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华尔街读后感3000: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

现代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In the View of Modernization                                                       

胡正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和任何新的思想、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中外思想材料出发，但是它的根源却深藏在以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为基础的实际生活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一脉相承，并不是因为它发现或表现了某种“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恩格斯语）”，而是在于它始终置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现实基础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者、创立者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基础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父——邓小平，基于对20世纪下半叶人类和世界各国以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发展潮流以及中国在其中地位的真切感受，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等 。从中共十二大起，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地强调实现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和联动性。 邓小平通过论证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现代化自始至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和本质内涵，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型特点和历史阶段、发展主题入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政治前提、经济基础和社会体系等选择、建设的现实矛盾与时代背景，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现代化的视域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现实关系。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进步的共同趋势。作为后发大国，中国现代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和所要完成的发展主题与先发国家相类似，但是在所面临的矛盾性质和解决路径的选择上，有着后发型现代化的特殊规律。沿着历史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自19世纪中叶欧美列强入侵、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民族遭到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先后经历并依次实现“文化创新”、“政治立国”、“经济转型”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发展主题，并从21世纪开始进入完成现代化“社会整合”历史主题的新阶段。

 “文化创新”，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更是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的发展主题之一。它是任何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心理精神准备，是社会面对新旧文化冲突时所必须做出的选择。新旧文化冲突起源于传统社会遭到现代性倡导者的挑战，后者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张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新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碰撞，带来社会信仰和道德的磨合和重构。只有当有利于现代化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确立起来，现代化建设的才有持续的凝聚力和驱动力。

西方先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别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实现各自的文化创新，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内趋力。但是后发外生型的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挑战，主要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或缺乏本土资源、或难以从容地经由本土资源发掘和实现转换，最初只能通过学习、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加以获得。因此，新旧文化冲突在近代中国被赋予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的形式。近

代中国陷入了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要反对西方列强欺负的两难境地。中国人不断在 “固守祖宗之法”和“全盘西化”的两极中摇摆不定。然而由于传统文化价值中现代性因素匮乏，文化守成主义即便是“中体西用”都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全盘西化，照搬西方文化价值也不能改变中国弱势的国际地位。原因之一是西方的现代性包含有竞争性、排他性基因，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等价值观念，对于在国际上尚处于落后、弱势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自陷精神被动、自丧民族主体利益的自杀选择。正是这种两难处境，使得旧的信仰失落、新的价值迟迟难以确立，四万万同胞身心无依、一盘散沙（孙中山语）。无数失败事实说明，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重建之前，任何经济政治改革和军事外交抗争都因迷失正确方向而难以奏效。矛盾冲突要求中国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化潮流，又能维护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甄别和筛选，他们在众多的西方精神中选择了“科学与人权”（陈独秀语），接着又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选择，就因为她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现代性与批判性的双重精神和品格，最适合近现代中国既要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完成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欺负以免在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民族主体地位的实践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精辟地指出选择马列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意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来自异域，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决不是文化创新的结束。如果说再造文明必须在输入学理的基础上研究问题、整理国故，那么确立现代中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毛泽东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毛泽东是把握文化创新历史主题的杰出代表。他率先提出了 “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科学的、大众的和民族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弃其糟粕，吸其精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文化命题，进而进一步凝练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既追随世界现代化潮流，又维护、继承中华民族利益和文化的“文化创新”主题。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精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坚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同防止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相结合，坚持珍惜国际友谊合作同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利相结合，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交流同平等互利、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侵蚀相结合，坚持汲取当代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把“文化创新”提高到一个空前自觉、成功的高度。

这种自觉的经典体现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发表的开幕词。在这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中，邓小平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观、价值观。这种成功的最好体现就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加入到国际分工和市场体系，中国不但没有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相反却抓住世界和平和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利用国际资源，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朝着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发展起来的中国，以负责任的世界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促进世界的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全世界后发国家和平发展的典范，人们纷纷以 “北京共识”、“中国经验”加以解读。人们无法否认，中国的崛起既是经济事件，也是文化事件，与其说是经济、政治等硬实力的发展，不如说是世界观、价值观等文化软实力的创造。因此，脱离中国现代化“文化创新”的发展主题，离开了近现代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一种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又立足中国、立足现实、立足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不懈追求，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灵魂。

继“文化创新”之后，“政治立国”便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历史阶段和贯穿现代化全过程的历史主题之一。所谓“政治立国”就是建立独立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只有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所有民族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16世纪前后，西方先进国家纷纷通过王朝战争建立民族国家和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为现代化开辟政治和制度的前提。而中国却在19世纪中叶从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沦为王朝衰落、列强瓜分、军阀割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内部统一、在国际上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政治立国在中国尤其意味着首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动员全国资源，凝聚民族力量，然后才能内平争乱、外抗侮辱，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为了摆脱内忧外患，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救亡与戡乱、攘外与安内、改良与革命相互交替，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民主共和与开明专制、宪政与训政争执不休，独立与统一、安全与稳定始终没有在满清、北洋和国民政府的手中变成现实。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从1921年到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和合法斗争之间、在城市中心和农村中心之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只有实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动员全社会力量，只有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确立自己在中国的政治权威，才能“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政治前提和政治制度基础。

