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先生八十寿辰纪念专题

 作者：新望，吴晓波，柳红，张晶

吴敬琏先生八十寿辰纪念专题

新望：吴敬琏在一九九○

吴晓波:吴敬琏：转折年代与大突破

柳红:吴敬琏的生命密码

张晶：父亲吴敬琏

新望：吴敬琏在一九九○

2010年1月24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迎来他八十岁的生日。吴先生早年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又首倡市场经济理论，长期以来代表了一种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与民主法治而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有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国家的珍宝，而吴敬琏先生正是中国杰出经济学家的楷模。在他八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邀请一些曾受教于吴先生及与他有亲密交往的人士，讲述他的理论贡献、思想历程与人生故事，以促使我们延续他的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之路不懈探索。

吴敬琏的夫人周南回忆，吴敬琏自己从来记不起过生日。自打两人结婚以来，也极少正正经经过生日。吴母邓季惺在世时，都是由老人家张罗在京的姐姐等一大家人在家吃顿饭，而且时间不一定是1月24日生日这一天，往往是24日前后的某个星期天。

春寒

2000年70岁生日的时候，吴敬琏还在匈牙利做访问研究。眼看生日临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频频向他发出过生日的信息，他一再拒绝。最后，因为盛情难却，吴敬琏提议召开一次以“中国改革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要求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低，都以同行和专家身份出现。会议隆重而务实，会后，李剑阁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讨论会论文集》。但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也已是吴敬琏生日过后的一个月零两天——2月26日。

吴敬琏60周岁的时候是1990年的1月24日。1990年正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为沉闷的一个年份，这应了吴敬琏后来的一句话：“我个人的生命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头一年2月，父亲陈铭德去世，这时的母亲也已83岁高龄，身体不好。周南记得清楚，吴敬琏60岁生日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反和平演变”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是年秋天爆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1989年11月7日，邓力群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总结70天经验教训座谈会，吴敬琏和另一位主张计划体制的学者争论了整整三个小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风波的发生原因有二：其一是1985年之后的宏观失控，通货膨胀；其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权租泛滥，腐败横行。但因为这时的争论已经被打上“姓资姓社”的色彩，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自然处于下风。到了1990年初的时候，官方文件上已很少出现“商品经济”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老话。

1990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吴敬琏和夫人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回来时，一路上顺道走访了波兰、捷克、德国和苏联。当时，这些国家正处于“苏东剧变”的一系列事件之中。穿过已于1989年11月倒塌的柏林墙，吴敬琏夫妇惊诧于东西德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在正酝酿政权更替的波兰和捷克，火车上随处都能遇到因没钱而逃票的穷苦百姓；在苏联，两人更是明显感到执政党大势已去，国家出现解体的迹象。1990年夏天回到北京后，面对国内改革搁浅、政策倒退的局面，吴敬琏只有焦虑和沮丧。

1990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令吴敬琏十分郁闷。他与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一书辗转数家出版社仍无法面世。江西一家出版社已将纸张、装帧设计等准备就绪，但就是在进印刷厂的最后时刻撤稿，怕挨批，不敢出。北京一家出版社愿意出，但条件是删去“市场经济”的字眼，而吴敬琏又不答应。这本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就完成的书稿，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12月，在中国财经出版社三位负责人的共同签名担责之下，才得以出版。

廷辩

1990年7月5日下午，吴敬琏接到单位通知，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等十多人。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座。会上有人打头炮，认为改革有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他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坚持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这三位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而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倒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86岁高龄的薛暮桥因为一时激动，话也说不出来了。与会的几位从未遇到这样的场景。会后，从国家计委传出吴敬琏受到批评的消息，他还得了一个在当时明显带有贬义的外号——“吴市场”。

事实上，在十多人参加的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人确是少数派。会后，薛暮桥感觉意犹未尽，又向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必须跳出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放-乱-收-死”的怪圈，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基于商品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写这封信时，薛暮桥在烟台，他与在京的吴敬琏传真往来，修改补充，集中了二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封信后来以《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为题公开发表，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

