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价值投资 李驰:逃离北上广or逃回北上广——中国梦在何方？

　　“房子贵、车子贵、生活贵，票子却不够花！”这是中国很多身处“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常抱怨的话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离北上广”，转战二线城市。然而，在这场“逃离”风波愈演愈烈之时，又出现了一批从二线城市杀回来--“逃回北上广”的人，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这种“逃离”与“逃回”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故事？

1逃离北上广--中国梦破裂之地

　　“北上广”，原指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东的广州和深圳的简称，但逐渐也被用来指生存成本极高的现代化大都市。它们坐享中央政府在政治、财政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成为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亮点城市，相比为官僚、人情与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多数二线城市，“北上广”是梦工场，是年轻一代中国梦的承载。

　　然而，房价高企、日趋恶化的市政建设甚或包括户籍制度带来的生活与发展不公平问题，正在将中国最优秀最相信梦想的一代驱逐出“北上广”，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城市病病灶已然形成！

　　一项“你的城市生活质量如何”网络调查数据显示，74.1％的人不满意自己所在的一线城市的生活质量；认为一线城市能提供优质生活的网友不足15％。而另一项 “逃离北上广让生活更美好之十大幸福城市”的调查中，超过1万人参与了投票，成都、杭州等二线城市位居榜上。

　　长期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是国人的向往，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因为一线城市多有优厚的待遇、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即使是众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转战二线城市的今天，也还有一线城市情节，只是不得已而逃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人开始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撤离。

　　这一代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在外人眼里，他们原本应该是白领，过着小资生活。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残酷的年代。现在，他们被称为“房奴”、“蚁族”，为了蜗居在大城市中而奔波劳碌。高昂的房价、残酷的工作压力、糟糕的交通、被污染的环境、巨大的生活成本，选择“逃离北上广”，他们是迫于高成本、高节奏的压力，还是对职业、人生的重新规划？这是一种悲情逃离，还是一种理性回归？

2“逃离北上广”的原因

　　1、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高收入只属于个别少数人，大城市的收益本来是很高的，但现在门槛更高，这缘于外力。

　　2、在这些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到小城市可买门面，出租价比这些的住宅出租价高很多，买房成为一项风险，是自己赋予的。

　　3、在这些一线城市发展的空间可塑性不太强，感觉在北京、上海等地高学历、有足够的钱、有社会关系的人有发展，其他人都是蚂蚁，人活着不但是要虚名，还要质量。

　　买不起房子

　　房价飞速飙升的北上广已让很多年轻人在现实中沦为蚁族，求得一个蜗居的想法都相当奢侈。由于年轻人收入有限，储蓄不足，根据一些调查，举家（甚至是举两家）之力付首付，年轻夫妇还月供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与中国的民俗有关，中国文化重视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房屋作为“生产车间”，被重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俗话说安居乐业，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也将衣食住行定在金字塔底，然而在北上广，繁华背后却是坐不宁、寝不安，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安全感。

　　找不到工作

　　全国人民都看上了一线城市的发展机会和前途，却忘了涌进城市的人数和能得到工作的几率成反比。本来竞争就很激烈的北京、上海、广州又被金融危机影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不安定感和危机感越来越强，选择离开，也许是一个新的转机。

　　幸福性价比太低

　　通常认为，在“北上广”只要有钱有时间，应接不暇的休闲活动足可以打发多余时光。但尴尬的现实却是薪水挣得很辛苦，加班加到连轴转。偶尔休息一天睡到下午，再看看工资卡的亏空，就只有宅在家里的勇气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透支健康和金钱换来的幸福，不划算！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在网上还有人专门罗列出了“放弃北上广的N个理由”，内容包括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的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的最后5年等等。

　　从2009年开始，“逃离北上广”的风潮进入人们的视野，媒体、名人们便热衷于从在“北上广”谋生计的艰难去诠释这种“逃离”，似乎那些中小城市就是桃源胜地，口气里也暗含鼓励。然而，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3逃回北上广——逆潮引热议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但往往回到家乡后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近来，会看到很多类似报道，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着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4“逃回北上广”的原因

　　经济压力小了 但满足不了精神需求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免于沉陷精神荒漠。

　　人情拼关系 小地方“拼爹”更严重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创业，这既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源泉，也是个人改变生存状态的重要路径。回乡创业的白领无法面对的是匮乏的“拼爹”资源。这其实是基层的普遍缩影，越是深入到社会基层，公共秩序越是淡化，越富有浓郁的江湖气息。如影相伴的是，基层资源的高度紧缺。一线城市市政年投资动辄可以突破千亿元，做大融资平台，想方设法吸纳巨量资金，而在更多地方基层，年久失修的水利只能年复一年地吃老本，挂老账。长期形成的由大中城市向边远地区辐射的倒金字塔资源分配方式，必定导致越往低处，资源越乏紧俏。加之一些地方基层的权力不彰，僧多粥少，围绕极其有限的资源，“拼爹”事实上成了最大的规则。

5“逃离”又“逃回”的尴尬处境

　　白领“逃回北上广”，首先扑入眼帘的当是“人是物非”。除了自己经受岁月的风蚀，心灵历经两度挫折，相较于因无法承受高房价负气而走的两年前，两年来，房价仍旧一路高歌，涨势依旧肆无忌惮，实现购房梦的距离越来越远。除了爬得更高的房价，白领们还会发现，薪资收入更不可能与房价涨幅相提并论，只能拿来对照CPI的增幅聊以自慰。问题是，CPI的数据里是没有房价的，所以，即便白领的收入跑得过CPI，也不一定就跑得过房价。

6反思

　　从“逃离”到“逃回”，表面上看，这样的“折返跑”颇具戏剧性，其深层次原因却更加值得深思。

　　实际上，白领对“北上广”的“逃离”与“逃回”，也是社会大众情绪的征候症。这样的逃来逃去，又何尝不是大众对融入城市面临高门槛的不满，扎根城市缺乏归属感，白手起家式创业困难重重，左右为难困境的真实映射呢？逃来逃去不是一个社会应有的理性，这种生存状态需要制度性突围。

　　中小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首先要加快发展步伐，调整产业布局、提升经济结构，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更重要的，是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结构，赋予大家平等的发展机会，为年轻人创造更有利的就业环境。人们看得见希望，看得清未来，生活才有底气。大的方面讲，就是科学配置社会资源，强化行政权力的责任意识；小的方面看，就是加强市场的公平建设，让人力资源流动回归市场供需的王道。

7如何抉择？

　　不论城市大小，适合自己才幸福

　　人们应该慎重选择发展的地方。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