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原始佛教的根本不包括:国共史上著名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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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中国间谍王戴笠的神秘面纱
戴笠将军即是我国民初最优秀的情报人员，是“中国的间谍大师”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也是中国警察系统的创建者，对国家忠心不二，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情报人员像戴笠将军那样为后人所敬仰并吸引大批学者竞相研究。
神秘的戴笠
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烈士，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欠下血债累累，本书作者通过收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细致比较、深入和生动的描述和评析，揭示了当年国民党特务系统活动的内幕。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 “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中国的间谍大师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
戴笠原名戴春风，是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了后改名再考的，黄埔六期学员，据说改名也很有讲究，算命先生算他是双凤朝阳，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纪念贫贱好友，字雨农也是当时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补足水，不过从那之后戴笠也是逐步飞黄腾达了，这是后话，不过戴笠最终也没逃脱在暴雨中暴毙的厄运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军事调查统计局。
护国良将 民族骄傲 -- 戴笠将军
戴笠，字雨农，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自幼倜傥不羁，具组织及领导天才。民国十四年投考黄埔军校，接受军事院校的洗礼。民国十七年後，即只身往来敌前敌後，直接呈报重要消息，与当时的蒋委员长。戴笠将军的情报大军有30万人（正式人员18万），情报系统之强大，珍珠港事变的情报就是戴笠将军最先得知并告诉美国的，中国的情报系统比美国还要迅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领导一百多万人的军统局，军统局不同於德国的褐衫党，也不同於苏俄的格别乌。而是一个爱国忠义的革命秘密团体，在沦陷区诛除奸恶，在大後方除暴安良，整肃汉奸及卖身投靠分子，刺杀汪精卫等。他们曾多次侦破重大犯罪案件，并且运用才智，以温和的手段达成任务，使民众不受惊。戴笠将军随侍蒋中正先生十五年，遇事常能巧妙运用，又对干部爱护照顾，无微不至，其部署都称戴笠将军为老板，对其忠心不二。戴笠将军所创建的“行动技术小组”就是之后政府迁台后那只由李克炼主导的深具传奇色彩的武功队，其队员武功高强飞檐走壁，多次前往敌后执行任务制裁汉奸（著名演员李立群早年就曾加入但不久就被淘汰）。民国三十五年，戴笠将军乘坐飞机失事殉职时，朝野哀悼不已。
蒋中正先生以元首身份，主持公祭，赐赠“碧血千秋”四字匾额，以表彰这一代奇人。
杀人魔王
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志士，欠下累累血债，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
总干事杨杏佛遭“黑枪”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江西清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
杨杏佛视察完北平的监押所后，到华北各地发表演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里的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搞得沸沸扬扬。
同年
戴笠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生活特点、行动规律和来往人员的情况非常仔细地作了调查并制订了行动方案。在得到蒋介石首肯后，戴笠当天乘车赶到上海。
戴笠确定
戴笠在正式实施暗杀杨杏佛行动前，让
第二天，
策划“撞伤”宋庆龄
杨杏佛死后，宋庆龄仍然积极参与主持“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忍无可忍之后，要戴笠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按蒋的意图，戴笠曾考虑暗杀宋庆龄，但由于宋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不敢轻易动手。因此改为采用恐吓的手法。除派特务每天监视外，还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的身边，后来又用“美男计”勾引宋庆龄的女佣人，均未奏效。于是，戴笠准备用汽车将宋庆龄撞成重伤以达到教训的目的。并让沈醉按计划进行了反复的操练。当戴笠在实施此计划前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心：万一撞车时控制不好将宋庆龄撞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蒋介石对戴笠所说的担心经过思量后，觉得是有道理。就这样，蒋介石取消了“给宋庆龄一点颜色看看”的念头。
追杀报业巨子史量才
史量才是江苏江宁人，是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的总经理。
四天后，当宋庆龄为被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秘密枪杀的邓演达悲愤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后，史量才首先将此文在《申报》上全文刊登，蒋介石对此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拉拢过史量才,他不但对此置之不理，并且还在所办的《申报》上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怒，蒋介石对此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被禁三十多天后才和读者见面。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使史量才改变原有的办报原则，他大胆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对《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进行了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达夫等人大量的评论及杂文。特别是鲁迅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对当局含沙射影的杂文，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国民党当局给史量才施压，要其撤换副刊负责人黎烈文,史量才不肯,黎烈文自行离开。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被宋庆龄推荐为“同盟”的执行委员。此后，史量才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在《申报》上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和活动情况。特别是“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杀后，《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报道中，充满了社会民众的愤慨和死者亲属血和泪的控诉。史量才这样做使蒋介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决心要杀史量才的原因，是戴笠提供的情报。这份情报的内容是：“……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管的《申报》等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言论，完全是为共产党张目。另据查，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此事我们正在进一步查证……”早就有除掉史量才念头的蒋介石，见此情报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不要再核查了，对史量才密裁具报。
戴笠又一次去上海布置暗杀史量才的行动。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仍然是刺杀杨杏佛的那帮人，行动组负责人依然是
因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的报馆都在租界内，戴笠原准备在租界内动手，后由于由于多种原因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方案，另外再寻找动手的地点。也就在这时，行动组的人员通过史量才汽车司机的口里得知史量才有时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休憩。于是，戴笠指示
戴笠原来打算在“秋水山庄”附近动手刺杀史量才，后考虑到如果把史量才杀害于杭州市区，杭州警察局就无法推卸破案的责任，而杭州警察局局长又是他戴笠的人，最后决定等史量才回上海时在沪杭公路上拦截杀人，并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翁家埠作为阻击点。
此时的史量才已在“秋水山庄”住了一月有余，他的心牵挂着《申报》，《申报》的总编换成蒋介石的人后，他的心始终放不下。
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史量才动身了。车里除了史量才和沈秋水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内侄女沈丽娟等人。当汽车开上沪杭公路不久，忽然见有辆老式的别克敞篷车挡在公路的中央，有几个人围着那车好像在检查着什么。当史量才的车缓慢地靠近这辆别克车时，突然车边上的那些人拔枪向车里射击。史量才拉着儿子打开车门就跑。史量才儿子因跑得快逃脱了戴笠手下人的追杀，而史量才自己因身体太弱跑得慢，慌乱中穿过附近的一间茅屋，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个小水塘。但被追上来的
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时间是
杀害抗日名将吉鸿昌
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到天津后，在共产党的协助下联络了一批下野的军人，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组织，而且还创办了《民族战线》的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蒋介石列入密裁名单。
戴笠把暗杀天津吉鸿昌的事就交给了已是特务处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陈恭澍受命后，与手下的情报组长王文经多次商量后，决定由王文经吸收几名“胆大心细”的行动人员，由他们具体执行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王文经把自己的表兄吕一民拉了近来，吕一民又找到了叔伯侄子吕问友一道参加行动组。
吕一民等化装成小贩，日夜在吉鸿昌住地周围察看情况，伺机动手。吉鸿昌毕竟是从战场上混出来的，当他感到住房周围有异常情况后，就把自己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法租界里的惠中饭店。后又转移到了国民饭店。摆脱了吕一民等人的跟踪。
陈恭澍要吕问友紧紧地盯住任应歧。并说：“只要跟着任应歧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任应歧在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后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任应歧经化装侥幸逃脱。结识吉鸿昌后两边人成为挚友，并一起从事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
吕问友经多日跟踪任应歧后，在国民饭店二楼的四十五号房间发现了吉鸿昌。陈恭澍获悉后，亲自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藏在汽车里指挥行动。陈恭澍下令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四十五号房间执行刺杀任务。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房里打牌的吉鸿昌因一圈牌结束刚好与对面的对换了位置，而且两人衣服颜色穿的刚好也一样。为此，当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屋后误认为吉鸿昌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吉鸿昌，举枪便打。吉鸿昌对面那个人当即中弹死亡，而吉鸿昌被跳弹击中右肩。当两吕欲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急忙上前踢掉了吕一民和吕问友手中的枪。这时，吕一民和吕问友两人慌了手脚，拼命地夺门而逃。此时，早就与陈恭澍他们有预谋在先的法工部局的巡捕听见枪声后，马上冲进四十五号房问：“谁是吉鸿昌？”吉鸿昌毫不犹豫作了回答。巡捕要吉鸿昌到工部局走一趟，后见吉鸿昌身上有伤先让其到医院作了简单的包扎后，与任应歧等人一道被带到了工部局。
