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平台清算账户是啥:张耀杰:31年前的今天值得纪念

31年前的今天值得纪念

张耀杰

上网看了一下，至少有10个瞎了眼的帖子在提醒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抄录其中一则：“发表于 2007-09-09 11:52:30今年9月9日，是人民领袖毛泽东逝世31周年纪念日。在这里，让我们献上一束花，说上一句话，吟上一首诗，送上一篇文……毛泽东，他就是中华古往今来第一人！”

我要告诉这些的是：31年前的今天至少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道理很简单，就是从这一天起，我才开始有了一丝将要吃饱饭的希望。虽然我只是一个偏僻农村的12岁的农家子弟，我也知道这吃饱饭的希望当时是只能寄托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身上的。至于邓@后来的是非功过，也是应该另当别论的。

以下文字摘录自我本人已经正式发表和出版过的一篇文章，请虽然迷了眼却还没有全瞎的人拼命睁开自己的眼看一看，31年来的中国竟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7-9-9于北京家中

张耀杰：我的家史与思想史*

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就是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

听老人讲，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们老张家在太爷一辈就绝了后，太爷是从十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做“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因为抽鸦片烟卖掉了全部的土地房屋。我爷爷和大爷爷十三、四岁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货郎挑夫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

我爷爷和大爷爷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强干的姥姥即曾祖母，经常要从两兄弟手中勒索一些血汗钱供她的男人即我的太爷抽鸦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里撒泼骂街，公开斥责我的未成年的爷爷和大爷爷不孝顺，直到我爷爷和大爷爷乖乖地交出血汗钱。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土改时期，因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钱置买的一点田产，已经在县城经营小钱庄的我爷爷，回到乡下参加土改，并且再一次挑起货郎担。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童年时代玩“扯羊尾巴”游戏时，唱过一首“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宗教谶语式的童谣，据说是从土改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与它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还有一首诅咒村干部的童谣：“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所谓“扯羊尾巴”，在有些地方叫“老鹰抓小鸡”，无论是狼吃羊还是鹰吃鸡，都是由弱势无助者来充当牺牲品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直接导致了大批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我的父亲连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我的母亲还是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哥哥即我的二舅，曾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官僚，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只是为了照顾数十口内亲外眷才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像后来的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一直是“争上游”的积极分子，“反右”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把一名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受报应，连累妻子儿女与他一同操持中国大陆不成其为职业的职业：务农。从而使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

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是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所谓“刀头肉”，就是从猪的腰部割下来的肥肉块，煮熟后可以拿到死人的坟头去烧纸祭典。一个忍饥挨饿几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死亡之后的阴曹地府。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就是想象之中的阴曹地府，会比所谓的人间天堂更加温暖光明一点点。

我小时喜欢说一些不讨大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里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地哭喊。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出去“拉卖煤”时拣来的。

“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两个轮胎的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城乡居民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要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不义之财买菜割肉过春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靠“拉卖煤”挣来的血汗钱不光彩，但是因为争抢一块大肥肉，我还是要和哥哥妹妹们哭喊打闹。后来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其中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971年春天，刚刚六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连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深恶痛绝。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

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为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了漂亮女人，还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在“文革”中没有完全烧掉的父亲的存书里，我找到了孔子的《论语》、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和父亲读师范时的几种课本。在放羊的时候，我把一本《论语》读得滚瓜烂熟，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子路第十三》中的如下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明明是人之常情的道德错位，竟然被孔老夫子强词夺理地说成是“正直”之“直”，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也难怪他老人家“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了。孔子时代的生活水准与我的童年时代大体相当，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依靠。要是我放的羊被人偷掉了，一家人连买盐打油的钱就没有了着落。孔子儒学把人之常情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绝对神圣化的“神道设教”，几千年来一直是以扼杀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代价的。

用马粪纸印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使我明白了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政学两界的写书人，其实大都是争权夺利且造谣说谎的人间败类。我自己的饿肚子与这些人的争权夺利和造谣说谎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

1978年，14岁的我离家到乡办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带着几点葱花的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馒头。因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开饭的时候连开水都抢不到手，只好用温水浸泡长满黑毛的干粮充饥。半年下来，我开始头晕眼花，经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贫血和近视，只好就近到亲戚家中去寄食。1980年参加高考时，16岁的我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

1980年7月，我以大学本科的高考成绩偏偏考取了相当于中专的河南省漯河师范学校，至此才开始吃上白馒头和大米饭。由于身体瘦弱和情绪低落，我采用各种方式逃避上课，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在阅读中外书籍和睡懒觉中度过的。

1982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的肩上。半年后我成为农村中学教师，为了寻找远离农村的个人出路，18岁的我开始自学英语，并且从各种英文读本中侧面触摸到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从此养成了更加自觉的“历史癖”。

韩杰生：碑小撼人心

无战无荒千万亡，百十小村六成殇

立此碑文刻下名，治愈当代历史盲

碑小义烈撼人心，痛煞豪华腊肉堂

血雨腥风今未止，先辈苦难岂可忘

〔注〕铁流《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一文记述，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并自己花钱于2004年清明节建起两块石碑。吴永宽在碑文中说道：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子3,50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12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

搜集到的72个死亡者都是在1959年10月、11月死去。72个名单中就有46个绝了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