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楼房施工工序流程:“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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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3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庞忠甲/引言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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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据说中国民间人文研究最热门的两件事，一是“红学”，另一个就是“郑和”。

从明成祖（1360 - 1424）永乐三年起，在1405至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队七次下西洋，是值得长久缅怀和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据传“下西洋”每次出动二万七、八千人，舟船逾二百、包括“宝船”等艨艟巨舰六十余艘，历访三十余国，航迹远达非洲东部，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充满了喜庆的意味；其史无前例的航技水平和宏大规模，激励着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自信。但是，从社会发展轨迹的历史视角看去，这一非常壮举背后的悲剧性警示意义，恐怕更应引起后人悚然惊心、深入检讨，痛切反省。

尽管郑和远航表明，中国人拥有称雄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结果自愿地退却了。“下西洋”成为中华帝国走向海洋的绝唱，国运趋于没落的一场“回光返照”，从此错过了世界史上首开新猷的大航海、大发展时代。此后的天朝中国虽然还有扩展疆域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并无科技进步和体制革新内容，可谓无所长进，只是鲜有上升意义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实质上国力与工业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终于在东西方不可避免到来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丧权辱国，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美国宇航局（NASA）的首席历史学家狄克（Steven J. Dick）聪明地将郑和航海故事的警示意义，用作发展美国航天事业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国政府意图取消探索外太阳系的“新视野号计划”（New Horizons，又译新地平线号）拨款。宇航局在敦促国会拨款的报告中引用了“召回郑和案”，写道：“1433年，当郑和的航队即将启程探险那未知的大西洋时，明朝皇帝却将他们召回了——从而中国失去了在哥伦布数十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又要由于目光短浅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阳系外新疆域的良机？”最后说服国会批准了该计划，新视野号探测器在2006年1月发射升空，开始了探索太阳系八大行星之外的的十年征程。

邓小平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提到“郑和下西洋”，其意不在歌颂往日的辉煌，而是警告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邓小平在1984年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深刻地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其中的质疑词“算”字讲得好极了。很多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开放的标志，如果不停下来，中国最可能保持海上先进势头，早早进入资本主义，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其实是个大误会！

“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十五、六世纪走向海洋的热潮，是两类不同背景、不同意图、不同性质的航海事业。表面上可以比较高下，但内涵实质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欧洲的航海热，因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而起，在追逐商贸效果的利益驱动机制作用下，具有自由发展的创造性开拓功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特色的“郑和下西洋”，则为谨遵皇命，宣扬国威，大把花钱，“俾天子声灵旁达于天外”，妆点朝贡队伍纷至沓来，威德遐被，四方宾服，“际天极地皆王臣”的盛世门面；纯属封闭性的钦差任务，基本上沿袭一些成熟的航路，既无发展经贸的明确意图，也没有长远的外交政治目标；如果郑和冒险去开拓新航线、探索新境界，是有违使命，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便“下西洋”再重复七次、七十次，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过欧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极，除了劳民伤财，徒费国力，何尝能够富民强国、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

回顾历史，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民间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近年来，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为了证明老祖宗不亚于洋人，本来自己也能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那一代，哪里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雾里看花般梦幻错觉罢了。间有明初“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将“郑和下西洋”与发展海外贸易搅和在一起说事的，无非又一个穿凿用智、聊供自慰的例子。

元末明初的乱局中，出现了沈万三（1330-1379）这样的成功大商人。据《明史》记载，江南巨商沈富，字仲荣，号称万三（家产万贯以上，排行第三），为新兴的大明朝输粮献金，承包三分之一南京城墙工程；起先皇上恩赏有加，实则“太祖屡欲杀之”。沈万三还想助朝廷犒军，帝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经马皇后劝谏，改戌云南，客死他乡。沈万三被捕时，立业之地周庄镇上株连甚多，有尽诛周庄居者之说。

洪武十九年春，沈万三长子“以户役故，缧赴秋官；时伯熙（沈万三次子）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沈万三女婿顾学文被坐蓝玉谋反冤案，诛连沈家六口，近八十余人同日凌迟。沈家可谓因为“富可敌国”，尽管竭力讨好君主，逃不过家破人亡，满门抄斩，财产籍没的悲惨结局。明廷仇商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的抑商政策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实行城乡分隔，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等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至于海上贸易，尤在遏制之列。海商来去无踪，征税相当困难，最可能成为朝廷无法控制的强大异己势力。特权统治阶层为了满足穷奢极侈的需要，神州幅员广大，“天朝无所不有”，尽可予取予求；即便喜好海外珍奇，也可经由官方特殊渠道获得，无需指靠民间贸易。加上采行消极的海防政策，明朝建政伊始，即将“海禁”定为国策。

