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atlab2014出错:民校危机：一场半生不熟的公益游戏_大雪无痕

　　陈孝大非常低调，如果不是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先生亲自引荐，他并不愿意见记者。

　　44岁的陈孝大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瑞典学习教育的博士留学生，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回国后初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因不满教育的现状，与夫人倾家荡产下海创办了一所民办学校。陈孝大采用个性化办学，让小学生写“论文”，一时间声名遐迩，校业兴隆。但2002年这所学校强制被贴上“事业单位”的标签，由普陀区教育局接管。

　　苦心经营6年的民校一下子被接管为公办学校，陈孝大夫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毅然离开前往嘉定区创办了12年制的上海远东学校，100多名教职工追随而去，普陀区教育局一怒之下以“挪用公款”起诉陈孝大，幸而二审宣判无罪。

　　从拘留所出来，陈孝大仍旧走马上任上海远东学校校长，轰轰烈烈，几年时间就把学校办成了嘉定区最好的学校之一，在校生近1400名。今夏，朱永新先生到上海，与老朋友陈孝大夫妇见面，不料陈孝大却报告办学“越来越艰难”，说得严重点这是一场未见硝烟的“财务危机”，民办中小学经费紧张，“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了”。

　　未见硝烟的财务危机

　　陈孝大第一次公开谈论这场危机是在去年的嘉定区政协会议，他在小组会上发言——《嘉定区民办学校在危险之中》，“标题很惊人”。

　　“10年前，民办学校老师工资比公办学校高，以好老师吸引生源，现在做不到了。”为什么？陈孝大举了两个数字，2007年嘉定区公办初中平均每个学生的一年支出教育经费1.4万元，但嘉定区所有民办学校一年收费是1万元，这是物价局的规定，民办学校没有定价权。再有，一个公办高中生均费用是1.8万，但陈孝大们被核定的收费标准是1.1万。“我的校舍是贷款盖的，还要还贷，这怎么跟公办学校公平竞争？”

　　当时，嘉定区政协主席周关东就坐在陈孝大旁边，当即决定，让陈孝大第二天作大会发言。大会发言，陈孝大把成本摊开一说，“大家都懂”，但他马上听到一种反应，为什么民办企业能做到低成本运行，民办学校就不能？陈孝大解释说，办学成本中80%是工资成本，20%是公用经费，假如远东学校不打电话不用空调等等把这笔钱省下来，以初中为例，即全部一万元收入拿来发工资，仍落后于公办初中工资水平11200元（14000×80%）。

　　“我们的会计是教育局委派的，他第一次查账后都不敢相信，说这里已经节约得不能再节约了。”陈孝大一直在节流，但节衣缩食不能从根本上压缩成本。保持民办学校竞争力的核心措施是提供高薪，配备优秀师资，这是硬支出。民营企业雇佣低廉劳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假如可以雇农民工，那我的办学成本立马降低数倍，恰恰相反，我购买的是知识型人才，这是最昂贵的人力成本。”

　　早在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际，陈孝大就意识到，随着地方政府逐年将新增财政收入15%用于教育，而这些钱基本上流向公办学校，民办学校这场危机必将到来，那时他便去嘉定区教育局“公关”，寻求公共财政支持。嘉定于是成为上海第一个资助民办学校的区县政府，但做得小心翼翼，资助标准亦如涓涓细流，生均只有600元左右。这反映了公共财政购买民办教育服务在社会上尚未形成共识，可是远东学校的财务危机却已迫在眉睫，无奈之下，陈孝大向嘉定区物价局申请涨学费，但被拒绝了。

　　幸运的是，陈孝大是一位有才有为的教育家，嘉定区政府意识到“教育家”是当前最稀缺的教育资源，2006年起委托陈孝大管理嘉定区最差的一所公办小学，80万管理费外加达标奖金20万，陈孝大于是兼任公办小学校长，“赚钱养家”，去年给每位远东学校老师加了1.5万元年薪。这可以看作是嘉定区政府“暗补”远东学校，但民办学校期待的是公共财政之光。

　　民校是公益性的？

　　“如果孔子和陶行知在今天，他们绝对没有资格办教育，这是民办教育的悲哀。”陈孝大说。症结，就在高门槛的市场准入机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冒出来，遍地开花，同时造就了一场大的误会——人们以为民办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商家，投资民校被视为市场行为，针对市场所固有的“短期效应”、“自由无序”、“无政府状态”等局限通常会导致“市场失灵”，各地政府对学校的开办资金要求比较高，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对占地面积、校舍面积、设备条件亦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些规定使得教育的投资者往往不是教育专家，而是企业家，这样的资金准入政策使得绝大部分懂教育的人不能办教育，办教育的基本上都是外行。”在这场误会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投资办学的企业家，在前些年的教育产业化鼓噪中，很多人以为教育是最后一块大蛋糕，纷纷进入，到头来发现这是一个陷阱，“它是一个无底洞，每年都要贴钱”。