四天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从绥远来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用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后把吉鸿昌押解到了天津警察局。经多次审讯后，吉鸿昌又被秘密押送到了北平，并关进了陆军监狱。
戴笠通过其组织对杨杏佛、史量才和吉鸿昌的暗杀，使蒋介石看到了戴笠身上潜在的能力，增加了他对戴笠的信任。
间谍王”戴笠如何起家？
青年时的放浪生活
戴笠7岁时母亲就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在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下他进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只有母亲能完全控制他。
1913年，戴笠从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次年，戴笠结婚了。年轻的新娘是毛秀丛，其父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显然，这桩婚姻有些勉强，起码它没有约束住戴笠，他是个吃喝嫖赌的丈夫。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但在1916年他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 。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后，便回到了浙江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戴笠对赌博的嗜好使他卷入了更深的麻烦。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住，被打得鼻青脸肿。为了保命，戴笠回到杭州，在那里加入了浙江陆军一师。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从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分子的关系去了上海。在那里，经人介绍他认识了青帮头子黄金荣。但对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又一个跑腿的而已。
与杜月笙结拜
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而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年纪轻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后来，戴笠、杜月笙和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成了结拜兄弟，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做“三哥”。
结识蒋介石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
戴笠居然认识了所有这些人，但他被这些革命派当作跑腿的。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原来和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于是他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干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的，于是这个长者对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时，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为“叔叔”了，蒋也就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过了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
不过，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而且谁这么做了往往便会倒大霉 ，可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时，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型、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赌注。
戴笠的成长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已进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其实没有父亲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来自土匪出没的浙江山区、有着显赫家世的戴母，下了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帖耳。后来有许多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只有母亲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相反，他们告诉她，她的儿子代表蒋介石去美国谈判了。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的话，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甚至在1948年毛人凤带领戴笠以前的助手们为她祝80岁大寿时，她也未动声色。次年她便去世了。
赌博成习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因为他会装假充善。其实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就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青年会”的主席；1913年他从文溪高小毕业。次年，戴笠结婚了。婚后的戴笠，仍不改吃喝嫖赌的恶习。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1916年他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回到家乡的戴笠对赌博的嗜好使他卷入了更深的麻烦。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这些年来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显然经常作弊。有一天，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住，被打得鼻青脸肿。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上海，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不过当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又一个跑腿的而已。他在赌场当私人保镖或跑堂，且常常没工可做，总是想法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很轻的戴笠是个“人才”。
后来，戴笠与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和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
遭遇“贵人”
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是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讲起他与胡的结识过程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一队学生由一个年轻的男老师领着走来，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戴笠见了后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
后来有了一次机会，戴笠便去当地的小学感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集资。
当时，戴笠虽然认识了这些人，但却被这些人当作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猜想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称老戴“叔叔”，便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过了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
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而且谁这么做了往往便会倒大霉)，但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的故事，谈他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他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那么快，没有马上在蒋身上下赌注。
中共情报和特工的鼻祖----周恩来
在大家的印象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如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绝对的文职官员。但令人奇怪的是，遵义会议以前，他长期担任的是中央军事部长，军委书记，甚至创建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专门惩奸除霸，这些可都是赫赫武夫才干的事。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犹如一柄刺入敌人心脏的利剑，机智勇敢，神出鬼没，以正义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卓绝斗争，保卫了中共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牵制和消弱了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力量，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正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武学出身名门
看周恩来的资料，果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周总理真的是共产黨内难得一见的“武林高手”！其武术授业恩师竟然是电影《武林志》中的头号大侠“东方旭 ”！“东方旭”是电影中的化名，其原型是足可与津门大侠霍元甲比肩的韩纂侠。在当时的武林中，韩纂侠绰号“玉面虎”，曾拜名震京津的武术家张占魁为师，而张占魁是八卦掌宗师董海川的八大弟子之一，绰号“闪电手”，董海川是晚清武林十大高手头一位。周恩来1913年－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时，除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影响外，对武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韩纂侠正在天津开设武馆，周恩来遂拜韩为师，习学“形意八卦”。韩纂侠曾打败过无数外籍高手，也像霍元甲一样打死过天津擂台的俄国大力士，名震华夏。
如此说来，周恩来的武学渊源很深，晚清第一武林高手董海川是他的祖师爷，另外，韩纂侠又曾拜当时有名的侠客隐士“单刀李”李存义、“应侠”应文天为师，这两位武学泰斗和韩纂侠的第一位授业恩师张占魁也就成了周恩来的师爷。
后孙中山在黄埔开办军校，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韩纂侠则被聘为黄埔学校首席国术教官。师徒再度重逢，自是喜出望外，免不得相互切磋武艺，此时韩纂侠武功纯熟，已成为清末民初七大武林高手之一，和精武大侠霍元甲齐名，周恩来再度学艺，受益终身，而韩纂侠对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十分尊敬，学得不少做人的道理。他曾感慨地说：“翔宇（周恩来）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
指导“特种部队”
所谓“名师出高徒”，有这么深的武学渊源，周恩来本又是非常聪明的人，骨格清奇，悟性很高，周恩来遂成为珙产黨队伍里叱咤风云的“武林高手”，只是他涵养极深，一般情况下深藏不露罢了。
遵义会议前期，周恩来长期担任共产黨军事方面的第一领导者：1924年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6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曾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胜利，领导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周恩来组建了著名的“中央特科”，特科分为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四个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在特科秘密工作学习班上，由周恩来亲自讲授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的基本方法。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没有高强的武功，周恩来怎么会担任特科的首任教师呢？
