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事件:明清珠江流域的建筑文化

　　如第一节所述，明清时期地处珠江流域出海口的广东省和广州市已经发展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在这种国际市场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区的城乡建筑都有着不同的特色，而且影响整个珠江流域的其他省分的城乡建筑。

　　一、城乡建筑的特色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地区特别是广东的建筑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系，表现在城市建筑结构、民居建筑和房屋建筑工艺三方面。

　　1.城市建筑结构。

　　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市，到了明清时期，已发展成为“银钱堆满十三行”的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嘉靖四十一年（1562），全市人口已达30多万，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100万人。〔1〕因此，宋代兴建的三城已不适应商品市场发展的需要，故明清两代进一步扩建广州城，使全市建筑布局向大型近代化城市发展，成为宏伟壮观的城市景观。

　　首先是从明洪武三年（1370）起，三次扩建广州城。

　　第一次，洪武三年（1370），连结宋代三城为一。即将宋代的中城、东城和子城三城联合为一城，并向东面和北边扩展。东面扩展至今越秀路，周长21里。同时凿象岗山，开正东、正南、正西、小北、大北、定海、归德七个城门。这次三城合一，现在《永乐大典》卷11905中的《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和《广州府番禺县之图》三幅地图，正是基本上绘出了三城合一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地图中可以看到，三城呈长方形；三城有濠池环绕；城门基本相同。

　　第二次，向北扩展城区。

　　据曾昭璇教授研究，这次扩建始于洪武十一年（1378），完成于十三年（1380），拓北城八百多丈，将越秀山包括在城内，并在越秀山建镇海楼（五层楼），史称：

　　“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挥使许良、吕源，以旧城低隘，上疏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粤王台山，包入十之九，今称内城，谓之旧城，又谓之老城，周二十一里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南；稍西曰定海；西曰归德。城门楼七，警铺九十七。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惟北一面枕粤秀山，乃于正北门外筑雍城以蔽之。于东北城下置小水闸，防以石柱，以疏城渠之水。复于山左建五层楼，名曰镇海。……”〔2〕

　　按上述史料可知，此次辟东北山麓扩建北城，其范围包括由光孝寺东北向北伸展至象岗山脚，沿越秀山麓到桂花岗南，向东南沿越秀路接大东门。至正德年间（1506-1521），基本上完成了老城区及北城的修葺和扩建。《武宗正德实录》有记载；

　　“城周围二千七百一十六丈，高三丈五尺，镇海楼一，角楼四、城楼九座。寓铺七十七，雉蝶二千二百七十九。为门七。曰正南，曰定海、曰正东、曰大北、曰小北、曰正西、曰归德。门内之左右为兵马司者一十有四。其西北自东皆距濠堑，长二千五百五十六丈。濠之西东，各疏水关一”。〔3〕

　　第三次，修筑新南城。

　　如前述宋代城南沿江一带已初步形成一片商业区了。明初，这里更发展成为“民廛稠聚，海舶鳞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4〕的繁华商业区。到正德年间（1506-1521），进一步发展为“有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燕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岛如海，番夷辐轃，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5〕的商业繁华之区。为适应此商业贸易的需要，故有建城的之议，史称：“于是广州始作罗城，今南面新城是也”。〔6〕嘉靖四十二年（1563）筑新城，史称：

　　“外城今谓之新城，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总督都御史吴桂芬。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因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八，其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永清，东南曰小南，今名永兴，西南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栏”。〔7〕

　　十分明显，明代第三次修筑新南城，是完全适应于广州海外贸易发展而向西南一带繁盛商业区的需要。所以，其街道的布局走向是沿珠江由东而西建筑。并与宋三城的南北走向街道如大新街，小新街，卖麻街等交错，十分便利于商业贸易附近的码头林立，商舶如梭，人烟稠密的需要，其中又以濠畔街为最繁荣。

　　经过明代三次大扩展建筑的广州城墙，布局范围比宋代扩大了，北城墙已扩至今盘福路与越秀公园镇海路旁；东城墙扩至今越秀北路、越秀中路；南城墙扩至大德路、大南路一带；西城墙扩至今人民中路；西北城墙扩至今东风西路南侧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人民北路与东风路交界处。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在三次筑城中，还根据明代广州的内港码头移至西城附近的蚬子步（今西关十七甫）的情况，即在此附近建“怀远驿”，有房舍120间，由市舶司管理，专门供招待外国贡使和外商居住之用。所以，明代的广州城已经成为一座在国内外备受称赞的商业贸易都市了。当时葡萄人克鲁斯（Gaspor da Cruiz）来广州后写了一本名曰《中国志》的书，他大为赞扬广州城市建筑的美丽和适宜商业贸易：

　　“城内街道笔直划一，没有转弯抹角的形迹。大街比里斯本的新铁市街（Rcla Nora dos Merca dores ‘dos ferros’）还要宽些。所有的十字路和大街一样直。总之大街小巷没有转弯处。街道都铺得很好，靠近房屋的路面要高些，路中间要低些，便于排水。大街上有横过路面的牌楼，高大又建筑精美，街道因此显得美观，城池变得气派起来。沿街房屋有一间接一间的铺面，铺里和牌楼下售卖多种商品”。

