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电势高低的判断方法:延安陈昌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15:07:56
9月初头上的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巳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来了。
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
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不单是个气宇轩昂的伟丈夫，还是个美男子——我这么给你说吧，香港的大影星周润发要是穿上一身红军的军装，披上将军斗篷，就太像我们年轻时候的陈总政委了，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就像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帅呆啦”！高大英武，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我们4方面军中，陈昌浩脾气大得能把人的尿吓出来，连不少军级干部出了差错，也常挨他拿马鞭子教训。
可眼前的陈昌浩却再没有了那分八面威风的大将军的模样，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像腌菜坛子里抓出来的灰单军衣，就像刚从国统区跑过来投奔延安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陈昌浩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倏地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按照内卫纪律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能从西路军一把手的口中听到西路军毁灭的更祥细更权威的经历；我还挂欠着那么多我认识的红军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4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主席也陡然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身，冲上前双手紧紧握住陈昌浩的手，使劲摇了摇。好像握手也不能表达彼此心中的感情，他们突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
一直到分开，张主席仍然激动得语无伦次。
“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我又问过向前，他说你生病了，留在老乡家里治病。”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现在没法谈，谈不清楚，我相信以后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把情况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原来，突围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几次遭遇马家军的骑兵追杀。他俩和20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就在这时，陈昌浩生病了，烧得来晕晕糊糊。某日夜里歇脚在一个叫做大马营子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郎中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坚持要徐向前一个人先回到延安，他留在老乡家里养病。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此一别，徐向前给他留下了3名卫士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的卫士上了路。徐向前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多年生死相依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待到他俩再一次相见时，徐向前巳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而他还在为中央到底会安排他干什么工作而忐忑不安——这，恐怕是两人在大马营子挥泪而别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天苍苍，野茫茫，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年轻统帅，如今被困在西北荒原上的一个脏不拉叽的小村子里。在病榻上，强烈的自尊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讨个说法的。可到了这种孤家寡人地步，他觉得与其狼狈不堪地逃回去，还不如先回鄂豫皖，与留在老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枪，说话才响，到那时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待到病情稍好，他决定动身了。为了缩小目标，他徐向前给他留下的银元拿出一半来分给3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又给了但复30块大洋。但复三虽系乡间郎中，却也是条有副侠肝义胆的汉子，见陈昌浩病体未愈执意要走，就提出由他护送陈昌浩回老家。陈昌浩把枪埋了，穿着但复三给他的一身老百姓衣裳，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湖北境内。
但陈昌浩却过家门而不入，直接来到原来红4方面军的根据地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武装。但活动一段时间后，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当初大部队撤离时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呆不住，早巳带着26军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领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75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了2000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他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巳经难以实现，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他给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速来汉口见面。
几天后，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里办了一桌酒席，与阔别巳逾10年的老母亲和结发妻子刘秀贞、才第一次见面的小儿子祖涛，以及汉口的亲友围桌一聚。
陈昌浩1927年9月首次赴莫斯科时，刘秀贞巳经怀胎数月，陈昌浩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大名祖涛，字“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上面有一个哥哥，大名祖泽，字柏生。
陈昌浩的母亲陈吴氏见到分别巳久的儿子，悲喜交加。而细心的刘秀贞则似乎从丈夫欲言又止的神态中看出点什么，但碍于传统的妇道，她又不能开口追问，只能愁云满面，默然无语。
这不是刘秀贞多疑，而是出于女人对此类大事理所应当的敏感。
陈昌浩能够在战场上令旗一挥，山摇地动，偏偏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几次话到嘴边，却终究没有勇气把自己巳经和张琴秋结婚的事情说出口。他知道自从自己参加革命后，秀贞带着祖涛祖泽两个孩子，独自挑起了全家人的重担，承受了一个柔弱女人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有愧于家庭，更不忍心伤害妻子的感情。他的内疚、言谈中的躲躲闪闪欲语还休，怎能不让细心的妻子疑窦丛生？
就在他要与家人再次分别时，刘秀贞再也不愿让陈昌浩丢下自己不管，提出：不管是天涯海角，这次一定要跟着他走！
陈昌浩为难了，虽然他早巳把自己在老家有妻子和儿子的事告诉了张琴秋，可现在张琴秋生死未卜，音讯渺无，他要冷不丁地把这一家大小带到延安，要是见了张琴秋彼此怎么相处？
他只好再三向刘秀贞保证，他先去延安，待一切安顿下来，他再马上派人来接他们母子三人。刘秀贞无奈，只好带着祖涛回到汉阳老家，天天盼望着丈夫的消息。
和亲人们见过一面，陈昌浩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风尘仆仆赶赴陕北。
一个星期以前，陈昌浩从武昌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突然见到他，也吃惊得很，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
张主席问他：“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还没有。”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是几天前才到延安的。洛甫巳经找我谈过话了，态度生硬，语言尖刻。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我想，他要我检讨的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吧……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嘛，我巳经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让我上前线和日本人打仗，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先念从尸山血海里好不容易带了400多人逃出来，不也被一捋到底，当了个营教导员吗？我不在乎，只要准我上前线，当小兵我也干。”
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的时间很长，足足谈到第二天天亮陈昌浩才下山。他俩时而抚今追昔，唏嘘感叹。时而说到某些问题时又各持己见，高声大嗓地争执起来。
这样的场面在通江、旺苍我就多次看见过。只有陈昌浩敢和张主席当面争论。张主席也常常让着他几分。
陈昌浩当时冲动的情绪更多的是冲着毛泽东党中央，也冲着他的老搭档徐向前去的。
由于陈昌浩过去在4方面军中所处的极高地位，他清楚自己是以待罪之身回到延安负荆请罪，虽然口口声声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无所谓，“当个小兵也不在乎”，但骨子里自我感觉还是相当不错，而且还顺理成章地以为中央再咋说也得给他安排一个与徐向前差不太多的位置——既然性质与自己差不多的徐向前能得到中央的重用，他陈昌浩自然也应当如此。
但是，回到延安才十来天，他就感到情况远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乐观了。一个是毛泽迟迟没有见他，代表中央出来和他谈话的张闻天对他的态度又是冷淡加严厉，离他想像的差得很远。而且，他回到延安恰逢批张运动巳是余音袅袅，从上到下压倒性的意见，巳经异口同声地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张国焘、他和徐向前的头上。
所以，陈昌浩愤愤不平地对张主席大声抱怨：“我巳经看了洛甫给我的文件。我看到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他指出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主义。中央马上要下发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谈到西路军失败问题时，《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国焘同志，西路军是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行动，我们打了败仗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签字？你怎么能够不顾事实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你这么不负责任地来个破罐子破摔，不把西路军的弟兄们全害了吗？”
张主席苦笑着说：“昌浩啊，你真是书生意气。处在你现在这样的境地，我必须郑重其事地提醒你，政治只有利弊得失，从来就不存在正确与错误。尤其是党内政治斗争，它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战场上的敌我矛盾。我们都经历过肃反，也曾领导过肃反，难道还不懂得这里面的奥妙吗？你还怪我软弱，冲我发脾气，我怎么没有斗争？我和他们斗争到了最后一刻，斗争到了山穷水尽！斗争到了他们当着老毛的面公然殴打羞辱我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步！昌浩同志，换做你，你又能怎么样？”
陈昌浩用拳头“咚咚”捶着桌子叫了起来：“可是，你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吗？牺牲的弟兄九泉蒙冤，死不瞑目，活下来的弟兄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啊！”
张主席举眼向天，悻悻回道：“事巳如此，无力回天，那我们就让历史来作结论吧。”
陈昌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过了一会儿，带着一豁出去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我恐怕也只能按你这样的态度来向中央写报告了。”
张主席点点头说：“这才是明智之举，我完全能够理解。我现在巳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希望你能够尽快过关，重新出来工作。”
陈昌浩还谈到了他和徐向前在延安街头辟面相遇的事。他说，徐向前告诉他，他明天就要随周恩来到太原，要陈昌浩“好好休息，多多保重”。
徐向前参加洛川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8月26日早饭后，徐向前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竟意外地碰见了刚刚归来的陈昌浩。两位经历生死离别的老战友在此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万分。
陈昌浩对这次短暂的见面却颇有报怨，他对张主席说：“我知道向前为人谨言慎行，一向以严守纪律著称。可是，我太想知道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了，再三问他，他却支支吾吾，不肯对我透露只言片语。我知道他在洛川会议上进入了由11位同志组成的新一届中革军委，也是我们4方面军惟一的军委成员。想当初我和向前出生入死，推心置腹，他现在却对我守口如瓶，实在叫人心寒呐。”
张主席宽慰他说：“毕竟西路军遭此惨败，向前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为人又谨言慎行惯了，不便对你多说什么，也是能够理解的。”
张主席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让陈昌浩愣了好一阵子。
“昌浩，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向前兵败后只身回到延安时，老毛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前同志，你是4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虽然如此，陈昌浩此时对自己还感觉良好，甚至颇为遗憾地对张主席谈到，他运气不好，没有能够赶在洛川会议之前回到延安。如果能够早几天回来赶上洛川会议，就绝对不会落到眼下这种被人晾在岸上的尴尬处境了。
吃罢早饭，陈昌浩告辞了。分手之前，他拿出一首诗送给张主席。
后来，张主席把这首诗交给陆秘书，让他组织警卫排的战士们学习。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这首叫做《兵败抒怀》的诗，我当初还把他抄在了学习本上。诗如下：
壮志匡神州，
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
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
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
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
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
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
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
歌罢泪纷纷。
作为西路军的最高负责人，陈昌浩当然清楚他和徐向前是遵照谁的命令行事。
尤其是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时，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士气空前高涨。与此相反的是，马家军则受到了极大震憾，马步芳一不知蒋介石是否能活着离开西安，二不知局势将向何发展，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向红军进攻。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形成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形势瞬息万变，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一会儿一个样，就在西路军决定乘虚西进，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时，中央突然来电命令西路军掉头东返。既然中央下了东返的命令，陈、徐只能遵命行事，马上开始集结部队向东打。没过几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掉头向西，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陈、徐无奈，立即又转身向西打。
