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跨市套利:回首“文革”——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林默涵）

　　　　　　回首“文革”——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林默涵)

　　文艺方面的调整（1）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困难。在困难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过“左”了。经济方面是这样，文艺方面也是这样。1961年，中宣部着手调整、文艺处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听取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意见，感到文艺工作管得太死、太乱，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好。当时各方面都在制定条例，例如，科学界搞了十四条，大家说好，有利于克服“左”的东西。于是，我们也起草了文艺工作十条，作为克服文艺工作“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

　　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大跃进”时，有人批评说，取消文工团是错误的。这是不了解历史。全国解放，我们进了城，少奇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要占领剧场、电影院，必须专业化，不能继续采取文工团的形式，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大跃进”中，把这些又否定了。戏剧学校不上课，把学生拉出去，组成文工团演出，以为只有这样配合政治运动才是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

　　但是，这个文艺工作条例迟迟没有发下去。为什么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文件右了。陆定一同志对这个文件就表示怀疑，多次说“拿不准”，怕的是文件发下去后，文艺工作又走向另一极端。后来是在周总理、陈毅同志的催促下才发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总理问，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我回答说，还有分歧。总理很不满意。1962年，从广州会议归来，周扬要我拿出八条，最后修改一遍。当时陆定一不在北京，交给陈毅同志看过，陈毅说这个文件是成熟的。终于1962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在七千人大会的气氛中3月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前，总理在紫光阁召集了一个小会作准备。

　　2月17日，总理在紫光阁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生最善于投机。他利用纠“左”的时机大肆宣扬什么戏都可以演。紫光阁的会议，他参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完全是一些黄色的、情调低级的戏。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别是提倡演鬼戏。他让赵燕侠演《李慧娘》，说没有鬼他就不看。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段是齐燕铭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来的想法，会议要引导大家谈创作，不去发牢骚。但是，会一开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海默等，也请来了。会开得十分活跃，大家很高兴。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批评得很尖锐，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读了《布谷鸟又叫了》，并看了一些批评文章。剧本是有缺点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讲道理，离开剧本，强词夺理，罗织罪名。我最后讲了话，作为会议的总结。这次会着重批评了文艺批评和领导工作中的粗暴现象。我在总结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也许，从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创作方面，会议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老舍在会上谈了戏剧语言问题，黄佐临谈了戏剧导演问题。

　　会议开得不错，对戏剧创作起了促进作用。会后出现了许多好剧本。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

　　对于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党内是有分歧的。陆定一是不同意的。在1963年召开的一次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论。负责这次会议简报工作的同志，思想也比较“左”，同定一的观点相一致。在工作方针上，中宣部过去就有争论。有一个时期，有人说中宣部的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如果抓业务就是错误的。还曾有过一种说法：乔木主张中宣部只抓业务，不抓阶级斗争。这是误传。在这次会议的一期简报中这样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很明显，这个简报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总理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陈毅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当然不是个人随便说说的。张子意同志发现这个简报后当即扣下，没有发下去。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反映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

　　总理知道以后很生气。总理一般不参加书记处的会，可是，在1963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中总理突然到会，很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经过调整，局面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1963年又发生了逆转。

　　国际上，同苏联的斗争深化了，国内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也正是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

　　听石西民同志说，他想见江青也很不容易。

　　1963年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批判“苏修”。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参加会议的人控制得很严，同苏联有丝毫联系的人都不能参加。上海市的叶以群本应出席会议，但因他以前在塔斯社工作过，就未能到会。又如戈宝权，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争论了关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问题。这个口号是柯庆施提出的，这次会议以前已经传开了。柯庆施、张春桥主张只能写关于建国后十三年的题材，不能写别的。他们搞的华东戏剧会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戏，不许演别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口号。邵荃麟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不同意只写十三年的意见。张春桥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为了反驳，便发言大讲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周扬要我总结。我在总结中搞了一点调和。我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