尤其是行动科，又叫“红队”、“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那真是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之地。这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其主要任务就是惩治叛徒特务首恶，斩断伸向党中央的魔爪，其成员主要由共产黨内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高手”组成，他们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等，武力抢救被列为“红队”的首要训练项目。
周恩来既是课堂上的武术教师，又扮演实践中的“武林高手”角色，常常奋不顾身地亲自指挥红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虎口除奸，先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和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因为当时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所以他的特科行动被称为“伍豪之剑”。
周恩来不愧是武术大家，剑气逼人，他的特科比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厉害百倍，难怪气得蒋介石对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黨就会垮台。”
酒量镇住许世友
在共产黨的队伍里，武功最高的人当属许世友，他的功夫是正宗的少林功夫，老师为云游武僧林子金。传说他在洗脸时，使完的洗脸水不用倒掉，而是由他运足气，猛地朝脸盆里的水拍去一掌，说也奇怪，那一盆水便活了起来，在盆里连转几个圈儿，忽地一下腾空而起，跳出盆外。就这一手，没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是练不出来的。单个交手，没人不怕他，包括他的战友们。
尤其是在酒桌上，许世友得理不让人，不灌趴下几个人他是不肯罢休的。领教过他酒量的一位将军曾扬言，再跟许世友将军喝酒要带一个营的兵士来保驾，当然这是玩笑。但许世友酒桌上独独佩服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许世友领教过周恩来的厉害，两人比酒量时，许世友豪气冲天，一气干完一瓶，周总理不动声色地陪着他干了一瓶。两人喝第二瓶时，许世友勉强喝完，“扑通 ”一声倒地而醉，而周恩来仍是不动声色，打开了第三瓶，一下子震住了许将军。都是“武林高手”，虽未直接过招，但许世友心里明白，在周恩来面前，他甘拜下风。如果由
建国后，周总理日理万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治国才能和外交才华艺压群雄，至于对治国不怎么实用的武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于普通人总认为他是一位文弱书生。或许这就是练武人的最高境界：以德服人吧！
中央特科创始人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的4年间，周恩来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他以高超的智慧、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于秘密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开创者，并写下一篇充满挑战、惊险与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
为了便于伪装，周恩来畜起了长须，代号“胡公”，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为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地下情报组织制定出严格的保密纪律，所有参加者之间彼此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活动的内容必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不可以向包括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
当时党内接头的时候，下级找上级一般很不好找。为什么呢，因为下级大多数都不知道上级的住所，而且按规定也不允许你知道上级的住所。联络的时候往往是单线联络，特别是越级联络。我只能直接知道我上边的接头人。最高的领导人来讲，一般不会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按规定也不允许你越过你的单线联系人再去找他。这就防止一个人除了问题牵连到很多住址的破坏。
当时要求只能是发生竖的关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按陈养山的回忆，他在特科是负责搞情报的，但是党组织叫他搞情报。它属于哪一个部门？领导谁领导好多年，他都不知道。后来他才知道，党中央有个特科，它实际上工作的地点是特科。据他讲他是八年之后他才知道，但是他那个时候也能见到周恩来。他也担负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所为之工作的这个机构的名称，他都不知道。
创建特科
早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注意并开展政治保卫工作。为了培养政治保卫干部，1926年9月，党中央派遣顾顺章和陈赓等去苏联学习政保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的需要，1927年5月，由周恩来主持在武汉成立特务工作处，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这是中共中央最早设立的政治保卫机构，当时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王一飞任秘书长，聂荣臻任参谋长。特务工作处在当时的国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汪精卫参加郑州会议，蒋介石、冯玉祥徐州密谈等重要情报都是特务工作处事先获得的。
1927年9月以后，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至上海。11月9、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此后，周恩来主持设计，对中共中央政治机构进行调整，将“特务工作处”扩建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
中央特科建立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健全其组织机构，至1929年特科已臻完备。特科逐渐建立起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各科各司其责：总务科成立得最早，科长是洪扬生，顾顺章事件后由欧阳钦担任。该科的工作非常琐碎，但又极其重要。它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议，营救被捕同志和组织安抚事宜。情报科长为陈赓，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了解敌人的动身，还筹款等。行动科约建立于1928年4月，科长初为顾顺章，后由谭余保担任，任务是严惩叛徒特务首恶。交通科又称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增设，科长李强、张沈川，任务是尽快研制无线电台，为红军和党的白区工作装上现代化的“飞翼”。中央特科的体制十分精干，有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周恩来既是特科的总决策者，又是实际负责人。
中共“六大”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特科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了培养政保干部，1928年春，中央在上海举办秘密工作学习班，由周恩来亲自讲授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的基本方法。由于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已了解中共秘密活动的一些方法，因此，
周恩来对秘密工作的贡献
特科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展开了惊险而又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
第一、周密部署，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
1927年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后，为掩护地下工作，急需租房设立各种机构。但租房要有“殷实店铺”作保，因此，中央一开始租房比较困难。这时，周恩来指示洪扬生等人，千方百计寻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努力，特一科逐步设立三个店铺：第一个是劳合路（今六合路）泰亨源水电行，洪扬生与老板张义安攀上了“表兄”关系（1931年武定路中共机关被破坏后，张义安因此被捕，几乎倾家荡产）；第二个是北四川路三民照相馆，经理是范渔人，思想进步，经常为特科购买武器，传递密件；第三个是李瑞生开设的布店，李的住处威海卫路永吉里，也成了党中央的接头地点。有了这三个殷实铺户作保，特一科便在上海各处租房赁屋，建立了秘密工作网点。
据李维汉回忆，党中央迁到上海以后，相当多的机关在公共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中共中央的机关一般设在上海的沪中区，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南市）。其中规模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共有200人左右，他们分住在几十个居住点里。威海卫路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由共产党员贺诚、柯麟创办，他俩奉周恩来命令化名贺雨生、柯达文开业行医，晚上周恩来、李立三等经常来此碰头。浙江中路112号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戈登路（今江宁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幢房屋，是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阅文件的地方。政治局的办公地点设在云南路447号（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楼上，楼下是二房东同生赉医生私人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来求医问药，正好掩护地下党来往。据李维汉回忆，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座楼梯上去，直接就到了开会的房间。房间里窗前有只小桌子，供开会作记录用。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后为黄文容同志）。那里住机关的是熊瑾玎夫妇。”关于中央特科的机关和联络地点，洪扬生在《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一文中回忆道：“一九二八年，我同一位女同志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一幢由一个白俄老太为二房东的洋房里。我们的房间在三楼，这里作为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同志、陈赓夫妇、顾顺章等少数人时常来此处接头谈话。”“1930年，我又搬迁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居住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幢三层楼房里。这幢洋房独门独户，作为中央负责同志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开会的地方。”他还回忆说，当时各机关经常搬迁调动，房子退租后，买来的家具便无法处理，于是特一科便在苏州河泥城桥东堍开了一家木器店，专门出售旧家具，同时也为党中央的各种会议提供用具。
布置会场是特一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如1930年5月下旬，党中央在沪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特一科和特三科相互配合，在公共租界卡尔登戏院（其址后为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幢4层楼房里，临时开设了一座医院：1楼是挂号门诊间，住着特一科的工作人员，2、3楼是病房，4楼为会议厅。开会时，各地代表以“病人”身份相继住院。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分散住进各个旅馆，并迅速离沪。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事先已得知中共将在上海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悬赏50万元侦破，但在特科的周密计划下，会议顺利召开。24日会议闭幕后，代表们没有发生意外。1930年8月，特一科又在愚园路庆云里（今静安寺中百九店附近）的党中央机关为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提供了会场。