陈昌浩清楚，中央的一切关注点、着力点全都放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大事上，这就需要所有的红军，自然也包括西路军全力予以配合，对此，他能够理解。可严重的问题是，西路军巳经远远没有这样大的承受力啊，孤军在外，无日不战，部队伤亡惨重，又无任何后勤支援，此时被包围在永（昌）凉（州）地区，进退维谷。更为严重的是，西路军先是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此后又配合解决西安事变，在永凉地区盘桓了40多天，多次失去了了东进或西进，以彻底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机会，如今再以疲弱之师，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路军的前途，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西路军在永昌滞留的时间太长，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消耗，全军巳由过河时的21800人，减电至15000人，战斗力大不如前。但是它沉重的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西岸十几万敌军向西，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当时红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看出滞留永凉是极其不利的，李先念直接找到陈、徐说：“我们在永凉地区徘徊不就只有等着挨打吗？部队应该马上走，不管是向东向西，都由我30军来打头。”陈昌浩大怒，斥责道：“你懂什么？往哪儿打，你说了不算，我和向前说了也不算，只能听中央的！”
西路军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徐向前一直不能理解，直到晚年从档案中看到《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原来当时让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的动机，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即将与西路军在河西汇合的假象，以利于河东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以摆脱蒋介石大军的包围。
1936年12月31日，5军攻克临泽县城，继续向西，元旦这一天，又一举拿下了高台县城。高台一带粮食较多，陈、徐决定部队略作补充休整，然后继续向西打通国际通道，并向中央请求让4军、31军也过河配合完成任务。然而西路军向西打了几天，刚刚进入到临泽、高台一带，5日，中央又突然来电叫停命令陈、徐放弃西进，就在临泽、高台一带创建根据地。在电报中，中央拒绝了陈、徐要求4军、31军过迅过黄河配合作战的请求，并命令他们就地站稳脚跟后，迅速向东扩展根据地。
与此同时，陈徐还收到了张国焘本人发来的电报。张电指出，“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作为巳经失去军队指挥权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西路军过河之后，很少以个人的名义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指示，对于西路军的一切指令，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就在西路军与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张国焘忽然以个人的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陈、徐二人自然掂量得出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陈、徐只得放弃个人意见，无条件服从，命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蜂拥而至。由于高台位置孤立突出，驻宁该城的5军陷入了孤军苦战的境地。经两天两夜激战之后，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和3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残忍地割下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泡在酒中，送往西宁马步芳公馆邀功请赏。
就在西路军和马家军激战的时候，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延安，而蒋介石也平安回到南京，并立即将陪送的张学良关押起来。国民党大军虎视眈眈，西安和陕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配合与南京的谈判，中央遂第4次电令西路军东进。可是，马步芳巳集中重兵在东面拼命拦击，西路军连日苦战后，最后，剩下的一万余人又被迫后退到了倪家营子。而近10万马家军随即将有着大小40多个村囤的倪家营子团团包围，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西路军将士以寡敌众，无日不战，顽强据守。血战不分昼夜，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西路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马家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上来。
为避免全军覆没，心急如焚的陈、徐电告中央，汇报西路军现存力量与所处危急处境，并请求速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然而，他俩等来的却是中央以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的双重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报中还提及了他们过去犯下的政治错误，这给了陈、徐二人当头一棒，但是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就地死守绝无出路，坚守倪家营子40余天后，陈、徐只好下令部队杀出倪家营子，向祁连山方向突围。
为了解救西路军，中央考虑了各种方案，甚至决定送钱给马步芳，换来马放弃对西路军的继续追杀，结果劳而无功。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出面，来教育和影响西路军的领导人，3月4日，中央与张国焘分别给陈、徐发电，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汲取南下教训，以至造成目前危险的处境，并非中央指挥失当，而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亲拟的电文中尖锐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封电报不啻是兜头给了陈昌浩重重一记闷棍。长征时期，他坚定支持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巳经成为他一块沉重的心病。毛泽东一念这道“紧箍咒”，陈昌浩便胆颤心惊，周身发抖。
张国焘也指责陈、徐，要他们认真接受中央的批评，你们来电说西路军所遭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是完全错误的，你们要求4军、31军归还建制的观点，更是错上错加错。你们要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等等。
陈、徐接到这两份电报，心情难以言状……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血战40余天，被迫向祁连山突围后，马家军骑兵仍然紧追不舍，每一天都有数百士官被砍杀。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退到甘肃省一座叫石窝的山上，巳不足3000人，马家军骑兵又随后而来，将其团团包围，巳经弹尽粮绝的红军官兵，用石头，刺刀、枪托和追敌展开激战。
当夜，四周喊杀连天，在寒风凛冽，连树也没有一棵的石窝山头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将现有兵力编为3个支队分头突围，然后就地坚持打游击；2、陈、徐首长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
就在石窝山上，西路军给中央发出了最后一分电报，内容有二，一是汇报石窝会议作出的两项决定，二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央和张国焘3月4日来电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强调西路军一直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没有重复过去南下时所犯的政治错误，是坚决按照中央指示行动的，请求中央重新估计客观事实，对西路军作出正确评价。
朱玉教授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以后由衷地感叹说：“西路军过河以后，在4个月时间里，与马家军作战80余次，大的战斗就有一条山、古浪、武威、四十里堡、永昌、山丹，再就是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从对幸存者的采访和回忆录中反映的情况看，每一仗都是血战，很惨，也很悲壮啊！说实话，也只有共产党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军队，一个班它一个班战斗到底，一个排它一个排战斗到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任何成建制投降的，当时除了红军，还有什么军队有这样的精神？尤其让后人感慨不巳的是，当广大西路军官兵与敌人以命相搏时，他们的指挥员还三天两头地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这种严厉的批评在此后的岁月里延续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也直接造成了众多西路军幸存官兵的不幸。直到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才为西路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2004年，时任马家军14旅参谋长的马尚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战事结束以后，马步芳拿红军不怕死的精神来教育他的部队。他说人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打得那样顽强，你们的条件这样好，还把仗打得如此艰难。红军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可作为军人，无论官兵，你们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之悲壮与惨烈，让其对手折服，也让西路军的领导人倍感心痛。徐向前把它看作是“红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失败”，张国焘也曾痛心地说：“如果说与4方面军会师时的1方面军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那么西路军则是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不过，让许多西路军将士和4方面军官兵尤感心痛和不解的是，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似乎匆忙地作出了结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4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4方面军与红2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2、4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但是，朱玉教授对这篇文章的的写作日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原稿中不可能有这个内容，因为原稿是1936年12月毛主席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一个报告，那时西路军刚过黄河，在一条山打了个大胜仗，随后孙玉清的9军在古浪吃了点亏，品迭下来西路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红星报》上还登了‘一条山大捷’之类的文章，在场听报告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都知道西路军还生龙活虎在河西走廊作战，根本不存在失败的问题。毛主席怎么可能在西路军并未失败时便说出‘红军第4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的话？我在档案中找到了1937年5月的一份油印稿，油印稿上巳经有这句话了。我估计，油印稿里这么写，是在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运动展开后才加上去的。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言呢？那就是出于批张运动的需要，加上这段文字，就把责任一呼隆全推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头上去了，而且几十年就这样宣传下来了。现在来看，这样做肯定是很不合适的。牺牲的上万烈士，真是死不瞑目啊！电报那么多在档案馆里摆着呢，也包括张国焘亲拟的两分电报，如果说张国焘与西路军有关系，那就只剩下了这两份电报，可张国焘在这两份电报里都说了些什么呢？他都是在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了分歧的关头，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劝导西路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强调中央是正确的，你们不应当有任何的怀疑。张国焘那时两手空空，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指挥整个红军的是毛、周嘛！”
陈昌浩回到延安城里没几天，毛泽东便和他谈了话。大约一个月后，陈昌浩写出了一份长达7万多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检讨，对自己痛加指责。但是，在这份报告的最后部分，他仍然坚持西路军严格执行的是中央的命令而绝非国焘路线。
这份报告自然不可能得到通过，因为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巳经通过批张运动形成了定论。于是，陈昌浩在受到中央严厉的批评之一，不得不重新写了一分3万余字的报告。
很快，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内部公布了陈昌浩的写的第二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昌浩对4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对中革军委发给他与徐向前的数道命令，以及张国焘的两份电报忽略不提，而把主要责任一古脑儿往张国焘头上推。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地写道：“我们当时同意3个军渡河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执行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还说，“渡河作战本身也是错误的”。
当初西路军21800名将士在河西走廊连遭败绩，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巳被马家军重重包围的石窝山头主持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在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陕北时，他当着几十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级指挥员激动地说：“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
陈昌浩发誓“要和中央斗争”，就是要明确西路军战败的责任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来负。他在石窝会议上气势汹汹地公开指责，“军委分散4方面军兵力”，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等等，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毛泽东和张国焘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显而易见，此时的陈昌浩也是汲取了张国焘的教训，为了尽早过关，咬牙闭眼不顾一切地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因为，渡河作战执行的是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而且在渡河作战上，张国焘也是严格执行军委指示的。而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的一清二楚的事实。
毕竟，陈昌浩心里非常清楚，他与张国焘关系密切，是张国焘之下的4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在批张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他不能不用违心之言来与张国焘“划清界线”。