　　毛主席第一个文艺批示（即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批示）的由来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搞了一份关于上海举办故事会有成效的简讯，给了江青。江青又交给毛主席。1963年12月，主席在这个简讯上写了批示，这就是第一个文艺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实际上，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几个大区进行了调演。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同江青有点关系，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

　　经过阿甲、袁世海等大幅度修改成为京剧剧本。《沙家浜》这个剧，也是江青推荐剧本《芦荡火种》，经作家汪曾祺改编而成的。至于《红色娘子军》，同江青毫无关系，是我们定下来，排练好请她来看的。我曾带京剧团到上海沪剧团学习过。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那时，“三红”（《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总理提出音乐要“三化”：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江青表示反对，她说，革命化、民族化的提法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只有大众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现代戏的创作、上演是有成绩的，推动了京剧的革新，这一点不能否定。看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毛主席的文艺批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它推动了现代戏的发展。像《红灯记》这样的戏就是有教育意义的，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完全没有想到，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即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下来了。这个批示的由来是：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糊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康生乘机表演。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时，周扬在会上已经作完总结，康生登台讲话了。事前没有准备要他讲话。他乱加批评，点了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显然，康生又在搞投机。以前有一次他曾这样说：我认为文艺只是供消遣的，我对它是不重视的。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呢？他竟然大喊大叫，把这么多影片打成毒草。康生讲了，只能照办。

　　中宣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毛主席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1963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他来管文艺。

　　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有一次，她又对我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可见，不是主席先看了剧本，是江青看了以后告诉主席的。但是，她没有说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周扬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因为江青也对周讲过这个剧本的问题。但是，中宣部始终没有组织对它的批判。

　　1965年冬，上海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张春桥曾来北京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面，实际上是想摸底。当时，康生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回答说，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可见，张春桥是有恃无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这件事发生后，彭真同志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过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便有《二月提纲》的制定。在负责制订《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196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那是1976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HT5Ｋ〗〖GK2！〗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HK〗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1975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中宣部内许立群于1966年1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1月17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美谈中的那一出戏）。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中宣部请示过、中宣部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1月18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文章和邓拓用向陌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要分头摘录的。我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1月28日给彭真、定一、康生、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1月29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1月31日送上去的，是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同志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查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此信写于1月31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彭真于2月1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3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6日，许告诉林，在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8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8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才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把这两句话删了，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1966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2月8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2月18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50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HTXXL〗脁〖HT5K〗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1965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1956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1965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1966年2月3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2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2月6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1962年2月24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核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来了，说：就在朱建传的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郦生陆贾列传》在讲完郦生、讲完陆贾之后，附带讲了朱建，而在讲完朱建之后，又记叙了郦生见刘邦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把它当作“后人补缀的文字”，低两个字排。）按这个版本：郦生上谒（名帖）求见，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HTXXL〗睼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故事情节，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现在时兴古书今译，在我看来，标点、注释是必要的，全文今译大多属于多此一举。但如能有毛泽东这样的译笔，那我倒是双手赞成的。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

　　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1965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也有错误。

　　是他，建议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经明确现在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什么增加了百分之五？主要因为地主富农的子女应该划出来，列到团结的范围。

　　原稿中毛泽东在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蹲点的时候，说到自己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今年大概有机会实行，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有人提出，这段话恐怕删去为好，人家会问，后来毛主席蹲了点没有？彭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他又说，毛主席是亲自派了调查组下去为他作调查的。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我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于我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

　　显然，只有我这样的生手，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1964年8月18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1964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1964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1962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1964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一次是1941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比我在1964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1983年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

　　另外一次是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在1959年的《党内通讯》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1966年2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2月12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

　　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

　　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2月18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颁布的当时（即一九六五年初），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直接感受到的，还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左”，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但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至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会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但经过全面了解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也许认为不必管它。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月1日，林涧青和我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的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关于“放”不是钓鱼的说法，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的第二篇文章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3月28日到30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4月1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政，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有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议论至今，议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郭沫若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1966年5月6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大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老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在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5月19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已经揭开了。