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场设在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一幢花园别墅里，后来这次会议被称为“花园会议”。当时，楼上开会，楼下由一、二科的女同志打牌，开留声机作掩护，三科派红队队员化装成厨师，负责保卫会场安全。
第二、组织人员，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
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当被捕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就用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例如，陈赓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总务科便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主持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合作，聘请上海著名律师
第二种方式，即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设法使被捕的同志脱险。例如，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多方营救。洪扬生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陆连奎、
第三种方式是武力营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才用此着。如彭湃等人被捕后，中央特科曾计划乘敌人将他们转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不料由于计划安排不周，贻误了时机。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拦劫”或“法场劫持”，但由于形势不利，无法下手，最后只得放弃原定计划。
第三、运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建立广泛的情报网。
“打进去，拉出来”，这是周恩来为情报科制定的六字工作方针。所谓“打进去”，就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部门，搞情报工作；所谓“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帝国主义租界机关里能够利用的一些人争取过来，为我所用。中央特科建立不久，党中央就在上海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先后派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些机密活动。他们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在党的地下斗争史上演出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钱壮飞获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信任，并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胡底任南京民智通讯社负责人，后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长江通讯社”，由钱壮飞负责，这些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完全操纵在我党手里。
“拉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建立杨登瀛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是一个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一些共产党人往来密切。1928年初，他通过国民党特务首领张道藩、杨剑虹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高级情报人员。不久，他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共产党员陈养山，并且表示愿意提供所了解的对共产党有用的情报。周恩来与其他负责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与杨登瀛建立特情关系，不久，杨登瀛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负责处理国民党机关在上海的情报、案件。这一特情关系的建立对于中央特科营救被捕同志、打击叛徒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仅经过半年的努力，特科便在国民党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和租界系统建立起一个遍及整个上海的立体情报网，这对于了解敌人的动向、保卫党中央和党组织安全、惩治叛徒内奸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周恩来曾高度赞扬以陈赓为科长的情报部门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和“恰到好处”。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科在建立情报网络方面的这些创造，不仅在30年代，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
第四、指挥“红队”惩治叛徒特务首恶，斩断伸向党中央的魔爪
这是行动科的主要使命，具体任务是由红队来完成的。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红队初建于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择少数会打枪的工人组成“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些政治上坚决，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上海。1928年下半年，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红队队员有绍达夫、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30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余路（今石门二路）的一条弄堂内，门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周恩来常常奋不顾身地亲自指挥红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虎口除奸。红队先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和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
周恩来领导下的一次又一次“红色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特警的嚣张气焰，对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韩素音在她的书中写到的：“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一次，他对秘密警察头子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第五、指挥建造与设立秘密电台，为红军插上空中的“翅膀”。
党的“六大”以后，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白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了恢复。为了加强各地党组织与工农红军的联系与领导，迫切需要把电台建立起来。这个任务就落在中央特科的肩上。早在20年代，党中央就要求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部分学生接受无线电训练。“六大”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在莫斯科时，他就鼓励毛齐华等人“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回到上海后，他又立即分别约李强、张沈川等谈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刻苦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接受任务之后，他就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上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些零件和参考书刊。他和张沈川一道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电台线路图，学习组装收报机和发报机。
张沈川原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让他去学报务，他坚决服从。后来他考取了国民党军用电台创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期满后，学校允许他留在那里实习。实习期间他不仅不要薪水，而且还非常负责，所以既得到“信任”，又学到技术。每到晚上，张沈川就同李强一起钻研，学着组装收发报机。
1929年10月他们试制成一套收发报机。尽管机器很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我们党自己摸索出来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张光川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号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出了第一批报务员。此后，电台安置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1号，工作人员有毛齐华、曾三等，这是我党的历史上设立的第一座秘密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也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亲自编制的。12月，在广东省委领导下，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设立了分台。1930年1月初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就是我们党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10月，一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报务人员和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会合，一起奔赴中央、鄂豫皖和湘鄂西等苏区。1931年1月，曾三、伍云甫等前往苏区与王铮、刘寅等会合，9月，他们利用缴获的敌军电台，通过香港开始同上海的党中央直接通报。
地下秘密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沟通和加强了党中央与各地红军、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除了建立秘密电台，中央特科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于1930年冬，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到苏区的交通线，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进入苏区，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许多人担任了轮船水手、茶房、火车司机、乘务员或小商贩在这条中央交通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日夜不停地传送文件、护送干部和输送军事物资进苏区，他们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危急时刻，处惊不变，沉着处理“顾顺章事件”。
顾顺章原名鸣凤，化名张华、黎明，江苏省宝山县人（今属上海宝山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八七会议”时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并担任特委三名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对革命事业缺乏信心，早已做好变节准备，在家中预先已写好给蒋介石的信件，称：“我久仰你的英明伟大，有心归诚，只是等待机会……”要求其老婆在他一旦被捕时，交给蒋介石。由于顾顺章工作随便，生活腐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1930年5月，周将聂荣臻调入中央特科，以加强特科的领导。不久顾顺章被调离特科核心，去从事交通工作。
