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评价:[推荐][中]为你科普一下孔子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宋真宗泰山封禅的起因是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役。

在这一年，契丹人大举入侵宋朝，萧太后亲帅契丹主力包围了宋朝的瀛洲，使得宋朝举国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王钦若与陈尧叟建议迁都避敌。宋真宗知道迁都的后果，所谓迁都最后的结局不过是苟延残喘，很少有迁都之后能萎而复振的。不过，宋真宗自己对契丹确实有些怵头，他的父亲曾经举国北征，差点没有回来。到底应该如何，他自己也左右为难。

在这种情况下，寇准为他分析利害，力主北征，就这样宋真宗在寇准半推半拉下，开始了他的亲征。对契丹人来讲，这次入侵宋朝并不是有了灭亡宋朝的宏大计划，目的不过是抢劫。之所以闹这么大动静，不过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为了大大的发一笔横财，再以此敲诈宋朝，多拿到一些停战补偿而已，这如大股土匪下山抢劫富户没什么很大的差别。

令契丹人诧异的是这次宋真宗动了真格的，举国都迎了上来，这与以往软弱的态势有很大的不同，这有些出乎契丹人的意料，再令契丹人诧异的是这次宋真宗动了真格的，举国都迎了上来，这与以往软弱的态势有很大的不同，这有些出乎契丹人的意料，再加上契丹主帅挞览亲自督战又被宋军的床子弩射死，所以宋真宗亲征之后不久，契丹就派人来主动求和。

当时的局面无论怎么看，都对宋朝非常有利，寇准计划迫使契丹从此称臣，并收回幽州。宋真宗本来胆子就小，不愿亲征，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实在是不情愿，现在见到契丹主动求和，正好就坡下驴，无论是对祖宗还是对群臣，总算有了交代。因此，急于离开险地脱离战场的宋真宗希望赶紧停战，抓紧答应对方的条件。

宋真宗派使臣曹利用去跟契丹议和，给他授权是“百万以下皆可许也”，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每年索贿不超过100万两就可以自行做主签订和平条约。对此，寇准非常不满，但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这是也传出他企图拥兵自重的传言。

没有办法的寇准只好把曹利用叫到自己的营帐对他说：皇帝虽然给你许下了百万的限额，但是如果你许给辽人的承诺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砍你的头。从寇准对曹利用的话中可以体会到寇准当时那种悲愤与无奈的心情。最终宋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以宋每年向契丹纳帛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结束了这场战争。

寇准不但促成了宋真宗的北征，还是澶渊之役实际的总指挥，澶渊之盟虽说留下了一些缺憾，但也安定了北部边境，总体来说是不错的结局。就这样，寇准成了宋真宗心目的神，宋真宗看待他的目光都与别人不同。这引起了王钦若的嫉恨。

王钦若本就跟寇准不合，澶渊之役前又主张迁都，被寇准狠狠地损了一顿，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寇准春风得意，压得他透不过起来，因此上，他决定离间宋真宗与寇准。他借一次谈话的机会，暗示宋真宗，澶渊之盟是寇准的胜利却是宋真宗的屈辱。澶渊之役的胜利，寇准是主战派，又极力主张皇帝亲征，又是战争的总指挥，所有的功劳都被他占全了，在这种情况下却签订了这么一份只有在战败情况下才能签订的停战协议。

世人都知道之所以有这样协定的签署，完全是宋真宗怯懦畏敌的缘故，最初契丹派使者求和，寇准根本就不答应。王钦若的意思是，宋真宗把寇准捧得越高，把澶渊之役的战果看得越重，就显得宋真宗当时的表现越猥琐。宋真宗越想王钦若的话越觉得有道理，因此疏远了寇准。如果是仅仅疏远寇准就能解开宋真宗的心结，也就没有后来泰山封禅的事情了。

疏远了寇准之后，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宋真宗的心上，让他不能释怀：既然王钦若能看出这点来，肯定大家都能看出来，这该咋办？

为此，王钦若给他出了两个注意：一，再次御驾亲征，从契丹手里夺回幽燕等地，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二，到泰山封禅，发动造神运动，神化自己，以此提高自己在宋朝臣民中的形象与威信。

亲征是不可能的，这王钦若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宋真宗有这份儿胆量和能力，澶渊之役也不会着急往回跑了。于是，王钦若这道二选一的试题对宋真宗来讲，就只剩下泰山封禅一条路了。宋真宗也知道自己不够泰山封禅的资格，他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不怎么爱折腾，一切都是为了面子。为了面子，只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了。

就这样，宋朝君臣在王钦若的导演下，在宋真宗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为封禅而大规模地制造祥瑞的活动。

《宋史》用这样一句话评价了那场造神运动：“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一国君臣简直就像一群疯子，这就是历史留给这一事件的评语。如果想象不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究竟是一副什么场景，可以试着冥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国人创造亩产奇迹从数千斤到几万斤的动人场面。

宋真宗封禅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在澶渊之役不良表现而发起的一场借封禅神化自己以重新树立自己在臣民中形象的运动，这次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使泰山封禅变成了一场闹剧，失去了它原本的威严与神圣，失去了它在所有祭典中的权威性。

宋真宗泰山封禅戳破了以“应命之符”佐证权力合法化的鬼把戏，自宋真宗之后，再也没有君王到泰山封禅。天命论及其经历的三个发展过程基本如此。

从作为约束权力的一种手段、告诫执政者只有获得天下人的拥戴才能获得天下到天人合一说再到神化权力的一种手段，天命论不断地在退步，这其中伴随着的是权力越来越走向专制。

春秋及其之前的时期，人们信奉的天命论是以“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天意即民意”等思想为主导的，这种思想理性、务实，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仍具颇可借鉴的积极意义。古人在评价天命论时有“以神道设教”的说法，就是说古人已经意识到鬼神这些事情虚无缥缈，特以此来警惕世人，教育世人。“以神道设教”也许是不错的，只不过早期的天命论要教育的是君子，是执政者，后期的天命论要教育的是小人，是普通的老百姓罢了。这是研究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时不能不注意的现象。

道德也好，制度也好，都是为人们利益服务的，撇开了利益去研究道德制度，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做法。宣扬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往往是那些高举道德大旗的人。道德法律制度不过是利益制衡的结果。

如果一个人晚上大声呼喊怪叫，不会影响到别人，就没有晚上影响别人不道德这样的说法。如果自己无论影响别人，别人都不会影响到自己，同样影响别人不道德这种教条就不会成为道德。

人们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因为他可以让我们有安全感。就像现在的老人到了地上没人扶一样，如果自己不去扶别人的老人，而自己的老人倒了会有人扶，那么不去扶老人就不会成为不道德的事情。同样，老人讹人让许多人都非常气愤的是，因为从此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去扶老人，而这里很可能就有自己的老人。
道德的功利性古人认识的非常清楚，所以他们用一句话来表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道德的基础。