　　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我和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1993年5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前期无提要的篇目则写在第一条注释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探讨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他在晚年还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可从这些作品探寻他思想深处的感情世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20几份，一般只有5至7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近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晚年与“文革”的背景材料，为进行这种探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前后近4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23篇传记（1974年11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2）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共26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3）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1975年6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的心态。

　　下面，对这三阶段的大字本逐一进行粗浅的分析。

　　大字本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本文的背景材料主要取自邢崇智、廖盖隆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一书中的《毛泽东传略》、《事件》、《会议》、《人物》等部分。个别背景材料另行注明，一般不再注明……被毛泽东指定并写进党章为接班人的林彪叛逃灭亡，对毛泽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1972年1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尽管在以后不久，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毛泽东故乡湘潭韶山冲附近的“滴水洞”。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明毛泽东当初曾对林彪表示过担心，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一事件，使毛泽东从“文革”以来紧张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

　　然而毛泽东不愧是经历过大风浪、意志坚强的伟大人物。“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是在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二是在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得以在“文革”以来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情况开始有所好转，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政治上强调对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毛泽东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他的思维特点之一，是借助历史进行反省，在现实中反思，从历史中启示。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他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九·一三”事件后的反思也是如此。1972年10月1日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就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104《晋纪》26.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成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1972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先是在12月8日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12月31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林彪爆炸后，毛泽东冷静下来，在1972年的岁末也在思考有关历史、自然、宇宙的永恒的哲学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心境与心态在思维择向上的反映。它曲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干部和群众思想动向的担心。除这个大的政治思想氛围外，我还认为，它与“文革”当时有关的具体触发点有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1971年10月5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同这一背景有关，《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的批极左思潮的文章，11月30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11月28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请示报告，还有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基础理论和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文章，这些都涉及到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涉及以历史观、自然观和宇宙观的基本问题。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本质，使他们必须认定林彪是极右；而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左”的思想为指导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只许批极右，不允许批极左，这样就势必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1972年12月17日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指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毛泽东读《旧唐书·傅奕传》和《天问》、《天对》，是从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宏观视角，试图回答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让中央有关人员都看看这些文章，想想这个问题。

　　几乎是同时，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出于某种考虑（“防止修正主义”），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即本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1973年7月布置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说“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和《史记》中的陆贾、灌婴、黥布（传中提到随何）、周勃等人的传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标注的。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曾引用了“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而且说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来。

　　鉴于“文革”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打倒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也从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并要求极“左”派正确对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1972年12月31日布置的《史记·项羽本纪》，一个重要意图是：项羽之所以在楚汉战争中失败，原因之一，是他在战争中不断地杀降，失掉了人心。争取敌人营垒中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代表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大字本是1973年2月7日布置的《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合传》和《旧唐书·李訫传》。张辽和张合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李訫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訫克服了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皊；破蔡州城后，“訫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取得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毛泽东用这些史例昭示极左派：要争取和团结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作为这种反思和告诫的实质性落实，是在布置这几篇大字本古籍注释（1973年2月7日）以后的一个月零三天，即1973年3月10日，重新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要求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磨难的老同志，要正确对待“文革”中所受到的打击，反映在大字本古籍注释上，是1973年6月中旬布置的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这是毛泽东以前多次提到的一篇文章。他在新的情况下，重新用司马迁含冤忍辱的事实安慰曾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同志，希望他们振作精神，重新革命。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读大字本古籍考虑的主要问题，当然还不止于此。例如，1972年12月31日布置的《明史·朱升传》，是他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朱升传》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衍化而来）的出典处；《旧五代史·李袭吉传》（1973年7月布置）是讲一个很有才华、在政治上也很起作用的御用文人；1973年6月19日布置的《史记·汲郑列传》讲汲黯“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7月布置的《史记·陈丞相世家》讲汉初丞相陈平、王陵的治国谋略，均有特定含义。总之，这一阶段联系现实的历史反思，使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许多问题，并采取了某些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错误，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4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组织国家领导班子问题，江青等人积极进行活动，企图篡夺更多的权力。毛泽东在11月12日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要她明白“人贵有自知之明”的道理。11月20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写信的当天，就布置了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黄琼传》中的“侥侥者易缺，？？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薭”，就是毛泽东借用告诫江青等人的。二“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的。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1973年7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一个文件谈起。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按指'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也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结论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08-309页；参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41-443页。该书第450页上又说：“1973年7月，他（按指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即指1973年7月的这次谈话……