陈昌浩还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虽然在工作过程中，有某些反国焘路线与部分向中央路线转变的表示，可是在动摇、妥协、调和之后，终于在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国焘路线。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陈昌浩表现出的勇气还不仅仅如此，他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也仍然坚持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西路军是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队伍；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他写道：“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当时中央决议巳经对西路军作出了明确的全面否定意见，陈昌浩敢于在报告中部分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而是顶着批评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西路军是党的军队，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弦外之音自然是西路军无论胜利或是失败，都是按照党的指示行事的，胜利了归功于党中央，失败了责任也理当由党中央来负。而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竟之下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这些意见是陈昌浩为21800名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正名的基本点。他虽然在大势所趋的情形下对张国焘个人有“落井下石”之举，但对广大巳经血洒荒丘和侥幸生存下来的官兵，他仍然牢牢地坚守着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就冲着这一点，许多原4方面军的同志对他十分敬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陈昌浩的这种敬重——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但陈昌浩或许没有想到，此时以及以后的他，巳经是人微言轻，对中央巳经作出的定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了。写出第二份报告以后，作为严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从此失去了他的政治资格，被彻底晾在一边。
这口黑锅压在西路军和原4方面幸存官兵的头上，让他们忍辱负重了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从尸山血海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士，就在这种盼望与绝望，痛苦与迷惘中撒手而去了。在他们的临终遗言中，依然希望总有一天，他们无比热爱和忠诚的党，能把这个冤案搞清楚，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
和他们怀有同样感情的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老人，他就是当初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急赴星星峡，接出了400多名西路军幸存者的陈云同志。
陈云对西路军长期背着“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口早巳锈迹斑斑的黑锅心情十分沉重。为了把西路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黑帽子，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同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做了很多工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3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竹郁”（竹郁即国防大学朱玉教授撰写此文时所用的笔名）写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4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
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但李先念的“说明”和邓小平的批示当时只限存档，故不为公众知晓。直到后来《陈云年谱》公开出版，西路军问题才总算得以公开澄清。
徐帅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为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之言。这让不少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也对他微有腹议。从1983年开始，徐帅用3年时间写成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这是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可惜的是，陈昌浩巳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对于西路军的惨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一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 这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因执行任务未参加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的新学员进行“补课”。这次批判会开得很长，足足有一周时间，由张闻天和主持抗大具体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其间，毛泽东也来参加了两次。张国焘、陈昌浩当然是会议的靶子。
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了他一通。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
“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长时间不肯归队？“
“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
“你不回中央跑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
“陈昌浩，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待！”
……
面对这样的无端指责，陈昌浩无法争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他着重肯定了3个重大问题：一是张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毛泽东讲完后，廖承志紧接着上台发言。
他愤怒地控诉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搞大肃反，把罗世文带去的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杀了200多人，还冤杀了无数红军将领，邝继勋、曾中生、余笃三、刘杞、张逸民、舒玉璋……，点出了一长串被张国焘下令杀掉的红军将领。还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把他关押了好长时间，企图置他于死地。他指着张国焘悲愤交加地怒喝斥道：“要不是党中央及时到达州西，及时营救了我，我廖承志也一定会像曾中生那样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
廖承志对准张国焘放了一炮，就把原本主要是批判陈昌浩的会议重点，转向了几天来一直闷着脑壳不开腔的张国焘身上。
陈昌浩写的检讨报告过关后，中央总算给他分配工作了，虽然他早巳作好思想准备，但分配的工作仍然让他恍若跌到了冰窟里！通知他去报到的新单位是延安县委宣传部，无任何职务，仅当个普通办事员。陈昌浩意识到这分明带有惩罚的意思，又不能不去。报到后，只好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壳做事。忍辱负重埋头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回凤凰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3所学校的政治课教员。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金子随便扔到哪里都会闪光。31岁的陈昌浩把他并不热衷的本职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在武汉上过大学，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嘴巴非常能讲，文章也漂亮。这一期间他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党的理论和鼓动抗战的文章，在延安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教学工作也极受学员们的欢迎。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在他工作的3所党校先后开了社会科学概论、世界近代革命史两门课，还开了边区经济讲座这样一门新课，受到了红军干部、国统区干部、尤其是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他的努力工作，使他很快又成为了延安颇有影响的一介名流。
但是，这绝非陈昌浩的本愿。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国难当头之际，应当义无反顾重返抗日前线，率部杀敌，收复国土，建功立业，重振雄威，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作为原4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和经验带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与日寇作战。他数次向毛泽东和中央上书表达阵前杀敌的想法。但这一愿望却屡屡落空。
对此，他失望至极。他把中央对他的不公，不信任，简单地归咎到毛泽东对他本人持有恶劣的看法所致。
陈昌浩产生出这样的情绪也自有他的道理。作为他这个层次的领导人，当然认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作为庞大的4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南下北上之争中几次拒绝毛泽东的当面劝告，对毛显失尊重，坚定支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甚至在决定卓木碉另立中央，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态度踊跃，表现积级。凡此种种，换成心胸再博大宽广的政治家，恐怕也不太容易既往不咎。
换位思考，也只能使他徒唤奈何，听“天”由命了。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血气方刚满腹忧愤的陈昌浩再次上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批评中央对4方面军的历史作用没有作出应有的估计和评价，公开表示出自己的强烈不满。
陈昌浩这么做有一点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也做好了再次挨批的思想准备。不是最好就是最坏，只要他的“意见书”能引起中央的重视，重新关注他和西路军的问题，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预想中的若干种结果中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没有人理睬他，好像他的“意见书”与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许多年后，当年事巳高的毛泽东再一次听到磨刀之声在耳边霍霍响起，登上南巡列车频繁密召军中干城，并向他们数次三番地大讲密电事件和“吕端大事不湖涂”时，早巳自我解脱的陈昌浩，依然难逃被越描越黑的命运。
陈昌浩后半生的坎坷命运与“密电”事件紧密相连。而密电的要害之处，就在“以武力解决之”这几个字上。
一封杀气冲天的“密电”，让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毛泽东果断率领中央直属纵队与1、3军团7000多人，脱离与4方面军的接触，紧急北上。
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聪明人。毛泽东绝尘而去，他就占了上风头，他当然懂得如何利用广大官兵的情绪来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就不失时机地宣布成立新的中央，还借势发力，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
毫无疑问，“密电”事件，成了两军分裂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耿耿于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到：“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范硕的文章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强烈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不单单是范硕，张鹏在他写的《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事。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也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也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毛泽东，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周说：‘这件事情，是毛泽东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个吕端嘛，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而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1982年6月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德加•斯诺说:“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巳经把因果关系强调得非常明白了：因为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之”，所以“我们才走了的”。
走进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所有参观者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4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倪志亮、李先念的单尊汉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钟、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张琴秋、许世友、王建安、周纯全、王维舟、杨克明、魏传统、陈锡联、陈再道……，包括死在张国焘手中的曾中生、邝继勋、任炜章……，以及在长征途中跳河自尽的余天云等2666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早巳牺牲或新中国成立后巳相继辞世的红军副团级以上指挥员的英名纪念单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齐地挺立在山顶的绿草坪上。
大军列阵，铁马金戈，旆旗一动，气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于群峰之巅的红色“兵马俑”。而在将帅们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后面，则是6组阶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岗石墓穴，排列于绿树草坪之中。红军将士的骨灰安放其间，以供后人千伙万代缅怀。在纪念碑主碑，和由268块晶莹透亮的花岗石组成的碑墙上，镌刻着78666名红军将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的题词、贺诗。碑墙上有省军职以上红军名录948人，师职红军名录808人，司局地厅级红军名录1024人，在乡红军、流落红军、西路红军名录1089人，川北苏区20多个县（市）的红军烈士名录72591人。
今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气氛，令每一位参观者心灵震撼，醍醐灌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参观者震惊的是，面对着红军将帅方队与红军将士墓穴的，竟然是与主要将帅们同样高大精致的张国焘塑像。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张国焘半身像挺立在花岗岩基座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头戴红星帽，和面朝着他的将帅们一样神彩奕奕——没有丝毫丑化！
陵园方面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也为当时的川陕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塑了像。由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只有张国焘一个人坚持南下，所以只让他一个人的脸，永远面向南方。
（巴中将帅碑林中的张国焘塑像）
但是，那样一种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是川陕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袖在检阅他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指挥员们，或者正在向他们训话。
带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举措，显然不是陵园的管理者们能够决定的。
红军统帅与可耻叛徒，这就是张国焘！
