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展到全国

  2011年05月25日06:17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大串连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之所以支持红卫兵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造反的学生，正是杜勒斯[1]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并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2]、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
　　8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出学校，走上街头，破除“四旧”[3]。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受过基本的法制教育，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不受任何法制的约束。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新招牌、新字号。例如:北京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等等。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涂满造反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形成所谓的“红海洋”。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严重违法行为。
　　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赏。他们称颂红卫兵的做法“好得很”[4]。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直至全国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红卫兵还将一些遗存千百年的珍贵文物、古迹，或捣毁、或焚烧，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一些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
　　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号称“大串连”。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共计8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100万。至此，“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大串连”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
　　在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连”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毛泽东在8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开始便强调:“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为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1966年9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就维护工农业生产问题连续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等等。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恶果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仍没有得到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消除党内高、中层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首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这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定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紧急指示》，认为该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再一次发动。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陈伯达、林彪按照同一基调，先后作主题发言。陈伯达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中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错误路线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林彪在讲话中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他宣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他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
　　这次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作出书面检查，对所犯“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的检查均表示认可[5]，并提出:“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当时，毛泽东估计“文化大革命”再搞五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就可以结束。他说，去年九十月间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可以说，北京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6]。
　　但是，这样的群众运动一经发动起来，就很难在时间、范围和方式上加以控制。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林彪、陈伯达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被大量印发，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首先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获得“解放”感的，是几个月前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学生。他们由此得到解脱，成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站到批判当权派的前列。此外，因各种原因对社会现状不满，或对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与特殊化现象不满的群众，将“文化大革命”当成是反对官僚主义、铲除等级特权的斗争，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一些对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受过批判处理的一些人，也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或许有助于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处理，因而借造反要求平反。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文化大革命”前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状态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矛头集中地对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这样就造成一种形势:种种越轨不法行为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都可以不受约束，而对这些行为的干预却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从而使整个社会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从地方到军队，领导机关受到“炮打”、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围攻的事件不断发生。10月18日，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11月8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11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等授意下，聂元梓率人前往上海“点火”，动乱进一步升级，市长曹荻秋等领导人受到批斗。稍后，正在住院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受到冲击。市委机关陷于瘫痪。12月下旬，华东各省市造反派在上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各地造反派在会上的发言都把攻击矛头指向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领导部门陷于瘫痪、半瘫痪，党和团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此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只是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等来体现。
　　在冲击各级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各地还出现了“抓叛徒”活动。在北京发生了揪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这是康生为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诬陷刘少奇而捏造的一桩冤案[7]。11月下旬，当陕西的红卫兵提出61人之一的刘澜涛的出狱问题时，虽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重述事实真相[8]，并要求红卫兵“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此事，然而在康生等人怂恿下，红卫兵不但没有停止“抓叛徒”的行动，反而将此风推向全国。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因此蒙冤受屈，身陷囹圄。
　　“文化大革命”扩展到经济领域
　　八届十一中全会曾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会后，周恩来于9月8日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毛泽东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通知》要求:“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周恩来一再强调，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对不能停。但10月后，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造反浪潮突破了这一规定，开始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严重干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代表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陶铸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工人组织的规定，没有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9]带2000余人冲入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这一事件被称作安亭事件。在处理安亭事件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置周恩来、陶铸以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于不顾，擅自发表肯定安亭事件的言论，承认以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久，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这样，便开了工矿企业的工人串连“造反”、“停产闹革命”的先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是不要生产，而是主张通过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然而，“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相反，对生产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工矿企业是否进行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在党内高层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安亭事件之后，这一分歧终于在11月中下旬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酿成一场激烈的斗争。1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写有“允许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规定。为此，周恩来决定召开有重点工业企业的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稿。会上，陶铸、谷牧、余秋里和对工交企业几个月来遭受冲击和破坏深感忧虑的与会者，纷纷以事实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稿，赞同周恩来等人的一贯主张，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厂不要再建立群众组织，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11月24日，与会领导向到会的周恩来汇报时，对社会动乱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他们群情激奋，说到最后都站了起来。与会人员对中央文革小组所提主张的激烈反驳，反映出党内高、中层领导干部对给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然而，这些意见却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下被压制下去。
　　工交座谈会后，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极左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此后，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且同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浪潮联结起来。这是导致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曾在工交座谈会上反对在工矿企业开展“四大”和串连等活动的陶铸，开始受到内部点名批判。此后，各级、各部门主管生产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务院领导人，下到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受到更大的压力，他们或遭批斗，或“靠边站”，大多受到冲击。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已经十分困难。
　　就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冲击全国每一个角落时，这场运动的目标和做法已在一些干部群众中引起怀疑。在外出串连的红卫兵中，有人对所见、所闻的混乱局面感到困惑。有人撰文对“血统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在北京街头出现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一些工矿企业的老党员、老工人、老劳模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搞乱工厂生产秩序的造反行为。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不久即被江青指责为“镇压群众”，并作为“十一月黑风”加以批判。
　　到1966年底，经过七个多月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终于以难以阻挡之势全面展开了。对这场破坏性极大的运动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也随之发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帝国主义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并努力探索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途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蜕化变质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作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要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再来一个“天下大乱”，以达到“天下大治”。这既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违背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他所强调指出的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也不符合事实。他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非常模糊，把许多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趋势，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出具体的建设蓝图，况且一些设想还是从他们当时所在的西欧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出发而提出的。如果简单地引用他们有关论述中的个别论断，甚至加以误解，当然不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长久以来，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努力追求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主观上认为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宝贵的预见，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设想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就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于5月7日在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后来称为“五七指示”)中，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个当时被高度评价为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纲领，实际上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构想，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异常尖锐的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如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等，在基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上，则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他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看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从而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必须发动群众加以批判、打倒。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所以能够形成，党内所以难于抵制，许多人甚至接受这些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因此，捍卫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成为毛泽东和全党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的理解中是有一些严重局限甚至错误的。1957年以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理论观点和某些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构想，被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宣传，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竟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这样，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一时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后，经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党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系统的科学研究。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党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容易习惯地照搬过去熟悉的经验，往往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看作支配全局的主要矛盾，因而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政治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过去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曾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被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建立起来的伟大功绩，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他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时，这种威望曾经是党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无穷力量。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对他的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这样，尽管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产生怀疑，但仍然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在这中间，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还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这种体制方面的缺陷，使为人民所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时未能受到限制，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使党终于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和发展。
　　注:
　　[1]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7年4月和6月先后发表演说，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并明确提出要将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2]从1961年5月起，根据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该报登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编纂成书出版，并在解放军内部发行。1966年12月，语录增补了由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扩大发行到全国。
　　[3]“四旧”，即“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4]1966年8月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先后发表社论《好得很!》、《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大会上讲话，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
　　[5]1966年10月，毛泽东先后在邓小平、刘少奇的检讨上作批示，认为邓小平的检讨“可以照此去讲”，刘少奇的检讨“基本上写得很好”。
　　[6]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7]1936年，在华北危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决定让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并一直坚持斗争的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1人履行国民党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但是，康生不顾中央已有的结论，于1966年9月向毛泽东写信陷害刘少奇。信中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8]周恩来明确指出:刘澜涛同志等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见周恩来:《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1966年―1974年)，《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页注。
　　[9]王洪文，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部，“工总司”主要领导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