1991年6月，吴敬琏将1989年11月和1990年7月两次会上的讲话内容，合并写成《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文章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并指出，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直接联系，“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同资本主义画等号，是很难讲得通的。”针对一些人对搞“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指责，吴敬琏回答，“事实上，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经济学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的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文章最后论证了计划经济在当代中国的不可行性，结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但1990年北京的理论界仍然处在僵持和胶着状态，一些学者见风使舵，开始撰文点名批判吴敬琏。然而形势比人强，当理论上没有出路的时候，吴敬琏却从基层实践中看到了希望。该年9月初，吴敬琏到江苏省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南方一行，使他听到了企业家强烈的改革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吴敬琏从江苏一路南下，又到浙江、广东和海南。从北到南，越走信心越提高，越看心情越开朗。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走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好转。一路上吴敬琏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甚至使同行的学生张春霖感到不解，觉得吴老师书生气太重。直到后来对吴敬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才体会出老师当时的心情。

吴敬琏对现实经济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始终关注着江浙一带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吴敬琏之所以与一般的学院派教授不同，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从社科院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对基层实践有频繁的调研和接触。而这一点，大概又是得了老领导薛暮桥的真传。薛暮桥动手写文章前，先下去调研，文章初稿完成，修改文章时，再下去调研。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件与笔者相关的往事。2000年，我在苏南一家县级市的党校教书，因写了《苏南模式的终结》一文，一时压力颇大。吴敬琏从一位当地学者那里打听到了我的电话，主动联系我，了解情况，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多个场合为我说话，并写文章予以声援。2000年底，当在电视上看到吴敬琏高票当选首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绝响

1991年的春天，政治气候已逐渐变暖。二、三月份，《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文章。文中写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实际上是小平在上海春节期间谈话的原话。

1991年底，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次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该书迅速脱销，第二次印刷5万册，又很快售罄。1992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1998年又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4月30日和9月5日，吴敬琏又在李剑阁等人协助下，两次写信给中央主要领导，建议即将召开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与刘国光等人力主“市场经济”一定要出现在报告的总论部分，同时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其他内容之中。

1992年的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到此终结。中国当代的经济思想完成了一次飞跃式的大解放，“吴市场”的含义也由贬而褒。吴敬琏等人，以一介书生，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介入如此之深，今天听来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也成了绝响。

2005年3月24日，人民大会堂常委会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人颁发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当年“廷辩”时的少数派，现在已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一点，甚至令国外同行也十分羡慕。当然，在这个群体中，除了上面提到获奖的四位之外，还有许多，如：杜润生、于光远、董辅秖、厉以宁、高尚全、苏绍智、张维迎、华生、王建……

树欲静而风不止。计划经济退出的历史绝不会像切豆腐一样，彻底两断。薛暮桥在1992年后便放弃了争论，他的理由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们所持的论点论据始终没有超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水平。但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兼具理性与激情的人，他始终是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对任何反对市场经济大方向的极左论调，他一个都不放过。这正如马洪在他70岁生日的贺辞中所说的，吴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只不过，在将近80岁的时候，“勇敢的战士”“吴市场”又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就像是一个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吴敬琏是也。

吴敬琏：转折年代与大突破/吴晓波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感觉到了新的空气。1991年5月8日，在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研讨班上，他发言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

这些工作环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这一工作其实从1990年就悄然开始了。回望那段时期，吴敬琏并非仅仅只有战斗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计划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沉下心来，开始为接下来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设计可行性方案。当时的中国，不少人对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几乎很少人还在搞什么研究，吴敬琏和方案办的几个同事却不做如是想。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做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4个字——“守机待时”。在那段时期，吴敬琏身上的改良主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积极推进，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这一文一书，是吴敬琏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在与“计划派”舌辩的同时，他坐下来，用理论的武器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观点。