党和人民承认了大叛徒张国焘人生中也曾有过的光芒闪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历史——党的历史！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红军将帅碑林，竟然是巴中一个退休共产党的区委书记首先倡议，并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此君姓张名崇鱼，12年来，他和几个老同志靠着八方奔波，四处募捐，以民间行为建起了这座气势不凡的红军碑林。陵园初具规模后，张崇鱼等决定按照在红4方面军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4人树碑。为此，张崇鱼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前往北京走访征求10位老将军的意见，10位老将军的意见却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尊重历史，张国焘在红军时期对革命建有奇勋，没有张国焘，将会形成重大历史缺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无论张国焘有多大的功劳，他最终成为大叛徒，给大叛徒竖碑，想干什么？简直难以想像！
鉴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张崇鱼又回到成都，征求西路军幸存者、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仁将军的意见。陈明仁听完汇报后表态，张国焘暂时往后放一放，先上李先念，理由是，李先念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直到2002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才获得有关方面通过。只不过，他的塑像与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以及镌刻有千万个红军英烈姓名的花岗石碑墙相向而立。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巳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在将帅碑林的落成典礼上，来自原1、2、4方面军的老红军们会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龛山顶。当年英姿勃发红小鬼，均成佝腰驼背白发人。战友相见，敬礼拥抱，忆起当年经历，一个个老泪纵横。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个世纪过去，连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下出生入死翻雪山过草地的好战友、亲弟兄，自然更应当“历尽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历史的真实，过去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愿望与要求。而现在，巳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共识、一种现实。
1982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笔者注：廖盖隆，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4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时任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他说，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均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
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也回忆说，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但他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
徐帅发表此论时是堪与叶帅比肩的军内元老，由他来向毛泽东钦定的、已成为党史军史常识的、1982年叶帅又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确认无误的“史实”质疑，作为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全国也只有叶帅是最有资格来郑重回应徐帅的质疑的。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范硕后来写到：“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1、4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2002年第2期）。
“还是免了吧”，说明叶帅对此确有难言之隐；“照顾大局，以1、4方面军的团结为重”，表明1、4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密电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虽然经历了南下北上之争，也公开喊过打倒毛、周、张、博的口号。但是，我只不过是张国焘身边的一个小兵，对“密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没有资格知晓上层内幕的。我只能站在一个4方面军普通战士的角度，谈谈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延安批张运动中，4方面军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议论过“密电”的真伪问题。既然由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密电”事件无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钢鞭。让人不解的是，凯丰的大块文章和中央关于“批张”运动的决议，都对“密电事件”只字未提。甚至1938年张国焘叛逃投敌，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时，以及在延河边上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上，仍然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这样一分要他们率部南下的电报。这是争辩的双方都予以肯定了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电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决之”？
毛泽东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态度巳经明白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其他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对这分电报的不同说法吧。
陈祖莫撰文说：“父亲自杀前曾满含冤屈地对我说：‘我有错误，我承认，但密电的事，没有！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引自陈祖莫所撰《回忆父亲陈昌浩》）。
宋侃夫明确表示：“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
宋侃夫当时是为张国焘管电报工作的主官，每一分电报都必须由他审签后方能发出。后来他担任过西路军第3局局长，建国后先后出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的证明的真实性应当强于陈昌浩亲人的分量。
而当年随叶剑英一起到右路军中的吕黎平，则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强调：当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正在通讯室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走进了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密电的内容：“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而且他还肯定地说是他亲手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叶帅。
与宋侃夫一样，吕黎平将军也绝非等闲之辈，建国后，他相继担任过空军高级航校的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正兵团职待遇）。
双方旗鼓相当，均言之凿凿，使事件真相扑溯迷离，难辩真伪。
70年前的这样一桩连当事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们的后来人当裁判，判出是非真伪，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们的了。
陈昌浩，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在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眼中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畏的传奇人物，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同4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他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然陈昌浩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虽然陈昌浩自杀巳经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扮成老板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国焘对他不单是信任，凡是还得让他三分。而且陈昌浩很全面，文能“等因奉此”，武能阵前杀敌。作为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他对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徐向前很尊重，很支持，两人的关系也很好。徐帅的回忆录就能证明我不是信口胡说。中央为陈昌浩落实政策后，他的追悼会也是徐帅让人搀扶着主持的。
陈昌浩高大英俊，人又年轻，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又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战争时期特别容易得到下层官兵的崇拜。
陈昌浩也的确在广大红军官兵面前表现出了人所不及的神勇之举。
1934年打黄安时，我军把赵冠英的69师围得水泄不通。黄安守敌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鼠宰猫做口粮的地步。围城40天后，我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
战斗刚刚打响，随着一阵轰鸣声，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快速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机身上印着“列宁号”三个红色的大字。
这是一架飞机——而且是一架属于红军自己的飞机！
这架飞机，原是国民党空军驻武汉部队的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油料耗尽，迫降于河南省罗山县陈家河村，被我赤卫队员缴获。驾驶员龙文光是四川省金堂县人，经教育后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为表达对列宁的敬意，苏维埃政府便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战，被秦基伟在他的回忆录《故乡的战斗》中如实地记载了下来。他深情写到：“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地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今天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
红军的“列宁号”向黄安城上空飞来，阵地上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红军战士们跳出战壕，挥舞着红旗枪支向着我军的第一架飞机致意。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也会有飞机，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向着飞机招手，眼巴巴地等待着空投粮食弹药补给品，谁知接到手里的却是一枚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声的爆炸，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十几个敌兵当场被炸死。敌人这才如梦方醒，哭爹叫娘，一片混乱。
这位在飞机上悠闲地往下扔手榴弹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年方27岁的4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他担心龙文光不可靠，就带上手枪亲自上飞机监视他，同时还往敌人脑壳上扔手榴弹。
在川北苏区的时候，陈昌浩更是八面威风。 进城出城，他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领外黑内红的斗篷，随着座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孔武骠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头上颗颗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鼓点般的响声，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
陈昌浩在4方面军中的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清楚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队伍成分的复杂性，4方面军中的军阀作风还是相当严重的。在川北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倪志亮，在鄂豫皖时就当过11师师长，算得是4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也是4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但此人性格暴躁，作风霸道，一般人都害怕和他接近。就是他的警卫员犯了过错，他也习惯拿枪教训。当然，并不往你身上打，他枪法极好，打身边，打脚下，子弹“噗噗”响，目的就是吓你一跳，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犯错误。不少人写文章把倪志亮爱使的这一招扣到了貌似粗鲁的许世友头上，让许世友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牛胯不能扯到马胯里，我得把它纠正过来。
有一次，倪志亮跟前线打电话，对方说话口气有些冲，他没听出是谁的声音，就习惯性地破口大骂起来：“你狗日的，妈那个屁的……”
谁知对方“啪”地一下把电话砸了。
有人胆敢砸红军总参谋长的电话！倪志亮这下更是气得发抖，大骂不止。
不一会儿工夫，陈昌浩带着几十个卫士一阵风冲进了通江城里的文庙大门，一边“咚咚”冲上楼梯一边厉声大喝：“倪志亮倪志亮，你狗日的好大狗胆，连老子你也敢骂！”
倪志亮一看惹火了陈昌浩，吓得不轻，赶紧认错：“政治委员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刚才是你打的电话。”
认错也迟了，陈昌浩抡起马鞭子“噗噗”就是一顿乱抽。连倪志亮的警卫员心中也暗暗解气。
后来把隔院的张国焘惊动得赶了过来，才将陈昌浩招呼住了。
陈昌浩来到延安没多久，他的弟弟陈昌浚也像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跑到延安来投奔革命。而且还从老家带来了陈昌浩的小儿子祖涛。
10月里，张琴秋经党中央营救从南京出狱了。他们此前的最手一次分手，还是在石窝会议上，当时陈昌浩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延安。而且情况危急，说走就走，当着几十号指挥员的眼睛,他只和张琴秋紧紧握了一下手，相互默默对视了一眼。为不至增加即将面临血战的指挥员们的悲痛情绪，连巳经涌到嘴边的“保重”两个字，也强咽了回去。
名义上夫妻团聚，其实他们过的几乎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单身生活。他俩的文化和职务都很高，张琴秋又多才多艺，是著名的活跃分子。但他俩的结合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战争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做的工作，就是天天写材料说明自己被马家军俘虏后的情况，以及她这个西路军组织部长兼军政委员会委员当俘虏后的表现。这样的回忆无疑对她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极为残忍的折磨，使她每天都处于痛苦与愤懑的心境之中。陈昌浩自身的处境也让他倍感压抑。夫妻俩的心情都恶劣透了，即使呆在一起也是相对无言，口角纷争也时有发生。一但拌了嘴，张琴秋索性就不回家。审查结束，张琴秋没有任何问题，重新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让她担任了抗大第8大队（女生队）大队长，领导大队所属的5个中队5000多名女学员。没干多久又被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但任教育长，兼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夫妻俩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把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上。只有到了周末，张琴秋才到凤凰山陈昌浩那眼小窑洞去团聚一下，也还得时时事事地关心照料陈祖涛。