　　固有的指导思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起来。出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他仍冀望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接近他原来预想的某些圆满结束。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否定。当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尖锐对立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倚重和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往往是并存或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而这种不满，客观上为江青等人屡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提供了动力。1974年10月至1975年初掀起的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正与此有关。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这是我们当时记录的原始抄件，同后来流传的小有区别，当以将来正式发表的文字为准。同一天，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注《石鼓歌》，是为了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咏荆轲》，是为了批评荆轲刺秦王是“勇且愚”的行为，并认为“秦皇本诈力”的“诈”应作正面理解。这几个大字本，都是为了用历史来论证统一和反复辟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77页……

　　《封建论》的主旨，是肯定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批驳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封建制”《封建论》里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不是指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为了落实这一指导思想，保证“文革”中大权在握，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书房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当军师，当总参谋长。这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保证了中央集权。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并限令10天内到职《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97页……

　　为了充分肯定作为秦始皇统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先秦法家的进步性，必须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批“评法”（实际是褒法）批儒的大字本布置了点校注释任务。当时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浪潮，实际上是从这里肇其端、始其源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不言自明，是借王充的言论批孔；《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和《说疑》是有重要涵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这些文章见《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下卷，第469-633页，均为毛泽东1974年度阅读的大字本；1973年底还有韩非和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见该书上卷第432页、468页。具体布置过程，参阅我为该书写的卷首《前言》……《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的内容是说韩非认为在当时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和谏说的策略。《孤愤》（1974年4月布置）则反映了韩非对“重人”即旧贵族擅权的愤怒，认为由于“重人”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究这些“法家著作”大字本的内容，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要用革新的“法治”代替保守的“礼治”；强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立“君臣上下”《商君子·国策》。的秩序；强调只有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敌人《韩非子·忠孝》的主题思想之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起法正”，“重刑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性恶》的主旨。；必须“法”、“术”结合，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定法》一文的基本思想。〖ＺＷ）〗。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建立中央集权制是顺天应时的，还以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作为理论依据，从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角度证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正确性。“法家著作”大字本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变革，反对保守和复古，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同毛泽东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预计到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因此在1974年7月布置了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以支持“左”的路线推行。（据传，他当时还读了清代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毛泽东扬法批儒，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重要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文革”特殊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不仅民主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而且还要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这必将把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操作推向一个无法把握的绝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不管毛泽东主观上是否授意，但他的谈话和布置的大字本，客观上为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提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提供了根据。1973年底掀起的批判尊儒反法思潮，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5日江青等人在京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都是上述背景的产物。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阶段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在客观上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原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现代人口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只要了解1973年至1974年原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45个师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资料，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册，第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ＺＷ）〗，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读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了。〖BT2〗三毛泽东曾多次计划结束“文化大革命”。1967年7月他在武汉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然而，三年过去了收不了尾。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可是就是团结不起来，还发生了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邓小平复出的短暂调整时期，很快又被反右倾复辟、“批林批孔”所冲击。通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已不能按毛泽东的意愿“胜利结束”。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从1971年春天起，毛主席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1972年5月，周恩来检查身体时发现癌症，1974年6月又因病重住了院，这对不能不依靠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的毛泽东是一个巨大震动。1974年春，毛泽东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8月，动了手术。1974年7月，毛泽东到长沙养病，前后达10个月之久，1975年5月才回京。1974年10月11日中央发通知传达他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然而，国内形势仍然那么尖锐复杂。江青一伙为篡夺更大权力，加紧了阴谋活动。江青同毛泽东思想上的不协调和干扰，使毛泽东十分烦恼（毛泽东离京赴长沙休养前，在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和“四人帮”）。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毛泽东在1959年8月6日曾写信给他的儿媳刘思齐，信中说：“你愁闷时可看点古典文学，读诗句，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见《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1974年5月10日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感情和心态。《枯树赋》的寓意十分明显，毛泽东联想到饱经风吹雨打、水火摧残、虫蛀鸟啄的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惨状，深感自己的晚年不幸，从心底里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枯树赋》注释时因袭了前人的“移植说”（即认为树之枯萎是由于多次移植的结果），采用了旧注。毛泽东在1975年5月25日曾明确表示不同意“移植说”，从学术上论证树之枯萎“不是移植问题”，表明“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见《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这不仅是毛泽东独特的学术见解，实际上也是他晚年悲痛的心情和原因的自我诠释。因为晚年毛泽东的痛苦，并非由于“移植”所致，而是社会、沧桑、家庭的不幸所造成。《月赋》寄寓的是“悄焉疚怀，不怡中夜”的凄情，可以想象毛泽东长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毛泽东爱雪，不论是在陕北抒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怀，还是在中南海不忍踩碎琼玉的清赏，都反映了他对冬日皑皑白雪的热爱与赞美。阅读《雪赋》也是一种寄托，但它是在“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时，“梁王不悦”的感伤型的寄托。《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则抒发了他晚年“摹暂别之状，写永诀之情”的哀伤；恨赋中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则是另一种倾诉。在这种心绪不宁、身体多病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74年7月回到他的故乡芙蓉国养病去了，在长沙整整住了10个月。这10个月也不平静：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就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进攻；王洪文到长沙状告周恩来；毛泽东11月对江青、王洪文的批评。毛泽东希望团结起来，可是“有野心”（毛泽东语）的江青就是斗个不停。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回京，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再次批评“四人帮”，继续强调安定团结。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许多诗词。他一生喜爱梅花，写的诗词多次以梅花为题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诗兴衰退了，然而傲霜斗雪、高洁芬芳的梅花，仍寄托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蒋捷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空凭遐想笑摘蕊，思回肠，思故里。”“更听故笳，哀怨泪沾衣。”（《江梅引》）梅花勾起毛泽东的万千思绪：“忆旧游，旧游今在否？”“都道无人愁似我，今依雪，有梅花，似我愁。”（《梅花引》）往昔的追忆，近况的哀愁，以高洁的梅花自喻，表达了愁苦孤寂中坚贞不屈的意志。