当夜各机关迅速撤离。当国民党特务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向中共秘密据点时，早已是人去楼空，一片沉寂。国民党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面对失败，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面如纸灰，一声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事后，聂荣臻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面前，完成了任务。”回首这段难忘的经历，周恩来曾多次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此后，特科的活动转入更加隐蔽地状态。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告别他亲自创建的中央特科和长达4年的白区斗争生活，前往他久已向往的中央苏区。周恩来领导和创建的中央特科，不仅在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培养了像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大批优秀的秘密工作骨干，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电台，为党的情报工作和地下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共特工战线里的上将---李克农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
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1955年，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这就是李克农。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
历史这样说：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 他结识了敌特头子徐恩曾，被委任为上海方面的情报负责人，挂着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工作
■“千里走单骑”返回延安，毛泽东专门请他一家吃饭，还对他的女儿说：“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李克农便摸清了蒋介石全无和平诚意却又不敢暗害的底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下发到军长之前，毛泽东便已看到
■进入北平后他肃清了数千名特务，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点名要李克农任幕后指挥，如何发言、起立或坐下都由他在后面屋里递条子指导
逝世后，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
悼词中，提及并肩战斗的先逝者，非同寻常。
生前，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职务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但却可以列席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去世后，祭礼极为隆重。
主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
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后来去世的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相邻。这里是存放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骨灰的地方。
他，凭何功勋有这等隆重的祭礼，获得这样特殊的哀荣？
悼词中有这样不寻常的一段话：“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说：李克农等人对党是有大功劳的。
这份悼词，这个评价，是党中央对他们特殊功勋的追思、褒扬，将载入史册。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特工传奇
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克农，又名漫梓，其他曾用名和化名极多，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小康家庭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上安徽公学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当地学生领袖。北伐战争洪流中，他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李克农在上海与同乡好友、著名艺术家阿英一起在春野书店做文化工作，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向，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集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一起打入敌特内部，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李克农经钱壮飞介绍结识了敌特头子徐恩曾，很快成了“朋友”，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被委任为上海方面的情报组织负责人。于是，他挂着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工作。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李克农协助中央迅速转移，他本人也转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并在瑞金和长征途中负责中央的保卫工作，如遵义会议期间，他就始终在会场外指挥警卫。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军到陕北后，李克农负责东北军工作，为促成西安事变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战前期，他随周恩来到国统区工作，与昔日的“老朋友”徐恩曾和戴笠等特务斗智斗勇，建立了许多秘密情报网。
此后，李克农总管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他提供的情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李克农组织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并通过内线报告，基本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知道其全无和平诚意却还不敢暗害，为毛泽东下决心前去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又通过在国民党高官胡宗南、白崇禧等人身边的地下工作者，掌握了大量敌军内情。蒋介石、胡宗南的作战命令下发到军长、师长之前，毛泽东、周恩来便已先看到，中共中央下决心留下来转战陕北，也与情报保障有重要关系。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全国解放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进入北平后，他领导肃清了数千名敌特，以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点名要李克农任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幕后指挥，会场上如何发言、起立或坐下，往往都要由他在后面的屋里递条子指导。当时，他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曾出现昏迷，但仍坚持到停战之后才离开。回国后，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4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1957年以后，他身体日衰，1962年去世。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毛泽东称他“是立了大功的”。
“整特务”
■他反驳苏联专家要以金钱、美色搞情报的主张，强调“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了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党的早期情报保卫工作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但照搬其肃反模式也曾在红军时期造成过严重恶果。李克农于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当年共产党员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国民党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且艰苦奋斗环境为特务分子所无法忍受。
■又胖又重，上车后故意挑最难行的路走，把那个假“车夫”累得大汗淋漓，最后倒地不起连连告饶
■见那些男女“服务员”们总盯着垃圾箱，便设计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写下后故意遗失，使军统特务白费力气
当年，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李克农威名远扬，尤其使叛徒特务望而生畏。1938年4月，中共中央位居第三的领导人张国焘叛变跑到汉口，突然被李克农在车站截住，他身边的两个特务竟吓得转身便逃，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无法再与张国焘接触。最后，毛泽东以“捆绑不成夫妻”的态度让张自便，李克农才放过了他。
李克农长年在国民党区域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整特务”的妙计。有一天，他走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叫车。他又胖又重，上车后故意挑最难行的路走，把那个假“车夫”累得大汗淋漓，最终倒地不起连连告饶。
他作为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秘书长，在翠明庄招待所看见男女“服务员”们总盯着走廊和垃圾箱，便设计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让大家写下故意遗失。后来得知，军统特务安排人绞尽脑汁对其研究，白耗费许多力气才知道上当。
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多次策划绑架和暗害李克农，他却不顾生死一再进入国统区。1946年，李克农在北平工作８个月，就发展了战区少将处长、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等多名高官为情报人员。
李克农冒死救中央
1928年，上海支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是一座二层小楼。那里是挂着"福兴字号"的商行。这座二楼的三间大房，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此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也都经常在此开会或研究工作。
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列强纷沓，地广人杂，便于开展秘密活动；同时，这里黑社会势力猖獗，对在此活动的中共中央来说，又是险恶之地。
钱壮飞告诉李克农，国民党CC特务组织正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新闻编辑为名，扩大特务组织。李克农顿感能打入此处定有文章可做，立即将条件和情况报告中央。周恩来批准钱的建议，指示李克农、胡底利用这有利机会，以公开应试方式打入敌人内部。李克农和胡底不负组织期望，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也于同年底打入国民党CC派徐恩曾在南京的特务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任编辑。
李克农精明、干练，很快得到徐恩曾赏识，徐又经过明察暗访，庆幸自己觅到一位干才。不久，将李克农升为特务股股长，掌握全国无线报务员。官不大，权不小。自然他成了徐的亲信。1929年12月下旬，陈立夫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又任命钱壮飞为他的秘书。
1931年4月下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顾顺章被捕叛变。这给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如当头一棒。瞬间，将三人逼上了绝境，也给中共中央带来灭顶之灾。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在汉口新建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