这段时间能让陈昌浩感到安慰的是，他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此时都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他们常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望他和张琴秋。纯粹是出于深厚的战斗感情，因为没有人相信陈昌浩还会东山再起。
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
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不单是个气宇轩昂的伟丈夫，还是个美男子——我这么给你说吧，香港的大影星周润发要是穿上一身红军的军装，披上将军斗篷，就太像我们年轻时候的陈总政委了，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就像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帅呆啦”！高大英武，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我们4方面军中，陈昌浩脾气大得能把人的尿吓出来，连不少军级干部出了差错，也常挨他拿马鞭子教训。
可眼前的陈昌浩却再没有了那分八面威风的大将军的模样，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像腌菜坛子里抓出来的灰单军衣，就像刚从国统区跑过来投奔延安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陈昌浩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倏地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按照内卫纪律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能从西路军一把手的口中听到西路军毁灭的更祥细更权威的经历；我还挂欠着那么多我认识的红军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4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主席也陡然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身，冲上前双手紧紧握住陈昌浩的手，使劲摇了摇。好像握手也不能表达彼此心中的感情，他们突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
一直到分开，张主席仍然激动得语无伦次。
“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我又问过向前，他说你生病了，留在老乡家里治病。”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现在没法谈，谈不清楚，我相信以后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把情况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原来，突围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几次遭遇马家军的骑兵追杀。他俩和20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就在这时，陈昌浩生病了，烧得来晕晕糊糊。某日夜里歇脚在一个叫做大马营子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郎中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坚持要徐向前一个人先回到延安，他留在老乡家里养病。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此一别，徐向前给他留下了3名卫士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的卫士上了路。徐向前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多年生死相依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待到他俩再一次相见时，徐向前巳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而他还在为中央到底会安排他干什么工作而忐忑不安——这，恐怕是两人在大马营子挥泪而别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天苍苍，野茫茫，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年轻统帅，如今被困在西北荒原上的一个脏不拉叽的小村子里。在病榻上，强烈的自尊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讨个说法的。可到了这种孤家寡人地步，他觉得与其狼狈不堪地逃回去，还不如先回鄂豫皖，与留在老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枪，说话才响，到那时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待到病情稍好，他决定动身了。为了缩小目标，他徐向前给他留下的银元拿出一半来分给3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又给了但复30块大洋。但复三虽系乡间郎中，却也是条有副侠肝义胆的汉子，见陈昌浩病体未愈执意要走，就提出由他护送陈昌浩回老家。陈昌浩把枪埋了，穿着但复三给他的一身老百姓衣裳，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湖北境内。
但陈昌浩却过家门而不入，直接来到原来红4方面军的根据地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武装。但活动一段时间后，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当初大部队撤离时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呆不住，早巳带着26军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领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75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了2000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他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巳经难以实现，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他给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速来汉口见面。
几天后，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里办了一桌酒席，与阔别巳逾10年的老母亲和结发妻子刘秀贞、才第一次见面的小儿子祖涛，以及汉口的亲友围桌一聚。
陈昌浩1927年9月首次赴莫斯科时，刘秀贞巳经怀胎数月，陈昌浩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大名祖涛，字“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上面有一个哥哥，大名祖泽，字柏生。
陈昌浩的母亲陈吴氏见到分别巳久的儿子，悲喜交加。而细心的刘秀贞则似乎从丈夫欲言又止的神态中看出点什么，但碍于传统的妇道，她又不能开口追问，只能愁云满面，默然无语。
这不是刘秀贞多疑，而是出于女人对此类大事理所应当的敏感。
陈昌浩能够在战场上令旗一挥，山摇地动，偏偏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几次话到嘴边，却终究没有勇气把自己巳经和张琴秋结婚的事情说出口。他知道自从自己参加革命后，秀贞带着祖涛祖泽两个孩子，独自挑起了全家人的重担，承受了一个柔弱女人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有愧于家庭，更不忍心伤害妻子的感情。他的内疚、言谈中的躲躲闪闪欲语还休，怎能不让细心的妻子疑窦丛生？
就在他要与家人再次分别时，刘秀贞再也不愿让陈昌浩丢下自己不管，提出：不管是天涯海角，这次一定要跟着他走！
陈昌浩为难了，虽然他早巳把自己在老家有妻子和儿子的事告诉了张琴秋，可现在张琴秋生死未卜，音讯渺无，他要冷不丁地把这一家大小带到延安，要是见了张琴秋彼此怎么相处？
他只好再三向刘秀贞保证，他先去延安，待一切安顿下来，他再马上派人来接他们母子三人。刘秀贞无奈，只好带着祖涛回到汉阳老家，天天盼望着丈夫的消息。
和亲人们见过一面，陈昌浩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风尘仆仆赶赴陕北。
一个星期以前，陈昌浩从武昌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突然见到他，也吃惊得很，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
张主席问他：“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还没有。”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是几天前才到延安的。洛甫巳经找我谈过话了，态度生硬，语言尖刻。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我想，他要我检讨的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吧……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嘛，我巳经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让我上前线和日本人打仗，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先念从尸山血海里好不容易带了400多人逃出来，不也被一捋到底，当了个营教导员吗？我不在乎，只要准我上前线，当小兵我也干。”
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的时间很长，足足谈到第二天天亮陈昌浩才下山。他俩时而抚今追昔，唏嘘感叹。时而说到某些问题时又各持己见，高声大嗓地争执起来。
这样的场面在通江、旺苍我就多次看见过。只有陈昌浩敢和张主席当面争论。张主席也常常让着他几分。
陈昌浩当时冲动的情绪更多的是冲着毛泽东党中央，也冲着他的老搭档徐向前去的。
由于陈昌浩过去在4方面军中所处的极高地位，他清楚自己是以待罪之身回到延安负荆请罪，虽然口口声声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无所谓，“当个小兵也不在乎”，但骨子里自我感觉还是相当不错，而且还顺理成章地以为中央再咋说也得给他安排一个与徐向前差不太多的位置——既然性质与自己差不多的徐向前能得到中央的重用，他陈昌浩自然也应当如此。
但是，回到延安才十来天，他就感到情况远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乐观了。一个是毛泽迟迟没有见他，代表中央出来和他谈话的张闻天对他的态度又是冷淡加严厉，离他想像的差得很远。而且，他回到延安恰逢批张运动巳是余音袅袅，从上到下压倒性的意见，巳经异口同声地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张国焘、他和徐向前的头上。
所以，陈昌浩愤愤不平地对张主席大声抱怨：“我巳经看了洛甫给我的文件。我看到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他指出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主义。中央马上要下发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谈到西路军失败问题时，《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国焘同志，西路军是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行动，我们打了败仗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签字？你怎么能够不顾事实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你这么不负责任地来个破罐子破摔，不把西路军的弟兄们全害了吗？”
张主席苦笑着说：“昌浩啊，你真是书生意气。处在你现在这样的境地，我必须郑重其事地提醒你，政治只有利弊得失，从来就不存在正确与错误。尤其是党内政治斗争，它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战场上的敌我矛盾。我们都经历过肃反，也曾领导过肃反，难道还不懂得这里面的奥妙吗？你还怪我软弱，冲我发脾气，我怎么没有斗争？我和他们斗争到了最后一刻，斗争到了山穷水尽！斗争到了他们当着老毛的面公然殴打羞辱我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步！昌浩同志，换做你，你又能怎么样？”
陈昌浩用拳头“咚咚”捶着桌子叫了起来：“可是，你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吗？牺牲的弟兄九泉蒙冤，死不瞑目，活下来的弟兄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啊！”
张主席举眼向天，悻悻回道：“事巳如此，无力回天，那我们就让历史来作结论吧。”
陈昌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过了一会儿，带着一豁出去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我恐怕也只能按你这样的态度来向中央写报告了。”
张主席点点头说：“这才是明智之举，我完全能够理解。我现在巳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希望你能够尽快过关，重新出来工作。”
陈昌浩还谈到了他和徐向前在延安街头辟面相遇的事。他说，徐向前告诉他，他明天就要随周恩来到太原，要陈昌浩“好好休息，多多保重”。
徐向前参加洛川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8月26日早饭后，徐向前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竟意外地碰见了刚刚归来的陈昌浩。两位经历生死离别的老战友在此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万分。
陈昌浩对这次短暂的见面却颇有报怨，他对张主席说：“我知道向前为人谨言慎行，一向以严守纪律著称。可是，我太想知道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了，再三问他，他却支支吾吾，不肯对我透露只言片语。我知道他在洛川会议上进入了由11位同志组成的新一届中革军委，也是我们4方面军惟一的军委成员。想当初我和向前出生入死，推心置腹，他现在却对我守口如瓶，实在叫人心寒呐。”
张主席宽慰他说：“毕竟西路军遭此惨败，向前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为人又谨言慎行惯了，不便对你多说什么，也是能够理解的。”
张主席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让陈昌浩愣了好一阵子。
“昌浩，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向前兵败后只身回到延安时，老毛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前同志，你是4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虽然如此，陈昌浩此时对自己还感觉良好，甚至颇为遗憾地对张主席谈到，他运气不好，没有能够赶在洛川会议之前回到延安。如果能够早几天回来赶上洛川会议，就绝对不会落到眼下这种被人晾在岸上的尴尬处境了。
吃罢早饭，陈昌浩告辞了。分手之前，他拿出一首诗送给张主席。
后来，张主席把这首诗交给陆秘书，让他组织警卫排的战士们学习。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这首叫做《兵败抒怀》的诗，我当初还把他抄在了学习本上。诗如下：
壮志匡神州，
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
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
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
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
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
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
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
歌罢泪纷纷。
作为西路军的最高负责人，陈昌浩当然清楚他和徐向前是遵照谁的命令行事。
尤其是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时，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士气空前高涨。与此相反的是，马家军则受到了极大震憾，马步芳一不知蒋介石是否能活着离开西安，二不知局势将向何发展，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向红军进攻。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形成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形势瞬息万变，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一会儿一个样，就在西路军决定乘虚西进，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时，中央突然来电命令西路军掉头东返。既然中央下了东返的命令，陈、徐只能遵命行事，马上开始集结部队向东打。没过几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掉头向西，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陈、徐无奈，立即又转身向西打。