上面阐述了在春秋和它之前时期仁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天命论在礼乐文化和儒家文化下的相同及不同。可以说仁和天命论是礼乐制度的两大思想支柱。 仁作为一个政治名词的时候，代表的是古人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勾画，礼乐制度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保障手段，而天命论的目的则是促使执政者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从而约束自己，履行自己的职责，率先遵守各种社会规范。 礼乐制度是当时的社会准则，一套得到大家承认的，代表着当时人们共识的制度，按照这套制度运行下去，可以准确无误地实现预定的目标。 这套制度可以分解为礼、乐、射、御、书、数六个部分，古代也称六艺，是当时希望参政的人们所必须掌握的六种技能。下面讲一下一些与礼乐制度有关的认识。
      礼乐制度到今天有许多具体的东西消亡了，我们只能散见于一些文献中，虽然它们消亡了，但我们知道它曾经存在过。

     今天有许多人在谈到礼乐制度的礼的时候，认为它就是鞠躬磕头之类的礼仪，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礼在礼乐制度里，不单是指磕头行礼、讲文明懂礼貌这些人们之间交往的礼仪，而是有着广阔的含义，是包括道德法律等一整套的制规则。严格说起来，礼乐射御书数都包含在礼的范围内。

通常人们说的周礼，主要指着三本书记载的内容：《仪礼》、《周礼》、《礼记》。讲文明懂礼貌包括在《仪礼》内，仪礼主要指人们生活中工作及交往的礼仪，祭祀的仪式流程也包括在其中，这是古人中经常要用到的仪式，比如出征前先要祭祖，举行告庙仪式，朝见天子也需要特定的仪式，这些都属于《仪礼》的范围。《周礼》原名叫《周官》，《周礼》的名字是后人改的，周官记载的主要是周时的官职分类及职责。

《周礼》记载官职的职责相当笼统，只是大体的分类，具体的细节都掌握在分管的官员手中。比如虞人是一个算不得官员的官员，级别非常低，水虞是负责水域管理的官员，他就掌管着与水有关的生态保护的法令，而且这种官职一般都是世袭，父子相传。这种法令水虞知道，水虞的上司也知道，但《周礼》中没有记载，如果熟悉这些具体法令的人出了意外，那么这套法令就可能不全了或者失传了。

人们经常讲礼崩乐坏，除了人为的破坏、故意的不遵守制度之外，这种制度的传承方式也是造成礼崩乐坏的一个因素。《礼记》是西汉时期编纂整理的一本书，记载的多是孔子及其弟子或者再世弟子对于礼与仪的见解，是对仪与礼的诠释。后人将《仪礼》、《周礼》、《礼记》合起来称为周礼。

有人认为礼乐制度的制定者是周公，如果不是专业的学者，又不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究竟是谁制定了这一套制度对大家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套制度都包含什么内容，它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礼作为社会制度非常庞大，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只要你能想到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事情，它全都包括。

如果要完整地描述它，就要把《礼记》、《周礼》《仪礼》搬来，把《诗》搬来，把《易》搬来，把《书》搬来，还有已经失传的乐、射、御。诗、书、礼、易、射、御，这就是礼乐制度么？答案：还不是，这只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像汽车上的的零件，是散着的。怎么将它们组合到一起？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土地是国君的，人们都愿意跟随他他。但是，人民为什么要跟随他？难道他长得比别人漂亮么？古公的故事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虽然不比别人长得漂亮，但可以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一点，让大家拥有一个更安稳的住处。  国君仁德大家就愿意跟随他，那么，国君是雷锋么？喜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回答：不是的。

在最初的时候，最初到国家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国君也是只顾自己，比如古公，从豳地到岐山，只管自己跑路，把其余的人全部丢下，给猃狁当靶子。尽管历史记载里，他的话说得很漂亮，但这管什么用？如果豳地那么好，他干嘛走？这就像一群人在一起游玩，有人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想带着大家，总要说几句漂亮话给大家一个交待。到了岐山，大家用籍田的形式来回报他的付出，找一块最大的土地，大家一起耕种，收获归国君。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变成了国家，国君不再是兼职工作。需要做的工作越来越多，从生产到建设到军事，国君需要别人协助自己来治理国家，于是大夫产生了，国君与大夫开始分工治理国家。人们选择的国君也好，大夫也好，不但能力出众，而且要有一颗公平公正的心。这不难想象，就像现在的人们一起做事，需要选一个组织者一样的道理，谁也不会选择一个贪婪自私无能的家伙来做领导。

选择国君大夫的原则后来形成了一种道德，专门约束执政的君子，孔子在《论语》中经常论及的君子标准规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了国家，有了国君，有了大夫，有了民众，唯一缺少的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于是，制度被建立起来了。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将自己的一些理念注入到其中，它的建立与完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古公模仿殷商设立五官制开始，一直到武王、周公、成王为止，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积累过程。

初期的制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条文，是制度的总纲，一部分是解释，条文部分被刻在竹简上放在宗庙里，解释部分则用口头的形式传授。然后，人们在脑子里就可以画出这样一幅图：诸侯也好，天子也好，按照季节督促人们生产，他们的责任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很好（在制度里，人们用仁与德来解释这种责任），在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灾荒，要保证大家能吃上饭，农闲的时候呢，组织大家修桥补路，加固下城池，打一打猎。人们要按照一定的标准交纳税赋，提供徭役。

税赋不只是国君与大夫的囊中物，除了保障国君与大夫的正常消费之外，还要留作赈灾的储备，齐国发了大水，齐景公动用的就是府库中的粮食来救灾。

组织生产之外，还要组织练兵。打猎既是为庄稼驱除害兽，也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肉食供应，更有练兵的功用。练兵是为了对付外来的侵略。除了组织生产、练兵、日常的建设之外，诸侯还要朝拜天子，天子还要接待诸侯。天子要定期地巡守，视察诸侯的工作。

在最初的时候，是不允许诸侯之间有太多的交往的，这似乎是周接受了殷的教训，他们自己就是带着八百诸侯一起干掉了殷商的。后来王室的势力衰落了，这一制度自然作废。王室衰落之后，诸侯开始交往，交往的方式有时候用武力有时候也结盟，同盟经常是靠武力打出来的，不服不要紧，打到你服为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时候的人们科学常识知道的不多，非常迷信，所以祭祀也是人们生活与工作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以上所述可知，礼应该包括：祭祀、丧葬的规范，官职的分配及其职责，人们交接的礼仪，军事技术等。

《仪礼》记载的是有关仪方面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人们交往过程中相互周旋的礼仪。 仪而称礼说明仪只是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人们通常称他做礼仪，除却那个时代赋给它的特别意义之外，单以流传至今的礼仪而言，也是道德的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民众、个人的文明程度。周代礼仪与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复繁，相当的琐碎，之所以如此，与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武王与殷商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武王在灭掉殷商之后，曾和智囊姜子牙有过一段对话：