　　“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商人的大街是最主要的大街，两侧都有带顶的通道……每个商人在他的店门挂一块牌子，写明他店内出售的货物。售卖草药的则在他们的店里挂上一串每种药物的标本”。〔8〕

　　其次，清代增筑东西翼城。

　　顺治四年（1647）于明新城东西两侧增筑东翼城（今越秀南路北段）和西翼城（今一德路转至人民南路处），各约长20多丈。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在城内今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建筑专门经营对外贸易事务的十三行街，兴建招待外商居住和从事贸易的十三夷馆。从而形成商业十分繁荣的内外贸易商业区。此时，鸡翼城东西走向的城市布局已形成，我们从康熙年间（1662—1722）编绘的《番禺县志舆图》卷一《舆图》中看到这一布局，而在《同治广州府志》中的《省城图》更清楚标明街道的名称了，如湛塘街，珠光里（今珠光路）、会仙街（今一德路）、安澜街（今一德路）、仓前街（今天字码头）、靖海直街（今靖海路）、油桐直街（今海珠南路）、仁济大街（今仁济路）等。与此同时，城区西关平原扩展了，由西濠金字湾西侧第一甫开始，到老城为第八甫，折西至下西关涌为十一甫，再向西为十三甫、十四甫，直至十八甫等十八条街，初步形成西关商业区。而且在西关地区，将昔日农田辟为纺织基地，建立纺织工场达2500家，平均每家有纺织手工业工人20人左右，共有工人5万之多。〔9〕

　　另外在珠江河南面的着陆沙地兴建一些制茶厂、瓷器加工烧制厂，对内地运来广州的茶叶、瓷器进行加工成花熏茶和“广彩”，供应外商购买出口。这种加工工场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当时外国商人都有所记载：

　　“我们坐船渡过珠江，进入一短短的运河……很多大的茶叶行就在眼前……，这些茶叶行都是宏大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拣茶和把茶分为各类工作”。〔10〕

　　“我们参观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们看见在一条长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们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绘各种花纹，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纪的人进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进行，甚至有六七岁的儿童参加”。〔11〕

　　这就说明，广州珠江南面的扩建工厂，也都是受到广州海外贸易出口商品需要，按照外国对商品的要求加工成花熏茶和广彩。同时，河南也逐渐形成街市商业区。原来清初河南有73条农村，清中叶后，发展为市区者已有40条小村成为街道，据《广州城坊志》及《广州省城图》所记，变为街道者已有鳌洲正街、外街、内街（隔龙溪和龙溪西约）、福地里（今同）、福场大街（今南华中路）、南岸大街（今洪德路中段）、洲头咀（街市8条）、洪德大街（今洪德路）、宝龙大街（今同）等。

　　总而言之，经过明代三次的扩建广州城区和清朝修筑东西翼城之后，广州城区的街道布局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广州市街道的格局了。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州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建筑文化水平，为广州走向近代化城市打下深厚的基础。

　　与广州相邻的佛山镇，也随着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而扩建了，从景泰年间（1450—1456）的几万余家的小商埠，到干隆年间（1736—1795）成为城周长4里，大小街道234条，商店数千家，人口34万的城市规模。〔12〕而且扩建的的街道均是以经营手工业、商业命名的，如铸钻街、铸犁街、锡箔街、铁矢街、铁炉街、铁链街、铁廊街、针苍街，等等。这种城市扩建显然与佛山手工业、商业发达相一致的情况，说明城市建筑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广东各州县相继兴建或扩建砖城，并相应兴建了雄伟壮观的城市景观建筑，例如广州的镇海楼、潮州的广济门城楼、琼州的钟楼；广州的海幢寺、肇庆的庆云寺、佛山的祖庙等。同时造塔成风，并以万历年间（1573—1620）形成建塔高潮，据统计，明清广东共建塔222座，其中明代建者69座，清代建者153座，〔13〕如万历十四年（1586）建的广州莲花塔、二十五年（1597）建的琶洲塔、四十七年（1619）建的赤岗塔；万历十年（1582）建的肇庆崇禧塔、十三年（1585）建的潮州凤凰塔，二十七年（1599）建的德庆三元塔、三十三年（1605）建的琼海聚奎塔、四十年（1613）建的合浦县文昌塔。还有万历年间建的广西桂平东塔、天启元年（1621）建的崇左市旧龙塔、道光三年（1823）建的梧州允升塔，等等。这些砖塔，不仅具有人文景观的价值，而且还有航海导航的功能，如莲花塔，又称“海航表望”，即为海外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起导航作用；琶洲塔立于珠江中洲渚，也为航海导航之用。这样的建筑就为广州等城市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城市建筑文化的水平。

