，而我则难忘自己是在老家接受了革命的第一课。

这趟回乡寻“根”中，我专程走访了原址在小弄堂里的母校（义庄弄小学），学校的规模已经比过去扩大了好多倍，盖起了一座四层的教学楼（似乎把原先学校背后的京门大戏院也“吃掉”了），学校大门开到了大街上。我那天去时，操场上正进行篮球比赛，周遭谁也没注意到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老校友。在寻访到“孝友中学”时，我发现部分旧房至今尚在，有人告诉我说，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又恢复了原校名，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承蒙母校厚爱，仍将我的名字忝列“校友名录”之中。（照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