“政治立国”的历史阶段到新中国成立告一段落。但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前提，是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对外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祖国的统一，对内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从而确保了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阶段，拥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所羡慕的、持续30年的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

邓小平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的实践与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制订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表现在他处理中美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事务上，还表现在他制订“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上，表现在他在处理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西藏的工作上。邓小平维护政治稳定、维护政治权威的实践和理论，则突出地表现在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维护稳定的实践中。他多次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什么人权、民主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要搬西方的那一套，非乱不可。民主集中制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是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代，也是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但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依然是民族国家，“发达国家欺负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外部面临着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内部面临着自由化（西化）和分裂主义（分化）势力的挑战，“政治立国”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之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牢牢地把握住维护独立与安全、和平与统一、稳定与权威这样一些贯穿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外交对话而不是军事对抗手段，通过教育和法律的而不是行政命令和搞运动的手段来实施这些原则。特别是邓小平倡导的以现实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开阔的而不是僵化的态度，在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和尊重对方利益、不计较历史恩怨和承认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别、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外交，为中国现代化赢得了持久的和平环境，使得维护独立统一的政治原则呈现出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阶段的新特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整合”阶段必须继承的宝贵遗产和进一步开发的重要资源。

如果说，“政治立国”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经济转型”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所谓“经济转型”就是民族国家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自然、半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现代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基本方式，这是所有民族国家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在海外贸易利益的驱动下，在广泛运用近代科技发明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革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在“列强环列”、亡国灭种的威胁下被迫建立近代工业的。中国并不具备西方国家工业化的两大条件——商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化的初衷首先是为了救亡自强而不是攫取利润。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然在战略目标、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产权制度等各个方面呈现出与西方先进国家很大不同的后发型特征。“经济转型”在中国尤其意味着必须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力量，动员和集中十分匮乏和有限的现代化资源，在赶超先进国家的同时为现代化奠定物质生产基础。

从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以来的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在“政治立国”阶段奠定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政治权威，不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当然，在中国现代化的“经济转型”阶段，主要由于国际局势的不同、时代特征的转换和自身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又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工业化转型。后期即新时期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工业化转型。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独立、统一仍遭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这是一个“政治立国”和“经济转型”的交叉时期，因此中国工业化任务更多与中国国家主权、安全等政治任务相联系。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赶超先进国家，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集中配置到国家急需的重型工业发展中，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的控制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的集中，由此带来了产权从私人所有到国家、集体所有（即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使中国能有效、迅速地建立起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战略武器技术的垄断，打开了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大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虽然为后来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制度和物质基础，但却因为误把计划经济及相应的产权制度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凝固化，导致高度集中的体制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不但严重压抑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扼杀了市场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要素，阻塞了中国工业化持续发展的道路。

“文革”结束前后，邓小平开始总结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之间、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了正确选择；他敏锐地觉察到冷战即将结束、国际局势缓和的新变化，紧紧抓住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运用党在“政治立国”和前期“经济转型”阶段所积累起来的政治优势和权威，实行了“立即执行，不受牵制”（邓小平语）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工业化转向与市场化、城市化相匹配的现代化轨道上来，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阶段的市场经济新时期。

正是在探索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和不断成熟。邓小平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借鉴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反复论证了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既要有现代化的普世标准，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特色。邓小平所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除了“把标准放低一点”外，还在于强调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与此相应的是邓小平主张中国现代化要突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等两个基本目标。他一再指出“四个现代化”，最主要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邓小平坚持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两个方面都讲才全面”的观点，分别从工业化和市场化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的经济转型历史主题进行了规划。

邓小平的工业化思想集中体现在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等三个方面。在发展战略上，他从时间上突出分阶段、台阶式发展；在空间上则突出分区域、由点到面的发展。提出了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后开发西部，先特区后其他沿海、沿江、沿边城市，重点开发上海浦东以带动长江流域的逐步推进等战略思想。在产业结构上，他明确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通讯产业等基础产业对于工业化的重要地位。他也深刻地预见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如旅游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在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即增长方式上，邓小平一再强调，搞四个现代化，知识应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发展战略规划，第一位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他先后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三个面向、尊重知识和人才等思想，奠定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市场化思想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的试验”上。邓小平遵循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殊规律，一方面从工业化需要基础设施、搞建设需要骨干工程、赶超先进需要重点项目、很多困难的事需要在短时间搞成等实际出发，反复强调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另一方面又从工业化需要大量吸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甚至资金、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需要发挥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需要企业拥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等的实际出发，反复强调必须纠正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弊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源配置体制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格局，与产权制度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相匹配，构成了中国特有的、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先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关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方面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另一方面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由邓小平设计并开启的、由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两届中央继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连续30年的实践中，充分调动了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成为中国能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化中期目标，能在21世纪上半叶顺利走完全部工业化路程，最终完成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最佳制度安排。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成熟的主要实践基础，中国现代化的“经济转型”历史阶段和发展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酝酿到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深厚的物质条件。