　　2.民居建筑。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地区的民居建筑包括广府民居、潮汕民居（福佬民居）、客家民居、雷州民居、广西民居、海南民居等。以前三种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广府民居，即珠江三角洲各县的民居，这种民居建筑，从聚族而居的村落建筑来看是有其特色的。在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等地，村落的建筑是以祠堂为中心，然后建筑格式一致的镬耳风火墙为特征的村落。村落内的民居包括“三间两廊”民居、广州的西关大屋和下层民众干栏式建筑“棚寮”三种建筑形式。这种民居建筑，早期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影响，通常是几代人聚族而居，以大家族为单位形成一个封闭式独立建筑群。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大型民居住宅的基本格局是“三间两廊”格式。所谓三间，即一列三间悬山顶房屋，明间为厅堂，两侧次间为居卧室。屋前面有天井，天井两旁为廊屋，称为两廊。两廊中的右廊开门与街道相通，一般有门房；左廊多用作厨房。而在三间后面加建神楼，一般为卷棚顶两层建筑，楼上靠厅的一面设神龛，用来安放祖宗牌位。整座建筑平面成规矩的长方形状。在东莞虎门的镇村头发现的明末清初民居遗址，就是这种“三间两廊”式的民居。这种民居只是一般的格局，但可视实际情况作增删而建。如果宅基地狭窄，可以减少一廊一间；如占地广阔又有足够资金，也可以采用数座三间两廊联成一个庄园式的建筑群。我们看到佛山市石湾建园街的廖家围就是一个典型的庄园式的建筑群。廖家围是廖氏家族的庄园，屋的格式一样，都是镬耳风火墙、密梁、石脚的明庄屋。整个庄园明庄屋就多达27座，庄园还有好几座祠堂和茶园。现在建国2巷2-4号廖家围庄园中的一排房屋，都是三间两廊格式。这种格式的民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还保存不少。三水县乐平镇大旗头村，有保存完好的三间两廊式的民居建筑群。南海市丹灶镇苏村的康有为故居、简村的陈启沅故居、佛山市内良巷11号的李文田故居等，均是建于清代的“三间两廊”式民居的代表。这种广东式的建筑文化为广西民众接受。据地方志记载：

　　“屋式有广肇派（即广府系），有惠派（即客家系）、有闽派（即福佬系），皆以民族来源之异而名为风气。广肇派每于后一进为正厅，厅前檐下为壁，壁间开门，即古之所谓寝室。《左传》云：‘吾侪小人，有阖庐以蔽风雨’即指此也。其北为祖龛，龛式架板为楼，愈高半墙，故又名神楼。龛下有小室，南北深三尺或四尺，东西与寝室齐，是即古之下室，俗名“中间房”，丧时妇女哭泣在焉。中间房东西有小门，通左右大屋房。南面蔽以密室，左右有门，俱南向，主妇见宾及子女为皆从此出。嘉惠派正厅之前无壁，即古之所谓堂，俗名“开口厅”，其后为龛于土墩上，高与香案齐，左右与大屋房不通。又广肇派外进出入共一大门，嘉惠派则立门排列，此其大较也。闽派与嘉惠派大同小异。按以上所论各派之分，乃昔日各族新来，截然不同于此。故观其门户，即可知其言语，明其族谱。近年相处两忘，多混合无分矣。凡正厅两旁为大屋者，即古之左右房，具此者名二间头。大屋房左右房为耳屋房，具此者名五间头。地广者多于厅房外设廊，东西相对名横廊，设厅，名横厅。凡厅户前露天处名“天井”。大门方向随家不同，多以形家所占咎为难”。〔14〕

　　棚寮，是珠江三角洲下层居民住的简陋民居。在沙田地区，有干栏式的“棚寮”。雍正七年（1729），清廷允准疍民“准其在近水村居住”谕令后，疍民便在墩边堤畔或半跨河涌，搭寮居住。每间寮棚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以杉木作柱，以竹作椽，以稻草或甘蔗壳盖屋顶，用泥浆纹稻草作墙，亦有杉木皮作墙者。

　　客家民居，不仅是广东客家，而且包括江西、福建、广西、湖南客家以及广东、福建客家人移民到四川的民居，其中最有特色的住宅建筑是围楼。明清时期围楼建筑很盛，据调查，饶平县就有566座，围楼有圆形（包括楕园、八角、弧形）、方形（包括长方形）、五凤楼（包括马蹄形、围龙式）三种形式。大型圆形围楼高达4-6层20多米，少则单环，多则三、四环。楼内用木料构筑楼板和栏杆。开间有60-70间之多，小型者也有12开间，中型者有30-40间。这种圆形围楼在大埔、饶平和福建均有不少。据史料记载，有建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饶平道韵楼，隆庆年间（1567-1572）建的丰顺建桥古围，万历三十六年（1608）建的大埔花萼楼，干隆十九年（1754）建的饶平德馨堡，四十五年（1780）建的紫金县桂山围楼；清中叶建的丰顺四角楼，道光二十三年（1843）建的始兴县刘屋围楼。其中最大者是饶平道韵楼，外围周长328米，直径约104米，贝灰寨基高1米，共有正房间56间，角房16间。三环围屋进深29米，外环为三层楼，高11.5米，土墙厚1.6米。寨内有饮水井30口，其中公用井2口，各家户内私用井28口。〔15〕可见其规模是相当大的了。