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洪武初年就将“海禁”写入《大明律》，为否定航海贸易下了死命令：“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并将沿海军队和没有田地的贫民合编成戍守海防的军队，用以执行海禁政策。朱元璋多次下诏严禁沿海军民和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并且对市场上私自贩卖番邦货物的商贩进行严厉打击。

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夺位篡权成功后，紧遵父训，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员奏称福建濒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国贸易时，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亲自支持和主导远航事业的雄才大略强势君主，但他发动的“郑和下西洋”，显然没有带动民间海上商贸活动的意图，如果说发展了官营国际贸易，那么充其量只是“厚往薄来”的一时性的“朝贡贸易”罢了。

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云帆蔽日，巍如山丘，浮动波上，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容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出界以违旨立杀。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当时土耳其控制了地中海通往东方的传统商道。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西欧基督教文化区的航海家们力图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中获得巨额财富。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推动力；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

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书》中写道：“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他们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一旦获得成果，受到既得利益的刺激，愈益焕发旺盛的进取精神。西方航海活动最初的“发现”，不仅不是其终点，恰恰相反，而是它的新起点，因而持续不断，历久不衰。其实，即使哥伦布没有到达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过好望角，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原因，亦非盲目的冒险行为。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已提出“地球”这一概念。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学大成》中进一步论证了“地圆说”。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掀起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学术界发展了古希腊的这些学说，当时已有不少人相信地球是圆的，开辟新航路的探险家及其赞助者就都怀有这样的信念。但是那时的中国，天圆地方（“苍天如圆盖，大地似棋局”）的地平观念根深蒂固，也从来没有从科学上论证未知世界的存在。

从美洲发现者哥伦布1492年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以及首次环绕地球成功的麦哲伦1518年（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五世订立的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都可以看到这些勇于探险的航海家们相当于有大利可图的特殊承包商。

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中包括：

---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他和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这个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任命哥伦布为这些岛屿和大陆的总督和省长，他可以对每个下属官职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西班牙国王选任其一；哥伦布保有这些领地所出产、交换而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税；凡涉及到这些财物或出产品的任何诉讼，由哥伦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帅身份掌握审判权；哥伦布有权向开到这些“新领地”去联系经商的任何船只投资八分之一，取得利润的八分之一。

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协定主要内容有：

---特责成你们在属于朕的海洋里发现丰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国获利的其他东西，……考虑到由于你们的效力，使朕获得很多福利以及扩大我们卡斯提王室的版图，为补偿你们的劳绩和面临着的危险，朕愿下令赐给你们，从你们发现的岛屿和大陆获得的一切利润和收入，以及损税和替朕征收的其他进款中，除去你们负担的开支后，给你们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岛屿的钦差和总督官衔赐给你们、你们的子孙与合法的继承人。”

西班牙、葡萄牙等王室的船队不过三、五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只要交纳“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域经营。

1492年8月出航的哥伦布的船队，仅有三艘，乘员八十七名；旗舰不到一百吨，也许不足传说中郑和“宝船”排水量的十分之一；到达美洲时，已经失去一艘，留下两艘也落得满身疮痍。但哥伦布和该期间的欧洲航海热，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上贸易的新纪元。

欧洲的航海事业扮演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从15世纪发现新航路起，许多欧洲国家在亚、非、美三洲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仅为母国提供原料和出口市场，还进一步扩展了世界贸易，产生了庞大的商品需求；人们迫切需要采用机器和其他先进方法来增加品种、提高产量，成为促进科技迅猛发展，引发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因。

“郑和下西洋”虽然谈不上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功能，却规模庞大，人数众多，耗资惊人，每次长途航行，要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为了建造船只，明廷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据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估计，第一至四次“下西洋”的开支，相当于国家两年岁收之钜，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如此一发而不止，却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的经济效益。每次出洋，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饰品、丝绸、茶叶、棉布、金属器皿、各色农具等。遍历诸番国，宣诏、给赐，不服则武力慑之。换来的是“进贡”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补药、珍禽异兽（狮子、驼鸟，以及误认为瑞兽麒麟的长颈鹿等）和各种奢侈特产，或者在异域采办一些珍奇玩物。说白了，好像一个携带巨款的家奴，为主子出洋采办奇货，以博君主“龙颜大悦”。此外，还要承担来贡人员的大量赏赐和高规格接待费用（永乐晚期前来朝贡的达六十多个国家；第六次下西洋时，跟随郑和船队来华的有一千二百多位“外宾”。）总的来说，这种航海活动“贡少赐多”，“厚往薄来”，根本没有像西欧航海业那样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反使国库空虚，乃至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基础。