　　毛泽东晚年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打败蒋介石，第二件是文化大革命。对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总体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他都是不能容忍的。从主观上说，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修防修”，保证中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实际情况事与愿违，“文革”的进程没有按照他指点江山的意志运转。在民主革命中指导一个又一个伟大战役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伟人毛泽东，在“文革”中却经常不能如愿。烈士暮年，志在千里，却又疾病缠身，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也在经受着成功与挫折、无限事业和有限生命的矛盾与考验，同样会陷入烦恼。在已经没有诗兴、不能动笔的情况下，他只能把万种情思寄托于古代诗词。

　　毛泽东因此选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的《桂枝香》（1975年4月4日）表达的意思与此相同：“念往昔繁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他借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抒发情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成为抚慰毛泽东壮志未酬悲怆胸怀的良药：“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水调歌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他虽在养病，还是关心国事：“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汉宫春》）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以上七首词均1975年4月4日布置）经历了无数坎坷沧桑的老人好回忆过去：”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布置）”愁恨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鬓，与秋俱老。“（蒋捷《贺新郎》），毛泽东壮年时代喜读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词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这时仍成为晚年倚床吟诵的篇章：”繁华镜里，暗换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念奴娇）毛泽东在1949年2月15日写的《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曾引用这首词中的”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两句。1975年4月18日布置的张元干的《贺新郎》词，显然与病中的周恩来有关。周恩来自1974年6月住进医院后，已进行过几次手术（前后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据张玉凤的回忆文章知道周恩来在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毛泽东在床上曾嘱张玉凤询问周恩来的病情；3月20日周在给毛的亲笔信中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ＺＷ（〗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书第134-135页。这一背景同布置张元干《贺新郎》词的时间（4月18日）大体相符。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他已清楚地意识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性。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