　　潮汕民居（亦称福佬民居），基本形式是下山虎和四点金，尤以四点金为基本单元加以组合发展而成。四点金的平面布局为四合院形式。一进大口为门厅，两侧边有一个“下房”。院中是“天井”，天井左右是厢厅。天井上方是大厅，大厅两侧边各有一“大房”。大房与下房、厅房之间各有小房，称为“格仔”。天井四周屋檐底下有回廊。有的四点金横向扩大，大厅和门厅两侧各建有两个房间甚至是三个房间，称为“五间过”， “七间过”。有的四点金纵向再扩大规模，称为“三座落”，或“三厅串”、“八厅相间”。亦有的四点金更灵活组合，称为“四厅相向”、“三壁连”或“四马拖车”。但其外部轮廓则始终保持非常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规格。这种四点金的民居，一般来说都是经济较富裕人家建筑居住的。这种明清四点金的民居，保留下来的有嘉靖年间（1522-1566）建造的澄海县状元生第、万历年间（1573-1620）建的惠来石寨、崇祯年间（1628-1644）建的潮州黄尚书府、顺治三年（1646）建的揭东县九军镇国将军府、康熙三十六年（1697）建的惠来县葫芦寨、五十一年（1712）建的揭西县郭氏楼、五十四年（1715）建的潮安县长远楼、雍正十年（1732）建的澄海县永中寨、潮安县世德寨，干隆八年（1743）建的澄海县威安寨、十三年（1748）建的潮安县凤仪楼、嘉庆年间（1796-1820）建的潮安县八角楼，〔16〕清末建的陈慈黉故居。其中以陈慈黉故居为最大规模，具有典型性的潮汕民居。据罗雨林先生调查，此民居用几十年时间才建成，是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共分为“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和“三庐”书斋四大座，建筑总面积为16530平方米，占地面积为25400平方米，厅房共计506间。该宅既是潮汕民居的代表，又依照中国古典宫廷式建筑，富丽堂煌，古檏雅典，可算是潮汕民居的缩影。福建南部乡村也以福佬民居为居住格式。

　　广西民居，汉族和少数民族所住各不相同，民谚“高山瑶，矮山苗，汉族住平地，壮大侗住山槽”，就是民居的分布和特点。其中占人口最多的汉族民居与广东有相似之处，多为院落式称四合院或三合院。一般是三间一排平房，中间为厅，左右为卧室，卧室两侧为厨房，屋前有天井，天井两侧为横厅，天井前筑围墙将左右横厅连接，此为四合院式民居。如果不筑围墙，则是三合院式。此种民居多是砖木结构，上盖青瓦，悬山顶，人字屋面。桂东北、桂东、桂南一些汉族民居则配以花窗、砖雕、屋顶翘角等。这种建于明清时代的民居现在农村还有保留，据笔者到广西参观访问所见，现在昭平县的黄姚镇民居，和今属广西管辖的灵山县大芦村劳氏古宅群，就是明清时代所建的广西汉族民居的典型代表。

　　3.房屋建筑工艺。

　　上述明清时代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江西、福建的城乡建筑，在建筑工艺上是有其特色的。据陈泽泓先生研究，认为有三个值得称赞的特色。

　　第一，实用与艺术相结合。根据南方日照长多雨的天气，所以建筑结构的重要部位如墙头、墙角、屋脊等，通过装饰工艺使之更加坚固。例如对屋脊防漏要求很高，首先屋脊要粗大实用，但远看不美观，所以一般要以陶瓷、灰塑装饰，这样既不怕风吹日晒和雨淋，历久而鲜艳如新，远远看去，犹如瓦顶上的一道风景线。对镬耳风火墙也特别讲究，首先墙要高大，以起防火灾的作用，亦能减少屋面受日晒，并能丰富民居房面的侧立面。而对房屋起主要作用的大面积的墙体，则嵌以透空的砖雕，以通风透气，有利房屋的排气和散热。屋的柱基，一般均采用石墩，以防潮、防洪水浸蚀和防白蚁蛀蚀。室内为通风采光，采用雕刻精致、通透的屏封、门帘等装饰，体现建筑艺术文化之高超。

　　第二，房屋装饰题材突出广东地方特色。广东建筑工匠在建筑房屋所采用的装饰题材，除了传统的民间装饰题材外，特别善于采用表现广东地方特色的题材，一般来说，是多采用岭南佳果如香蕉、荔枝、芭蕉、桃李、龙眼、杨桃、番石榴；岭南花木如红棉、榕树、素馨花、兰花、桂花、芙蓉、茉莉等作为装饰题材，使人远看，一座民居就是一幅具有岭南特色的图画。也有更高级的装饰题材，如广府风光木雕也很流行。例如从化县从冈西楼的《江城图》封檐木雕，长8.7米，上面雕画着清代广州珠江两岸的城楼、商馆、铺号、民居、行船、码头和行人，十分壮观，被称为“广州江城图”而吸引人们参观。这就反映当时建筑艺术文化之精巧。