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随着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深入，“社会整合” 的历史阶段和发展主题必然凸现。自19-20世纪，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无序竞争和资本无限扩张导致的阶级矛盾、人际冲突和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但最终通过民主政治、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逐步缓和了经济社会的矛盾，成为发达、成熟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社会整合”就是民族国家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基础上实现社会结构的重组和社会一体化，使人与人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人与自然关系从紧张冲突走向协调和谐。社会秩序从非理性的对抗动荡走向理性的安定有序。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必由之路。这是所有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产权结构等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江泽民语），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加剧甚至出现冲突，社会结构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急遽转变；既存的政治社会建设管理体制、道德法律以及政府理念和职能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社会风险日益加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转型因政策倾斜和逐步推进呈现出不平衡现象，经济增长的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经济结构升级并未消解计划经济时代留存的“二元体制”，城乡、地区和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制度失缺条件下的市场发育导致政府、企业和个体认知行为偏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资源管理的寻租现象和贪污腐败严重，企业和个人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最终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复杂化、尖锐化，群体事件数量、规模、组织化倾向和行为方式日趋严重。要求健全民主法治、加强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和诚信体系以维护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和世界各国一样，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之际，中国经济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难得机遇、又有各种困难风险和严峻挑战的时期，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进入“社会整合”的历史阶段。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社会整合”必然具有先发国家不曾有的复杂性。就国际背景而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与信息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就阶段性特征而言，中国工业化在呈现出消耗资源、损害环境等中期特征的同时，还叠加了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后期结构调整等特征；就启动力量和次序而言，中国的经济转型由政府主导，市场化、城市化起步晚于工业化，公民社会发育又滞后于市场化、城市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断裂”和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表达、追求能力方面和社会权利上的高度失衡并不能用照搬西方模式的办法完全解决，而必须从中国仍然是一个面临严峻国际竞争压力的后发大国的实际出发，继续利用政治权威的优势，组合力量、凝聚人心、规范行为，才能构建一个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

为了回应“社会整合”的新使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对经济发展是要“又快又好”还是要“又好又快”、发展目的是“以物为贵”还是“以人为本”、现代化成果是一部分人独享还是由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只是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社会的全面推进、执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集团利益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开拓了通过科学发展，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道路。

创新理论成果关于现代化“社会整合”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财富分配的社会公平和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财富分配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中心课题”（邓小平语）。1993年9月邓小平十分感慨地谈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在此前后，邓小平多次警告要在适当的时候解决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问题，否则中国就会发生革命，发生混乱。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秉承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宗旨，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执政党的所有政策措施和工作，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把握这个关系全局的、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必须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具体利益关系，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须统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之间的利益关系等。

创新理论成果紧紧围绕利益分配和成果共享这个核心问题，确立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理理念，在物质、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任务，提出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经济建设中，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制衡市场经济资本逐利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鉴于中国的市场化是在规范体系、诚信体系尚不完备的条件下启动的，并且与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同步，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明确宏观调控的任务不仅要应对国内风险，还要应对国际风险；二是强调宏观调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要不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不要更好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避免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政治问题。为此宏观调控要在充分发挥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和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的同时，有效地制止垄断封锁、无序竞争、滥占资源、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防范因经济总量、结构失衡产生的经济危机、信用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和对外开放的和谐发展。 

在社会建设中，重点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因鼓励竞争而“自然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完善二次分配；二要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实现从城市职工公费医疗养老福利到由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再到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全国统一转续的以基本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跨越；三要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入手，进一步扩大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的公益性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成员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

在政治建设中，重点建设法治国家和发展基层民主，把利益和权力主体的诉求、表达和博弈约束在规范程序之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人治和血缘家族制度为特色，民主政治必需的法治和基层民主基础薄弱，因此，中国民主政治无法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理论创新表现在一是强调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是法制的完备，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是党和政府、全体社会成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高度自觉；二是强调基层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要通过发挥民间社团作用、扩大基层自治范围，增强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参与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意识、能力和习惯。只有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厦置于现代公民社会的稳固地基上，才能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证。

在文化建设上，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日趋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心理思潮，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经济转型、利益分化和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关键阶段，人们观念由于受到现代的、前现代的和后现代舶来品的多重影响，价值紊乱、心态浮躁和行为失控，人际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呈现紧张。现实呼唤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呼唤用先进文化、科学理论、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潮流、公共道德去感召、吸引和团结人民，呼唤通过国民教育、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等途径引导社会成员逐步用现代公民意识取代狭隘的自私意识，用现代理性的文化自觉抑制非理性的无意识，巩固人民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   

要把上述各方面建设组合成一个相互协调、运行顺畅的社会系统，归根到底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1993年9月6日邓小平在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邓小平还说，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

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体现的理念和机制，通过加强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民主法制和核心价值体系等“四位一体”的建设，把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成套设备”运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社会系统的组合，落实到现代化“社会整合”的发展主题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紧紧抓住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以反腐倡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事实取信于民，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有权威，有能力”（邓小平语）的领导地位，带领人民从“经济转型”进入“社会整合”阶段，并在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胡正豪（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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