发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计划与市场大论战”，是中国改革史上，对计划经济思潮展开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也是吴敬琏真正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标志性事件。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功底，捍卫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这位个性温和、在生活中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江南人，在逆流横飞的时刻表现出了倔强和无所畏惧的一面。

就在吴敬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的同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一把将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说，“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杜润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梦奎、吴树青、厉以宁、周叔莲、周小川及樊纲等70多位经济学家与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做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梦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吴敬琏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市场体制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时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刘吉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明瑜觉得他讲得十分清晰，便建议写出来，送给中央决策层。

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于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做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到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就在吴敬琏上书的同时，中共中央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是否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已成一个十分敏感而举国注目的话题。从种种迹象表明，争论如暗潮汹涌，一直没有停顿下来过。

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他提及，理论界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多种描述，其中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而耐人寻味的是，6月15日，新华社在播发江泽民讲话的新闻稿中，略去了这段有关经济体制提法的内容，表明领导层此时仍带有试探性。可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高级干部中并无反对意见。于是“十四大”这个基本调子就被定了下来。

8月，吴敬琏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访问研究后归国，参加“十四大”编写组的刘国光告诉他，“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不太顺利，本来应该把“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放在总论里讲的，后来却放到了次一级标题，当成方法，降到了操作层面，此外，还注入了“市场调节”的含义。吴敬琏当即意识到，如果这一次不能把体制争论从目标和纲领上进行澄清，那么，改革的进程仍然可能延误。

于是，在9月5日，他再次提笔给江泽民写第二封建言书，信中写道，“日前读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我有一些想法，现报告如下”。在信中，吴敬琏提出五点看法，恳切陈述说：“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他还对意见稿中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斟字酌句式的修正，例如，文稿上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使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吴敬琏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认识上的曲折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后退，只能在以下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来加以处理：或者回避，或者进行适当的批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不恰当的提法曲意维护，甚至加以颂扬，则非但不利于在弄清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还会挑起争论，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另外，文稿还写道，“要看到市场受局部利益的驱动，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因此要“在经济的运行上，把计划和市场的长处结合起来”，吴敬琏也认为大大不妥，他在建言书中说，“这里使用的，是与1989年~1990年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时完全相同的语言，对提法的历史作这样的说明，只会使它变得模糊，甚至留下隐患”。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说，之所以要对意见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尽可能地清晰表达，杜绝模糊地带，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复。

10月5日，新华社记者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向全国播发新闻通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非不相容——访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似乎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理论思想上的预热。10月12日，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反复折中、辩驳了十多年之久的“市场”与“计划”的体制之争宣告终结，中国改革在委靡和混沌多时之后，再次一跃而起。

（本文节选自吴晓波即将于2010年2月出版的新书《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柳红:吴敬琏的生命密码

在我近三十年的工作履历中，持续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为时九年。是我从38岁到47岁的时间，是儿子子尤从8岁开始热爱读书到16岁去世的时间。

1998年，金立佐为我和吴敬琏度身定做了这个工作方式，以民间的、个人的方式支持研究，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创举。立佐对我说：“柳红，就算咱们两个人为中国做点事！”这样的话总能打动我。他是看到吴敬琏尽心尽力推动改革，长期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机构，也不擅长此道，有过一些助手，都是阶段性的，或是以课题的方式。吴敬琏所服务的机构，无法从制度上保证他有一位长期的专职研究助手。经过吴老师的一番考核，我们就开始一起工作了。那年，他68岁。

这样亲近的工作自然带上了家庭和生活。我常把儿子的诗拿去给他们读，过节时一起度假。进入2000年，吴老师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多，站在风口浪尖上。他的言行，不断成为争议焦点，而他的严谨、认真，稿子每一遍都改成“大花脸”的习惯加剧了工作负担。我也跟着愈发忙碌。就在这些忙碌的日子里，儿子渐渐长大，长成一个博览群书、丰富有趣的少年。十年前写《吴敬琏评传》时，我很拘谨，因为不会写，头一次写作，就是那么重的东西，还是子尤从旁在细节上给我提意见，使之增色。