　　毛泽东晚年这种情绪，具有与时俱增的特点。“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与归时说。”（张元干《石州慢》，1975年5月31日）“梦入新凉，只道消残暑。还知否，燕将雏去，又是流年度。”（张元干《点绛唇》，时同上）暮年老翁好思故乡：“今夜归舟，绿润红香处。遥山暮，画楼何许，唤取潮归去。”（张元干《点绛唇》，另首，时同上）他思绪万千，长夜难寐，“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陆游《渔家傲》，1975年6月上旬）他痛感自己晚年的理想和抱负不能实现，但又能向谁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陆游《双头莲》，时同上）

　　大字本第三阶段最后的两篇，一篇是吴潜的《满江红》，还有一篇是吴锡麒的散曲《梧桐树》（一舸），都是在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回京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布置的，时间是1975年6月4日。前一篇隐含着对国事的忧虑：“叹十年心事，休休莫旬。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著。”后一篇是借西施在平吴后驾一叶扁舟翩然而去的故事，寄托“莫道功成，青逐鸱夷去，（算）回头只有烟波路”的心愿。这里应当指出，借诗词以抒感慨，只能是感情上的寄托，是虚指，不能认为是确指某一件事，否则便成为“索隐派”的诠注了。

　　同上述两篇同时布置注释的，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可能是因为内容太消沉，后来又删去了。

　　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字本不再注释。前后近4年的“大字本”古籍注释工作至此告终。

　　四“大字本”古籍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古国。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积淀层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影响至巨且深。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近代政治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人，为数不多。在参加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政治、军事生涯中，他不断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进行借鉴。据说，他曾把《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读过7遍（一说17遍，有疑）。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推陈出新，进行新的解释，提出新的见解，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也读过不少外国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的译著，但比较起来，同他读中国古书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度”，是有显然差别的。毛泽东是一个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现代领袖人物。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其优秀和积极的部分，包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历史经验和深邃的哲理，还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它的消极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主要表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推翻封建政治体制，消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它的第一个成果是推翻了两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但是，深厚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习惯势力，又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在近百年的风雷激荡和社会变迁中长期地存留下来，并通过不同的历史人物得到人格化的表现，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演进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清理。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在建国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潜在的历史文化传统逐渐对他产生了现实影响。民主体制的不健全，又逐步推进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更把这种体制推至极端。

　　在“文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虽然也从积极方面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并起到一定作用（以“大字本”第一阶段为代表）。但当时影响他思想的主要方面，是法家思想，中心是集权思想。他借法家思想以为出发点，提出革新、法治、集权，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前退居二线，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严重斗争，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九·一三”事件，核心问题之一是中央集权。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为了推行自己的路线，实现“中国永不变色”的伟大理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Ｚ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不能认为法家思想是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但从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的情况来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环绕这种体制的政治斗争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在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承认个人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因此，对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必须从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社会历史上去找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个人品质，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的严重错误，导致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3页。这种悲剧给毛泽东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对祖国和人民怀有崇高而深厚的感情。“文革”的挫折，导致这位伟大人物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壮志未酬的遗憾，老迈多病的痛苦；对中国未来的忧思，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他以傲霜斗雪的梅花自喻，又自比为历尽磨难、遍体伤痕的枯树；他一生斗志昂扬，乐观向上，但晚年在病中有时又显得郁郁寡欢，孤单寂寞。在孤寂和病痛中，他借激越昂扬的爱国主义诗词华章自勉自励，有时又以古典辞赋散曲自慰自哀。这种复杂的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身上，然而它是确凿的事实，因为“伟大领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体制造成的一代伟人晚年的悲剧。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批判罗瑞卿，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罗了。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了。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理应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三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第二次杭州会议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我说：“我也不知道。”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五月政治局会议五月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华北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陆定一说：“很好。”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当时，我们还在外面没有走。陆定一则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康生陈伯达骗我到北大讲话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以致互相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康老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由此，在他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的同时，已经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ＺＷ（〗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从字面上看，这一次对待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只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5、218页……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44、247、248、249页……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苏联政府却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马克·克莱默：《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的估计》（TheSovietForeignMinistry'sAppraisalofSino-SovietRelationontheEveoftheSplit），“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月）……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攻击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周琪文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0、212页。

