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三大海湾:人们为何越来越不诚实？

　　看看市场上充斥的伪劣商品，就知道人们的不诚实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说，要说信任危机，来问问今天的人们还敢吃什么就足够了：餐馆里的黄蟮是越来越肥大了，甲鱼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但是这种黄蟮和甲鱼可能都不能吃，因为它们是用某些含有避孕药成分的激素催肥的。今天你还敢吃街上炸的油条吗?又松又大又脆的油条可能是掺了洗衣粉炸出来的。今天你对所用的食物油还放心吗?它很可能是用饭店下水道的污水提炼的。你还敢吃猪肉吗?今天的猪肉包藏的危险已不只是病猪，某报报道过一个最新发现，有人给猪服用某种止喘药，可以增加10%—15%瘦肉。

　　这些都不吃了，吃点蔬菜水果总应该好吧，看看那些性早熟的孩子们吧。前些时候，有媒体报道山东某家商贩为了让水果提早上市，大量使用催熟剂催熟苹果，十二三岁的孩子吃了这些水果后竟然乳房增长，长出胡须。

　　于是人们感叹“现在的坏人实在太多了”。试想，如果你是消费者，是否有条件自己种菜、榨油、养猪?如果你是个商人，你又敢和谁做生意?

　　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不诚实，如此缺乏信任感呢?

　　市场经济，鼓励“人人为己”，人们都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绞尽脑汁。

　　中科院心理学专家张建新说，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其最大特点是承认“人人为己”私欲的正当性。这时，旧体制对人的禁锢已经打破，但新的社会运转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最重要的是有效的、新的社会规范也没有真正建立，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态。而且，中国人对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准备、精神准备和伦理准备是不足的，“五四”的反封建、“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等等，使得传统的优秀道德资源逐步丧失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长期的计划经济下垂直的、直接的管理和责任系统，使人们不了解信任是调节人们行为的杠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切向“钱”看，惟利是图等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价值准则。人们都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绞尽脑汁，发展到极端，就是采取欺诈的手段。当善良的人们屡屡被不诚实的人们所欺诈，当这些不诚实的人屡屡因欺诈行为而获取不正当利益而且不受任何制裁，于是社会就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谓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其结果是要么诚实的人们被淘汰，要么诚实的人们放弃诚实。当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深的程度，扩展到一定广的范围，社会状态就必然出现信任危机。

　　熟人之间容易诚实和信任，而“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说，“杀熟”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语汇，意思是欺诈熟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欺诈熟人的现象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找到，但类似“杀熟”的语汇却鲜见于以往的社会，说明“杀熟”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频率较高的、不断进入日常话语的社会事实。

　　德国思想家卢曼认为，人类在生存当中有很多策略，信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包围人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太复杂了，要应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和对手非常困难，必须找一些简化机制来对应。我们的语言系统就是一个简化机制。比如说身体不适，你可以说疼，但是头疼、胃疼、烧伤和受到暴力袭击的疼是不一样的，只有通过细致描述才能区分，而我们通常却只用“疼”一个字就表示了。信任就是这样一个简化系统。信任是一个将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相信还是不可以相信。

　　而信任与熟悉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信任产生于熟悉，在熟悉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人格信任”。其次，随着社会生活从熟悉走向陌生，人类逐渐建立起“系统信任”———货币和专家系统。从此，两种信任共存共荣，相辅相成，支撑着社会生活的展开。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较低，与发达社会相比，其社会生活在更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熟人间的信任，“杀熟”现象的出现无疑对其社会生活信任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 换言之，在信任进化的分析模式中存在着两端：其中一端不仅在熟人中建立了信任，而且靠着系统信任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了信任;另一端则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信任危机是社会发展必经阶段，长期利益的驱使会使人们回归诚实。

　　那么人们还能不能回归诚实，重建信任呢?答案是肯定的。亚当·斯密所认为的，人性结构中有一种自发的道德秩序，体现着个人的自爱、同情、正义和自制这些美德，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和平等交易等经济品德。即使从自利的角度分析，个体要实现长期利益，也要选择合作和信任。在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理论中，如果囚徒之间可以进行沟通，可以进行许诺和威胁，那么他们最可能的还是选择合作和信任。因此，人性的道德秩序和自利要求，可能会带来彼此的信任。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信任的迫切性也会越来越大。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说，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首先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因为当人追求长期效益的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声誉，不会骗人了。比如在现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中，实行记录制度，就像档案一样一直跟着你，如果你哪一个阶段不诚实，都有记录，都能查到。有记录，人们就会在乎自己的名誉。

　　另外，郑教授提出要增加专家的可识别性。社会生活的展开，把我们推到陌生的生活地方，就必须靠货币。纸币所以能在社会中扮演这样的功能，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多次发现它管用，人人都接受，就可信了。除了货币，还要靠专家信任。比如我们得了病，就要找专家来看病，为什么要相信专家?因为专家系统是科学的系统，相信专家系统的前提是相信科学。科学和民主是很不一样的，民主是大众说了算，科学是相信精英。比如说，协和医院有主治医生、教授医生，这是专家评定的。为什么要专家评定呢?是因为这个系统的特殊性，普通人和专家信息不对称，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专家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评议，只能相信专家们的评议结果。所以要加强专家评议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