　　第三，建筑装饰工艺丰富多彩。这方面包括有三雕（石雕、木雕、砖雕）、二塑（陶塑、灰塑）、琉璃、壁画、玻璃蚀画、金属（铸铁、铸铜）等建筑工艺。木雕（包括广州木雕和潮州木雕），在建筑会馆、祠堂、庙宇、塔和府邸的梁架采用最多。许多祠堂或府宅的后进中堂及两侧厅堂均有大型的花罩木雕，雕刻非常精美。砖雕在广州附近及西江、北江流域为常见装饰工艺，一般用于门额、墙头、墀头、栏杆、神龛楣边、天井照壁等部位。番禺石楼镇堂大堂两侧墙上，各有一个砖砌镂空的大花窗，四边镶嵌有人物、花卉图等砖雕，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砖雕组合工艺装饰。在广东建筑中必有以陶塑的装饰工艺引人注目。如明代建的顺德大良西山庙，就装饰有大量造型生动的灰塑，十分壮观。正德十六年（1521）建的佛山祖庙褒宠牌坊上，也有灰塑的工艺装饰。而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广州陈家祠屋脊的灰塑，更加蔚为壮观，全长为225米，高度平均为0.9米，规模之大实为珠江流域地区之冠。〔17〕

　　二、广府园林

　　明清是中国园林建筑的集大成时期，特别是私家园林更加发展。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广府园林，能与江南园林和北方园林齐名，成为中国古典园林按艺术特征划分的三大类型之一，实是广东建筑文化的奇葩。特别是私家园林，其造诣及影响在珠江流域地区算是首屈一指的。

　　因为广府园林是后起之秀，所以它有不少风格仿自江南园林，但它根据广东气候炎热的特点，在造园中突现了热带风光的特色，又吸收一些欧洲造园的手法，从而创造了既有江南传统又有广东特色的盛誉全国的私家园林。这种私家园林在明代中期以后的广东各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各县日益发展起来。如新会县的：

　　“陈氏园，在会城东北，倚山为之。松竹交荫，花艹争妍，驯禽飞舞于轩墀，图史高拥于左右，曲径闲亭，高堂密室，在在足娱心目，盖幽居之最胜者也”。〔18〕

　　南海县陈子壮在广州大东门外元运里所建的洛墅是规模更大、更为幽雅的私家园林：

　　“广筑精舍，浚池为湖十余亩，斜跨弓桥，置画航其中”。〔19〕

　　而陈子壮之兄陈子履在广州东城（今东皋大道）所建的东皋别业园林，比其弟的洛墅规模大多了，屈大均有详细的描述：

　　“广州旧多名园，其在城东者，曰东皋别业，陈大令（名子履）之所营也。初出山口关之东而入，有一湖曰蔬叶，尝有蔬叶自罗浮流至。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峯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回。小汊穿桥，苔连若断，自挹清堂以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岩洞之类，与花林相错，其花不杂植，各为曹族，以五色区分。林中亭榭则以其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各肖其花形象为之。花有专司，灌溉不摄，司梅者则处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输主人。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台，珠海前环，白云后抱，蒲涧文溪诸水，曲曲交流，悉贯玉带桥而出。有彩舟四，曰只在、曰弄碧、曰渔长、曰浮家。客至随所欲乘，主人弗问。夹峯桃树有一坊，书曰桃花源 里人家，越一曲为锦袍湾，二曲九龙井，委折而西，与凫鸥相逐，日不知其几十里也。湖尽，万松谡谡，直接赤冈山径而止。桂丛藤蔓，缭绕不穷，行者辄回环迷路。文忠公与大令，兄弟也，有诗云：‘山水经营始宁墅，画图二十孟城坳’。此城东名园之故事也”。〔20〕

　　在广州城西，又有吴光禄修筑的西畴园林，梅花最多。城西的南花埭（今芳村）“士大夫园林亦多在焉，楼台绣错，卉来绮交”。〔21〕此外，陈子壮又在白云山南麓濂泉坑一带修筑云淙别墅，布楼馆10多所，有环绕面积百多亩的宝象湖，园内种植大量的梅、竹、松、柳和荔枝。在越秀山南麓又有李时行建的健园等。到清代，广东私家园林更兴盛，风格更成熟。而且向广州城西的珠江三角洲各县发展，史称：