2004年3月23日，在吴老师家工作，晚上9点多回家，进门是按的门铃。儿子是从床上起来的，他说，“我有点发烧，给你留了个纸条儿”。纸条贴在门上，上面写着：“妈妈，我可能感冒了，喝了感冒冲剂，先睡了……”谁想到，第二天他就从学校直接被送进医院，因为突发呼吸窘迫，发现纵膈肿瘤。那张纸条从此永远地留在了门上。接下来就是拼命地求医。我给吴老师打电话告知情况，他的夫人周南立刻联系了他们在美国的女儿和做肿瘤医生的女婿，为我咨询，提供资料。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需要理智，要知道怎么明确诊断，什么是恰当的治疗途径，在哪里做手术，其间所经历的心灵和现实的曲折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吴老师并不是一个在日常事物上非常灵活和给予关注的人。在我们以往的工作中，基本上不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常规做法：通过肿瘤标记物就可以确诊子尤这种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国内的做法是先手术，然后做病理，明确诊断。但因为胸腔环境复杂，我们被告知可能下不来手术台，那样，便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那时，我觉得医生是权威，比较强势，不知道怎么能让他们听一听我所了解的信息。情急之中，我想到了请吴老师出面。他答应了，并认真阅读寄自海外的相关医学论文，用记号笔标出重点，像对待平时的研究工作一样。这是子尤发病后的第四天。吴老师夫妇先来病房看子尤，然后去医生办公室和主任彼此听取意见。真难为他，他把刚研究完的论文反复向医生表述，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医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到了下一个阶段，做手术前，因为不同医院的外科大夫对手术的估计差距较大，我又邀请朋友去吴老师家开会，请大家帮助判断选择。实际上，当我们面对这么复杂和严重的病情时，能做的事十分有限。但是，在有限中，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恰当选择，力所能及地减少失误，还是十分重要。长期和吴老师一起工作，与其说受益最多的是获得知识，不如说是训练逻辑思维。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训练在一次生命考验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被调用了。

吴老师是个不谈钱的人。他的家世和他的清高让他耻于谈钱，也基本不摸钱。他极其理性，把感情藏起来。即使流露感情，也事关大局，而非私人生活。我虽然陪孩子住在医院里，也常和他们联系。有一次接起电话，吴老师开口就问：“柳红，需要钱吗？”那是一句冲口而出的问。情急之中，真情流露。事实上，在子尤生病的两年七个月里，周老师代表吴老师给过我们好几次钱。患难之中，大恩不言谢。

他们也多次来家，来医院看我们，在化疗时，在危重时，在稳定时，在中日医院胸外科，在肿瘤医院，在北大燕北园。2005年8月，子尤一篇《让人心痛的<妞妞>和妞妞》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周老师告诉我，他们全家人都看了，支持子尤。她还说：“子尤这么写妈妈，柳红值了。”2006年春节，学生们在北师大和吴老师聚会，我推着轮椅上的子尤也参加了。这样的场合，吴老师总是滔滔不绝，讲宏观经济形势，讲时局，海阔天空。子尤在座，他对子尤说：“我说这些你可能觉得没意思吧。”子尤不足16岁。但是，吴老师看重他的感受，特意关照，知道他也是有见识的孩子。

子尤去世的第二天，周老师来家看我。又过了几天，吴老师和周老师一起带了些吃的，来北大燕北园的家和我吃晚饭。我们谈到一些英年早逝的人，包括吴老师的生父去世时只有24岁。周老师说：“他也多有才呢！”吴老师说：“可是他没留下东西，子尤留下东西了。”看到家里到处摆放着子尤的大照片，他们怕我触景生情，一再嘱咐我取掉一些；还建议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换个环境。看我悲伤而不知前程，吴老师对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人生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得了。他本不是擅长这样表达的人。而他说出来，就更让我觉得珍贵。

