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秀恩爱广场舞视频:《我与丁玲五十年》（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1:51:04
（五）我把我和丁玲的关系如实告诉了席萍，并和席萍结婚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文革”时关在“牛棚”里，有人劝我说，老丁已经定性了，你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头，何必还守着她呢？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反封建的战士。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
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有一个陶行知学校的学生，是搞戏剧的，也会变魔术，他也有类似感觉。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8年时，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
明日请看：和席萍离婚，和丁玲结婚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文革”时关在“牛棚”里，有人劝我说，老丁已经定性了，你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头，何必还守着她呢？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反封建的战士。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
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有一个陶行知学校的学生，是搞戏剧的，也会变魔术，他也有类似感觉。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8年时，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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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我评价一下“十年”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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