　　“广州城外滨临珠江之西多隙地，富家大族及士大夫宦成而归者，皆于是处治广囿，营别墅，以为休息游宴之所”。〔22〕

　　清代的西关、河南出现一大批田园风光的私家园林，如陈氏花园、伍氏花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三行商中巨富的潘家（潘启）于河南乌龙岗之西河洲地（今同福西路龙溪首约）开村立祠，建私家园林别墅，称为“潘能敬堂”，占地宽广，园中有亭台水榭，奇花异木，珍禽花鸟，还不惜千金建秀珠桥、环珠桥、跃龙桥，以便利交通。其后子孙亦在此一带各建庭院别墅、书斋，如潘有为建六松园、南雪巢、看篆楼；潘有度建潄石山房，义松堂、南墅；潘正兴建 万松山房、风胶樽舫；潘正衡建晚春阁、梨斋、船屋山庄、菜根园；潘定桂建三十六草堂；潘正炜建清华池馆、听帆楼；潘飞声建花语楼等。〔23〕还有道光年间（1821-1850）富商潘仕成在城西荔枝湾畔（今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处）修建海山仙馆，更是杰出的私家园林代表，全园规模宏大，巧择地形，精心设计，达到大而精细。“园中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弥，足以泛舟……园中有一山，冈坡峻垣，松桧蓊蔚，石径一道，可以拾级而登”。整个园林有山有水，以水环山。山上有高数百尺的雪阁，临池建堂，左右廊庑逥绕，雕楼藻饰，极为精工。馆内楼阁掩映，环植荔枝。高阁三楼，曲方密室，掩映在绿树丛中，仿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有“荷花世界，荔子光阴”之称。潘仕成还特选有书法工艺修养的刻工，将所藏历代名家手迹、古帖择优摹刻勒石，共刻石1000多方（每方高约34cm，宽23-90cm），遍镶馆内300间回廊壁上，宛如碑林。内容包括潘仕成与两广总督林则徐等113名高官名宦，科举名流的往来书信。潘仕成在馆内会见清朝广东地方官吏和外国商人。美国旗昌洋行商人亨特（William.C·Hunter）曾到海山仙馆会见潘仕成，他十分惊讶此馆宏大、精细、幽雅，而写下该馆的情形：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这里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有各种各样的花卉果树。像柑桔、荔枝，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见不到的果树，如金橘、黄皮、龙眼，还有一株蟠桃。花卉当中有白的、红的和杂色的茶花、菊花、吊钟、紫菀和夹竹桃。跟西方世界不同，这里的花种在花盆里，花盆被很有情调地放在一圈一圈的架子上，形成一个个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碎石铺就的道路；大块石头砌成的岩洞上边盖着亭子；花岗石砌成的小桥跨过一个个小湖和一道道流水。其间还有鹿、孔雀、鹳鸟，还有羽毛很美丽的鸳鸯，这些都使园林更添魅力”。

　　“整个园子由一道八九英尺高的砖墙围着，加上用暹罗柚木做的厚重的双扇大门。大门上画着两个和生人一般大小的古装人像，一文一武，表示这是个官宦人家。这围墙内的一大片地方，包括几处各自分离的住房，风格轻松优美，是中国富裕人家居住的那种特有的样式。弯弯的屋顶，上边有雕刻的屋脊，屋脊的中央有一个大大的球形或兽形的东西，看上去很醒目。这些房子有的是平房，有的是两层；房子周围有宽阔的游廊。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庞贝（Pompeii）的房子，相互之间由开放的天井和柱廊隔开，天井里可以张设凉篷。从外面穿堂连接着宽阔的通道，两侧设有杂役的小屋。门也是双扇的，跟大门相似。房间通常是三间并列，用伺壁隔开。有时也用镂花木雕，雕刻着花鸟或乐器。相通的门都挂着富丽的门帘。三间房中，有一间是作为书房，里边有布面装订的书籍，放在一些式样奇特的书架上。那书架很像我们的Z字形装饰，样子难以形容。房中各处还点缀着一些古代的青铜器、香炉、昂贵稀有的瓷花瓶，其中有些是很古老的。收藏有极珍贵的古今中国铜钱，有圆形、方形和刀形的。有丝织的画，也有画在纸上的画和刺绣人像。还有古代兵器和其他引人注目的古物。对于新来的‘番鬼’，这些东西能引起你很大兴趣，给你一种享受”。

　　“楼上的游廊可以看到广州北城的城墙，距离大约有四五英里远。珠江的一条支流，我们管它叫“北江”（North River），从园子的整个西边流过。沿江很宽阔的地带铺了石头，作为登岸的码头。〔24〕

　　可惜海山仙馆已废没，其石刻的《藏真》刻石约100方，现收藏在广州美术馆碑廊陈列。

　　私家园林在清朝也向粤东的韩江三角洲发展，如潮州市下东平路黄宅，中山路的“猴洞”，中山路廖厝围的卓府戏台；潮阳县的西园、耐轩；澄海县梓林西塘；普宁县泥沟某宅；揭阳县榕城丁日昌絜园；揭西县李氏花园、霖田依缘园；梅县黄遵宪人境庐等。这些粤东园林与广州园林比较，其特点是占地不大，精细通透，与居宅庭院结合，或设于住宅的一侧，或建于中庭，给住户以通风、采光、绿化、排水等户外生活的享受。

　　在广府园林中，最久负盛名者是粤中四大园，即顺德的清晖园、番禺的余荫园（又名余荫山房）、东莞的可园和佛山的梁园。其中又以顺德清晖园为最。该园在大良镇华盖里（今清晖路），是晚明大学土黄士俊建的花园，干隆年间（1736-1795）为进士龙应时购得。后经其子龙廷槐改建和其后代精心经营，至民国 初年格局定型。园内占地2.2万多平方米，内中园中有园，景外有景，水木清华，景致幽雅。碧水、绿树、石山、小桥与亭台楼阁相互交融，造型结构独具匠心，集建筑园林、雕刻、诗画、灰雕、砖雕等建筑工艺于一体，突现出中国古代园林的“雄、奇、险、幽、秀”的特色。园内主要景点有船厅、澄漪亭、六角亭、碧溪草堂、竹苑、斗洞、惜阴书屋、笔生花馆、归寄庐、红蕖书屋、小蓬瀛、凤来峰、沐英涧、读云轩、留芬阁等，而且园内的装饰图案无一雷同者，多数以岭南佳果为题材，甚富于岭南特色。