武王：我灭掉殷商，抢了商纣王的天下，以臣杀主，以下伐上，如果大家有样学样，我该怎么办？

姜子牙：这帮祖宗打仗打惯了，动不动抡刀动枪的，直性人不好惹，大王要想长久的持有天下，得先想办法改变他们的性格。先制定一套礼仪，给他们穿上礼服，让他们找到被人尊重的感觉，然后再引导他们追求豪华舒适的生活，用各种礼节来教化他们，接受等级的概念，这与他们就不会觊觎王室的位子了。然后再标榜谦让，减少他们的争斗之心，改变他们好勇斗强的本性，这样就能让大家卸下盔甲，放下武器，做个文明人。制定守丧三年的制度，减少他们后代的繁衍。倡导厚葬久丧，鼓励用贵重的物品陪葬，用深挖墓穴高筑坟地来耗尽他们的财力。像这样下去，诸侯们财力不足，人丁不旺，图谋作乱的人就少了，用这些办法来移风易俗，大王就可以长久地保有天下了。

看过这段对话的人大都说姜子牙阴险，认为他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如果说这是愚民政策之始的话，那么它要愚弄的并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百姓，那些威胁不到周王地位的平民们并没有在姜子牙考虑的范围之内。

如果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总担心那一天纪委会找上门来把自己双轨了，那他一定病得不轻。姜子牙的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有实力的诸侯国，希望教会诸侯国的国君们享受奢华，攀比排场，讲求礼节，用各种方式消耗他们的财富，临死也不要留下太多余财。

周武王当时的遭遇可能跟后来刘邦遇到的情况类似。

刘邦没有得到天下之前，看到秦始皇的排场非常羡慕，得了天下之后，却非常头痛，每次请当年一起杀人放火的兄弟们喝酒，大家喝高兴了就草爹骂娘，抡枪动剑，天王老子都不放眼里。直到叔孙通给他制定了礼义，把手下的人驯化得服服帖帖，他才高兴地说了句实话：到今天我才总算尝到做君王的乐处。

从这个故事看刘邦，估计在革命胜利之后心里没少后悔，早知道当皇上是这个德行，还不如当初老老实实做一个亭长。

姜子牙与周武王的这段对话载于《淮南子》，真假很难讲，无论它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告诉了我们两个事实：

1、在当时就有人认为周代的礼仪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就是为了折腾人的。因为这个故事虽然出自《淮南子》，却不是著《淮南子》的人自己编的，是在他之前就流传的一种针对礼仪的观点。

2、在周之前，虽然人们之间也讲礼仪，但是还不到周朝这么罗嗦的程度，这与孔子“郁郁乎吾从周也”反应出来的现实完全一致，都说明中国的礼仪在周以后做了重大的改进。

从姜子牙为周武王谋划来看，那时候的人们都比较质朴，一言不合就刀枪相见，非常让人头痛。武王当然担心大家随时为了利益来跟他拼命，当时人们意识里是非观念比较淡漠，你有力量抢别人的，我有了力量当然能抢你的，相当的野蛮，属于半野化状态。

与后世的刘邦一样，武王开始在夏商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礼仪，只不过刘邦有孔子留下的底子作为参考，而武王则基本上等于白手起家，就像饿极了的人容易吃撑着一样，武王制定的礼仪今天看来有些繁琐，物极必反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吧。

繁琐可能是人类礼仪的必经阶段，粗略地研究其他民族的礼仪，都有由无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现在欧洲人之间所持的礼仪不也比三个火枪手的时代简单多了么。《仪礼》的主要内容包括：

冠礼：贵族男子的成人典礼。

婚礼：贵族男女从送彩礼订婚到婚后庙见的系列礼仪

士相见礼：贵族与贵族第一次交往，带着礼物登门求见和对方回拜的礼节。

乡饮酒礼：古代乡里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

乡射礼：古代乡里组织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时的具体仪节。

燕礼：诸侯与大臣们举行酒会的礼仪。

大射礼：国君主持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参加比赛的人都是贵族。

聘礼：使臣出访的礼节。

公食大夫礼：国君招待外国使臣宴饮的礼节。

觐礼：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

丧服：死者亲属根据与死者关系远近，丧服佩戴和丧服制度。

士丧礼、既夕：贵族从死到埋葬的一系列的详细仪节。

士虞礼：贵族在埋葬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

特牲馈食礼：贵族定期在家庙中祭祖礼仪。

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大夫祭祀祖祢的礼仪。

对于礼仪的制定，武王可能只是做了些起步工作，其余的都留给后人做了，灭掉殷商不久武王就死了，他的弟弟周公摄政。从孔子对周公的崇拜上看，周公在其中做的工作应当不少，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在所有的诸侯国中，与王室制度最接近的就是鲁国。

司马迁著《史记》，认为周的制度到周成王时代才完备，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孔子评价夏商周的制度，说：郁郁乎，吾从周也。郁郁，是植物生长的枝叶繁茂的样子，孔子用它来赞许周人所持礼仪制度详尽而完美。从，证明了周人在礼仪方面做的工作。

礼仪不但是人们交流时的礼貌规范，还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等级划分。礼乐制度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不但规定人们只能根据社会级别的不同享用不同的礼仪，也规定了根据社会级别不同应向社会尽的义务。有人认为等级制度不公，体现了剥削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剥削，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歧视，这是对礼乐制度的等级不完全了解的缘故，这种对于等级制度的认识造成贵贱贫富之间的不相容。

礼乐制度作为等级制度有如下特点：

第一，礼乐制度根据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规定所能享用礼仪，制度作出的规定是个人所能享用礼仪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比如，该制度对天子的宫殿、诸侯的宫殿、大夫的宫殿分别作出规定，要求不得超标。贵族享受各种待遇的支出不是国君发的工资，主要来自个人领地上缴纳的税赋，这些税赋并不完全是贵族的个人财富，除了应付贵族家庭的日常支出之外，还要用于：祭祀、战备、道路与城池的加固修复等。超标准个人住宅建设，无疑会占用其余部分的款项。等级制度的这些规定，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大夫、国君个人享受只能按一定的标准来。当贵族的生活标准不高于于等级标准的时候，人们才会感觉安心；当它高于等级标准的时候，人们将开始担心，个人消费支出太大，入不敷出，会导致重敛，而重敛正是平民所反感的，将导致民众叛离，背离了仁的宗旨。

孔子对此总结为：政在节财。等级制度是一种标准，是早期社会的一种共识。

赵文子建造宫室，将房椽砍削完毕之后，又细细地加以磨光。张老傍晚去拜访，见了这种情况，一言没发，掉头就走。

赵文子听说这种情况，乘车去拜见张老，说：我哪里有做得不到的地方，请您指教，怎么连面都不见就走了？张老说：按照规定，天子的宫殿，房椽砍削之后，先是粗磨，然后再洗磨；诸侯的宫殿，房椽砍削之后只粗磨；大夫的宫殿，房椽只经过砍削就可以了。按照个人的身份等级享用器物，是义；服从尊卑的等级，是礼。你现在显贵了，忘掉了义，富有了，忘掉了礼，我怕你大祸马上临头了，怎么还敢告诉你？

赵文子听了马上回家，告诉木匠们停止打磨。木匠建议重新砍削，赵文子说：不用了，留着警戒后人吧，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礼，什么是义。

今天的人看到这个故事，会觉得张老有些小题大做，打磨一下房椽，放在现在连精装修都算不上，至于吗？在古人眼里,房椽虽小，却代表着等级。赵文子身为大夫，僭用天子的礼义，就像县委书记乘敞篷车围着县城向群众挥手致意，无知的人会羡慕他，普通老百姓会厌恶他，懂道理的人会为他担心，为这个县的人民担心。