　　此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1页。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两个月后，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Ｚ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541页……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见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两国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趋尖锐的必然反映。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等人的谈话（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页……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就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同上。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对中越边境等地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当代中国外交》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OriginoftheCulturalRevolution）第三卷（手稿），第16章第490页。麦克法夸尔教授这部新作的英文版最近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抗苏，从而对中国作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自60年代初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页。；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金日成、10月7日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马齐彬、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但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1页……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作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0、255页……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李可、郝生章前引书，第319、320页……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1号：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引自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第6-7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89、190页……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见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第一部分，“导言”作者乌索夫对苏方“达曼斯基岛事件”参加者的采访记录。引自《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第44、62页……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既然毛泽东已经把中苏的边境冲突纳入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整体思路和策略安排，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后果也就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

　　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见196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与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九大”以后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72、87页。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作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对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的反应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可见，苏联已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忧心忡忡。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即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当代中国外交》，第126页。

　　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二部分，《远东问题》1993年第1期，第117、118页；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3号：“苏联关于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报告”，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6-7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92页……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一部分，第57页。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从中央到地方都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

　　1969年9月22日苏共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区、市委员会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与会者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巩固并发展两国关系的方针。会上七名发言人的主调是，对苏共正在寻求巩固苏中关系途径的做法表示高兴和赞同。见1969年9月22日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市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发言速记及哈巴罗夫斯克市委上报苏共中央组织部的会议纪要。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6-7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94-198页。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二部分，第119页。

　　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见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二部分，第113-115页。但中国有材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当代中国外交》，第242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7页。，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作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灵活机智的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例一：1980年12月5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862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309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1989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18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1969年10月8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他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以售其奸。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有视林彪的'第一号令'为疏散领导人原因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对“一号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作用的任意夸大，应该加以纠正。何况，如例一所说，刘少奇于10月17日疏散到开封；同日，林彪也疏散到了苏州。“第一号令”于18日晚才形成并下达。显然，两者的因果之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疏散领导人一事，需要另找原因，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

　　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包括了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其事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这是在同一国际形势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必须弄清这些实际情况，加以区别，这才是对重要史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在澄清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决不能否认当时在执行疏散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除了都用了一个战备疏散的名义外，差不多同时离京的林彪的待遇与刘少奇、陶铸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犯及其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乘机对疏散到各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陶铸，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罪恶昭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彻底清算和历史的公正审判。

　　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关于下放干部问题。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向全国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的同时，就宣布这“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同时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工厂里“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有一条就是“下放科室人员”。当时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并不仅仅限于工厂。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的经验很好”。按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发出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此，“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前面提到的例五《耀邦同志二、三事》一文所述的团中央机关于1969年5月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所谓林彪的“第一号令”导致团中央机关下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关于“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的断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仅限于全军各部队，所以根本谈不到是对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从词义上说，如把“最后通牒”一词理解为是对某件事情的“最后的话”，那么，对“第一号令”下达8天以后，中央才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又作何解释呢？前者还能算作是“最后通牒”吗？颇具说服力的倒是这个专讲下放问题的《通知》，竟丝毫没有“第一号令”的蛛丝马迹。10月26日发出的这个《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将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各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联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便全部下放地方管理。

　　当然，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否定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下放干部问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不能忽略战略疏散的紧张气氛，客观上对当时仍在进行的干部下放起了催促加快的影响作用。但是，客观影响与直接原因在这里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对待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总而言之，在弄清了林彪的“第一号令”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弄清了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弄清了干部及文教单位下放的原委之后，对于多年来不断被一些文章、专著重复着的那种错误说法，也就不难澄清了。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