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mcu.com官网:马克思与梵蒂冈的情缘

　　我们刚到欧洲就前往德国特里尔参观了马克思的故居，那是位于一条小街道上的一栋临街两层小楼。从它内部优雅的结构、宽裕的房舍，可以想像到马克思年幼、年少时生活的幸福和欢愉。这座小楼现在是德国社民党投资搞起来的马克思纪念馆，馆内陈设的一块块展版，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家庭、生平和思想。展览内容告诉人们，马克思的一生致力于追求人类自由和劳动者的解放，而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结果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这种观点，与我国主流话语系统多年来的宣传截然相反，以致我们一行中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对纪念馆的评价就是一句话：“他们否定了马克思”。

　　相对于卢浮宫、巴黎圣母院、梵蒂冈大教堂等欧洲著名景点而言，特里尔的马克思纪念馆几乎谈不上是一个景点，来参观的人并不多。当我们一行人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情在纪念馆门口纷纷照像时，从这里经过的当地人往往向我们投来一种似乎是不屑一顾的异样眼光。我当时特别留心地观察了一下这种眼光，觉得那眼光好像不是冲着他们的老乡马克思的，而是冲着我们这些在他们看来“背离了马克思初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的。

　　游览欧洲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天主教、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那司空见惯的教堂，那经常能看到的男性裸体艺术雕塾和印刷品，以及大都以宗教故事和女性裸体为题材的油画，无言地告诉着人们宗教信仰的普及和对文艺复兴辉煌成果广泛的尊崇。在这种巨大的氛围里，特里尔街道上的马克思纪念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存在。如果把收藏艺术作品浩如烟海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梵蒂冈大教堂等诸多景观同马克思纪念馆作个对比，前者犹如巍巍泰山，后者只是泰山山坡上一棵秀美、奇特的松柏树；前者犹如烟波浩淼的海洋，后者只是海洋上一道惊涛翻滚的波浪。

　　从弗.梅林著《马克思传》可以知道，在马克思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改信犹太教为基督教是德国犹太人思想自由的进步表现。就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马克思的父亲率领全家于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当时的马克思已经6周岁了，到了入学的年龄，毫无疑问也是参加这个洗礼的成员之一。而且，马克思的父亲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改信基督教，主要原因就是他心爱的儿子要迈进学校的门槛了，应该信奉基督教了。弗.梅林确认，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父亲已经确立了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并且“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卡尔”。“他写给他的做大学生的儿子的相当多的信”，“都是用流行于18世纪的那种旧式温情笔调写的”（弗.梅林著《马克思传》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克思已满20岁，他自然受到了父亲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感染和影响。综观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世界观，以及他为实现人类自由和劳动者解放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其最初的思想底色，似乎就渊源于耶稣宽宏博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高尚情怀。

　　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新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马克思个人“天才灵感”的自我展示，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和结晶。按照现在学术界一些学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比较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西方文明亦称基督教文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情缘关系。

　　马丁.路德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伟大旗手，他提出的“因信称义”（由个人直接面对上帝，可以凭信仰获救），意味着中世纪里长期被泯灭的人类理性思维之觉醒，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之滥觞。宗教改革浸透着浓郁宗教情感的个人主义思想，同文艺复兴具有崇高智慧的个人主义思想相映生辉。而作为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核心价值的“人的自由”，正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和追求目标。

　　此外，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怀疑、批判精神，直接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渊源，而德国古典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来源。从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怀疑一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马丁.路德的影响；从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彻底批判精神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明显地看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马丁.路德及其宗教改革所提倡的怀疑、批判精神最忠实、最彻底的继承者。

　　我们一行人欧洲之游的最后一站是意大利的罗马，在罗马自然要去梵蒂冈。梵蒂冈是现在世界上最小、最特殊的一个国家。它的确是太小了，只是罗马城内不到半平方公里的一个大院落，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连我所在学校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它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却非同小可。对于天主教、基督教（据说，此二者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天主教的内部组织更严密一些，传教者的等级划分更严格一些）而言，梵蒂冈就像麦加之于伊斯兰教、布达拉宫之于藏传佛教一样重要。梵蒂冈巨大的思想影响和精神威力，使得当今不少国家的执政者都不敢不予警惕和重视。

　　圣彼德广场和圣彼德大教堂是梵蒂冈的主要景观，任何人身临其境都难免会有一种受震撼之感。同我国的天安门广场相比，圣彼德广场并不是很大，但它被高高耸立、雄伟壮观的圣彼德大教堂及其两翼那两个半圆形石廊所合抱，显得龙蟠虎踞、气势磅礴。我们去的时候，广场上摆放着一大片塾料靠椅，据说是要准备搞一个很大的宗教仪式。

　　圣彼德大教堂是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教堂，一走进去就感到一种集神圣、庄严、肃穆、祥和、温馨于一体的宏大氛围，宛如到了远离尘世的天国仙境。那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油画和艺术雕塾，不计其数，美轮美奂，或镶嵌于四周的墙壁和高高的屋顶，或附设于大堂中间一根根高大的石柱之上及其底部边缘，真使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大教堂最重要、最显赫的位置巍然矗立着耶稣雕像，他慈爱、怜悯地俯视着人间，既像是在同情、抚慰着世间的不幸和苦难，又像是在给芸芸众生恩赐、播撒着和平、幸福和希望。

　　缓缓信步于圣彼德大教堂，我不由得联想到了远在特里尔的马克思纪念馆，联想到了马丁.路德、马克思，联想到了这两位历史伟人之间隐隐的联系和情缘，也联想到了长期以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国内正在以巨额投资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我专职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已经整整35年，近两年来也亲耳聆听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些“首席专家”对这个工程的介绍，参加过该工程某学科的小型座谈会，但是，驻足于圣彼德大教堂，我蓦然觉得——

　　就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系统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研究似乎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这就是，我们不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她的母体即西方文明或称基督教文明之中，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将其同自己的母体割裂、对立了起来。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所坚持、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同其母体相割裂、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仍然停留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冷战思维状态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丢弃了怀疑批判之本质、人类自由之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得其“椟”、遗其“珠”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之所以走了许多弯路、歧路和错路，之所以遭受了严重挫折、灾难和浩劫，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面临着的诸多困难、疑问和困惑，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们所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同其母体血肉相联并进一步升华了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显著区别且含有相当一些专制色彩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如果这个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恐怕难以从深重的历史悲剧中真正摆脱出来。

　　走出圣彼德大教堂，立足于梵蒂冈的国土，仰望茫茫苍苍的东方天空，我的心里不禁泛起了一阵难以言状的酸楚、无奈和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