僭用礼义就是破坏制度，赵文子身为晋国的执政大夫，带头破坏制度，还怎么来约束别人？如果引起国君与别的大夫的嫉恨，倒霉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情，郤氏家族的故事（后文将涉及到）就是前车之鉴。

二，车马服饰作为区分等级的标识，有着实际的意义。古人在生活中用车马服饰区分贵贱，在战争中可以用车马服饰来分辨等级，排列顺序，便于军队的训练与指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军衔制度。除此之外，在日常工作中，这种服饰的区别还起到旗语的作用，是最早的通讯方式。

齐景公在沛地打猎，用弓招唤虞人，虞人没有来。齐景公派人扣押了他，虞人辩解说：“从前我们先君打猎的时候，用红旗招唤大夫，用弓招唤士，用皮冠招唤虞人。下臣没有见到皮冠，所以不敢进见。”齐景公于是就释放了虞人。

第三，等级制度还意味着与等级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

今天人在讲到古代贵族的特权时，总是愤愤不平，很少看到这种特权下面隐藏着的义务：贵族需要人们供养，如果他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人们凭什么供养他？

公元前493年，齐国郑国支持晋国作乱的范氏家族与中行氏家族，派郑国的军队押送了一千辆车子的粮食给范氏。当押粮运输队在缓慢行进的时候，一支由晋国赵鞅与卫国太子率领的军队在窥视着它。负责为赵鞅驾车的是邮无恤，车右是卫国太子蒯聩（后来的卫庄公），蒯聩登上一座土丘瞭望敌情，看到郑国军队人多势众，非常害怕，上车地时候战战兢兢地竟然没有站稳，又掉了下去。邮无恤将车上拉手带子递给他，让他上车，并且嘲讽他说：你真像个娘们！

无独有偶，在这次战争中，对方的行列里出现了一位胆子更小的人。郑国温地的大夫赵罗直接吓得软成了一滩泥，根本没法站在车子上。为他驾车的繁羽和他的车右宋勇只好用绳子将他绑在战车上。军吏跑来询问原因，繁羽撒谎说：这家伙疟疾发作了。

国君也好，大夫也好，平时享受着与自己身份的待遇，就要付出与待遇相匹配的辛劳，国家遇到为难，要首先站出来承担，遇到战事，要冲锋在前面，即便是被绑在车上，也要向前冲，这不是闹剧，而是责任，是制度。胆小的赵罗毫无悬念地成了这次战争的俘虏。作为贵族，在享受着别人享受不到的待遇的时候，也要付出别人不能付出的努力，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制度管理社会，要考虑治下所有人的利益，要让勤劳守法的人生活得更好，让危害社会的人得到相应的惩处。春秋时期，有许多贵族被杀、被逐，就是因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第四、等级制度赋予平民的责任与义务相对要少得多，他们只需要耕好自己的地，做好自己的工，每年出一定的徭役就可以了。

有趣的是，春秋之前周代的人们每个季节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都会有专人指导，比如开春的时候，会有专门的人来界定田界，根据土地的不同，察看适合种什么作物，布置今年的生产，到什么季节该做什么活，国君会让人敲着梆子到处通知。遇到灾荒的时候，国君和大夫会设法赈灾，让大家渡过难关。

第五，等级制度赋予贵族的特权被称为富贵，是吸引贤人参与政治的诱饵。

礼乐制度是精英政治，它以优厚的待遇吸引道德好有能力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寻求贤人与自己一起治理国家是国君们的梦想。贤人之贤，不但是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恪守道德准则，就像晏婴、子产这一类人。孔子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这个意思。“可求”之“可”，就是要遵从追求富贵的规则，不能为了富贵杀人放火抢银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什么都做。孔子的弟子们跟随他学习研讨礼乐制度，学习治国之道，目的就是通过服务社会，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在礼乐制度中，礼节是一种规范，象征着身份地位，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礼以致用，正是有了常规的礼仪规格作为参照，人们的一些破格接待才显出它特别的意义。

下面的几个故事可以让人们看到礼仪在春秋社会的作用。

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楚国，楚国用周王室款待诸侯的礼节来接待他，宴会上献酒九次，庭院里陈列的酒肴礼器数以百计。献酒九次称九献之礼，是天子宴享上公的礼节，而将礼器陈放在庭院里则是诸侯互访采用的礼节。

楚成王把能用的礼节全部都拿出来招待重耳，而重耳当时却只不过是流亡在外的一个晋国公子，所有的这些礼节，没有一样是他有资格享受的，这确实让他有些诚惶诚恐，他想推辞。

子犯劝解说：您是一个流亡在外的人，现在楚王竟然用接待诸侯的礼义接待您，像对待国君一样对待您。这也许是上天让他这样做的吧，如果不是上天，谁能让他这样做呢？您还是接受吧。

古人信天，所以子犯用天意来为此注解，如果撇开天意，这实际表明了楚成王对重耳的一种支持，他认为重耳必定是晋国将来的主人，对重耳来说，要回到晋国，是离不开秦楚等大国的支持的，有了他们的支持，他回到晋国才有立足的根基。

楚成王之所以用如此隆重的礼节来对待重耳，也不是他不懂得礼节，他是在用这种超出常规的礼义向重耳示好，他看重的是重耳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和他身后所依仗的晋国。

实际上，超标准的接待规格恰恰表明了楚成王非常熟知礼仪，对礼仪的运用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在这次宴会之后，楚成王趁着酒热问重耳：如果您回国做了国君，将怎么报答我？重耳说：假设将来有一天，楚、晋两国不幸兵戎相接，我将避开您后退九十里（退避三舍），如果这样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才敢跟您周旋。

后来重耳回国做了国君，晋楚交兵，重耳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为避楚军，连着退了九十里。

在礼乐文化里，君王有君王的礼仪，士大夫有士大夫的礼仪，平民有平民的礼仪，社会地位越高，需要掌握的礼义越复繁。下层劳动者的礼仪相对要简单的多，如果下田干活先要搞一套仪式，彼此见面没完没了的磕头作揖毕竟不是办法，本来生产力水平就低，时间上再不多搭上点儿，就干不出多少活儿来了。

作为士大夫与人的交往，礼仪就非常重要了，你来我往，都要标准来，如果不懂得礼仪，不是今天被人瞧不起这么简单，严重的会被排斥（近几年国人在国外的遭遇颇能说明这个问题），甚至有杀身之祸。

范文子退朝回来，告诉父亲范武子说：今天有一位秦国的客人，在朝上猜谜，没有一个人能猜上来，我猜中了三条。范武子一听，抡起手杖就打，把儿子帽子上的簪子都打断了，一边打还一边说：你一个毛孩子耍啥聪明？难道你不懂得大家那是在谦让？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竟然在朝廷上三次抢风头，盖过别人，如果我不在的话，你早完了！

这个故事说出了古人对交接礼仪的看法和处事的态度，范文子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非常容易惹起别人的反感，长期这样做，就会失去人脉。 今天的快男快女比赛，没有人脉支持最多是被淘汰，在古代如果一个执政者没有人脉支持，离倒霉就不远了。

