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账报表会计岗位职责:贾平凹：疾病也是一种哲学！！！

贾平凹：疾病也是一种哲学！！！

　　病是小死，死是大病

　　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

　　谢有顺：昨天谈了一天，今天你就生病了，身体吃不消了，看来说话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我看你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自己是一个著名的病人，甚至最近还专门写了个长篇叫《病相报告》，看来你对病确实是已经像亲戚一样熟悉，很了解了。

　　贾平凹：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从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民间有狐狸附体之说，我是病附体了。小时候生病，记忆不深刻了，小时得病也不治病，有一种巫术，就是“立柱子”或“提筷子”，或用放血疗法，或喝姜汤捂汗。上了大学，得了几场大病，身体就再不好了，在青年时期，几乎年年住院。三十岁时差一点就死了。一直到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折磨我最大的病是肝病，一九八四年，就是回商州考察，到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我感冒了去街道的小诊所打柴胡，打针感染上了。小诊所里用一个针头给无数人扎，扎一个用酒精棉球擦一下，这些我不知道，回来就得病了。后来又去商州了几次，在一个山镇的小旅馆睡了一夜，那里才发了大水，被子特糊，天未亮就浑身痒，出一身红疙瘩，以为是湿疹，回到西安怎么也治不了，后来一个老中医看了说是疥疮。那时中国已宣传消灭了疥，大医院医生从没想到这是疥。老中医让我擦硫磺膏，擦了一个多月才好的。生了疥那奇痒啊，痒得烦躁不安。据说希特勒是生过疥的，情绪烦躁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肝病一直到前年，才好的，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

　　谢有顺：是彻底好了？

　　贾平凹：彻底好了。开始发现是肝病时，已经有腹水了。我的多少病友都去世了。西安所有大医院我都住过，身上有无数的针眼，杨七郎是万箭射死，我的针眼比箭眼多。

　　谢有顺：哈哈，病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贾平凹：现在有人向我开玩笑说：蚊子晚上都不叮你！因为我吃中药多，肉全是苦的。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难过得很。难过是老家的土语，就是不舒服。这种难过一直伴随着我。我现在有一批医院的朋友，起码有两个护士长是亲戚般的朋友了，一直走动着。我这一生中，病和我的任何活动都直接联系着。现在肝病好了，别的毛病却又出来了，心脏不好，大脑供血不足，肠胃也不行。小时候生活差，导致了我现在个头低，手无缚鸡之力。上大学支持越南献血，一次献３００ｃｃ，发的补养钱没舍得买补品，买了书，身体正弱着，暑假回家，家里缺粮，和父亲去河南的南阳买粮时受凉，又让蚊子叮了，回来发了烧，治了半年治不好，也是一个老中医，说是“打摆子”才治好了。那多半年身体就垮下来，再加上后来的乙肝，你想想，能不受罪吗？我这一生，感冒就没断过，别人老以为我长年四季都在感冒着。　　

　　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

　　谢有顺：我知道很多人，他病过一场后，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一个原来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或者说雄心勃勃的人，往往经过一次大病以后，他会觉得自己过去那种雄心勃勃有点可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灰暗，非常灰心，觉得健康是惟一重要的。这和我们昨天谈的那个话题还是有关系的。病说出的恰恰是人的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假如世界上没有病这回事，人不知要比现在骄傲多少倍！俗话说关公不怕死，但怕病。再坚强的人，疾病一上身，他就会体会到人的脆弱，无力，万贯家财也好，名望地位也好，都没有办法使他回到那种健康的状态里，这对人的触动肯定是很深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对我说，你别看那些当官的，有钱的，平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可他们一到医生跟前，就乖乖的了，叫他躺下，他就躺下，叫他坐着，他就坐着，不能吃这个，就不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生命充满渴望，生命是第一的，而疾病是生命的敌人。疾病一来，人就找不到那种强悍的感觉了，也没有心情再不可一世了，所以，我觉得疾病的存在，从某个角度说，它对人类是有益处的，至少，它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警告，一种限制。我曾经听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身体的健康原来是如此的珍贵。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这样的体验，没有病和死，有些人还真的很难体会到人的脆弱和凄凉呢。这种体验对作家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吧。

　　贾平凹：得病以后，必然产生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感。如果小病，得了病是热闹的，许多人关心你，不见面的朋友也见上了，给你带鲜花和好吃的，你觉得得了病像立了功，生活在爱中，在热闹中。但若是长时间的病，是特大的病，人家来看你一次也就是了，你只有孤独、寂寞、悲凉。

　　谢有顺：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　　

　　第二节　　绝望使人走向深刻

　　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

　　贾平凹：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无奈，觉得自己很脆弱，很渺小，伤感的东西就出来了。我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病多愁身。多病必然多愁。我是一个写作者，这种情绪必然就会带到写作中。好多人说，你太敏感。这都是病的原因，病人的心事多。有人说我的文章里有鬼气，恐怕与病有关。得病久了，思维会改变。病是哲学。我写《太白山记》那一组短小说，基本上在病床上写的，肝病一发作，打几天点滴就可稳定，然后就生活能自理，一个人呆在医院，用电炉子熬药熬粥，来些朋友聊天，也看书写写小文章，那时候想象力丰富，尽是奇思妙想。《太白山记》就想把一些虚东西实写出来，把意念的东西以实景写出来。我是喜欢那一组文章的。病使我变得软弱，但内心又特别敏感。调子有些灰，这与身体有关。如果你特别健康，你的笑就是阳光的，你病恹恹的，别人逗你笑，也是苦笑。吃饱饭后散发的是吃饱饭的气息，饿肚子的人你再装着不饥，但你的气息是装不像的。