　　三、中西合璧的建筑工艺

　　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洋建筑和建筑工艺传入珠江流域地区和中国，是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澳门、肇庆、韶州（今韶关）、南雄、南昌、南京以至北京等建筑教堂传教开始的。据记载，自1561年至1672年（嘉靖四十年至康熙十一年），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等耶稣会士为传播天主教先后在澳门建筑圣望德堂（Sao Lazaro Church）、圣老楞佐堂（Sav Loureneo ehureh）、圣保禄堂（Sao paul Church）、圣安多尼堂（Sao Anthorny Church）等十大教堂。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Michel Ruggiere）龢利玛窦到肇庆传教，在肇庆城东崇禧塔附近耗资250两银子建造内地的第一座西式教堂“仙花寺”，进而在广东、广西、江西以至全国建造教堂183座，会士住宅53所。这些教堂多 是“楼三层，……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有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25〕的西方近代建筑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是圣保禄堂（今大三巴），整个建筑宏伟巍峨，富丽堂煌，气慨非凡，前壁16根石柱并列鼎上，高4层，金字屋顶，中心为大园顶。既有西方古典建筑的艺术传统，又有近代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肇庆“仙花寺”也是西式两层楼建筑，青砖白灰，正对大门是圣堂，中央是祭台。这些西洋建筑在澳门及肇庆等内地产生了影响。万历二十五年（1597），广州建筑琶洲塔时，塔本身是中国传统建筑，但塔基托塔力士则是洋人衣着的形象。到了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年（1685-1732），在十三行街南面的今文化公园处建造十三夷馆（小溪馆、荷兰馆、新英国馆、诸洲馆、旧英国馆、瑞典馆、帝国馆、宝顺行、美国馆、中和行、法国馆、西班牙馆、丹麦馆）时，已经是中西结合的建筑了，结构“有若洋画”，“中构番楼，备极美丽”。每个夷馆有数横排楼房，每家夷馆均包括有相连的几进房屋，从南到北，中间隔着狭窄的天井。每一进房屋均是三层楼高，一楼设有仓库、账房、银库，买办、仆役、伙计、苦力等人的住房；二楼为客厅和餐厅；三楼为外商卧室。夷馆的南向有花园和运动场供外商娱乐活动，河边为各夷馆的小码头，各夷馆之间有一条小街巷连通，街边货 铺林立，货物充足。可见这种夷馆是中西合譬的建筑，既有回廊联拱式、拱廊式、巴洛克式、古典柱式的西方建筑艺术风格的楼房，又有一进、二进、天井等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格式。这种折衷式的建筑，当时亦称“复兴式建筑”或“折衷主义式建筑”。

　　明末至清，广东的碉楼建筑是比较集中表现为中西建筑合譬的建筑文化，被称为“中西建筑艺术长廊”。本来碉楼建筑文化就是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全世界各个国家均有碉楼建筑。欧洲国家的碉楼多称“Tower”或“Watch tower”。现存西方古建筑中，建于16世纪初的葡萄牙里斯本贝伦塔（Tower de Belem），就是一座典型的碉楼。中国碉楼主要是作为乡村或住宅的防卫建筑而存在的，民间称为“炮楼”。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如“炮台”、“角楼”、“望楼”等。中国碉楼见于记载的《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称：“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县）……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这是中国对碉楼建筑最早的称谓。到唐代，四川当地才称为“碉”。清初成书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6《四川》，亦称四川“垒石为巢以居，……高二三丈者谓之‘鸡笼’，十余丈者谓之‘碉’”。汉族人称“石碉”。所以中国碉楼起源于四川省，那里汉族聚居的村落，碉楼分布较广。据专家研究指出，古代四川（包括今重庆市）全省有碉楼的县有宜宾、峨嵋、广安等27个县。〔26〕广东也是古代碉楼建筑比较多的省分，主要分布在客家人和非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民众多数称“炮楼”。著名的有康熙年间（1662-1722）建的兴宁县新坡镇长岭村的刘氏彭城堂，翁源县江源镇长江村的刘氏素其楼；干隆五十六年（1791）建的原宝安县龙岗镇的罗氏洪围等。但以上所述的碉楼都是中国式的。真正是中西合璧建筑的碉楼则是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左右在开平县赤坎镇芦阳乡井头里的“瑞云楼”、三门里的“迓龙楼”和月山镇龙田村的“奉父楼”。“瑞云楼”和“奉父楼”均已日久颓圮了。“迓龙楼”因光绪十年（1884）“大潦”（大涝），各村房屋几乎淹没过顶，大家都争先恐后跑入‘迓龙楼’避灾，结果‘全村登楼全活’。〔27〕以后在全村民众的保护维修下，至今仍完整保存下来，供人民参观研究。