晋国郤氏家族的遭遇很能说明范武子在教育儿子方面所具有的远见。郤氏家族是晋国的望族，郤至先后带队打败了齐国，差点俘虏了齐孝公，协助晋厉公打败了楚国，可以说立下功勋无数，而郤氏在晋国的势力也达到了巅峰，一门三卿五大夫，真正是春风得意。

公元前575年，晋国召集的柯陵盟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对郤氏家族的未来作出了精确的预言，这个人是王室的大夫单襄公。当时参加会盟的鲁成公因为受到盟主晋国的责备非常担忧，去找单襄公聊天解闷儿。单襄公安慰他说：你不要担心，晋国和郤氏家族都快要倒霉了。

接着，他给鲁成公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郤氏一家有三个人做了晋国的卿，五个人成为了晋国的大夫，这正是他们应该戒惧的地方。地位高了容易垮台，禄爵重了容易招到嫉恨，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谁都懂得，但是郤氏家的人却不知道。郤錡说话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想说就说，郤犨呢，讲话喜欢绕弯子，，而郤至则喜欢到处吹嘘自己的功劳。说话直率的人容易冒犯别人，讲话绕弯子的人喜欢耍弄聪明，诬枉别人，喜欢吹嘘的人会掠人之美。有那么高的地位，却没有与这种地位相配的德行，反倒有许多遭人烦恶的缺点，谁会支持他们呢？这样下去的话，想不倒霉都难啊。

不久之后，栾盈撺掇晋厉公杀掉了三郤，郤氏家族从此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单襄公在对晋国的情形作出准确预言之后，捎带着又给齐国的国佐算了一卦，他说：不但三郤要倒霉，齐国的国佐也不会有好下场。国佐言谈毫不顾忌，喜欢指出别人的缺点，只有有修养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劝谏，你看齐国有这样的人吗？

单襄公对于国佐的评价用一句话解释就是：不要给小心眼的人提意见，不但帮助不了他，还会害了你。国佐也是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在参加盟会回去的这一年，国佐被齐灵公所杀。

单襄公所言，于今天也有借鉴之处，哪个国家不注重人们之间的交接礼仪？从拜访的时间到穿着到言行，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礼仪代表着一个人所受的教养，表达了对别人的尊重。

 作为文明古国的传人，讲究了几千年礼仪的国家的人民，我们在这方面却非常欠缺。我们现在虽然也非常讲礼仪，但功利性太强，缺少对人基本的尊重。 国人在国内可以将尿随意地撒在便池之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都蹲在污泥里，谁也别笑话谁，到了国外却备受歧视。在国内，晚上可以在自己家里大声歌唱，喝酒划拳，只要你的邻居不比你更流氓，就不会有人敲你的门。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是犯法的，会有警察敲你的门。

仪礼能反应人们的心里状态，预言祸福。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重耳刚刚死去，秦国派军队偷袭郑国，军队在经过王都北门的时候，车上的武士都除去头盔下车向着王室的都城行礼，然后跳跃上车，前后竟然有300多辆车上的人这样做。王孙满看到这种情况，回去对周襄王说：这次秦国肯定要吃败仗。襄王问：根据什么？

王孙满回答：秦人轻佻骄横，轻佻就少谋，骄横就无礼，无礼做事就会轻率，少谋就会陷入险境，在险境之中做事轻率，如果不吃败仗就真没天理了。

王室东迁之后，势力大减，渐渐地诸侯国把该有的朝觐天子、向王室进贡的义务都自己减免了，像秦国这样经过王室的领地去攻打郑国也不需要征得王室的同意。

尽管如此，王室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普通的人们仍然非常尊重它，这就是秦国的武士经过王都北门的时候向他朝拜的原因，也是春秋的霸主们轻视它却又不能丢弃它的原因，因为当时没有那个国家能替代王室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武士们在向着王都行完礼之后跳跃上车的这种轻浮的动作中反应出了他们满不在意地浮躁情绪。因为尊重王室才朝向王都行礼，行礼却又无礼，矛盾的行为后面隐藏着玄机。王孙满根据秦人对待礼仪的态度下的断语非常准确，秦人在回国的途中，遇到了晋人的伏击，全军覆没。

即便在今天，礼仪也完全可以反应一个人，一个喋喋不休总喜欢打断别人的人，做事必定毛躁轻浮；一个不知道遵守秩序，不懂得尊重道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浮躁的社会必将被唯利是图困扰。礼仪非常重要，也是周人的自豪，但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孔子这么对周代的礼仪持肯定态度。

有人对此存疑，有人则对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论语》中有两章可为此做证： 

1、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指一个人的本性，文：他所持的礼仪，史：过去掌管文书的官员，据朱熹的解释，这部分人“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用我老家的话说，就是读书人讲究多，不实在。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过于率性，就会显得野蛮粗鲁，但是过于讲究礼仪，又会显得虚伪，只有礼仪与本性相当的时候，才能称作一个君子。从本章所阐述的内容来看，可能是孔子在与弟子们谈到时人对礼仪不同的看法时，有针对性发表的一种见解。弟子们把它收集在《论语》里，也是为了通过它来告诉后人学习礼义的必要性：礼仪虽然很烦，但绝对必要。

2、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大夫，他对礼仪太烦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率性而为就很好，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讲究礼义有哪个必要么？子贡说：作为君子讲话一定要注意，说出来的话没法收回去。如果文就是质，质就是文的话，那么莫非虎豹的皮就是犬羊的皮，犬羊的皮就是虎豹的皮？子贡与棘子成的对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君子质而已矣”明确表示君子之质异于常人，有一些天生的优秀品质，有一点龙生龙凤生凤的意思，研究过《世说新语》的人，对比王谢家族子弟的故事，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

二、子贡以动物的皮毛做比，犬羊指普通人，虎豹喻君子，质就是去掉纹路毛色的皮质，子贡认为虎豹之所以异于犬羊，就是因为他们附在皮质之上的毛色纹路，去掉这些，犬羊的皮质与虎豹的皮质没有什么不同。子贡以此说明作为一个君子学习礼仪，提高自己的修养，非常重要。

礼仪是后天修养，以欧美电影的故事为例，一个直率没有受到很好教养的人与一个受到很好教养的人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被称为绅士风度。与仪礼不同的是，治理国家相关的法规制度政策被称为礼。在古人心目中，仪与礼比较，通常认为礼重于仪。

鲁昭公去晋国访问，在整个会见过程中的表现，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晋平公羡慕地说：鲁国的国君真懂得礼啊。

如果换做现在，一定有人出来凑趣说：领导说得对。但那时候的人都是犟种，不懂得尊敬领导，还特别爱现，所以女叔齐出来说：鲁侯哪能算是懂礼呢，他熟知的是仪。礼是用来治理国家，维护民心的，这是礼的根本所在。现在鲁国国君大权旁落，政令出于大夫之门，他不去想办法解决，国内有能人，他也不知道任用，这算懂得哪门子的礼？一个国君，不去研究钻研礼，想着怎么治理好国家，成天琢磨着怎么鞠躬磕头，活该他被手下大夫架空。