其实，他说英年早逝的生父没有留下什么是不对的。我越来越相信生命有密码。1931年，吴敬琏一岁时，他的父亲吴竹似因肺病去世。吴敬琏的身体也极其孱弱，医生说这个孩子养不活。到了16岁，吴敬琏也得了肺病，休学休养是他的常态。而因为肺病，吴敬琏放弃了喜欢的电机专业，改为经济学；直到从复旦大学毕业他的体检还是不过关，不能分配，留校休养一年。连夫人周南，也是他在金陵大学疗养院中认识的。父亲除了留给他代表聪明的宽大额头和倔强的上唇，还留给他虚弱的体质和肺病，从而牵出了和周南的姻缘，从而有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是“文化大革命”下干校，在风吹日晒下劳动，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根本转变。如今，吴敬琏80岁了，除了白发，没有老态。耳不聋、眼不花，反应快，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对新事物敏感，工作强度高。谁能想到，最终，竟然是他的身体成就了他的事业，成就了他60年以及更长的学术生涯。真是祸兮福之所倚啊！

2003年，在房山集中和吴老师一起修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时，他每天快走。我们散步时常常碰上他正一圈圈地健步如飞呢。吴老师的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绍光说，吴老师走起来像竞走似的，走得比跑得还快。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之所以想起了这个情节，是因为生于1963年的李绍光如今也身染沉疴，生命垂危，让人不免感慨。

吴敬琏不是幽默的人，但也时常在无意中制造出逗乐的效果。我们在郊外工作时，一天早上，看到山顶云雾缭绕，他说：“照下来。”助手李瑞说：“我带着相机呢。”结果吴老师回头就往房间跑，说：“我得回去整容，两天没刮胡子了。”平时在家，老两口常常找东西。吴老师的书房里、桌上、地上资料堆得高而凌乱，加剧了找东西的难度。有一次我说：“收拾收拾吧，磨刀不误砍柴功。”他说：“砍的柴太多了。”吴老师和周老师曾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公室而有过一场这样的对话。周老师说：“你把这屋收拾一下。”吴老师答：“你看看，哪个教授屋子里是干净的。”“晚上7点要来人谈话。”“那怎么了？刘遵义的屋子都迈不进脚。”“那也不是什么好。”“那我现在70多岁了，我也改不了了。”

其实吴敬琏的生命密码中最大的一个，有待他在未来继续开解的，就是从祖辈传下来的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100年前他的伯外公邓孝可是追求宪政的风云人物；半个世纪后，学法律出身，曾经的《新民报》股份公司经营者，母亲邓季惺因为主张法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吴敬琏继续追求。说到底，他的忧患和关心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家子，四辈人，前仆后继地指向同一个目标，它也是100年来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法治的缩影。数年前，吴敬琏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的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吴敬琏自觉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

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自1956年起穷一生之力，试图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传统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走入偏颇之路，但是谁能否定政治和经济的深刻联系呢？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大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变迁之时，经济学家面对着独特而巨大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自以为了解吴老师的思想、追求、用心，在吴老师80岁生日之际，如果说想向他表达什么心愿和希望的话，我想说的是，放眼望去，在中国经济学界，或说在中国，吴敬琏是不多的再往前迈一步就可以起到特殊历史作用的人。可以说，他的天赋、家庭、阅历、勤奋和现实需求，是上苍和历史给他的条件。多么希望吴老师有意识地、恰当地使用这些条件，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洒脱，超越自我，自由自在，无所畏惧，言人所不能言，做人所不能做的事。

张晶：父亲吴敬琏

究竟是家人还是陌生人更适合描摹自己的父亲？吴晓莲也曾经面临这样的困惑。

1998年，一本名为《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的书，将那些如烟往事，借由陌生人的笔和另一面镜子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书架旁，吴晓莲突然怀疑，这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爷爷吗？为什么我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和他交流过？而自己的父亲吴敬琏，更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她决定接受父亲曾经的建议，为他撰写传记。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出来。“或许放在十年前，我也无法完成这本书，认识他人和认识自己都是一种旅程”。