有人指责宫廷权术斗争导致“罢宝船弊政”，归咎于一些身居要冲，崇尚“轻利反商”，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的“儒臣”的阻扰和反对。实际上这种说法乱了思维逻辑，颠倒了正反黑白，看不到决定中国陷于每况愈下的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不敢恭维也。

船队所消耗的财富，必然转嫁到人民的税收头上，中国本土经济包括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被极其严酷的高税率所抑制；成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区农民揭竿造反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女子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如此大规模消耗性的郑和航海活动根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注定要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无以为继，沦为绝响。那么大臣们的反对有什么不对呢？

郑和去世后，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挥马云等再度出使西洋，忠义前卫吏张昭上疏称：“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大臣们都认为言之有理，马云的西洋之行终未能成功。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宪宗追慕先帝功绩，有意重下西洋，也为臣下痛谏阻止。正如一位老臣刘大夏所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以后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

如果说郑和航海能够促进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那只能是所谓“贡舶贸易”：指外国贡使来华，除携带贡品外，准许捎带一些商货进行贸易。由于朝廷对此提供种种优惠，不仅一度全免税收，还高价收购其部分商品，多属亏本买卖。（《明史. 食货志》载，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随着郑和航海事业的终结，朝贡和相应的“贡舶”活也就迅速衰落了。

由于彻底封锁了中外正当贸易的渠道，民间的走私与海盗结合了起来，特别是同倭寇勾结的走私和海盗活动，在沿海地区大肆骚扰掠夺，成为有明一代的心腹大患。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察知关键所在，指出应在加强海疆军事力量的同时，取消海禁，重开海市；如此“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但未获朝廷认同，结果损失最重的是沿海民众和国家利益。

明代后期倭患渐息，特别在万历帝（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政府陷入空轉的乱局中，某些地区一度略有放松海禁，但仍然保持着苛刻的限制，束缚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其后清朝制订了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那么，明成祖当年不惜工本，大张旗鼓，派遣郑和远航究竟动机为何，应该如何定性？

按照梁启超的推断：“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好一个“虚誉”“自娱”。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下西洋”堪称一场中国古代最为不惜工本、劳民伤财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换来的只是在南洋转瞬即逝的“政治影响力”，没有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没有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可说等于零。

历代专制王朝，无不爱好花架子“政绩工程”，以虚誉自娱；然而，“郑和下西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由独一无二的明成祖朱棣所促成的非常之举，或者说是一项孤立的超大型花架子“政绩工程”。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不再发生，也不会激起连锁反应。

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依靠杀人如麻、残酷镇压的高压恐怖手段，掌控着最高统治权力，好比莎士比亚心理描写名剧《马克白》（Macbeth）刻画的那位苏格兰篡位国王，生活在噩梦连连，夜不成寐，多疑和恐惧的异常心态之中，担心继位合法性不获承认，害怕天地祖宗的惩罚。他决意迁都北平，远离冤魂幢幢的石头城。他特别需要借助灿烂辉煌的圣德神功建树“政绩合法性”，换取“奉天承运”的“公允”、自信和安全感。

朱棣作为强势的篡位新君，当然会效法李世民，一位兄弟相残夺取大宝，具有类似不光彩经历的君主为榜样，向往盛唐贞观治世万邦来朝、不可一世的天可汗威仪，一床锦被何愁遮盖不了百丑？为要赢得大批夷狄番邦来朝，东面以大量恩赏为代价与强悍的日本暂时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北方蒙元残部威胁不止，形势仍然严峻；西部有蒙古帖木儿帝国阻挡；南方除了接壤的安南因内部事端引起明朝出兵干预外，海外诸国几乎从未滋事，一旦出洋宣抚，可期大见成效也。

朱棣作出南下出海召贡的决策，尚有以下支持因素：

1.唐宋两代，海船制造和海运技术都有可观的进步。蒙元政府虽也借重“儒术”治国，但未受“儒家”（“伪儒”）传统的严格制约，奉行比较开放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不等统一江南战争结束，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此时蒙古人在俄罗斯、中亚和东欧等地建立了钦察、伊儿、窝阔台、察合台等诸多汗国，中国派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畅行无阻地到达阿拉伯和欧洲；海上漕运非仅需要，而且空前方便。元代“官本船”与私人航海贸易并存，并颁布了《市舶则法》，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因而“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元史》卷205）导致海上贸易繁荣发达。

元代无论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超过了唐宋。元时中国旅行家汪大渊（1311-1350），在郑和出生前三四十年中，曾两次航海周游列国，写成了《岛夷志略》，记载涉及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详细介绍，提供了大量关于贸易、航线和民俗方面的珍贵记录。这时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由西域和阿拉伯推展到了欧洲。