晋国的赵简子与郑国的太叔也曾谈到过礼与仪的不同。这种现象说明礼与仪的区分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模糊了。刑法也属于礼的范畴，最早的时候刑法是不明文张示的，直到郑国的子产开始，才将它铸在鼎上，向人们公示。刑法的公布是一件大事，在这之前，它掌握在专职官员的手中。对郑国将刑法公开的事情，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仪礼》记载的是有关仪方面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人们交往过程中相互周旋的礼仪。

仪而称礼说明仪只是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人们通常称他做礼仪，除却那个时代赋给它的特别意义之外，单以流传至今的礼仪而言，也是道德的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民众、个人的文明程度。

周代礼仪与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复繁，相当的琐碎，之所以如此，与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晋国的叔向曾为此责备子产。他认为，国家将要完蛋的时候，才会制定许多法律，人们了解了刑法之后，就会放弃礼义，千方百计地研究刑法，钻刑法的漏洞，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坏，人也变得越来越刁钻，道德不断滑坡。对此，子产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叔向解释说：我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麻烦，只能这样做。

国家有了问题，人和人之间为了利益冲突的越来越厉害，为了更好的约束人们，制定明确的律法公诸于众是历史的必然。人的贪欲是洪水，刑法是堤坝，贪欲越盛，堤坝需要越高，这样才不会被冲垮，才不至于形成危害。刑法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春秋之前，地方很大，人少，这个地方不好了，大家商量下，找个地方就能筑城住下来安居，没人跟你要土地费。国家区域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有大体的划分。国家的概念跟今天也不同，比如晋国的国君认为郑国的大夫很优秀，对国家有贡献，就可以赏赐给他一块土地。放在今天，有人敢这样做，一堆人会出来骂你是卖国贼。

《上帝也疯狂》里的奇哥，淳朴可爱，见了别人的羊群，拔出箭来就射，浑不知道那是别人的财产，别人拿走了他射倒的羊，他自己还觉得奇怪，那么大一只羊，几个人都够吃得了，你自己抢去吃得了么。奇哥一家人与世隔绝，过着安乐平和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大家和和睦睦，因为一个可乐瓶子却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家认为这个瓶子是个祸害，决定把它扔掉。奇哥家的情形正好可以做解读子产公布刑书的铺垫。

在过去，原有的制度完全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但随着发展，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原有的道德模式与律法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就是指这种情况。子产针对郑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的人都唱着歌儿咒他：他的父亲死在了路上，他自己毒得就像蝎子尾巴，现在又掌管郑国来祸害人。

子产知道了这些之后，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后来林则徐将它修改了一下，变得更加有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

郑国在子产的治理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老百姓的日子富足殷实，于是人们又唱着歌儿赞美他：我有孩子，子产帮助我教育他们，我有土地，子产让它们丰收，子产如果没了，谁能来代替他？

叔向说国家完蛋的时候才会制定许多法律，倒不是乱讲，而是历史的经验，从古代，到他所生活的春秋时期，莫不如此。不过不是制定了法律国家才完蛋，而是应该倒过来，法律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不能应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社会陷入危机才需要借助于法律，新法的产生，又必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变革不成，罪过自然落到新法的繁苛上。

这也是得到历史印证了的，子产革新成功了，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所以赞美他，如果失败了，辱骂他的声音会湮没他所作的一切，同样的政策也可能使他成为历史上的反面典型。

有人说刑法的公诸于众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其说是体现社会的进步，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需，像非洲奇哥生活的社会，刑法的有无，分别确实不是很大的。叔向反对子产铸刑鼎的观念比较好理解，古代虽然也有律法，但人们主张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纠纷主要依靠道德，刑法是万不得已才采用的手段，礼仪在人和人之间制造了一个很宽的缓冲地带，但凡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是以让为美。 所谓争不足，让有余。

随着大家的贪心越来越重，礼乐崩坏不但影响到了国君大夫，也影响到了平民，人们慢慢地不那么高尚了，遇到利益的纷争的时候，不肯高风亮节，有时候不但不肯高风亮节，甚至还千方百计地损人利己。子产采用的办法很粗暴，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利己可以，如果敢损人就按照刑法办你。老百姓被宠惯了，对这种粗暴的办法相当不适应，大家应对的策略也相当简单有效，直接骂娘。叔向对过去的方式依旧怀恋，希望人们回到过去的和谐社会当中去，如何才能回到过去？他没有说，别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孔子倒是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提倡仪礼。虽然孔子认为提倡仪礼可以缓解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他也痛苦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变得越来越狡诈（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实际这已经表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到了春秋时期，详尽而明确的法律已经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子产公布刑法的的做法属应时而生，所以郑国才在他的治理下不断发展。

郑国铸刑鼎的时间是公元前536年，23年之后，晋国也将它的刑法铸在了鼎上，公之于众。对此，孔子很不满意，认为原来的法律掌握在士大夫手中，现在公之于众，人们可以直接评判刑狱判决是否得当，对于大夫的执政无疑是不利的，增加了行政难度。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老百姓了解刑法不是一件好事么？不了解还要进行普法教育呢，怎么倒给执政者增加难度了呢？刑法的公布确实会带来一件坏处，就是前面叔向的观点，会使人们专注于刑法而忽视了礼仪，导致人们中间的缓冲地带越来越窄，最后大家都变成讼棍，这种做法与希望以礼让的方式来解决人们之间纠纷的做法，在观念上是冲突的，所以接受起来非常有难度。

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现状似乎能说明这个问题，在人们还不习惯打官司，没有律师的年代，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借个钱，谁也想不到去打个欠条，也没有听说谁赖账，现在有了欠条，有了律师，借出去的钱仍然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今天很多人都怀念贫穷年代时的道德。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道德下滑是次要的，形势的变化是主要的。

几十年前的过去，人们都非常贫穷，互相之间借借倒到的数额非常小，数额不过是几元十几元，多是为解决生活问题，不值得去赖账，这种数额换算到现在，大约类似现在的几百元。

现在人们之间借个几百元钱赖账的也不多，值得赖账的都是大数额。如果将几万元的大数额借贷放在过去，就算当事人不打算赖账，这笔钱按照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标准，一辈子他也还不完。随着社会发展总会带出来许多新问题，仅靠道德约束是不现实的。

不过，孔子反对晋国公布刑法的考虑还不止此，现在的一些粗暴的执法能为人们提供一点参考。

拆迁，就算人们不放刁，如果真按照详尽的制度来做，许多地方是拆不掉的。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就简单多了，老百姓没有参考的依据，只要告诉他们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一切可以从简，多补一点，少补一点，完全根据国家的利益来决定。

孔子反对公布刑法的目的当然不是为执政者粗暴执法大开方便之门（相反他认为执政者应当多考虑民众利益，作为合格的执政者应该既有这种把握政策的能力，也应有这种道德水平），他的目的是为了将执政导向简单，不希望人们变得越来越刁钻，去钻刑法的漏洞。在这一点上，孔子与老子的观点是相似的。

对于刑法的公布，律条的不断增加，老子的见解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对比之前叔向的观点就会发现，老子的这一思想并非自己的创造。而且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叔向与老子的观点也非常有道理。