陈昌浩清楚，中央的一切关注点、着力点全都放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大事上，这就需要所有的红军，自然也包括西路军全力予以配合，对此，他能够理解。可严重的问题是，西路军巳经远远没有这样大的承受力啊，孤军在外，无日不战，部队伤亡惨重，又无任何后勤支援，此时被包围在永（昌）凉（州）地区，进退维谷。更为严重的是，西路军先是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此后又配合解决西安事变，在永凉地区盘桓了40多天，多次失去了了东进或西进，以彻底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机会，如今再以疲弱之师，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路军的前途，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西路军在永昌滞留的时间太长，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消耗，全军巳由过河时的21800人，减电至15000人，战斗力大不如前。但是它沉重的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西岸十几万敌军向西，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当时红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看出滞留永凉是极其不利的，李先念直接找到陈、徐说：“我们在永凉地区徘徊不就只有等着挨打吗？部队应该马上走，不管是向东向西，都由我30军来打头。”陈昌浩大怒，斥责道：“你懂什么？往哪儿打，你说了不算，我和向前说了也不算，只能听中央的！”
西路军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徐向前一直不能理解，直到晚年从档案中看到《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原来当时让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的动机，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即将与西路军在河西汇合的假象，以利于河东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以摆脱蒋介石大军的包围。
1936年12月31日，5军攻克临泽县城，继续向西，元旦这一天，又一举拿下了高台县城。高台一带粮食较多，陈、徐决定部队略作补充休整，然后继续向西打通国际通道，并向中央请求让4军、31军也过河配合完成任务。然而西路军向西打了几天，刚刚进入到临泽、高台一带，5日，中央又突然来电叫停命令陈、徐放弃西进，就在临泽、高台一带创建根据地。在电报中，中央拒绝了陈、徐要求4军、31军过迅过黄河配合作战的请求，并命令他们就地站稳脚跟后，迅速向东扩展根据地。
与此同时，陈徐还收到了张国焘本人发来的电报。张电指出，“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作为巳经失去军队指挥权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西路军过河之后，很少以个人的名义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指示，对于西路军的一切指令，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就在西路军与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张国焘忽然以个人的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陈、徐二人自然掂量得出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陈、徐只得放弃个人意见，无条件服从，命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蜂拥而至。由于高台位置孤立突出，驻宁该城的5军陷入了孤军苦战的境地。经两天两夜激战之后，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和3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残忍地割下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泡在酒中，送往西宁马步芳公馆邀功请赏。
就在西路军和马家军激战的时候，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延安，而蒋介石也平安回到南京，并立即将陪送的张学良关押起来。国民党大军虎视眈眈，西安和陕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配合与南京的谈判，中央遂第4次电令西路军东进。可是，马步芳巳集中重兵在东面拼命拦击，西路军连日苦战后，最后，剩下的一万余人又被迫后退到了倪家营子。而近10万马家军随即将有着大小40多个村囤的倪家营子团团包围，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西路军将士以寡敌众，无日不战，顽强据守。血战不分昼夜，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西路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马家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上来。
为避免全军覆没，心急如焚的陈、徐电告中央，汇报西路军现存力量与所处危急处境，并请求速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然而，他俩等来的却是中央以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的双重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报中还提及了他们过去犯下的政治错误，这给了陈、徐二人当头一棒，但是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就地死守绝无出路，坚守倪家营子40余天后，陈、徐只好下令部队杀出倪家营子，向祁连山方向突围。
为了解救西路军，中央考虑了各种方案，甚至决定送钱给马步芳，换来马放弃对西路军的继续追杀，结果劳而无功。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出面，来教育和影响西路军的领导人，3月4日，中央与张国焘分别给陈、徐发电，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汲取南下教训，以至造成目前危险的处境，并非中央指挥失当，而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亲拟的电文中尖锐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封电报不啻是兜头给了陈昌浩重重一记闷棍。长征时期，他坚定支持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巳经成为他一块沉重的心病。毛泽东一念这道“紧箍咒”，陈昌浩便胆颤心惊，周身发抖。
张国焘也指责陈、徐，要他们认真接受中央的批评，你们来电说西路军所遭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是完全错误的，你们要求4军、31军归还建制的观点，更是错上错加错。你们要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等等。
陈、徐接到这两份电报，心情难以言状……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血战40余天，被迫向祁连山突围后，马家军骑兵仍然紧追不舍，每一天都有数百士官被砍杀。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退到甘肃省一座叫石窝的山上，巳不足3000人，马家军骑兵又随后而来，将其团团包围，巳经弹尽粮绝的红军官兵，用石头，刺刀、枪托和追敌展开激战。
当夜，四周喊杀连天，在寒风凛冽，连树也没有一棵的石窝山头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将现有兵力编为3个支队分头突围，然后就地坚持打游击；2、陈、徐首长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
就在石窝山上，西路军给中央发出了最后一分电报，内容有二，一是汇报石窝会议作出的两项决定，二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央和张国焘3月4日来电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强调西路军一直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没有重复过去南下时所犯的政治错误，是坚决按照中央指示行动的，请求中央重新估计客观事实，对西路军作出正确评价。
朱玉教授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以后由衷地感叹说：“西路军过河以后，在4个月时间里，与马家军作战80余次，大的战斗就有一条山、古浪、武威、四十里堡、永昌、山丹，再就是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从对幸存者的采访和回忆录中反映的情况看，每一仗都是血战，很惨，也很悲壮啊！说实话，也只有共产党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军队，一个班它一个班战斗到底，一个排它一个排战斗到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任何成建制投降的，当时除了红军，还有什么军队有这样的精神？尤其让后人感慨不巳的是，当广大西路军官兵与敌人以命相搏时，他们的指挥员还三天两头地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这种严厉的批评在此后的岁月里延续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也直接造成了众多西路军幸存官兵的不幸。直到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才为西路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2004年，时任马家军14旅参谋长的马尚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战事结束以后，马步芳拿红军不怕死的精神来教育他的部队。他说人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打得那样顽强，你们的条件这样好，还把仗打得如此艰难。红军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可作为军人，无论官兵，你们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之悲壮与惨烈，让其对手折服，也让西路军的领导人倍感心痛。徐向前把它看作是“红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失败”，张国焘也曾痛心地说：“如果说与4方面军会师时的1方面军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那么西路军则是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不过，让许多西路军将士和4方面军官兵尤感心痛和不解的是，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似乎匆忙地作出了结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4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4方面军与红2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2、4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但是，朱玉教授对这篇文章的的写作日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原稿中不可能有这个内容，因为原稿是1936年12月毛主席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一个报告，那时西路军刚过黄河，在一条山打了个大胜仗，随后孙玉清的9军在古浪吃了点亏，品迭下来西路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红星报》上还登了‘一条山大捷’之类的文章，在场听报告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都知道西路军还生龙活虎在河西走廊作战，根本不存在失败的问题。毛主席怎么可能在西路军并未失败时便说出‘红军第4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的话？我在档案中找到了1937年5月的一份油印稿，油印稿上巳经有这句话了。我估计，油印稿里这么写，是在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运动展开后才加上去的。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言呢？那就是出于批张运动的需要，加上这段文字，就把责任一呼隆全推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头上去了，而且几十年就这样宣传下来了。现在来看，这样做肯定是很不合适的。牺牲的上万烈士，真是死不瞑目啊！电报那么多在档案馆里摆着呢，也包括张国焘亲拟的两分电报，如果说张国焘与西路军有关系，那就只剩下了这两份电报，可张国焘在这两份电报里都说了些什么呢？他都是在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了分歧的关头，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劝导西路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强调中央是正确的，你们不应当有任何的怀疑。张国焘那时两手空空，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指挥整个红军的是毛、周嘛！”
陈昌浩回到延安城里没几天，毛泽东便和他谈了话。大约一个月后，陈昌浩写出了一份长达7万多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检讨，对自己痛加指责。但是，在这份报告的最后部分，他仍然坚持西路军严格执行的是中央的命令而绝非国焘路线。
这份报告自然不可能得到通过，因为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巳经通过批张运动形成了定论。于是，陈昌浩在受到中央严厉的批评之一，不得不重新写了一分3万余字的报告。
很快，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内部公布了陈昌浩的写的第二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昌浩对4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对中革军委发给他与徐向前的数道命令，以及张国焘的两份电报忽略不提，而把主要责任一古脑儿往张国焘头上推。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地写道：“我们当时同意3个军渡河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执行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还说，“渡河作战本身也是错误的”。
当初西路军21800名将士在河西走廊连遭败绩，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巳被马家军重重包围的石窝山头主持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在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陕北时，他当着几十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级指挥员激动地说：“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
陈昌浩发誓“要和中央斗争”，就是要明确西路军战败的责任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来负。他在石窝会议上气势汹汹地公开指责，“军委分散4方面军兵力”，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等等，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毛泽东和张国焘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显而易见，此时的陈昌浩也是汲取了张国焘的教训，为了尽早过关，咬牙闭眼不顾一切地抓起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因为，渡河作战执行的是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而且在渡河作战上，张国焘也是严格执行军委指示的。而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的一清二楚的事实。
毕竟，陈昌浩心里非常清楚，他与张国焘关系密切，是张国焘之下的4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在批张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他不能不用违心之言来与张国焘“划清界线”。