女儿的书出来了，父亲唯一的评价是，错别字太多。这当然是嗔怪，但在女儿看来，父亲就是这样的性情，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像对待学术一样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追求完美，每次出书都是一遍遍校对，等到出版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交稿。去年他到美国度假，十月我又回上海，都看着他拿着同样的书稿，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地核对注释。”

柳红为父亲撰写的传记中的一个细节，开始让吴晓莲看到父亲的另一面。那是吴敬琏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18岁的吴敬琏随母亲邓季惺从香港返回国内，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他在轮渡上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畏惧。正是这一幕让同船的一位校长记住了这位热血青年。在后来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吴敬琏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所学的一首歌《问》：“中国的江山为何充满了泪，你想想，你想想……”

2009年夏天，吴晓莲回国时，屏幕上轮番放映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她像是顿时看明白了父亲的过去——坚固的价值观烙印于心，一代又一代，“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概括父亲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使命感’这个词。或许正因如此，他多少年来不曾懈怠，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所以他一平反便能站到学术前沿。”她形容说，这种使命感就像舞者脱不下来的红舞鞋，缠绑在脚上，鞭策着他，一直会认真地“舞”下去。

在梳理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吴晓莲发现，这种自幼便有的救国热情，正是家族传统的体现。邓季惺这个名字，在今日或许不如“吴敬琏的母亲”来得响亮，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正是她将一间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改组成为名噪一时的《新民报》，也就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这个有几分像林徽因的女子，不仅将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更是一个大家庭合格的管家。到任何一个城市，邓季惺首先想着买地置业，安顿家人，她给家里雇了能干的保姆，为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吴敬琏正是在这样的庇佑下度过了幼年时光。

独立、倔强、有主见的吴晓莲，和干校回来的父亲在一起生活没多久，便读大学、出国，与其相隔万里之遥。再一回国，发现父亲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她突然发现，除了小时候“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形象，自己对父亲并不十分了解。而在小女儿吴晓兰的记忆中，七岁时那个从妈妈旁边将她赶到小床去的“陌生人”，便是她对爸爸的第一印象。

再捡拾的记忆、大量的细节，让女儿们重新认识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父亲。他在干校时自学英文，出来后，规定自己每天在家读一章原文的古希腊史。那时母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一年，喝水吃饭都要由父亲照顾。但父亲沉迷书本不思饮食，母亲也只能无奈而善良地等待。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十不学艺”，当时文革，因为看不到什么前途，很多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学问。但吴敬琏却始终不曾懈怠，所以四人帮一粉碎，他便站到了学术前沿，出版了大量文章。不久前吴晓莲在美国拿起文艺史来读，就想起了儿时的这一幕。

在那个历经各种运动，无风三尺浪的年代，在11平米的四口之家中，吴敬琏安之若素。这其中有酸楚，有幸运，而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保护，不希望女儿卷入其中。

从干校归来的父亲没有带回半点牢骚，却带来了一手的木匠活。他总是鼓励女儿勤于动手，还告诉她们在各种手艺里，木匠是最高的。他做木匠活，也出于个人兴趣，小时候曾一心一意想做工程师。这种看似缄默的举动，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下一代的观念。吴敬琏曾经对乖巧的小女儿吴晓兰说，以后有机会还是学科学，不要学社会科学。

吴晓莲热爱文艺，十岁时开始学拉小提琴。心灵手巧的父亲为她打造了一切：小提琴的腮托，是父亲用布缝的；节拍器，是他用电子管做的；琴谱是父亲一笔笔照老师的谱子抄的；这个“多能选手”还带着她们骑车、买菜、摘蘑菇……在吴晓兰八岁生日的时候，他还送了一个电烙铁当作礼物。现今同样住在美国的吴晓兰回忆道，几年前父亲还曾经说，等以后退休了，找间大房子，重新操起木工活，“但照这情势，怕是不会退休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敬琏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不久前《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还提到他在病床上靠看俄国小说打发时光。那时看一本《怎么办》，他会对女儿感慨，“生活不能太过舒适。如果喝水都一定要喝有味道的，这就是腐化。”30年后，孩子还记得这些话，但他自己却早都忘记了。

