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网络推广招聘:基辛格:毛泽东是异常强大的哲学之王

    亨利基辛格有关中国的书刚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书中他披露了1971年的秘密访华，并建议打造一个连结美国和中国的“太平洋共同体”。

    亨利基辛格，1969年至1973年美国安全顾问

    时代报：基辛格博士，四十年前，您的中国之行是秘密的。您当时是带着什么样的期待降落在北京的？

    亨利基辛格：我不知道在北京会发生什么。我就知道，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件，也有可能会导致全新的国际政策。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不清楚的。我们跟中国政府没有过任何联系。当时组织这次见面时我们只掌握一些秘密信息。那些从中国人那边传过来得少量的、似乎很哲学的提示，我们几乎是没有理解的。

    时代报：是什么提示呢？

    亨利基辛格：六十年代，毛接受过美国记者斯诺的两次采访。这两次采访的意义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因为斯诺被人们看做是共产主义的鼓吹者。1970年斯诺对毛的采访也没有被我们所认知，但是当时已经有其他联系了，比如通过巴基斯坦。不管怎么样，理查德尼克松和我决定跟中国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时代报：您两个中是谁先发起的呢？是尼克松还是您？

    亨利基辛格：尼克松和我是1968年认识的，在他竞选总统前我们基本不认识。我只是见过他一次，不到五分钟，那次是Claire Booth Luce在自己公寓举办的圣诞节派对。尼克松在1967年时，在Foreign Affairs上发文呼吁跟中国取得联系。我当时给尼尔逊洛克菲勒写政策文件，我是他的外交顾问，并且他是尼克松在共和党人中最为著名的对手，我写的这些文件多多少少跟尼克松发表的文章有相同的观点。尽管如此，尼克松当上了总统。他自己就可以跟中国对话，不是我，我是他的安全顾问。

    时代报：当时外交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亨利基辛格：毛时代的中国人是无所畏惧的，在朝鲜整个世界都领教了中国人的强悍。1969年，中国人和苏联在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有过交火。我们开始并没不认为这件事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我们想，中国人肯定在意识形态上、军事上，更具有攻击性。稀奇的是，苏联人很详细地告诉了我们发生的一切。

    时代报：是谁告诉您的呢？Dobrynin大使吗？

    亨利基辛格：Dobrynin来过两三次，告诉我情况。这对苏联人来说是不寻常的，尤其是事件涉及到的时候。我让人们制作了地图，并把乌苏里江发生的事情标出来。我请一名Rand Corporation的专家Allen Whiting给我解释那副地图。他认为，事件都是在苏联军事基地发生的，距离中国军事基地甚远。这意味着：是苏联人发起了攻击。但是Whiting搞错了。毛的魄力勇气让所有人震惊，冲突事件确确实实是由中国人故意发起的，并且中国人占了上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苏联陷入震惊，而且由此来阻止一系列的由苏联挑起的边境冲突。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一瞬间苏联就被毛泽东的强硬弄得手足无措 颜面扫地，而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我们都无法做到的。

    时代报：当时的世界离战争有多远？

    亨利基辛格：俄罗斯人咨询了二线的人，如果他们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发生什么。尼克松和我都认为这不太可能发生。在我现在看来，危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国人提高了警报程度。毛曾经一度命令所有顶级人物离开北京。只有周恩来总理可以留在首都。那是1969年九月、十月。

    时代报：尼克松和您对于当时情况的评价是一致的吗？

    亨利基辛格：是的，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您就不能把我们的立场分开了。我发起了访华的计划。如果当时不是我，而是其他安全顾问来做这件事，尼克松肯定也是期待他做出和我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我不想留下任何让别人以为我在促使尼克松做某件事的印象。我们是一同决定要跟中国人对话的。

    时代报：您有一次写道，访华是您一生中“最影响深远的旅行”。

    亨利基辛格：那次旅行确实影响深远，因为它引起了冷战政策的原则上的延缓。它被认为是对话的开始——它确实也是。但是它却不仅仅是对话的开始：它让联盟反转了。这次旅行后中国开始朝着美国事实盟友的方向移动。

    时代报：您跟周恩来还有毛会谈时，气氛如何呢？

    亨利基辛格：我第一次访华是并没有见到毛。我担心的就是跟毛见面。

    时代报：为什么呢？

    亨利基辛格：因为我知道尼克松想亲自跟他见。但是毛给了指示，如果我请求跟毛见面，则立即批准。我肯定是当时在北京的唯一的竭力避免与毛见面的访问者。

    时代报：这对您来说肯定是很难的！

    亨利基辛格：在分享总统桂冠的问题上，尼克松是很大方的。但是如果那样，我就过分了。他想第一个与毛见面。周恩来是我最重要的会谈伙伴。后来我还是见了毛。见面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去读一下我跟周恩来会面的会议记录，您会注意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大学教授在谈论外交政策，在尼克松访华时，我们的谈话才结束。周极有风度，有宰相之风，高度睿智，而且似乎有无限的耐心。毛就像神一样是哲学之王。他的谈话像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他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要对方做出评价。但一旦他觉得，对方想为自己获取不合理的好处，他会毫不犹豫的以同样毫无顾忌的方式进行反对，就像他之前毫无顾忌的支持某人一样。

    时代报：官员和哲学之王——不管怎么样，周和毛要对好几百万人的死亡负责。

    亨利基辛格：这是正确的，绝对正确。这我也有写过。毛得对几千万人的生命负责。在书中我只是想描述我们的会谈和他们两个人的谈吐。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时代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您的一个前任，外交部长John Foster Dulles还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美国和中国当时的敌对程度比跟苏联的敌对程度还要大。

    亨利基辛格：中国的共产党人们搞垮了美国的一个朋友蒋介石而上台。所以美国当时有很强大的反华议会外活动集团。但是我非常相信，如果Dulles当年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也会尝试走我们的路。

    时代报：尼克松是根深蒂固的反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他去北京的时候，共和党右翼没有把他在空中干掉？

    亨利基辛格：恰恰是因为如此！恰恰是因为共和党右翼认为他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他展示了访华之行的战略重要性，那是反对苏联的一招棋。但是尼克松也跟前总统Woodrow Wilson有相同之处。他和我一样，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核战争的危险笼罩在文明之上。所以他相信，我们的中国政策是符合人类利益的。此外，他也想展示给美国人，他的政府致力于和平计划——跨过当时还一直在折腾着的越南战争……

    时代报：您在访问中国时也跟邓小平会谈过。毛跟邓，谁改变中国多一些呢？

    亨利基辛格：毛是一个强大的，几乎是异常大的革命家，无人能与之相比。邓被人们认为是由于他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重新恢复正常。

    时代报：邓在中国搞了改革开放。政治上他的作为并不多。长远地看，没有民主，可以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吗？

    亨利基辛格：中国会给出答案的。我认为，不存在没有多元论的经济。这话的意思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这是否必须是西方的民主模式，或者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民主形式，另外，西方是否要检查一下自己民主中的某些元素。我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