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建筑:大汉奸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

据汪精卫日记载，当时的他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四处“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蒋介石的所谓“和平工作”。因此，他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东京……几乎忘我地为日本人卖命，终于在1943 年11月9日从日本东京返回南京后病情加重，不得不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日本医生来南京。

当时，汪精卫甚至怀疑自己已经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于是便佯称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帮助确诊一下。东条英机遂决定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等人从速前往南京。
　　黑川利雄博士接到命令后，立即便与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一些必要的医疗检查器械来到了南京。据汪精卫日记载，11月18日，黑川对汪进行了第一次医学体检，21日作了第二次体检；24日晚，汪精卫宴请了黑川等人，为其饯行。
　　据黑川利雄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对汪精卫进行医学检查，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此后，汪精卫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宴桃井中将等”；12月11日的日记又有“桃井、后藤两军医”的记载。所谓桃井中将，即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后藤即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长后藤镣枝。随后不久，由桃井直干与后藤镣枝两人为汪精卫施行手术取出了其体内残留的子弹。

据载，手术开始时，黑川认为汪精卫背部的子弹还是不取出为好，但汪精卫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桃井与后藤诊治。况且黑川是内科专家，桃井和后藤在骨科上应有更大的发言权。

12月15日，在他们两人与汪精卫会晤后的，汪精卫当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施行手术取出子弹，并把手术时间定为19日上午。
　　据说，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瘫致残。但当时不得不做如此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精卫在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第二天上午10时，汪精卫即出院“回北极阁疗养”。
　　在汪精卫接受手术时，汪伪政府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也都在上海。两人是在第二天下午和晚间分别返抵南京的。据周佛海20日日记所记，他一到家便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知汪先生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随后，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决定：在汪精卫治疗时期，汪伪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行；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汪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汪伪行政院事务、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行。 

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疗治”，不在南京。汪在北极阁疗养期间，桃井和后藤两人每天必往检查伤口。伪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除陈公博、周佛海外，还有汪伪参谋总长鲍文樾、汪伪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汪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前往探望。

据周佛海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汪精卫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

12月31日，汪精卫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精卫还下楼“与亲友度除夕”。

1944年元旦，汪精卫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等汉奸论调。元旦当日，他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各位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由此说明，汪精卫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1944年1月9日，汪精卫在出席了汪伪政府召开的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后，感到身体不适，体温随之不断升高。此后，汪精卫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久查不明，被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等所致。汪精卫不得不停止政务活动卧床休养。

1月21日，汪精卫手术创口感到奇痛难忍。25日，他勉强起床与家人合影照了一张相。汪精卫随后不仅高烧不止，而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甚至连简单的日记也不得不停止了。　　 

日本医生桃井及后藤两人对汪精卫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

据黑川回忆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医学名称为“多发性骨髓肿病”。

黑川提出将汪精卫移送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还建议此前先请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来南京再作一次检查。斋藤真于3月1日飞抵南京对汪精卫进行了检查，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精卫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月3日上午，汪精卫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南京明故宫机场，被人抬着登上日本“海鹣”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悌、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汪伪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人。
　　汪精卫抵达日本名古屋后，经日本各科著名医师会诊，一致认为，汪精卫因子弹留存体内时间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症。次日，由斋藤真教授主刀施行“推弓切除术”。据说，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汪精卫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状态。手术结束时，汪连连向医务人员致谢。院方将切除的骨片与血液进行化验，证明诊断正确，确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据记载，汪精卫手术后，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了周到安排，专门成立了治疗小组和助手团。主治医生除斋藤真、黑川利雄外，还有整形外科专家、东京帝大教授高木宽治；名古屋帝大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胜诏精臧。另外还有名古屋帝大教授兼医学专门部部长田春村吉及教授三矢晨雄等放射科专家参加治疗小组。助手团则由名古屋帝大助教授户田博、医学部教授上田文雄以及太田元治、中泽由也等人组成。可以说是集中了日本医学界最高权威。医生们每日轮流为汪诊察三次，夜里一律住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流值班。
　　据记载，汪精卫在手术后第四天，健康状况开始恢复，腹部以下渐能活动，但此后病况时好时坏。8月初，病情一度极为严重。后经救治，又趋好转。在此期间，日本院方先后对汪精卫的脊椎骨盘进行过多次X线治疗，使背腰部疼痛减轻。但因卧床过久，身体严重衰弱。

1944年11月初，汪精卫病况进一步恶化。11月10日上午6时，汪精卫的病况剧变，体温高至摄氏40．6度，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渐入昏迷状态。当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呼吸完全停止。

由此可见，大汉奸汪精卫既不是日本人害死的，也不是国民政府军统特务机关派人下毒致死的，更不是江湖郎中出于爱国用有毒膏药毒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