父亲曾经先后四次向为其作传的晓莲讲述和顾准的交往。这个在“文革”时还穿着三件套西装的人，成为吴敬琏一生最关键的授业导师。最后一次交谈发生在2006年秋，在北京郊区的一幢房子中，面对着刚刚下飞机饱受倒时差之苦的女儿，吴敬琏谈起了顾准离开的当日。对于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艰难的父亲，女儿集中精力追问他当时的感触。“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冷很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她后来问了母亲，顾准离开的当日，情感内敛的父亲回到家中痛哭了一场。

吴晓莲说，这些年父亲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而这一代的学者似乎注定要把眼光投往书斋之外，对社会中的话题，总是忍不住发言。“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就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从一则故事中足见其锋芒毕露的性格：一次公开会议上，有位发言者反复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父亲起初沉默不语，到后来忍不住了，拿过话筒说，“自从有的电视台用‘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这本书中，处处都是朴素的表达，包括谈论父亲和母亲的爱情。父亲的说法异常简单，找一个看得过去的人结婚，没什么特别。母亲则会动情一点，提到她最初也有别的选择，看上父亲就是觉得他聪明，会背资本论。“上一代人都很简单，看似经历大风大浪，家庭却很稳定。”

吴晓莲有明星一样的脸庞和爽直的性格，说话伶俐；吴晓兰长得颇像祖母邓季惺。她们共同生活在美国的圣地亚哥，那里气候好，冬天适合避寒，夏天宜于避暑。父亲这几年会专门到这里度假，但每次待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个星期。而度假的时光也有每日拨出八小时用于工作，只是比在国内多了几分散步的悠闲。

吴敬琏年已八旬，精力还很旺盛，晓兰提起他的时候，很欣慰地说，似乎比前几年气色都好。如果简单将他的知识结构一分为二，其一是经济学专业知识，其二便是强烈的好奇心。他对于所有新技术都充满兴趣，到美国女儿家里度假的时候，他为了次日能到电子市场购买最新的大容量移动硬盘兴奋不已，女儿便顺势送给他一个i－Pod。他让懂行的年轻人把音乐和有声读物放入其中，但凡休息时间，就插上耳机，沉入自己的世界里，既欣赏他热爱的贝多芬，也听英文有声读物。

吴晓兰的女儿弹琴，爱好音乐的外公会指导一二，告诉她要多听好的音乐，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曲谱演奏。一家人去听音乐会，舞台上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吴敬琏回去后有心地将曲谱打印出来，放到外孙女的床头。孩子们学中文字，他会像曾经对待两个女儿一样，帮忙为孩子们制作卡片。

工作忙碌是父亲永远的状态。每次回国，一家人刚刚坐下吃饭，电话就会响起。有时候为了图清静，避开搅扰，还要专门跑到郊区。去年“间谍门”事件的时候，父亲就是在天津闭关写书。即便是在美国，吴敬琏依然每天至少要工作八小时，后来遇到叫吃饭迟迟没有回应的人，吴晓兰的孩子们总是习惯说，这个人怎么和外公一样。

忙碌的另一面是不拘小节。有一次，他特意为归国的吴晓兰买了中国的电话卡，女儿征询如何使用时，他却浑然不知，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这些琐事上，怎么会有精力想那些重要的事情”。

吴晓莲热爱文艺，当记者苛求她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时，她沉吟半晌，做了一个有趣的补充。“比如印象派画家莫奈，他画同一个池塘，会立起四个画布同时创作，每次光照时间都不同。莫奈甚至说，你要想象自己是瞎子，只是在睁眼那一刻把它画下来，而不要去想它应该是什么样子。30年来，当我突然睁开眼睛看父亲，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这是他身上最大的特征。”

(责任编辑：张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