明初集前朝航海技术和经验之大成，中国航海能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加之开国以来实行休养生息、移民垦荒和屯田政策等积累的财富，为“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和财力保障。

2.郑和的个人因素值得重视。郑和原名马和，生于云南昆阳一个有名望的回族家庭。先祖为西域普化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国王，归附宋朝，加封庆国公。宋亡，五世祖归顺元朝为官，后追封咸阳王。曾祖封滇阳侯。祖父封淮安王。祖父和父亲早年曾驾船漂洋过海，到达红海一带，去过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朝圣；他们讲述东南亚、印度洋一带海外各国风土人情、珍闻轶事，并以远航圣城为荣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灵。

马和12岁那年，在改朝换代的干戈动乱中，被明军擒获，作为敌方子弟遣送南京，经过阉割，留在宫廷当太监，辗转落入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门下。

出身世家的郑和惨遭不幸，成为去势残废贱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朱棣在夺权斗争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关于限制太监的禁令。马和长得浓眉大眼，体态健美，且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忠于职守，出入战阵，屡建奇功，深受朱棣赏识。夺权成功后奖赏“靖难”功臣时，马和因在河南郑家坝战斗中战功赫赫，被赐“郑”姓，并晋升爲四品内官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品级。

郑和目睹永乐帝猜疑、残暴成性，周围近臣自保也难。刑余阉人尽管立功受奖，忝列庙堂，总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必须在歧视和倾轧中“夹着尾巴”讨生活。从郑和非同寻常的身世、才干和经历看来，必不甘湮没于险恶无常的宫闱政治漩涡当中。郑和若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辈雄风，突破前程极限，“下西洋”壮举当是最值得追逐的第一浪漫梦想。本同印度洋无所瓜葛的的朱棣，极可能受了“贴身顾问”郑和的直接影响，终于作出了“下西洋”以及委派郑和为正使的重大抉择。

3.史家猜测“下西洋”可能与追缉被推翻后失踪的建文帝以及张士诚余部等有关，但至今无法确证。

朝廷存在对立的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下西洋”的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之外，一般不是朝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反对者则多为朝廷大臣，其中以经历了四代皇帝的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 - 1430）最为执着。大臣们的反对，固然有不满宦官参政的原因，但主要着眼于耗费巨资，不利国计民生；由于“下西洋”本来谈不上什么商业意义，所以反对派其实不涉“反商”这一命题。

夏原吉作为财政大臣，坚持反对铺张糜费的“下西洋”以至劳而无功的“御驾北征”等“不世伟业”，但不能违抗君命，一直兢兢业业，勉力筹划，保障后勤支持。永乐后期，国库经过多年支付“下西洋”、征伐漠北和安南、编撰《永乐大典》、修建大报恩寺、重新疏通大运河等一系列巨型工程，以及建设新都北京城等浩大开支，早已捉襟见肘。这时大臣们纷纷进谏成祖罢远航，连当年支持下西洋的中书舍人袁忠彻等也进言“取宝之非”了。

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间，北京皇宫刚刚建好的三大殿被闪电击中，引发大火。明成祖认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诏求直言”时，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缉等都以“郑和下西洋”为不当之举。加上夏原吉报告国库收支困难状况，使得成祖不得不下旨暂停“下西洋”。

次年八月，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在沙漠中病故。子仁宗继位后，夏原吉立刻上书，要求罢“下西洋”事，节约国用。仁宗言听计从，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真的是“人亡政息”了。

于是浩浩荡荡下西洋的船队被搁置在南京港口，着郑和任“南京守备”（明制本无此职，大约因安置郑和而特设），率部下官兵修理南京宫殿。皇帝竟然不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月粮。当时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义上书请米，仁宗勉强同意，却拨下了专给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郑和官兵的口粮。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继位。郑和副手为辛勤修理南京故宫竣工的军民请赏，岂料宣宗无故大发雷霆，命令司礼监斥责“郑和毋妄请赏赐”，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郑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马上就疏远了，“外藩贡使多不至”。宣德五年，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极的郑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谏。那时夏原吉已去世，宣宗为扭转诸番国朝贡不继，国门乏人叩问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遣年届花甲的郑和，以较小规模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这次郑和船队到达了回教圣地麦加，大多随船穆斯林实现了朝圣夙愿。据学者考证，1433年4月，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的古里，葬衣冠于南京牛首山。也有另说以为郑和回国后在1435年去世。

来华纳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们，多要搭乘下次“下西洋”免费便船返国，恐怕这也是“下西洋”欲罢不能的一个原因吧。一旦罢航，最后一批使节回不去了，不得不在中国等了三年，直到英宗登基后，才有机会搭乘爪哇国的船只回去，但在海中遭遇风暴，不幸溺死了五十六人。