就拿造假的事情来说吧，如果立法不让卖三聚氰胺牛奶，有人又造出皮革奶，不让卖皮革奶，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别的鬼花样。所以叔向老子孔子认为刑法越含糊越有威慑力，不管什么奶，危害人的健康都一样惩处，如果执政者费尽心思想把法律制定的包罗万象，人们总能找到缺口来突破他。盗贼多了，法令会增多，但是法令增多并不一定会再进一步促进盗贼增多。这并不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公式，如果你一旦发现社会进入法令越多盗贼越多，盗贼越多法令越多的循环模式，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法令没起作用。

叔向孔子老子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形成了儒家重德轻法的思想。礼除了包括刑法之外，还涵盖了国君、大夫的日常工作规范。

鲁宣公夏天去泗水打渔，大夫里革割破宣公的渔网并且给扔掉了，说：从前，大寒过去之后，动物从冬眠中醒来的时候，水虞（负责水政的官员）才开始研究用大网、竹笼去捕大鱼捉鱼鳖，拿去供在祖庙里，让一国的老百姓都跟着做，这是帮助宣泄地下的阳气。鸟兽怀胎了，水里的生物都长起来了，兽虞（负责兽政的官员）开始禁止用小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把它做成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等鸟兽长大了，水里的鱼鳖怀子的时候，水虞开始禁止人们用小网捕鱼；而且上山不准砍伐树木的嫩枝，到洼地不准割取嫩草，捕鱼禁止捞取卵鱼苗，打猎不准伤害幼鹿幼兽，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是要留下蚁卵幼虫（周时一种用来做酱的虫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万物得以繁茂，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教诲。现在正是鱼儿开始繁殖的季节，不让鱼长大起来，又下网捕鱼，真是贪得无厌。

鲁宣公听了这些话之后，说：我错了里革能来纠正我，这不很好吗？这张网真好啊，使我懂得了古人治理国家的方法。

鲁宣公用细网打渔，违反的是礼。辅佐国君以礼治国是大夫的职责，正因为里革熟知礼法，才能有理有据地纠正宣公的过失，宣公才能信诚悦服地接受。里革谏鲁宣公凭借的礼相当于现在的生态保护法。  执政者的承诺与兑现承诺与否，也属礼的范畴。

晋献公死后，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与夷吾都可以回国继承君位，秦穆公首先让人找到了重耳，但是重耳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并不是不想，而是父亲刚刚去世，就回国争位，得不到人们真心的拥戴。

夷吾与重耳不同，他认为有利不取那是傻子，他不但向秦穆公许下厚愿，也向国内的士大夫们许下厚愿，只要能回国做国君，怎么都成。这就像两个彩民，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中了大奖，给你20万。另一个说：我如果中了，留20万，其余的全给你。如果真中了大奖，哪一位有可能兑现他的诺言呢？夷吾的故事和二位彩民的情况差不多。

在秦穆公派人了解夷吾的态度的时候，他对秦国的使者说：国内的大夫里克同意支持我，我承诺将汾阳一带的百万亩田地赐给他，丕郑同意支持我，我承诺将负蔡一带七十万亩的土地封给他。如果秦君能支持我回到晋国，我就把黄河以西的五座城池送给他，如果秦国有什么事情，我将牵着马跟随在穆公的身后。

夷吾非常幸运地中了头彩，他真的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

回国之后，他才感到，对帮助他回国的人承诺的有些重了，一想到要把这么多土地、城邑送出去，着实感到肉疼。所以，晋惠公回到晋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背弃自己许下的诺言，找借口杀掉了里克与丕郑。

孔子曾经说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一个人许下的诺言如果合情合理，才有可能兑现。里克、丕郑也好，秦穆公也好，都指望从晋国的内乱中获得不义之利，结果谁的愿望都没有达到，而夷吾由于贪财好利，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在国内得不到大夫的支持，在国外背弃了盟国，在公元前645年与秦国的韩原之战中被俘，他死之后儿子晋怀公被杀，绝后。礼作为社会规范的总和，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社会利益的划分，并确保这种划分的实施，如果一个人的做法合乎礼，就说明他的行为不会侵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礼者，理也。礼要合乎情理。

晋惠公背弃了自己的承诺，背弃了别人的利益，背弃了礼的精神，人们将这种行为简单地描述为不义。除以上的作用之外，礼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韩宣子是晋国执政的大夫，老实说，这人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有个缺点，贪财。他有一只玉环，原本该是一对儿，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打听到另一只在一个郑国商人手里。他就去找郑伯商量，郑伯就是郑国的君主，伯表示他的品级是伯爵。子产是执政大臣，代表自己的国君拒绝了韩宣子，他说：对不起，这不是我们国君的私人物品，我们国君管不着这件事情。

子产回答韩宣子的话说明礼也可以这样用，它是私有财产的保护者。看到子产这种生硬的态度，郑国的大夫太叔与子羽（子产死后，太叔接班他成了郑国的执政大臣，子羽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出来埋怨子产，晋国是诸侯盟主，韩宣子又是执政的卿，他们很担心郑国被穿小鞋，说：玉环也不是什么大物件，给他算了。晋国和韩宣子都不能得罪啊，万一有人借此来挑拨两国的关系，鬼神又不帮着我们，咋办？

在古人眼里，鬼神不是迷信，经常用它来解释道德，如果做事合于礼的规范，就是有德，鬼神护佑有德的人。太叔与子羽的意思是：尽管你子产的行为合乎礼义，鬼神应该保佑你，但是万一鬼神犯糊涂反而保护坏人咋办？

记不清了，大约是前几年，听说韩国人认为孔子属于韩国的，当时跟这件事情闹得比较凶的还有端午节的归属。当时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看到有位朋友也这样说，确实感到很吃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韩国人。

.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的文章我一直没见到，其实见不见都没什么关系，现在我把韩国人为什么说孔子属于韩国人的渊源简单介绍一下。周武王伐纣，纣王自杀了，当时殷商留下的力量大约可以分为几支，都表示臣服一支是纣王的儿子武庚，被武王封在殷的旧都，继承武王的血统，后来封在周围监视武庚的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武王死了，周公摄政之后，联合武庚反对武王。

还有一支是纣王的哥哥微子，被封住宋，追溯上去，孔子的祖先曾经是宋国的国君，所以孔子自称自己是殷人。

还有一支是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在周灭商之后，被封在朝鲜。说箕子被封住朝鲜是好听的说法，实际上类似于流放，朝鲜距中原的距离在那时要正儿八经地走上几个月，相当偏远的一个地方，估计中原地区的人连朝鲜究竟是怎么回事都未必知道，大约就是用手一比划就这么把箕子赶走了。因为箕子与微子的这层关系，所以可能有韩国人说孔子也是韩国人。这种说法实在有点无厘头，因为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来讲，韩国应该属于中国。我虽然不很清楚韩国人到底为什么说孔子是韩国人，但大致的渊源就是这样的。今天写出来，算是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中国的文化实际是一种政治文化，与制度密切相关。就在孔子时期，出现了礼乐崩坏的情况，如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两种情况，一是制度不完善了，大家有些制度老不用，都缺失了，还有一种是大家都不愿执行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当然是执政者的主要原因，大家不愿受制度的约束。