　　据笔者两次参观考察得悉，“迓龙楼”，在三门里背北向南，全楼高三层，高约10米左右，墙壁厚0.93米，占地面积152平方米。建筑时全用大型红砖结砌（每只砖长33厘米，阔15厘米，厚8厘米）。碉楼四角凸出，每角均设有狭小的枪眼。楼内各层均分为中厅和东西两耳房，属中国传统的广府民居型。因年久砖损，民国九年（1920）重新修葺，一二楼保留红砖墙，三楼至顶改为青砖，将木窗改为铁造，用水泥加固，楼顶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硬山顶”形式。从建筑结构看，此楼是属于“城堡式”的造型风格。但该楼独特地方是用红砖砌墙，当时广东农村还没有用煤烧砖，用木柴或草如何烧制出红砖，这倒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目前遗留下来的一二层红砖墙，却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供专家研究。

　　自从上述“迓龙楼”等兴建后，到清末及至民国时期，五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鹤山）侨乡掀起兴建碉楼的热潮，使碉楼广泛分布，其范围大致东边以江门市棠下镇（原属新会县）为界，西边到恩平市的那吉镇，南边至台山市的原上川镇，北边达鹤山市的鹤城镇，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五邑侨乡。其中以开平、台山为碉楼中心区，数量最多。据开平市政府统计，开平现存碉楼1833座，〔28〕居第一位；台山市现存的碉楼459座。〔29〕其他市未作普查，但笔者参观得知新会市的碉楼以西北部的大泽、七堡、小冈、牛湾、罗坑司等镇为多；鹤山市以西南部的云乡、址山、共和镇为多；恩平市主要集中在东部的牛江君堂、良西、沙湖、圣堂、东成等镇。可能是受开平的影响，上述三市的碉楼较多的14个镇均靠近开平市。开平碉楼于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足见碉楼建筑文化具有世界性文化的意义。

　　明末至清所建的以开平为中心地的碉楼，其实屈大均早年就注意这种建筑文化，他在《广东新语》中记述：

　　“广州诸大县，其村落多筑高楼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楼，或于水中央为之。楼多则为名乡，遥望木棉榕树之间，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皆高楼也。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复者前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回字楼。罩以铁网铜爪，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开三四小牗以瞭望。顶为战棚，积兵器炮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县。寇至则一乡妇女，相率登楼，男子从楼下力斗，斗或不胜，则寇以秋鞑架巨木撞楼，或声大铳击之，或以烟火焚熏。楼中人不能自固，争从楼窗自堕，以求缓须臾之死，惨不可言。是楼虽壮观瞻，亦寇盗之招，此乡落之莫可如何者也”。〔30〕

　　从屈大均所记看出，明末清初时的碉楼有几个特点。第一，碉楼是作为一种防御性建筑而兴建的。可以说它是受中国古代“角楼”和“望楼”启示而出现的一种乡土建筑类型。

　　第二，碉楼大多数是与村的院落相连在一起，是整个乡村院落的防御性建筑物。

　　第三，从建筑材料看，多是中国的石砖料。清末以后的碉楼建筑材料趋于多样，水泥、铁丝之类。建筑造型、风格和工艺也大量吸收外国的建筑文化，相当洋气和西化。我们现在看到的碉楼造型有中国传统的硬山顶式、凉亭式、庭院式；有中西结合式；有西方的古罗马式、古城堡式、别墅式、印度式、新加坡式、教堂式等10个样式。确实呈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建筑文化。

　　

　　注　释：

　　〔1〕Anders Ljungstedt,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284.

　　〔2〕戴肇辰等：《光绪广州府志》卷64，《城池》。

　　〔3〕《正德武宗实录》。

　　〔4〕转引何彦：《总督吴公筑省外城序》。

　　〔5〕仇巨川：《羊城古钞》卷7，《古迹濠畔朱楼》。

　　〔6〕《双槐岁抄》，转引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35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戴肇辰等：《光绪广州府志》卷64，《城池》。

　　〔8〕克鲁斯：《中国志》第6-7页。

　　〔9〕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转引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5-48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转引陈柏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上）第320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2〕汪宗准、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

　　〔13〕据陈泽泓：《岭南建筑志》第215—230页表数字统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民国桂平县志》卷59。

　　〔15〕参阅陈泽泓：《岭南建筑志》第425-4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陈泽泓：《岭南建筑志》第437-4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以上三点采用陈泽泓：《广府文化》第536-5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谨表谢意。

　　〔18〕王临亨：《粤剑篇》卷1。

　　〔19〕黎遂球：《晴眉阁记》。

　　〔2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宫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民国番禺县志》卷41。

　　〔22〕俞洵庆：《荷廊笔记》。

　　〔23〕潘刚儿、黄启臣等：《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35、209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亨特着、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第87-88，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亨特把这园林说是潘启官的，经考证，应是潘仕成的海山仙馆。

　　〔25〕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藩篇》。

　　〔26〕季国政：《四川民居散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27〕转引黄继烨、张国雄主编：《开平碉楼与村落研究》第2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

　　〔28〕《开平碉楼》（2001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

　　〔29〕黄苏照：《古楼古榕树统统来入册》，载《台山报》2002年4月13日。

　　〔3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宫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