陈昌浩还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虽然在工作过程中，有某些反国焘路线与部分向中央路线转变的表示，可是在动摇、妥协、调和之后，终于在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国焘路线。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陈昌浩表现出的勇气还不仅仅如此，他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也仍然坚持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西路军是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队伍；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他写道：“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当时中央决议巳经对西路军作出了明确的全面否定意见，陈昌浩敢于在报告中部分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而是顶着批评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西路军是党的军队，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弦外之音自然是西路军无论胜利或是失败，都是按照党的指示行事的，胜利了归功于党中央，失败了责任也理当由党中央来负。而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竟之下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这些意见是陈昌浩为21800名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正名的基本点。他虽然在大势所趋的情形下对张国焘个人有“落井下石”之举，但对广大巳经血洒荒丘和侥幸生存下来的官兵，他仍然牢牢地坚守着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就冲着这一点，许多原4方面军的同志对他十分敬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陈昌浩的这种敬重——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但陈昌浩或许没有想到，此时以及以后的他，巳经是人微言轻，对中央巳经作出的定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了。写出第二份报告以后，作为严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从此失去了他的政治资格，被彻底晾在一边。
这口黑锅压在西路军和原4方面幸存官兵的头上，让他们忍辱负重了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从尸山血海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士，就在这种盼望与绝望，痛苦与迷惘中撒手而去了。在他们的临终遗言中，依然希望总有一天，他们无比热爱和忠诚的党，能把这个冤案搞清楚，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
和他们怀有同样感情的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老人，他就是当初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急赴星星峡，接出了400多名西路军幸存者的陈云同志。
陈云对西路军长期背着“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口早巳锈迹斑斑的黑锅心情十分沉重。为了把西路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黑帽子，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同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做了很多工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3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竹郁”（竹郁即国防大学朱玉教授撰写此文时所用的笔名）写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4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
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但李先念的“说明”和邓小平的批示当时只限存档，故不为公众知晓。直到后来《陈云年谱》公开出版，西路军问题才总算得以公开澄清。
徐帅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为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之言。这让不少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也对他微有腹议。从1983年开始，徐帅用3年时间写成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这是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可惜的是，陈昌浩巳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对于西路军的惨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一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 这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因执行任务未参加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的新学员进行“补课”。这次批判会开得很长，足足有一周时间，由张闻天和主持抗大具体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其间，毛泽东也来参加了两次。张国焘、陈昌浩当然是会议的靶子。
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了他一通。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
“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长时间不肯归队？“
“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
“你不回中央跑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
“陈昌浩，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待！”
……
面对这样的无端指责，陈昌浩无法争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他着重肯定了3个重大问题：一是张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毛泽东讲完后，廖承志紧接着上台发言。
他愤怒地控诉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搞大肃反，把罗世文带去的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杀了200多人，还冤杀了无数红军将领，邝继勋、曾中生、余笃三、刘杞、张逸民、舒玉璋……，点出了一长串被张国焘下令杀掉的红军将领。还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把他关押了好长时间，企图置他于死地。他指着张国焘悲愤交加地怒喝斥道：“要不是党中央及时到达州西，及时营救了我，我廖承志也一定会像曾中生那样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
廖承志对准张国焘放了一炮，就把原本主要是批判陈昌浩的会议重点，转向了几天来一直闷着脑壳不开腔的张国焘身上。
陈昌浩写的检讨报告过关后，中央总算给他分配工作了，虽然他早巳作好思想准备，但分配的工作仍然让他恍若跌到了冰窟里！通知他去报到的新单位是延安县委宣传部，无任何职务，仅当个普通办事员。陈昌浩意识到这分明带有惩罚的意思，又不能不去。报到后，只好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壳做事。忍辱负重埋头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回凤凰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3所学校的政治课教员。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金子随便扔到哪里都会闪光。31岁的陈昌浩把他并不热衷的本职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在武汉上过大学，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嘴巴非常能讲，文章也漂亮。这一期间他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党的理论和鼓动抗战的文章，在延安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教学工作也极受学员们的欢迎。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在他工作的3所党校先后开了社会科学概论、世界近代革命史两门课，还开了边区经济讲座这样一门新课，受到了红军干部、国统区干部、尤其是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他的努力工作，使他很快又成为了延安颇有影响的一介名流。
但是，这绝非陈昌浩的本愿。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国难当头之际，应当义无反顾重返抗日前线，率部杀敌，收复国土，建功立业，重振雄威，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作为原4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和经验带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与日寇作战。他数次向毛泽东和中央上书表达阵前杀敌的想法。但这一愿望却屡屡落空。
对此，他失望至极。他把中央对他的不公，不信任，简单地归咎到毛泽东对他本人持有恶劣的看法所致。
陈昌浩产生出这样的情绪也自有他的道理。作为他这个层次的领导人，当然认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作为庞大的4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南下北上之争中几次拒绝毛泽东的当面劝告，对毛显失尊重，坚定支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甚至在决定卓木碉另立中央，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态度踊跃，表现积级。凡此种种，换成心胸再博大宽广的政治家，恐怕也不太容易既往不咎。
换位思考，也只能使他徒唤奈何，听“天”由命了。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血气方刚满腹忧愤的陈昌浩再次上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批评中央对4方面军的历史作用没有作出应有的估计和评价，公开表示出自己的强烈不满。
陈昌浩这么做有一点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也做好了再次挨批的思想准备。不是最好就是最坏，只要他的“意见书”能引起中央的重视，重新关注他和西路军的问题，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预想中的若干种结果中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没有人理睬他，好像他的“意见书”与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许多年后，当年事巳高的毛泽东再一次听到磨刀之声在耳边霍霍响起，登上南巡列车频繁密召军中干城，并向他们数次三番地大讲密电事件和“吕端大事不湖涂”时，早巳自我解脱的陈昌浩，依然难逃被越描越黑的命运。
陈昌浩后半生的坎坷命运与“密电”事件紧密相连。而密电的要害之处，就在“以武力解决之”这几个字上。
一封杀气冲天的“密电”，让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毛泽东果断率领中央直属纵队与1、3军团7000多人，脱离与4方面军的接触，紧急北上。
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聪明人。毛泽东绝尘而去，他就占了上风头，他当然懂得如何利用广大官兵的情绪来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就不失时机地宣布成立新的中央，还借势发力，把毛、周、张、博开除出党。
毫无疑问，“密电”事件，成了两军分裂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耿耿于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到：“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范硕的文章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强烈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不单单是范硕，张鹏在他写的《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事。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也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也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毛泽东，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周说：‘这件事情，是毛泽东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个吕端嘛，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而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1982年6月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德加•斯诺说:“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巳经把因果关系强调得非常明白了：因为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之”，所以“我们才走了的”。
走进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所有参观者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4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倪志亮、李先念的单尊汉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钟、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张琴秋、许世友、王建安、周纯全、王维舟、杨克明、魏传统、陈锡联、陈再道……，包括死在张国焘手中的曾中生、邝继勋、任炜章……，以及在长征途中跳河自尽的余天云等2666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早巳牺牲或新中国成立后巳相继辞世的红军副团级以上指挥员的英名纪念单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齐地挺立在山顶的绿草坪上。
大军列阵，铁马金戈，旆旗一动，气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于群峰之巅的红色“兵马俑”。而在将帅们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后面，则是6组阶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岗石墓穴，排列于绿树草坪之中。红军将士的骨灰安放其间，以供后人千伙万代缅怀。在纪念碑主碑，和由268块晶莹透亮的花岗石组成的碑墙上，镌刻着78666名红军将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的题词、贺诗。碑墙上有省军职以上红军名录948人，师职红军名录808人，司局地厅级红军名录1024人，在乡红军、流落红军、西路红军名录1089人，川北苏区20多个县（市）的红军烈士名录72591人。
今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气氛，令每一位参观者心灵震撼，醍醐灌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参观者震惊的是，面对着红军将帅方队与红军将士墓穴的，竟然是与主要将帅们同样高大精致的张国焘塑像。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张国焘半身像挺立在花岗岩基座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头戴红星帽，和面朝着他的将帅们一样神彩奕奕——没有丝毫丑化！
陵园方面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也为当时的川陕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塑了像。由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只有张国焘一个人坚持南下，所以只让他一个人的脸，永远面向南方。
（巴中将帅碑林中的张国焘塑像）
但是，那样一种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是川陕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袖在检阅他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指挥员们，或者正在向他们训话。
带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举措，显然不是陵园的管理者们能够决定的。
红军统帅与可耻叛徒，这就是张国焘！
