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止损止损比例:被美国金融资本异化？！

    震惊！中国已经被美国金融资本异化？！　　于无声处，厚洋薄土
　　

　　 5月6日，《环球企业家》隆重推出谢国忠的《救市是救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的宏文之后，当日的11时32分，新浪网以《泡沫悖论》为题，将这篇宏文挂上该网站财经频道首页；差不多同样时间，搜狐以同题将该文在首页刊出；16点40分，网易以《反对救市并非不爱国》为题，在首页挂上这篇宏文……总之，该日，中国的门户网站、专业财经网站，如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无不以各样的标题，隆重刊出这篇文章。一时间，家喻户晓、四海远播！
　　
　　 同日，新华网在首页的财经频道，刊登《瞭望》杂志《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目前中国包括股市在内的经济安全忧心忡忡，罗列现象、分析本质、建议对策，一字字、一句句，读得人肝火暴起、怒火冲天！然而，这一篇关系到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远比当下股市涨涨跌跌重要得多的盛世危言，却象弃妇孤儿一样，被丢在新华网的一角，新浪不登、搜狐不理、TOM不转、网易不帖，各大专业财经网站更是视而不见，这篇几年来关于中国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文章，没有得到任何反响，默默地一日而终。
　　
　　 中国发生什么了？谢国忠认为的股市泡沫难道比江甬先生研究的中国经济有被外资掠夺殆尽更危险吗？摩根的”经济学家”难道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有更强的话语权吗？中国作家协会的《环球企业家》难道比新华社的《嘹望》更重要吗？谢国忠破衣烂衫的陈词滥调难道比江甬先生有理有据的科学陈述更精彩吗？
　　
　　 我有一个念头，但是不敢断定，直到5月9日新浪网在财经首页挂出两个视频。
　　
　　 这一天，据说是中国金融业”遵义会议”的陆家嘴金融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金融官员、国际金融大资本家、”经济学家”们欢聚一堂，讨论”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问题。当然，早就和”世界格局”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谢国忠许小年等”经济学家”是务必拨冗光临的，而刘纪鹏、贺强等”不融入派”，哪儿凉快那呆着去！当天，新浪网就当前的股市问题采访了谢国忠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证券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谢先生结结巴巴、嬉皮笑脸，坚持不懈地”熊两年、没商量！”，而文质彬彬的夏斌先生则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股市会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媒体对内容在排版的上下、先后、大小位置，均传达编辑对内容轻重、厚薄的主观评判，进而影响社会大众的认知。新浪网是如何安排这两段视频的呢？
　　
　　 谢国忠在前，夏斌在后；
　　
　　 谢国忠视频全长2分23秒，夏斌全长视频全长54秒！
　　
　　 这一刻，我恍然大悟：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谢国忠化了、胡舒立化了、摩根士丹利化了，已经美国金融资本家化了！
　　
　　 中国的重要的舆论阵地开始全面沦陷！
　　
　　 人家娶妻，为我生子？
　　
　　 2000年，当中国第一家网站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举国欢腾。此后，一家家互联网在美国上市成功，张朝阳、丁磊、陈天桥等名字，在中国报纸电视上金光闪闪，智慧、财富、成功的光环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青年眩目晕头，到美国接受教育，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的共同的理想；让美国的资本市场鉴定自己的奋斗，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相同的美梦……美国人太慷慨了，美国人的钱简直可以白拿啊！
　　
　　 到今天回头一看,我们已经将新浪、网易、搜狐、等中国的有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我们将空中网、中华网、华友世纪等中国的无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甚至我们将楼宇之间的广告传媒——-分众传媒也卖给美国了……
　　
　　 中国人打开电脑，信息是美国人传送的,打开手机，信息是美国人传递的,站到电梯前，广告也是美国人传递的……
　　
　　 “我们只是利用了国际资本市场而发展了自己的IT产业啊，所有这些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天真，愚蠢的天真、恐怖的天真！
　　
　　 别人写情书、花聘礼、办酒席，娶回花容月貌的美娇娘，洞房花烛夜却让你独享锦绣龙凤被，并且替你生养好儿郎，这样的美事你敢想？美国人出钱，办媒体来帮助中国政府宣传当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多么恐怖的浪漫、多么荒诞的幽默啊！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互联网大国了，根据CNNIC的报告，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网民大概是2.4亿个，超过美国的2.1亿个。互联网就是人头经济，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吗？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4.8亿个、甚至8.4亿个,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这就是新经济庞大的资源，和煤炭、铁矿、石油一样，是新经济财富的源泉，然而，我们却兴高采烈地送给美国人了！我们庞大的网民队伍每点击一次网络，就会给美国人送一次财富，源源不断、滔滔不绝！
　　
