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办教育，正成为高速中国的“弃儿”

民办教育，在中国是一个“色调灰暗”的名字，有一个“孤悬”的尴尬身份。尽管中国有数千年的民间办学的历史，所谓“学在民间”；并且现今的学校如果追溯上去，也大多有私立的缘起。但民办教育在当下中国，却是文件和口头上多有鼓励和倡导，但在人心中备受质疑，现实中多不待见的。

民办教育的认同困境，压力来自外部而焦虑发自内心，接触过不少的民办教育的举办人，往往是董事长兼总校长，也常常有“前途迷茫”、“不知红旗能打多久”的疑惑。因为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的颁布，民办学校吊诡地“一落千丈”、“遍地狼籍”。名校办的假民校，挟持政府数十年倾斜性投入的累积和垄断，再借助“真民办”的灵活机制，对“真民办”施以了最“残酷无情”的“打击”。现在已经基本断绝了新生民办学校的可能，即使生存下来的也大多“伤痕累累”、“苟延残喘”。如今，民办学校似乎成为“三轮马车上的第四个轮子”，完成了他的”过渡性使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因为是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民办教育是为缓解教育资源紧缺，政府无力解决困境而起步的，也自然会因应这个问题的解决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对民办教育的“利用阳谋”，似乎只是“始乱终弃”的无情。其实是没厘清思路，民办教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生态健康的活力源泉，绝不是国有教育的过渡、补足和点缀。国有公办教育的权力边界是什么，它做的是“基准”，强调“公平”；民办教育的生长空间在哪里，它做的是“需求”，强调的是“个性满足”。公办教育“基准”的高度是没有尽头的，永远有努力提升的可能，但因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前提是“公平、公正、公开”。他不再允许有用重点学校、重点班级等等名目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把共有资源歧视性、随意性配置的情况存在；同样民办教育面对的人的“个性需求”，也是没有边界的、不可轻忽和强制规范的，只有民办教育才可以“追逐个性、迎合需求”，关键是它的投办主体，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服务对象自愿选择、自主购买的，满足着日益丰富多元的社会需求。公办教育做“保障”，民办教育做“特色”；公办教育面向“全体”，民办教育服务“小众”；公办教育做“配套提供”，民办教育做“自主选择”。其实，公办学校也要追求“特色”，但只是教育公正前提下的“小特色”；民办教育也讲“保障”，是“特色”前提下的“大保障”。在国外，公立学校的校长对民办学校“既妒且恨”，因为私校既享受了政府给与公立学校的所有扶持政策和资源，同时又有自己灵活收费的自由。国内正相反，只有私立学校的校长对公办学校“既妒且恨”的份儿，因为民办教育始终如同“庶出”。我们的政府很难“通透”：民办教育，投资人自己投资、自负盈亏，在为社会提供高品质教育的同时减轻了社会投资压力，包括建校、日常运转及教师工资等，家长自愿放弃应享受的国有教育，掏钱上学个性化地培养子女，有何不可？就民办学校而言，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时刻制约，有大量强大的国有学校时刻制衡；对公办学校而言，有民办学校来陪衬它、刺激它，连管理教育的成本都会由此降低，让民办学校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国民待遇，何乐不为？