这，仅仅是顾的一点"见面礼"，他心中还酝酿着一更大阴谋。因他是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央所有领导人的秘密地址，熟悉中央特科的情况，为了显示自己的价值，他要将这一切面告蒋介石。因此，他提出先见一见陈立夫和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头子蔡孟坚。他说："蔡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才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蔡是武汉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因他破坏和镇压中共地下组织有功，曾受到蒋介石嘉奖，并赏美金一万元。此时，他正以少将参议头衔，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作为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自然了解蔡的底细。
蔡孟坚被请来亲自审问顾顺章，顾因手中有奇货，有恃无恐。他狂妄地对蔡说："本人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保证在三天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当务之急，请你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
此时，顾不愿向何、蔡二人全盘托出，还在另外原因：他深知中共特科"打狗队"的厉害，叛徒的下场他十分清楚。同时，他知道三人小组潜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旦他被捕叛变的消息泄露，自己性命难保。因而恳求蔡在他到达南京前，千万别将他被捕叛变之事电告南京。他说完这番话后，沉默不语，任蔡如何审讯也不吐半个字，那意思后话必须说给蒋介石。
蔡撬不开顾的嘴巴，只好作罢。为抢头功，他和何成浚没有买顾的账，于
蔡孟坚听了叫苦不迭，恼怒地训他：怎么不早说？
那"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眼皮底下远走高飞了。多险，差点被捉！面对此景，顾悔恨交加，蔡是一个劲儿地埋怨！蒋介石得知也连声骂"娘希匹……"
要知道，此时的李克农心里只装党中央，四处奔忙，顾不上妻子孩子，又无法和家人联系。妻子赵瑛和孩子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捕，只得流落街头，夜宿菜场。直到一个月后，风声渐息，李克农才把家人找回团聚。假若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机关将被破获，中央许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琮英等很难逃出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毛泽东对此事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中国第一特工----顾顺章
中共特科第二创始人、“特务大师”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顾顺章的特点进行如下描述：
１、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高明。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２、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３、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善于揣摩人的心理，
４、生活浪漫。“说话很风趣，很富人情味，
从顾顺章的特点看，
首先，他灵活性强，能够对相关事物做出恰当反应。
其次，表明该人有城府，不看文件可能由于他了解更广泛的内容，细节就不必掌握了。
最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侵蚀，而且，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接触社会黑暗面。因此，他属于反应较快，办事稳妥，嘴巴严实的干部。
综合顾顺章的简历和特点，他因能干、嘴紧、办事稳妥且是少数的工人干部而得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认可。
顾顺章的人物特征
他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高耸，眼光凶狠，满口上海腔。此人自幼沾染流氓习气，喜欢拿枪舞棒，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还爱弄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并在斜桥路22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意。
特 工 人 生
江湖好汉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化广奇。是上海宝山县白杨村人，现该地已改为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中共特工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他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
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使之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他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科之父，那顾顺章就可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中共要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4·
随着形势的逐步发展，顾顺章的思想中日益严重地暴露出了他原有的劣根性。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他得意忘形，以恐怖行动为乐，自我陶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根本背离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造成严重后果，以致丧失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使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境地。特别是处决叛徒白鑫以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此时，顾顺章狂妄的个人野心也更为发展。他曾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也许会做皇帝。他自认不可一世，在党内骄傲蛮横，飞扬拔扈，同党的关系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中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希望他能较好地把握自己，不能因奢侈享受而给革命造成不良影响。但顾顺章阳奉阴违，屡教不改。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恶劣的个人品德决定了顾顺章迟早会背叛革命。这种可能性于1931年4月变成现实，也正应了陈赓的预言。
被捕叛变
顾顺章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人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
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恽代英立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发，因顾的叛变需要转移到江西，但他临行前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残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自食其果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被捕与叛变的纪实
1931年3月，沈泽民和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中央特科派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苏区。顾顺章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于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下榻，他刚愎自用，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又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小把戏。
武汉有个叛徒叫王竹樵。他叛变后，特务机关利用他原先的身份，命他到街上四处认人抓人，并规定限期内必须找到共产党员。王竹樵如疯狗一条，伸长鼻子到处搜索，寻找猎物。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差，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从武昌乘轮渡回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被正徘徊于此的叛徒王竹樵一眼认出。王竹樵喜不自胜，总算找到了可以交差的猎物。他十分谨慎地暗中钉梢，一直跟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时为
顾顺章被捕的当天就叛变投敌，先将武汉的党组织出卖。这个可耻的叛徒还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等中共特工人员的内情，以此可以作为他出卖自己灵魂的资本，可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因此，当他被押送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便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在一旁的侦缉处长蔡孟坚听到此问，不觉一愣，但他毕竟是搞特务工作的，随即镇静下来，眼睛滴溜一转，狡诈地反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为显示出他不同一般的叛徒身份，淡淡一笑：“我何尝只知道蔡孟坚，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
顾顺章如此卖弄，并非毫无凭据，因为当时中统的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都是经过钱壮飞和李克农安排的，所以中央特科对此了如指掌。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自然也知道这一详情，记得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的姓名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蔡孟坚答道：“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居高临下，轻蔑地瞥了蔡孟坚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将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
24岁的蔡孟坚被顾顺章的这种气势镇住了，他也明白顾顺章的身份，所以客气地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将军。”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了！见到他我也是这几句话。”然后，无论对方如何发问，他皆不再开口。
蔡孟坚将审问情形报告给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并要求火速派人将顾顺章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何成浚听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先是一喜，继而冷静下来，不免担忧起来。顾顺章是中共要员，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但顾顺章是否真的投降，他拿不准。如果其中有诈，擅自送到南京去，不仅得不到任何结果，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到那时，且不说他何成浚不可能邀功，弄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他将信将疑，迟迟做不出决定。后转念一想，计上心头：武汉地面肯定也有共产党在活动，何不让他将其招供出来，这样不就会弄清他的投降是真是假吗？
顾顺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见何成浚不急于将他送往南京，反而先让他指出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地址，马上便明白了何成浚的用心。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所以很轻易地将红二方面军驻汉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全部供出。何成浚立即派兵按图索骥，果然破获了共产党的这两个地下机关，并将这两个机关的数十名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全部逮捕。
