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民心态的九种弱点:“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中财网时间：2024/04/28 06:26:17

“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五岳盟主/收藏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经济上，自由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将带来国家的繁荣；政治上，“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加强对官员的问责、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增强公民的言论自由、自下而上逐步扩大民主选举，也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以“上海模式”为代表。国内很多学者非常赞许上海的经济增长，甚至把上海当做中国城市的典范。然而，在深入研究“上海模式”的运行机制后，我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的盛行非常担忧。在“上海模式”中，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了过度的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导向是“牺牲内资，扶持外资”。 “上海模式”和“国进民退”在某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它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却忽视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年统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很快，但是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居民个人收入增幅相当有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福祉距离越来越远。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美国《时代周刊》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于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中国特色?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描述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中国的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巴西奇迹?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飞速增长。1968~1974年，巴西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仅针对中国。要知道，当时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现在约1/4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爆发多次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也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还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巴西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虽然巴西多年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外国公司反而不愿投资。不过，国外银行却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这也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成功模式? 会有人说，巴西模式是成功的模式吗？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而东亚模式才是真正成功的经济模式，拉美模式则是失败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完全忽视了成功的经济模式。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当时巴西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多的资源加强社保制度建设。在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在淡化。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而显现出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要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及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了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以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红利，但是并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我们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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