　　在2004年一次教育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公益性这样一个基本特性，不要指望在这里有很大的收益和利润。”可惜说晚了。企业家本以为能从教育赚钱，不顾社会反感心理，到头来不但没有经济回报，还要背负骂名，“一个企业家来办教育，老百姓会说，这个家伙又来赚钱”。

　　陈孝大办远东学校，6年了，仍有1000多万债务，如今遇上这场财务危机，学校还贷能力又大大下降。如果按公办学校生均费用支出办学，远东学校属于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钱从哪里赚？“上海100多所民办学校没有一个民办学校赚钱的，包括刚开始准备赚钱的人也没赚到钱。”

　　以大名鼎鼎的上海市金苹果学校为例，几亿元的大投资，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如今小学部停办校舍出租，仅维持中学部。另一所上海民办名校浦东东方世纪学校，5年间换了8个校长，“老板觉得校长没有完成任务，也许，当初进来就是一个误会”。

　　如果有人说民办学校赚不到钱，想必他听到第一反应是：鬼才相信呢，不赚钱的事企业家肯背负骂名投资？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吊诡之处。陈孝大感慨道：“兴办民办学校，不管你抱着什么目的来，到最后只能是公益性，也许你后悔，后悔也要做下去，除非有另外一个傻瓜接手。”

　　对账，惊动嘉定官署

　　有人说，以前各地物价局总以为民办学校那么赚钱，想着法子罚款整民办学校，但2007年物价局把嘉定区所有民办学校的账本查看一遍后，“现在开会都是说怎么帮民办学校”，这个180度的态度转变，源自去年的一次调研。

　　嘉定区物价局调研了该区全部10所民办学校，惊讶地发现，“民办学校除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外几乎没有其它的资金来源，如果学校没有一定积累，甚至连生存都遇到困难，资金链出现缺口，更不用说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了”。

　　调查报告显示，嘉定区公办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每年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已分别达到：10330元、14035元、16052元，而嘉定区民办学校目前的收费最高也只有每年11000元，加上一些住宿费收入和政府暗补的那一块最多也不会超过12000元。

　　再看教师工资对比，公办教职员工年人均工资收入3年间从46053元增加到61296元，但是以最具有代表性的5个民办学校的教职员工2006年人均工资来看，最高的是桃李园学校62072元，其次依次为：育英高级中学60051元、嘉一联中56105元、远东学校51163元，最低的是槎溪高级中学仅为43347元，人心思动。

　　“物价局自己吓了一跳，局长亲口跟我说，不知道你们这么苦。”陈孝大将物价局报告拿给教育局局长看，教育局长惊呼：“真是这样子啊？”

　　陈孝大说，“以前我们还经得起整，现在民办学校很容易倒了，已经步履艰难了。”而民办学校都是嘉定区的优质学校，把它们整垮当地教育立马黯然失色。

　　公共财政为何补贴民办学校

　　两年前，嘉定区教育局带队去浙江宁波市考察民办教育，陈孝大随队出行。当地一个县教育局长介绍说，老板有钱买地盖学校但是很难招到好老师，教育局让他们在公办学校里挑，而且1/3教师工资由公共财政买单。

　　“这样国家的钱不是跑到老板的口袋里去了吗？国家不是吃亏了吗？”

　　那位局长答：“如果没有这个私人老板来办学校，这些学生的教育经费都是政府掏，现在政府只掏了1/3，赚了呀。”2006年9月出台的《宁波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明确规定，“对实施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按本市户籍学生人数，给予不少于相对应的公办学校生均教育经费1/4的补助。”这在全国属首创之举。

　　在嘉定区物价局的调研报告中，记者读到这样一组数据：民办学校学生数量为：小学2507人、初中4258人、高中1153人，分别占全区总学生的11％、24％和14％，尤其是初中比例几乎占了1/4。

　　这就揭示了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基本事实，它是一种大众教育，而大众教育理应由公共财政买单。社会的发展是贫富悬殊，社会有先富阶层，也有弱势群体，但政府作为平衡大局的宏观管理者，不能偏颇，政府制定的政策永远是为大众服务的，均衡分配资源，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利享受公共财政提供的均等服务。

　　公共财政对私立学校进行资助是全球普遍现象。荷兰自1989年起对私立学校提供全额援助，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卢森堡、新西兰、挪威、英国等国为私立学校提供占私立学校全部经费75%~95%的资助，日本的私立学校经费中，来自政府的资助大体占10%。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也支付私立学校全部经费的75%。