宝船罢航，海外诸国得不到明帝国的慷慨恩赏，很快离心离德，甚至心生怨怼，朝贡关系顿生危机，来自印度、西亚、非洲诸国的入贡旋即绝迹；英宗正统年代之后不久，朝贡制度就名存实亡了。那时的明朝皇帝不再受困于《马克白》式心理危机，国势则日渐衰落走着下坡路，上演“下西洋”型大戏的契机和能力均已消退无存，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了。

郑和以后，明朝全面封锁海疆，越发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在《大明律》中关于海禁有这样的严厉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可见禁令用刑之重。1500年时，朝廷禁止民间建船，凡建造双桅船只者一律被处死，到1525年，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不仅中止远航，而且连海军也不要了。从此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郑和和他的部下被冷落在南京期间，花了三四年整理出了大批“下西洋”资料，包括：历年航海日志、水军编队、生活安排、日常运作、开支账目、联络通讯方式，出使水程的海洋图，天文资料，造船工程图纸，郑和与朝廷的来往文书信件，郑和的私人文稿等等，汇编为《郑和出使水程》档案。这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被移交兵部保管。

郑和船队实物几已荡然无存。上述“下西洋”官方档案资料，包括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的航海经验以及有关国防机密等珍贵史料亦已完全失传，据说被明朝政府官员统统烧掉了，也有人以为燬于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的大火，或是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焚烧旧籍。所以如今无法知道每次远航的确切规模、到达地点和经过情形；幸有郑和随员的一些记述流传下来，如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其他如晚明作者茅元仪的《武备志》，一些碑刻，以及小说戏文稗史等，可供约略揣摩。

“罢宝船弊政”后，终有明一代，朝廷和主流政治界不再在乎郑和的伟大壮举，并且从心底里藐视甚至仇恨这位功勋彪炳的大航海家；没有任何一位文人为郑和写一篇传记，一切官书中都看不到关于郑和生卒年月的记载。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间，郑和的名字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所谓正史记载，而今唯有清乾隆时大学士张廷玉主编的《明史》的《宦官列传》中有寥寥不到八百字《郑和传》，其中关于郑和的身世，只有三十余字，也不提生卒年月。至于“下西洋”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业绩，早被当局弃之如敝屣，完全沉没于历史的海洋中了。

因此，今日缅怀和研究“郑和下西洋”，非常缺乏确凿资料来求证传说中的情节、规模和盛况，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其实出自话本小说。清代官方编修的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长44丈4尺（142.1米或466英尺），宽18丈（57.6米或176英尺）；据查此数据可能来自一本名为《西洋记》的神怪小说。现代造船专家认为，运用最新高科技手段，也造不出上述大小可供实际航海的木质“宝船”。（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故宫太和殿，明代称奉天殿，其长度尚不及此船的一半。）《西洋记》也承认，那么大的船凡人是造不出来的，幸得国师施法请来“鲁班师傅”等一众神仙相助。今天若要用科学方法考证这类基本的重要的资料，排除浮夸失实，背离常识，荒诞无稽之辞，或者说要“还原”传说中郑和航海的种种“世界第一”，恐怕不比石器时代考古容易了。

非同凡响的“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和能力；但无论从国家、民族，以至郑和本人和全体航海勇士们的命运看来，皆以沉痛不堪的历史性悲剧收场；如同一部华丽壮阔、凄美浪漫的史诗长卷，诉不尽神州中华反人性、不长进的自作之孽大格局中任谁也躲不过去的沉沦厄运。

铺陈至此，事态发展的深层原因已见端倪，“所谓明初“资本主义萌芽说”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一切迹象显示，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产生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偶然，“郑和悲剧”则是中国历史大气候决定的必然。

回顾本文开宗明义大哉三问，“梁启超问题”也好，“李约瑟”问题也好，其实都是“韦伯问题”的一个分支。如果中国存在一种自我否定“万物之灵”天赋特秉创造能力，不容发展形成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症结，那么“郑和下西洋”的封闭性实质、悲剧性结局，以至日后国运衰败，落后挨打，沦为鱼肉，就是早被这种内因宿命般予定，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下文将就韦伯的中国问题展开上下求索谋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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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人之异于禽兽，在于拥有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

世界上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无不具备生物共有的趋利避害本能，亦即作为进取动力的利己之心（俗称私心），应能驱策灵性创造能力，谋求最大限度增进自身的福祉，其合成结果可以造成社会性的发展进步大趋势。“发展是硬道理”嘛！

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国家、民族都在发展进步之中，就像“郑和悲剧”及其后续事态显示的那样，偌大神州中华好似集体丧失了“万物之灵”天赋特秉的创造性活力，长陷社会于停滞不进的状态而无以自拔。这种情形，应该怎样解释呢？