因为顾顺章十分清楚中央特科的内情，所以从被捕叛变一开始，他就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要就此事向南京拍发电报，但又闭口不谈个中原因。他担心如果拍发电报，就有可能会落到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阴谋便顷刻落空。他如果说出钱壮飞，让何成浚、蔡孟坚知道了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必然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何成浚、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为不满，认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所以对顾顺章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的一再告诫根本不加理会。
为了抢得头功，他们分别向南京拍发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并决定由蔡孟坚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犹如兜头一盆凉水，继而急得捶胸顿足，颓然哀叹：“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蔡孟坚见状，不解地问：“为什么？”顾顺章回答：“你们调查科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船太慢了，快换成飞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依然没有说出钱壮飞的名字，不肯过早地打出这张邀功的“王牌”。但蔡孟坚还是坚持把顾顺章押上兵舰，只是自己改变计划，先乘飞机到南京，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上飞机前，他又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顾顺章叛变之事切勿外传。
然而，一切都已为之晚矣！当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送达南京的时候，已是
何成浚的电报，是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的（当时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实际上，敌人仍用兵舰将顾顺章解至南京）。
钱壮飞译完这些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虽然没有见过顾顺章，但清楚地知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对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方式也一清二楚。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无疑是将党的中央机关和负责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况万分危急。但钱壮飞还是沉着地看完了电报的内容，记下了电文，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把原电封好。
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危局，钱壮飞在考虑该如何去应付。根据电报的内容，敌人将用飞机解送顾顺章来南京，至迟明天晚上（即26日）或后天早上（即27日）即可到达，蒋介石和陈立夫再对此作一番部署，也需一些时间，但不会很长，敌人一旦了解了真情，当然不肯放过这一良机，因而
经过急速的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别快车到上海，把这一有关党的生命安危的情报交给李克农转报中央。他自己则暂且留下，看看动静再说。因为李克农曾经对他说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由于明天（即
他送走刘杞夫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紧迫的时间已不容他再做更多的考虑，但他又不忍心使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茹苦含辛、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加上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心。可是经全面的分析、冷静的思考，他最后还是决定赶快离开南京。
为了不给徐恩曾留下任何把柄，他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天亮以后，他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赶快离开。但没有见到人，他便拿起桌上的一张地图，用约定好的暗号，在地图中间用刀子划了一道缝，表明今后要“切断”联系。
次日清晨（
刘杞夫于
在这一时刻，李克农首先考虑的是党中央及战友的安全。他想到钱壮飞机智地送出情报，自己却仍处于险恶境地，十分担心。因他与钱壮飞的交往已非一日，他相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但当刘杞夫提出要回南京时，一向果断干练的李克农十分犹豫起来，钱壮飞还不知是否脱离险境，刘杞夫又再入虎口，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李克农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刘杞夫的要求，因刘杞夫的妻子钱椒还在南京。
分手之时，李克农紧紧握着刘杞夫的手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送走刘杞夫，他开始考虑怎样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中央负责人手里。这天是星期天（即
李克农立即行动起来，急而不乱，想方设法找到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找到周恩来，马上将情况详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时间紧迫，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领导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特科工作人员，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阴谋：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全部安全搬了家。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李克农等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昼夜紧张战斗，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赢得了宝贵时间，终于抢在了敌人的前头。
星期一（
徐恩曾当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上海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
星期二（
事实证明：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李克农向中央的转达是神速的，党中央的对策是英明、果断的，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们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钱壮飞安全回到上海后，周恩来让陈赓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置。
星期一晚上，李克农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潮（钱壮飞的别名）病重速返”，暗示局势严重。胡底接到电报，也立即赶回上海。
由于李克农平时出面活动较多，许多特务都认识他，所以也暂时隐蔽起来。但是南京的交通机关遭到破坏，刘杞夫、钱椒不幸被捕。或许是钱壮飞离开南京时给徐恩曾留下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加之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徐恩曾害怕他的秘密被真的公布，所以将刘杞夫、钱椒关押了三四个月后无罪释放。钱壮飞在上海的家人，由于及时得到李克农的通知，早已做好了准备。
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时，派了一卡车警、宪到法租界钱壮飞的家里去搜查，其爱人张振华机智地应付了敌人的搜查，家里只剩下钱壮飞的老母亲。敌人只好去纠缠老太太，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老人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悻悻而归。
顾顺章本想通过出卖中共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及其他革命同志，作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不甘心他的阴谋破产，狗急跳墙，亲自跑到监狱，将关押在那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随后又相继出卖了邓演达和杨登瀛。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李克农在芜湖时曾受到过他的很大影响。
杨登瀛是中央特科发展起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曾在历次重大事件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4月底也被顾顺章出卖而被捕。但由于杨登瀛始终没有供出他和中共科特的工作往来情况，敌人抓不到把柄，加之他和张道藩的特殊关系，所以被关了半年多，就由张道藩把他保释出狱。
顾顺章初到南京时，原拟亲自到上海实施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当即指示陈赓在火车站部署力量，准备等顾顺章一下火车，即把他明正典刑，让他措手不及。但顾顺章深知自己对党犯下的滔天大罪，更清楚我们革命的同志决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心怀鬼胎，不敢来上海。
同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通令，通缉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危害革命的叛徒，号召革命军民将其缉拿归案，给予应得的惩处。
在这场与叛徒顾顺章及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惊涛骇浪里，有赖于大智大勇的钱壮飞、李克农的情报的传送，有赖于党中央的英明果敢，有赖于同志之间互相关怀、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胜利地扑灭了这场灾难，保住了党中央机关，并使地下党在危局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且在短时间内稳定下来，继续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进行工作，创造出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但是，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三年多来冲破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大部分遭到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存在，而且在上海也难以存身。李克农、钱壮飞等，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红色区域。
龙潭三杰之钱壮飞
钱壮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龙潭三杰
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英雄模范之一
钱壮飞同志于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
铁三角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情报侦察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历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情侦工作的楷模。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编写教材，认为共产党的情侦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 兴奋的、创造的精神”。而钱壮飞的成就，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主要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此后二十多年间，从特科、军委二局到中央社会部，这一特殊战线上的同志们始终遵循周恩来早期确定的原则，即建设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隐蔽精干队伍，而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前些年国内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片恰恰因不懂这些，而有失实的地方）。