最近，因教育部长的意外去职和高校丑闻频繁爆发，钱学森的去世和诺贝尔奖的持续阙如，又引发了关于教育的大讨论，中国大概是获得奥赛奖项最多的国家，而离诺贝尔似乎愈来愈远；中国是可能是培养博士最多的国家，而不少的博士们不热衷科研却热衷成为官员，同时更多的官员不热衷于为民做事却热衷于成为博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其路漫漫，创新是关键，而创新的关键是教育体制和观念的创新，教育只有打破束缚和垄断，才能破除腐败、突破僵局。引进民间资本办学，不失为一个选择，民办学校对自身品质的真诚关注，对教育规律的自觉遵守，对持续发展的热切期盼，对改革和创新的天然推崇，以及由市场甄别的“进退机制”，因国有教育日益提升而形成“制衡机制”，都为民办教育蓬勃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整个教育的良性互动构筑了平台。但出人意外的是这些年来民办教育，既“唱衰”又“走弱”，在老百姓的眼里、心中，民办学校的口碑为什么并不好呢？这与民营企业三十年来形象逐步被接受和认可，形成巨大反差。我想，一是创办初期，由于准入门槛太低，的确有一些民办学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按教育规律办学，急功近利，大肆捞钱而自毁长城；但这部分学校多在近几年的寒流中被“清洗”，这对民办教育的整体而言未必就是“不幸”，因为减轻了“负荷”，增强了体质，树立了警戒线；二，最主要的是“名校办民校”的挤压和抹黑，“民办学校”生存空间仄逼，往往来不及生长、发展和壮大，无暇考虑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就过早“窒息”于生死线上；更重要的“名校办民校”不仅借了“民办”的“名号”得利，还把自己的“污水”一股脑泼在“真民办”身上。因为真正可以“乱收费”的绝不是“真民办”，“真民办”要生存下去必须按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收费标准；必须按照国家规章法令循规蹈矩，否则“成本”太高“代价”太大；真正可以“管理粗放”、“服务低下”却又傲慢不羁的不可能是“真民办”，因为“真民办”知道群众是用钞票选择、用脚投票的，没有民众追捧就没有生存可能；三是“道德杀人”，教育是公共产品，理应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可在舆情汹汹的裹挟下，却极容易发展成为非理性的“民办教育没有存在必要”，尤其是政府财力充盈时，此论调更易“尘嚣甚上”迷失前路，再加之教育是公共产品，不应牟利、盈利，而民办教育是收费上学的，“肯定是错的，一定是有罪的”，教育界道德洁弊泛滥，把民办教育置于道德洼地。所以“真民办”一再被挤压、逼迫甚至抹黑，承担起不该承担的道德职责，有时甚至成为教育捧献给民众的“出气筒”，被利用过后“再次利用”。“教育产业化”的全民误读，最后鞭子抽到民办教育身上大抵就是如此。前几年国家教育投入偏少，国际舆论压力巨大，于是新一届政府在财力缓解之时，大力扶植国有学校，表面是“迷途知返”、“拨乱反正”，其实也不排除“政治做秀”和“头痛医头”决策短视，钱没花在刀口上，对教育推动小而副作用大。有人曾在10年前就振聋发聩地说过：中国教育“不差钱”，最差的是机制。可惜大家只记住了前半句话，对教育机制少有反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落差加剧，承受更多生存危机，有被彻底抛弃的危险，其实扶植国有学校并没有错，但以歧视、打压民办学校为代价的扶持就“谬以千里”了。国进民退，绝非国家福祉，日趋不公平的竞争，使民办教育边缘化的迹象更加清晰，现在有的地区，民办学校生存环境艰险，政府不提供任何保障，反而一刀切地限制或变相限制民办学校，比如违背《民办教育促进法》赋予民办学校的跨界招生权力，不支持反而限制，不推进反而退缩，“落井下石”、“雪上加霜”。基础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被赋予了招生的更大自由，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23条明文规定、准确阐述的，是对民办学校的重大扶持，因为民办学校拥有自由的同时，也背负着巨大的威胁：除了市场开放外没有谁会为它的生存和发展“背书”。凡完全由市场选择的，应该还归给它完全的市场，这是常识，是不足以构成政策盲点的，除非是有意识地忽视、有选择地屏蔽。

改革开放30年，有人慨叹教育何曾改革开发过，全国一节课，全国一本书，全国一张卷，全国一起考等等，中国只有教务主任，从来没有真正的校长，更遑论教育家了。办教育的出发点是立足“顺应民心、符合民意”，既不对教育“削足适履”，也不对民意“强加改造”。我们是办人民满意教育，不是在办某个部门满意教育。因为在一个昌明而发达的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需求，无非是此处不提供，别处提供；中国不满足，外国满足而已。国家要保障每个公民接受愈来愈高品质的教育，同时要尊重丰富多彩的个性化教育需求，而这些更多的应该由民办教育来担当。绝不能故意使学校千人一孔，万人一面，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以单一和贫乏来，逼得家长无可选择，无奈就范，创造所谓“公平和均衡”的神话，教育公平的最高境界绝不是“平均”，而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高层次的“不平均”。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在市场经济的当下管理教育、管理学校，甚至妄想“伸手”来“接管”家长的思维和欲望，一味地“扩权”而不“尽职”，“越位”而不“到位”，“指责”而不“指明”。会把学校、校长和家长推至尴尬的境地。那样，首先遭殃一定会是“脆弱”的民办教育。

感言：

从理论上来说，从常识来判断，民办学校的明天无疑是美好的，但残酷的是大部分学校连今天都挨不过去。这就是民办学校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民办教育，是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产物，而不是市场的产物，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这是中国民办教育最大的悲哀！

好政策可以让民办教育跨越式发展，不好的政策则可把民办教育折腾得死去活来。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感受的不是春风，而不是刺骨钻心的寒风。对现实中的民办学校从业者来说，怎一个“悲”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