　　 就算我们中国人民重义轻利，送一点钱财给美国人不算什么，可是我们国家的安全呢？同样是CNNIC的第21期报告，到2007年底，大约有73%的网民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2.4亿网民,有1.75亿是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可以认为,中国最有知识、最有财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都在通过互联网了解着这个社会的信息。然而这个重要的阵地，我们却交到了美国人手中！
　　
　　 就说中国的股民吧，才一亿多， 90%以上的人都通过快捷、全面、丰富的互联网了解市场信息，当互联网只剩下谢国忠、许小年、胡舒立的声音的时候，中国百姓还有信心支撑中国的资本市场吗？
　　
　　 当主事者控制着有党委、社长双重领导着的日报、电视台等阵地，沾沾自喜地认为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时候，如同我们的先人们紧抱着长矛和弯弓昏昏欲睡，而”和国际接轨”的、没有党委的互联网站，已经端着飞毛腿和M47冲了进来！
　　
　　 是的，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看起来规规矩矩，看起来和主旋律一致合拍，但是你无法让他刊登《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这样的文章，你无法让他将夏斌做得比谢国忠重要。正如法律可以保障一个女人是你的媳妇，却无法惩罚这个女人睡梦里叫其他男人的名字，更无法保障她死心塌地地爱你。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在这一点点的偏颇之间，他们就将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进一步制造成”完全信息不对称”！
　　
　　 我无法查到其他董事会的名单，但是我看到了新浪的董事名单，其中有一个董事特别刺目：张颂义，摩根斯坦利香港公司的顾问总监。摩根斯坦利！请牢牢记住这个名字，它象幽灵梦魇一般，已经深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中国资本市场带泪的搞笑
　　
　　 我们几乎不能责备新浪、网易、搜狐、金融界，因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没有投资他们，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美国人民投资的公司。
　　
　　 是中国人没有钱吗？不是，新浪、网易、百度、搜狐、空中网、华友世纪、金融界、分众传媒等8家门户在美国上市，分别筹得6800万美元、1亿美元、2亿美元、7300万美元、1亿美元、2亿美元、8000万美元、1亿美元，总共才可怜的9.3亿美元，不到浦东发展银行第四次再融资额度的三分之一，甚至只相当于该公司职工一年的薪水！也只有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三分之一，只有中投投资摩根士丹利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有平安投资富通公司的二分之一！但是就是这点区区的小钱，就将中国新兴信息渠道全部出卖给美国人了！这八个公司到今天的市值是610亿美元！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国人已经傻得天下无双了！
　　
　　 是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能力吗?不是。我们有貌似严格的制度，比如三年盈利啊，资产规模啊，等等等等，科学吗？没有人认证，合理吗？没有人研究。但是蓝田、银广厦、亿安科技可以成功上市并且一飞冲天，而新浪、搜狐却无法在市场上融到区区的一两亿美元！活人可以被尿逼死，说的就是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
　　
　　 我无法想像，这些公司到美国上市，是如何一个个批出去的？我们有重重叠叠的机构，有圆圆扁扁的公章，你无法想像有多少个婆婆可以管理一个互联网企业：宣传部、出版署、广电局、信息产业部、证监会、工商局、税务局……八爪章鱼、千手观音，却眼睁睁让自己白白胖胖的孩子插根草标，三文两吊的就卖了！忽然有一天钱多起来了，就咋咋呼呼开始喊”走出去”，甚至豪情万丈地说要招揽国际企业到中国上市，可是我们自己最优秀的上市资源却一个个放出去、再放出去……
　　
　　 甚至，”大飞机”挂牌的鞭炮纸屑还没有飘散的时候，有权者就放出风信：欢迎民企、外资参加。似乎中国人做任何事业，没有外资参与红利分配，就一天日子也不能过！不用说，不久的将来，波音、空客又将以我们百姓不敢想像的价格取得”大飞机”的股份了，名义就是我们至今还搞不明白的”引进战略投资者”！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市场环境:曾经跌到1美元左右的搜狐,今天是83美元,折合人民币是581元/股；网易甚至跌到0.12美元，今天复权价是98.4美元/股，折合人民币是689元/股，上市不久的百度今天是364美元/股，折合人民币是2548元/股……
　　
　　 证监会允许中国股票有这样的”风险”吗?谢国忠、许小年容许中国的股票有这样的”泡沫”吗?茅台200多,谢国忠说非跌不可；中国船舶300块，谢国忠说基金做庄……大盘涨上去,他们说20倍市盈率；等到了20倍市盈率了,他说CPI高了；等CPI不高了的时候，他们又说国际市场崩溃了……横竖中国股票是万万涨不得的!
　　
　　 在一个散户占6成的市场，没有专业投资技能的普通百姓，将自己买卖的决策权，交给为他们分析判断市场趋势的”经济学家”，交给了作为公共知识信息平台的舆论媒体，而在新浪们的眼睛里，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又只有谢先生及其同志们，想涨？那简直就是徒手登天、白日做梦 ！
　　
　　 中国有十几万亿的银行储蓄，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10%的经济年增长率，但是我们坚韧不拔地让股市熊下去，让老百姓的钱呆在银行里日复一日心酸地贬值，让国家的外汇储备年复一年地无奈贬值，绝不通过旺盛股票市场来将它们转化为可增殖的资本！
　　
　　 于是，国际分工形成：西方出资本，中国出劳力。我们的祖师爷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了，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讨口饭吃，而剩余价值被出资本的人拿走了！没有这些剩余价值，国家靠什么积累？民族靠什么复兴？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