党和人民承认了大叛徒张国焘人生中也曾有过的光芒闪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历史——党的历史！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红军将帅碑林，竟然是巴中一个退休共产党的区委书记首先倡议，并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此君姓张名崇鱼，12年来，他和几个老同志靠着八方奔波，四处募捐，以民间行为建起了这座气势不凡的红军碑林。陵园初具规模后，张崇鱼等决定按照在红4方面军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4人树碑。为此，张崇鱼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前往北京走访征求10位老将军的意见，10位老将军的意见却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尊重历史，张国焘在红军时期对革命建有奇勋，没有张国焘，将会形成重大历史缺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无论张国焘有多大的功劳，他最终成为大叛徒，给大叛徒竖碑，想干什么？简直难以想像！
鉴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张崇鱼又回到成都，征求西路军幸存者、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仁将军的意见。陈明仁听完汇报后表态，张国焘暂时往后放一放，先上李先念，理由是，李先念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直到2002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才获得有关方面通过。只不过，他的塑像与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以及镌刻有千万个红军英烈姓名的花岗石碑墙相向而立。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巳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在将帅碑林的落成典礼上，来自原1、2、4方面军的老红军们会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龛山顶。当年英姿勃发红小鬼，均成佝腰驼背白发人。战友相见，敬礼拥抱，忆起当年经历，一个个老泪纵横。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个世纪过去，连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下出生入死翻雪山过草地的好战友、亲弟兄，自然更应当“历尽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历史的真实，过去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愿望与要求。而现在，巳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共识、一种现实。
1982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笔者注：廖盖隆，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4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时任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他说，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均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
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也回忆说，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但他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
徐帅发表此论时是堪与叶帅比肩的军内元老，由他来向毛泽东钦定的、已成为党史军史常识的、1982年叶帅又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确认无误的“史实”质疑，作为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全国也只有叶帅是最有资格来郑重回应徐帅的质疑的。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范硕后来写到：“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1、4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2002年第2期）。
“还是免了吧”，说明叶帅对此确有难言之隐；“照顾大局，以1、4方面军的团结为重”，表明1、4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密电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虽然经历了南下北上之争，也公开喊过打倒毛、周、张、博的口号。但是，我只不过是张国焘身边的一个小兵，对“密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没有资格知晓上层内幕的。我只能站在一个4方面军普通战士的角度，谈谈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延安批张运动中，4方面军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议论过“密电”的真伪问题。既然由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密电”事件无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钢鞭。让人不解的是，凯丰的大块文章和中央关于“批张”运动的决议，都对“密电事件”只字未提。甚至1938年张国焘叛逃投敌，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时，以及在延河边上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上，仍然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这样一分要他们率部南下的电报。这是争辩的双方都予以肯定了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电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决之”？
毛泽东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态度巳经明白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其他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对这分电报的不同说法吧。
陈祖莫撰文说：“父亲自杀前曾满含冤屈地对我说：‘我有错误，我承认，但密电的事，没有！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引自陈祖莫所撰《回忆父亲陈昌浩》）。
宋侃夫明确表示：“肯定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
宋侃夫当时是为张国焘管电报工作的主官，每一分电报都必须由他审签后方能发出。后来他担任过西路军第3局局长，建国后先后出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的证明的真实性应当强于陈昌浩亲人的分量。
而当年随叶剑英一起到右路军中的吕黎平，则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强调：当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正在通讯室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走进了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密电的内容：“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而且他还肯定地说是他亲手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叶帅。
与宋侃夫一样，吕黎平将军也绝非等闲之辈，建国后，他相继担任过空军高级航校的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正兵团职待遇）。
双方旗鼓相当，均言之凿凿，使事件真相扑溯迷离，难辩真伪。
70年前的这样一桩连当事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们的后来人当裁判，判出是非真伪，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们的了。
陈昌浩，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在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眼中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畏的传奇人物，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同4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他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然陈昌浩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虽然陈昌浩自杀巳经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扮成老板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国焘对他不单是信任，凡是还得让他三分。而且陈昌浩很全面，文能“等因奉此”，武能阵前杀敌。作为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他对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徐向前很尊重，很支持，两人的关系也很好。徐帅的回忆录就能证明我不是信口胡说。中央为陈昌浩落实政策后，他的追悼会也是徐帅让人搀扶着主持的。
陈昌浩高大英俊，人又年轻，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又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战争时期特别容易得到下层官兵的崇拜。
陈昌浩也的确在广大红军官兵面前表现出了人所不及的神勇之举。
1934年打黄安时，我军把赵冠英的69师围得水泄不通。黄安守敌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鼠宰猫做口粮的地步。围城40天后，我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
战斗刚刚打响，随着一阵轰鸣声，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快速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机身上印着“列宁号”三个红色的大字。
这是一架飞机——而且是一架属于红军自己的飞机！
这架飞机，原是国民党空军驻武汉部队的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油料耗尽，迫降于河南省罗山县陈家河村，被我赤卫队员缴获。驾驶员龙文光是四川省金堂县人，经教育后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为表达对列宁的敬意，苏维埃政府便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战，被秦基伟在他的回忆录《故乡的战斗》中如实地记载了下来。他深情写到：“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地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今天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
红军的“列宁号”向黄安城上空飞来，阵地上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红军战士们跳出战壕，挥舞着红旗枪支向着我军的第一架飞机致意。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也会有飞机，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向着飞机招手，眼巴巴地等待着空投粮食弹药补给品，谁知接到手里的却是一枚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声的爆炸，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十几个敌兵当场被炸死。敌人这才如梦方醒，哭爹叫娘，一片混乱。
这位在飞机上悠闲地往下扔手榴弹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年方27岁的4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他担心龙文光不可靠，就带上手枪亲自上飞机监视他，同时还往敌人脑壳上扔手榴弹。
在川北苏区的时候，陈昌浩更是八面威风。 进城出城，他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领外黑内红的斗篷，随着座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孔武骠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头上颗颗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鼓点般的响声，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
陈昌浩在4方面军中的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清楚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队伍成分的复杂性，4方面军中的军阀作风还是相当严重的。在川北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倪志亮，在鄂豫皖时就当过11师师长，算得是4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也是4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但此人性格暴躁，作风霸道，一般人都害怕和他接近。就是他的警卫员犯了过错，他也习惯拿枪教训。当然，并不往你身上打，他枪法极好，打身边，打脚下，子弹“噗噗”响，目的就是吓你一跳，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犯错误。不少人写文章把倪志亮爱使的这一招扣到了貌似粗鲁的许世友头上，让许世友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牛胯不能扯到马胯里，我得把它纠正过来。
有一次，倪志亮跟前线打电话，对方说话口气有些冲，他没听出是谁的声音，就习惯性地破口大骂起来：“你狗日的，妈那个屁的……”
谁知对方“啪”地一下把电话砸了。
有人胆敢砸红军总参谋长的电话！倪志亮这下更是气得发抖，大骂不止。
不一会儿工夫，陈昌浩带着几十个卫士一阵风冲进了通江城里的文庙大门，一边“咚咚”冲上楼梯一边厉声大喝：“倪志亮倪志亮，你狗日的好大狗胆，连老子你也敢骂！”
倪志亮一看惹火了陈昌浩，吓得不轻，赶紧认错：“政治委员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刚才是你打的电话。”
认错也迟了，陈昌浩抡起马鞭子“噗噗”就是一顿乱抽。连倪志亮的警卫员心中也暗暗解气。
后来把隔院的张国焘惊动得赶了过来，才将陈昌浩招呼住了。
陈昌浩来到延安没多久，他的弟弟陈昌浚也像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跑到延安来投奔革命。而且还从老家带来了陈昌浩的小儿子祖涛。
10月里，张琴秋经党中央营救从南京出狱了。他们此前的最手一次分手，还是在石窝会议上，当时陈昌浩决定与徐向前脱离部队回潜延安。而且情况危急，说走就走，当着几十号指挥员的眼睛,他只和张琴秋紧紧握了一下手，相互默默对视了一眼。为不至增加即将面临血战的指挥员们的悲痛情绪，连巳经涌到嘴边的“保重”两个字，也强咽了回去。
名义上夫妻团聚，其实他们过的几乎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单身生活。他俩的文化和职务都很高，张琴秋又多才多艺，是著名的活跃分子。但他俩的结合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战争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做的工作，就是天天写材料说明自己被马家军俘虏后的情况，以及她这个西路军组织部长兼军政委员会委员当俘虏后的表现。这样的回忆无疑对她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极为残忍的折磨，使她每天都处于痛苦与愤懑的心境之中。陈昌浩自身的处境也让他倍感压抑。夫妻俩的心情都恶劣透了，即使呆在一起也是相对无言，口角纷争也时有发生。一但拌了嘴，张琴秋索性就不回家。审查结束，张琴秋没有任何问题，重新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让她担任了抗大第8大队（女生队）大队长，领导大队所属的5个中队5000多名女学员。没干多久又被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但任教育长，兼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夫妻俩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把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上。只有到了周末，张琴秋才到凤凰山陈昌浩那眼小窑洞去团聚一下，也还得时时事事地关心照料陈祖涛。
这段时间能让陈昌浩感到安慰的是，他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此时都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他们常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望他和张琴秋。纯粹是出于深厚的战斗感情，因为没有人相信陈昌浩还会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