奋斗精神
正是靠政治信念指导下的奋斗精神，共产党才能以弱小力量一再打中国国民党的要害。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顾顺章（不久又将他处死）介绍的共产党特科情况，编写了一部名为《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的教材。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注：英文“中共”的缩写）的特务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顾顺章
密码本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难解之谜：钱壮飞是如何牺牲的
对于钱壮飞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
一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 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息烽县党史部
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钱壮飞的牺牲地
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
此说疑点
金沙遇难说疑点。
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４０多斤重，６０斤重的蓄电瓶有６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９０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２４小时收报、译报。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而在３月３１日１２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
息烽县九庄镇牺牲说
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１日之间。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１９８７年５月版）记载：１９８１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和４月１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上午１１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３月３１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红三军团于４月１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而此时，毛泽东、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４月１日，毛泽东、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７０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４月１日１１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１５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２４枚炸弹，炸毁２９间民房，１００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这就是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日之间，应该有相隔４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１５时至１６时之间。４月１日１１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１９３５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４月１日１１时左右。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４月１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１１时左右，一次是４月１日１５时左右。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４月１日上午１１时左右。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但是，当天１５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
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１２７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１９６８年左右进行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
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当夜，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４月１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４月１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１１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相关影视资料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从１１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１５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 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
钱壮飞墓
解放后，原反动民团头目受审时交代，当时他们捉住一个手拿雨伞自称文书的中年人，认为是红军干部便杀
死投尸山洞，所说的外貌特征与钱壮飞一样，烈士的最后结局才终于明了。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钱壮飞同志墓址：贵州省遵义市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
龙潭三杰二胡底
胡底，革命烈士，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和钱壮飞、李克农一起，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为表彰他们的大智大勇，周恩来曾经给予“龙潭三杰”的赞誉。李克农说：“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惨遭张国焘杀害，年仅30岁。
人物生平
胡底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15岁时进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1921年，高小还未毕业，胡底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刚进中学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1924年，胡底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当时钱壮飞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聚谈。1925年。他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经送到日本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父女同台演出，以后蓁蓁化名黎莉莉。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其时，钱壮飞已经打进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
钱壮飞自从1928年考进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日益得到他的信任。1928年秋天，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的私人秘书。徐是国民党C．C.系统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当钱壮飞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想向党组织谈谈有关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他在这里该当如何应付？
这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有一天，忽然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胡底。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听完钱壮飞详细讲的这段经历，李克农说，你一个人在里面的确不好周旋，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钱壮飞想了想说．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现在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提出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周恩来同意李克农的建议。
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1929年12月，陈立夫筹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责成徐恩曾来办理这件事。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这时，根据中央特委的指示，李克农、胡底也趁此机会打进国民党这个最高特务机构。
1930年下半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胡底出任社长。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报告顾顺章叛变的电报。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胡底离开天津以后，
胡底同钱壮飞于1931年8月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李克农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稍迟一些。进入苏区以后，他们一直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央军委侦察科科长。
革命生涯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运动在北京蓬勃发展，得以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在中国大学毕业后，住于钱壮飞家里。
1925年和钱壮飞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7年，相约钱壮飞与别人合办“兴华电影公司”，以此掩护革命活动。
1927年底，和钱壮飞离京，经天津到达上海。
1928年春，应聘到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在此期间，他利用演电影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曾被誉为“东方范明克”。后因受军警缉捕，辗转到达杭州。1929年春，曾于浙江建设局工作。不久，又和钱壮飞回到上海。同年12月，中央特委决定派他与李克农、钱壮飞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他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后到天津办“长城通讯社”，又复转南京中央饭店设立“长江通讯社”。为党中央、红色根据地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机密情报。
1931年8月，和李克农、钱壮飞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此后，他与李、钱频繁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和敌人进行多次惊心动魄的斗争，被誉为“龙潭三杰”。在苏区4年中，他除在保卫局工作外，还在中央苏区剧团多次编、演意寓于政治宣传的话剧、活报剧、双簧等。1935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部长时，被错误诬以“国民党特务”，而遭杀害于阿坝藏族自治州。
历史评价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