　　教育投资不能只归个人

　　然而，一个事实是，现阶段民办学校学费高，基本上集中了中国先富阶层的子女，而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依然稀缺，免费义务教育也不过是今年才全面铺开，这一基本矛盾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的公共财政还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资助民办学校，但问题已经不是政府是否资助民办学校，而是资助多少的问题。

　　嘉定区物价局便在其调查报告里写道——

　　提高民办学校的学费并不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有效办法，因为过高的收费不但限制了生源的质量和范围，而且还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教育既非纯粹的公共产品，也非纯粹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者说教育既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所以，教育的投资不能只归于个人，或只归于政府。由个人、家庭和政府共同承担相对应的教育投资责任和义务，是当今国际上普遍遵循且一致公认的基本准则。政府在民办教育的成本分担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调查报告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优惠地价，提供师资、政策、校舍场地、资金及下拨生均公用经费来分担民办教育的成本，甚至可以向全区中小学生发放同等待遇的教育券，学校凭收回的教育券向教育主管部门领取相应教育经费，学生自由选择公立或民办学校就读，券随人走，钱随券落，确保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享有同等的财政供给，把现行的暗补变为明贴。

　　“国外私立学校，收费也不是很高的，学校运行不是全靠收费，而是来自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这样普通家庭人家也能分享优质教育。”陈孝大说。

　　民校的“非标”功能

　　既然公办、民办政府都要投钱，那办民办有何益？

　　在上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已经摆在教育行政主管们的面前，特别是公办教育资源出现局部过剩的今天，有人便提出通过“规范管理”，逐步控制和减少民办学校的数量。如此言论，被一些受访者认为，是把上海民办教育推向万丈深渊。

　　如果仅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利益出发，确实“害怕政府对民办学校失控，特别是民办学校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的时候，这种心理不平衡表现得更加明显”，当部门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显然没有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动力，“财政不足时欢迎你，财政富裕了就踢开你”。

　　对此，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在今年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严肃驳斥说，近代上海素有“教育万国博览馆”之美称，当时国内外各种教育流派纷呈，不同的教育模式在上海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多元化、国际化教育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标志。发展民办教育不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不够的“拾遗补缺”，而是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

　　9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和8位基层教师座谈时便指出，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不仅能上学，而且要上好学，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绝不意味着把学校办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在陈孝大看来，举办民办学校正是实现总理讲话精神的重要体制保障。

　　“民办学校不仅是筹集教育资金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机构，是教育探索的创新主体力量。”陈孝大说，古往今来，最有特色的学校几乎都是民办学校，最杰出的校长都来自民办学校，从孔夫子到陶行知，都是以民办学校著称的。

　　朱永新先生便将陈孝大的教育探索概括为“非标教育”，朱说，我们的教育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考试，把本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学生培养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无穷的烦恼，而陈孝大的教育理想是让教育适应孩子的个性，而不是让孩子适应统一的教育。

　　半生不熟的公益游戏

　　9月9日，教师节前一天的座谈会上，温总理还说，他非常赞同教育资金的来源多样化，企业家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企业的收益回报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教育。

　　陈孝大颇为总理这番话叫好，因为只要企业家举办民办学校，“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慈善家”，国家不承认民办教育投资者对民办学校拥有产权，“投资民办学校，资产增值了不可以变现，亏了那就倒霉，学校关门了，只能拿回去自己投入的那一部分，最好的情况是拿回自己的本金，利息想都不要想。”

　　也就是说，民办学校的最终方向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这是一场公益游戏，只不过现在还处在政策探索期，比如2003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就允许民办学校投资者拿“合理回报”，用经济回报“促进”企业家办教育。是有投资者以合理回报的名义从学校里把钱拿出去，但陈孝大提醒说，“这是违法犯罪了啊，合理回报谁给你评估的，真的从办学结余里拿走的吗？”事实上，绝大多数民办学校没有结余，“小心以后被抓尾巴”。

　　陈孝大在办学章程里明确写明，不要“合理回报”，不只是为了免交33%的企业所得税，关键是他看清楚了民办学校的公益属性，“我也发觉，很多企业家办民办学校，到后来也明白了，他占有这个学校的资产与否不重要，而是有使用权，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倒不是说，他要从里面赚钱，吃多少，穿多少。”

　　陈孝大开玩笑说，现在他身上也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拥有慈善家的属性了。教育家办学成功，他在国内实属罕见，“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教育家大多没钱兴教办学，好在他身后有夫人支持，他办学的数百万投资都是夫人90年代投资房产所得。目前政策只允许“大款办教育，而且大款必须在决定投资那一刹那变成慈善家”，显然，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办学环境。

　　学校应是教育家施展教育理想和抱负的舞台，陈孝大建议，各省市协调银行和教育厅共同组建专门的民办教育担保公司，让孔子和陶行知在今天也能够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