人们为中国寻找了一大堆理由。从地理环境、海岸结构、疆域大小、人口密度、治水背景，专制集权、“儒家”思想……以至象形汉字对人脑的“不良影响”等等。但启迪心智，真正“触及灵魂”之论，宜推马克斯.韦伯。

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联经出版社，1987）

韦伯喻为“路轨转辙器”的“理念”，是指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可谓“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或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体系，具有“规定了轨道的方向”的重大影响力。

换言之，当人们因利益驱动谋求进取时，途中必定遭遇许多岔道，需要随时作出选择；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趋向。韦伯比拟为“路轨转辙器”的“心态文化”，是左右这样的选择的第一要素。如果大体选择对了，即便难免种种偏差，也能及时修正，维持上升的进步的势头。若是根本选错了，可能滑向悬崖峭壁，成为开除球籍的历史淘汰品；有的幸而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但因循往复转着圈子，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似有若无，长期不见长进，丧失了“万物之灵”存在天地间的积极意义。

一种优质的“心态文化”，可以引导人们从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出发，因感悟而升华，产生足够强度的利他爱心（公心）；“两心”联合运行，驱动、调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每个人的创意进取努力，汇成社会发展进步的洪流，于是人类有了进阶不止，“与天地叁”的无限美好前景。

反之，劣质的“心态文化”存在两种极端典型：

1.奉返祖“丛林法则”为圭臬，将利己私心推向自私极端，借灵性创造能力以损人利己，犯罪作恶，最终伤害甚至毁了自己。

2.奉行虚伪的反人性道德观，把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和万恶之源的自私之心等同起来，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从而压抑以至否定利己私心的正当性，贬灵性人类为强权统驭下的驯服工具，扼杀了人生最可宝贵的创造性活力，阻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当行之路”。

把“心态文化”和经济动力联系起来，以解释世界各地社会发展趋向不同的内在原因，既暗合亚当.斯密（1723-1790）或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韦伯还是那时候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1916至1919年陆续发表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专门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特征之后，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物质的”、具体的因素上，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精神因素，即“儒教”（“伪儒”—作者注）与道教的消极和传统的本质。断言“儒教”传统缺乏“入世制欲主义”（新教伦理中以聚财致富和节制消费为天职的信条）的积极因素，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推手作用。韦伯从中国士阶层和西方市民阶级的对照中，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士的“君子”教育，培养的是娴习经典与礼仪的优雅格调，但鄙视专业知识，缺乏进行改革的动力。而道教所具有的消极避世和神秘主义倾向，也使得它无法产生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举动。相对地，西方市民阶级则是以世俗职业作为自我实现的场所，一种目的理性式的、计算的、专业的行为倾向构成了现代“职业人”的性格特徵。可见西方中古城市发达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风格独特的各种制度，

韦伯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利用当时从西方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获得的一点有关中国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经典书籍作为研究依据，能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如此深切的见地，真是难能可贵了。可是韦伯的中国知识和汉学研究水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显然未能揭开真儒蒙尘历史悲剧的帷幕，无从察知“真假孔子双包案”的存在。

中国特色的“路轨转辙器”把自己的历史引上了无所进步的陈轨旧道，千百年循环转圈不已。以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 - 1831）谈到中国的时候，竟然认定：“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某种“路轨转辙器”之所以能够长期支配一个国家的命运，阻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决非孤立的“心态文化”独角戏所能为，必有政权力量的决定性支持与控制。诉诸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若是一个国家、民族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意味着这种因循无已的“劣质转辙作用”堪以铸就停滞不进的超稳定运行机制，非经外力抨击，几有万世不易之静气。

这三个条件是：

1. 一个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政权。

2. 一个可以用来支持绝对权力政权“常盛不衰”、“永世其昌”的思想信仰体系。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相当于韦伯所说的“路轨转辙器”，必定提倡愚忠唯上，压抑民众的个人自我意识，取消民众独立人格，否定民众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可以是神性的宗教，也可以是非神性的理论体系，但后者若为绝对权力政权所利用，往往会被赋予类似宗教的“神性”权威特征，就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成为“不是宗教的宗教”或“另类宗教”。

3. “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统治者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身，思想信仰体系沦为从属于绝对权力控制下的愚民工具。

三者齐备，就形成了“天无可逃”充分条件。

这种情形，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借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属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东正教地区，西方古代文明先驱、科学与航海的发祥地希腊，失去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雄心勃勃的俄罗斯，以及一些东欧国家总是远逊风骚，上不了台阶？为什么坚拒宗教改革、脱离罗马教廷，厉行“政教合一”的海洋霸主西班牙，俄而一蹶不振，沦为欧洲突飞猛进大趋势的局外另类，包括它在美洲的广大殖民地，普遍明显落后于新教国家及其殖民地？