　　谢有顺：病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看法，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表达人性的时候，也比较注重挖掘人类精神里面那种消极的、悲观的部分。当然，他们的写作风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们生病的缘故，他们的悲观哲学也不一定就是生病之后才有的体验，但肯定跟疾病有关。他身上原来可能有那种悲观或阴郁的感受，生病之后，就越发地强化了他的这种感受，使他在这一方面走得更深，走得更远。很多人不太理解这点，但我是坚信这一点的。你看鲁迅这个人，他周围的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难道跟他作品中的气质没有关系？他会有那种“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精神，会有《野草》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虚无感和绝望感，那种对人的不信任，那种无言的悲痛，那都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如同来自深渊的黑暗力量，一直盘绕在鲁迅的身上，这可能跟鲁迅常年生病所造成的心情郁闷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鲁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很不好，压抑，互相排斥，攻击，诬陷，等等。生病是内环境，社会环境是外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基本的精神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要鲁迅对人性、对人生抱着乐观的态度，书写希望和光明，那确实是太困难了，除非他说谎，否则，只要鲁迅真正在为自己内心的真实而写作，他就必定摆脱不了内心那种阴郁、绝望的情绪的折磨。　　

　　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

　　贾平凹：作品和作家对人生的体验是一致的关系，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历过挫折，没一些人生遭遇上的波折，没有一些让他绝望的事出现，他的作品很难达到比较深刻。我不是说为了写作上的深刻就故意将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我的确觉得一个客观上不能回避的现实构成了对作者写作上的一个根本上的影响。鲁迅的语言很硬，其实是病人，在我自己体会，病了以后他内心的脆弱表现在行为上很强硬，脾气大得很。很硬呀，容易愤怒呀，容易出现文学的东西。再一个，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都会改变他的性格，而这又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我小时候不幸地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日子特别苦，长大了，长到十三四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塌糊涂了，永远没有指望了，幼年受苦，少年遭受政治迫害，青年时候就病得要死，死不了，病一直伴随着，这些肯定要改变我好多东西。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过，现在挣钱也挣得可以，起码在作家里面还算可以，可就是事儿多，老人孩子身体都不好，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过得是好的，你都得操心呀。我自己花销特别少，吃呀穿呀没有抽烟喝茶花得多，可每月我得挣五千元，基本的生活开支才能应付过来，说这些别人可能不信，我现在向周围人借钱是借不来的，他们不信a

　　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穿门，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籍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病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么？”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到：“哎吆，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出去办一件事的！”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便又一便。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手，狠不能剁断了去。末了还凑进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么？蠢东西！

　　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做陪，说是“寒舍牛辉”，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我笑着对被请的那位领导说：“我现在和你一样了，你平时是一副眼镜，我也是一副眼镜，批文件又是另一副眼镜。”吃罢了，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妇人说：“哪里，哪里。”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

　　这样的刺激是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我于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辞。

　　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么？”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贱。比如我长的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相声艺术里不就是大量运用这种办法吗？见人我说我有肝病，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皆大欢喜，自贱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

　　再者，别人问起：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么没有当个 ** 长，怎么没能出国一趟，怎么阳台上没植花鸟笼里没养鸟，怎么只生个女孩，怎么不会跳舞，没有情人，没一封读者来信是姑娘写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话就回答了。

　　但是，人毕看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无限的孤独和寂寞。惟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做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的头疼，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的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是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

　　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去了，落下那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强个不亦乐乎。这行为乎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院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但地走进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催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这一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旧洁亮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一个蜘蛛网，它好大，状若一个筐篮，为我平生之少见。我们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象一个通了电的铁网，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大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黄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

　　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名姓的，直呼床号。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我先是“+235”后一个病号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235！235！”这是在买饭了，饭勺不挨着我的碗，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她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见的地方洗手，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代号，但后来想通了，“贾平凹”不也是一个代号吗？虽然 235 不是爹娘为我起的名字，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张书记”“李主任”“刘主席”吗？

　　我在打吊针的时候，目光一直是看着天花板的，天花板很洁净，而我还是看出了上面的细小的纹路，并且从这纹路上看出了众多的鱼虫山水人物。有人说，天花板是病人的一部看不完的书，这话真对。然后我在琢磨“+235”，想有个“+”号，这是不吉利的，因为乙肝之所以是乙肝，就是各项指标是阳性，阳性表示出来就是“+”号。待到正式为“235”了，我思索 235 为数相加是 10 ，这还好不是 13 ，但 10 也是不好，应该是 9 恰好，围棋的最高段位不就是 9 吗？中国人是爱好 3、6、9 的，幸喜有个 3 字。

　　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树叉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这不是迷信，一定时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息在鸣叫。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他永远无烦恼痛苦。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这时候，有许多苍蝇在嗡嗡叫，那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我们无声的祈祷他灵魂安妥，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更没有人动手打它，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们在心中默默的向它祈祷，企望它能饶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的原因，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上神的产生，猫头鹰也就是一个神的。

　　在这个监狱似的大地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他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这是因为他以前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只以犯人减刑入狱。我们患了病，并不是企图犯人，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每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有待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他比那些互为利用的官网、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的多。

　　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人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吝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嫖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象官倒那样嚼药成性。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据说，在我们中国，患乙肝的是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是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呆呆，人际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的多呢。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