中国本来非常幸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倡导以“仁学”为核心的理性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一整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伟大理念，堪当引导社会发展进步不止的优质一流“路轨转辙器”。

“人欲”者，出诸一切生物“趋利避害”本能的利己私心，光明正大，理所当然；但若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无视他人和群体利益，任凭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极端，成为与“唯我主义”同义的“自私”之心（孔子那时称为“贪欲”），就是驱策灵性能力用于犯罪邪道的万恶之源了（相当于基督教神学所说人类特有的“原罪”？）；到头来终要导向自己的反面，利益不保，遗祸大众，难逃伦理和法制的惩罚。

----“贪欲”不同于“人欲”，“自私”之心也不同于“私心”；它们既非同义词，甚至不是近义词。

“与鸟兽不可言仁”也。作为举世无双的灵性人类，必当超越与鸟兽虫豸共有的生物本能，摆脱“弱肉强食”型“丛林法则”的局限性，去寻求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

一切生命体当中，唯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凭天赋特秉灵性能力感悟，弘扬“利他爱心”（公心）以调控那与生俱来、其势强劲、容易趋向自私极端的利己私心，从而建立良性的人际合作关系，可以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是为人类特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滥觞，藉此方能组建社会生活，走出史前蒙昧时代，呈现发展进步大趋势。

儒学“以人为本”，“以己为本”，“以利为本”；但以为人当因“自爱”而“爱人”，由利己私心升华焕发足够强度的利他爱心（公心），于是利己的努力不仅无害于人，还能带动集体、社会、国家，以至整个人类大家庭发展进步，在共赢的格局中实现利己效益最大化。（参见附录：参考文章之4）

这是因为，“爱人”可以“使人爱己”。“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礼志》）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弘扬利他爱心（公心），决不是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更非无谓的自我牺牲，而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是“万物之灵”生存和发展的要素，成功和快乐之源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三者之中，“人和”是一切事业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人和”因“两心”（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协同运行而发轫；一旦“两心”协调关系达到当时当地条件下的优化状态，借用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为“两心调谐”状态，则“人和”进入极致佳境。

证之孔子原话，《荀子．子道篇》有这样的记述：

孔子同学生们讨论“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给予他们“士君子”的好评（相当于八十分吧）。

颜回答得最出色，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直接挑明了仁的本源。利他的爱心（或公心）系由利己私心升华生成，行仁的根本动力源自利己私心；出诸“自爱”的利他之心，才是有源有本，或者说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仁者爱人”者，是“仁者使人爱己”的“自爱”表现；换言之，离开了为己的“自爱”，就“一切皆空”，什么事情也作不成了。于是孔子给予颜回最高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打满分了）。（《家语.三恕》有类似的对话记录）

仁者立足“两心调谐”型基本价值观，肯定“利己私心”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绝非否定“利己私心”的反人性的假道学伪君子，但也决不是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仁者相信为人之道当由利己的“自爱”为基点，展现利他的“爱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遂能“使人爱己”，在共赢中获致安全、稳定、充分、可持续的回报，是为“仁者”实现“自爱”的高明正道。

因此，仁学是“为己之学”；是焕发灵性创造能力的创新求进之道。《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仁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大部分：以“仁”为指导思想，运用“孔门心法”即优化求解的科学方法论---“中庸之道”，制订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应循行为规范---“礼”，由此组成了一整套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中－礼”三位一体，金声玉振、经世致用的普适性共性指导原则。

以“仁学”为核心，上切“模糊信天观”，下接“社会发展目的论”，三者构成了人称“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体系。 ──孔子的“模糊信天观”：孔子以理性立论，不涉“怪力乱神”，但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天”，“万物之灵”应能感悟“天理”，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学”真谛；从而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大而化之的人本主义信天观；据此，无论秉持有神论或无神论，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真理内涵，得以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一切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仁学”引导的“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呢？唯有将前进方向、近景和远景目标指点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为此儒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的大目标及其政策纲领，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孔子高度理性的儒家思想体系，是指引“人间正道”的大本大源之理，万古常青，历久弥新；但超越了两千五百年前上古中国的历史局限条件，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到处碰壁，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武帝刘彻采纳御用文人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一104年）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一种无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社会控制论”，作为强加于全体中国人的准宗教型思想信仰体系。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杰作在于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武帝少子）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以御用伪儒为代表的主流派，借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持反对意见的“贤良文学之士”站在真儒“以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立场，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伪儒唱和下的反商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相当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常常获利可观；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垄断政策，从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由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专制王朝每到衰败失控时，社会活动自由度加大，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充斥极端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1130-1200）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特秉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南宋理学大兴，元承宋祚，明清一以贯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官学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明清两代，朱熹的代表作被定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明代尊崇儒家思想，其实际内容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的官方学术地位，致使“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乐年间，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同时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规定八股文程式，命题必取自“四书”“五经”，并只能以朱熹的注来解释；形式上限制在八股体制之内，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这和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政策相比，更无自由可言。

至此，伪儒的“重农抑商”传统变本加厉而起，严加打击商业，大力贬低商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经商成了“不光彩”的事。从明清时期的各类墓志铭、谱牒可见，如果祖先经商致富，意味着可耻的“历史问题”，后人为昭示自己出身清白”，都吓得讳莫如深了。

明朝初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由长期缓进转化为全面停滞的历史拐点。永乐皇帝夺权篡位后发动的“郑和下西洋”，尽管规模和水准都超越了当时欧洲的航海活动，实则作为“虚誉”“自娱”的大手笔花架子政绩工程，一种强化绝对权力统治体制的非常手段，同创新精神、拓展商贸、科技进步等带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要素风马牛不相及；轰轰烈烈的表象掩盖不了宿命般的历史悲剧性质。

黑格尔说，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彻底的发挥；在东方，理性根本上处于沉睡状态。韦伯也说，印度与中国社会，理性化没有达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黑格尔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以理杀人”（清代思想家戴震语）的反人性“吃人旧礼教”压抑和阉割，但是活生生的人，利己要求是怎么也灭不了的，于是呈现了一种虚假、矫情的荒谬局面；表面上人人轻利重义，实则集体撒谎，“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正途阻塞，邪流奔涌；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假、大、空”厚黑盛行的超级大戏台，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解脱上述三大“天无可逃”的魔咒，中国不仅需要建立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政治体制，还须根本解决那困扰无已的“路轨转辙器”难题。否则，即便抓住机遇，风云际会，财富快速增殖，国力大为增强；还是走不上合乎“性与天道”的“当行之路”，不能够顺畅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性创造能力，无法跻身自主创新的先进民族之林。“大国崛起”，路漫漫兮修远乎？

五四以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奋起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吃人旧礼教”；但是不分真伪，几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那长期窃据道德制高点的御用伪儒，特别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后期伪儒，作为一种劣质“心态文化”，好比某种顽固的“过滤性病毒”，深入脏腑，代代相传，不克自拔，更且时不时改头换面，重整旗鼓，不容“万物之灵”最可宝贵的创造性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如此“国民劣根性”盘根错节，即便搬来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会虚有其表，淮橘变枳；导致僵化、倒退、恶化、变质；即便效法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压根儿实现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却会造就一种畸形的自私贪婪、权力腐化、两极分化、公义荡然的“恶质资本主义”；当然也会出现堪以比美或较之“郑和下西洋”更加不惜工本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以及形形色色损失的现代版“郑和悲剧”。

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莫非中华民族“心态文化”恶质化症结所在，因而铸成了导致中国历史进程惰转不已的“路轨转辙器”。“郑和悲剧”，不过是这场涵盖巨大时空的历史性大悲剧当中，一出场面豪华、引人瞩目但颇易混淆视听，误悲为喜、以耻为荣的折子戏而已。

曾有人说过：“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匡亚明《孔子评传》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一位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作者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首先作出上述判断的是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稣会教士，他们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到了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他认为，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黄宗羲则在史学上下功夫，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并且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万物万事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唯器（实体物质）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学的理论基础。颜元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批评理学“其所谓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入，後儒以理杀入，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经过考证，指出宋儒奉为神圣经典的《太极图》以至古文尚书，都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变造品或後人伪作，由而动摇了理学的阵地。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以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时至今日，历经近百年反复批孔、反孔之余，已经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出现了复兴“孔孟之道”的伟大转机，但“真假孔子”混沌依然，不少人仍以宋明理学为儒家道统正传，黑白不分、积重难返也。

今天重温孔子儒家学说，自当明辨真伪，梳理清楚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内涵以及相关历史真相，见得“儒家利益驱动原理”既非返祖“丛林法则”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绝不是伪儒反人性的“大公无私”型自欺欺人、误尽苍生的愚民高调；不难体认真儒作为“得其大本”、“两心调谐”的先进“心态文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性，具有引导现代社会循正道健康发展进步的巨大潜能。

今天，宗教提供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道德孵化器”，但现代世界正在强烈呼唤理性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还是那位韦伯大师，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孔孟真儒作为理性的“两心调谐”型思想信仰体系，既是中国的，也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一朝重新解说，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经世致用；小康大同，东华西洋，无远勿届乎。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纪念“郑和下西洋”，最大意义应在于总结历史经验。

历史本来就意味着经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