一般老百姓只能违法，却没法渎法，礼崩乐坏实际就是渎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研究古代的制度，将缺失的部分补上了，所以说中国文化在那个时候因为他而完整。第二件是针对礼乐崩坏的情况，开出了药方，叫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在孔子之前也有这个说法，但孔子大力倡导。这是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政治举措，可以这么说，克己复礼就是针对权力的，可惜后来因为中国文化断代，加上儒家畏惧权力，造成了误解，在春秋时期约束权力的道德，下移，开始约束百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的理论道德非常高，而实际道德水平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吧。

如果对比民主国家你会发现，人家是对权力的道德要求高于一般人的。这与春秋时期是相合的。春秋时期的政治有相当的民主成分，民主到让人吃惊的地步，下面会谈到。

孔子在哪个时代无疑是最星光闪耀的人。但是，他周游列国一直不如意，这与他的政治主张有关，下面会专门谈孔子。孔子除了挖掘文化，开出政治药方大力推广之外，另一件事情是广收门徒，这使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做出这么大贡献的，恐怕去孔子之外不做第二人想。下面的问题是儒家跟孔子的关系。

实际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有许多家都跟孔子有关系，但只有后来的儒家奉孔子为自己鼻祖，而且以孔子嫡系自居，这其实也没啥，只能说明孔子太了不起。就像基督教大家都说是耶稣的嫡派，但没人说自己是犹大的嫡系一样。但中国文化有几个断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客观原因造成对春秋文化与制度的误读，还有随着中国权力走向专制，儒家变成了御用文化，这也是儒家对孔子错解的一个原因吧。儒家的思想文化确实承自孔子，但是改变了许多，甚至在许多地方根本与孔子思想是抵触的。我写这些，主要是为了阐明这些的。

但是因为中国文化体系过于庞大，什么都放到一起对比着讲，就乱套了。现在着重讲孔子、春秋、及之前的一些东西。

对于太叔与子羽的担心，子产解释说：我怎么敢轻慢韩宣子和晋国呢？我这样做正是为了长久地处理好与晋国的关系。治理国家的法宝是礼，我们凭借礼侍奉大国，安抚小国。如果大国这种不合礼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我们能一直按照这种方式来供给他们吗？我们供给得起吗？如果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这个人给，那个人不给，是不是罪过更大？我们如果坚持对不合乎礼的要求加以驳斥，他们就不会贪得无厌了。如果他们要求什么，我们满足什么，那我们还能算一个独立的国家吗？岂不成了晋国的边境城邑了？而且韩宣子奉国君之命出使郑国，却贪图财物，难道这不是犯罪吗？我们违反了礼给他玉环，又让他成为贪婪的人，因为我们成为了一个罪人，我们的做法是一举二罪，你们认为值得吗？

被子产拒绝了的韩宣子并没有死心，私下找商人购买了玉环，但是商人告诉他说：我卖给你可以，但你必须告诉我们的大夫。

韩宣子对子产说：前段时间我向您求一只玉环，您认为不合于礼，拒绝了我，现在我从贵国商人那里买到了，但是商人说必须征得您的同意，现在敢请您批准吗？韩宣子说得很客气，是发自内心的客气，不是向子产示威。

子产说：郑国的先君郑桓公与商人（商遗民，不是指买卖人）一起从周迁居到此，开垦出了这片土地，共同居住在这里。为了取得彼此的信任，我们与商人之间世世代代都有盟誓，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强买你的东西，既不会强求，也不会掠夺你的财富；你有赚钱的买卖和贵重的物品，我也不过问（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我们与商人凭着誓言与信用，互相支持，到了今天。现在你带着友好的愿望光临郑国，却告诉我们要强卖商人的东西，这不可以。如果您自己得到玉环却让晋国失去诸侯的拥戴，这种事情我想您是不会做的。如果大国有命令，让我们没有原则地供应，那就是把我们当成大国的边境城邑了，对不起，我们不干。把玉环给您，我不知道它依据的是什么，好处又在哪里。现在大胆地把我的想法告诉您。

听完子产的话，韩宣子说：我虽然笨，却不敢为了一只玉环，犯下两种罪过，请您收回玉环。

在韩宣子求玉环的事件中，子产有礼有节，他维护的不是郑国的尊严，而是礼法的尊严。 当按照礼法行事的时候，国家的尊严，个人的财产就都有了保障。礼是约束人们的法则，也是人们赖以保护自己的武器，是国家维护自己权益的准则。在这个故事里，子产既让人们看到了礼在政治与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又让人们看到了应该如何把持它。礼，就在那里，在不同的人手里，它会发挥出不同的作用，只有真正懂得它的人才能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礼与仪的分别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模糊了，有许多人都在讨论有关礼和仪的事情，历史留下的资料显示，孔子及其弟子们却很少谈及这一点，这是一桩非常奇怪的事情。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弟子的学问到什么程度，就教他什么学问，弟子们的程度还不到能区分礼与仪的时候，自然也就论及不到了。这是孔子与弟子们很少谈及仪与礼不同之处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否则很难理解弟子们记录了孔子那么多的言行，甚至连今天看来无关紧要的一些言行都记录到了，为什么单单漏掉了礼与仪的分别这么重要的内容。

除掉这个可能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孔子非常看重仪礼的作用。他认为仪代表着人们之间的关系，贵贱等级的区分，代表着各自的职责，名分定了，职责明确了，才能根据个人的职责要求大家，个人尽到职责，国家自然升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遵从仪节，各按其分，社会自然安定。就像一支军队，只有确定谁是司令，才会有统一的行动，否则的话，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子路在请教他如何着手卫国的政治的时候，他回答先正名。 卫国的动乱是父子争位造成的，国内的人们包括大夫，有的拥护老爹，有的拥护儿子，利益不同，立场不一致，政令自然难以统一，只有先正名，确定到底该拥护老爹还是拥护儿子，然后人们才知道该听从谁的，才能谈到如何治理。名分正了之后，仪礼才能确定，人们才知道该向谁行什么样的礼，才知道该听谁的，这就叫名正言顺。

有名才有仪，本来你是爹，硬要像对待孙子一样对待你，这就叫乱了名分。对孔子而言，名就是社会的秩序，后人称儒教为名教，盖由此来。有许多人不理解孔子何以要先正名，子路也不理解，所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地卫国内斗当中去了，最后丢掉了性命。

在孔子眼里，仪礼是基础，人们举动有仪，尊卑有别，才能职责分明。只有职责分明之后，才能谈到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才能对违背礼法的人进行有效的制裁。这也许是孔子认为没有必要区分礼与仪孰轻孰重的又一个原因。

在礼乐制度里，仪涉及的内容大约类似于今天的伦理道德与个人文明，礼涉及的内容类似于今天的制度法规，孔子的这种思想使得后人认为他重德治轻法治。对孔子思想的这种解读发展成了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

实际上，孔子虽然强调仪，却并不忽视礼法的作用。孔子曾经做过中都宰，也做大司寇参与过鲁国的政治，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政绩，这样的事实说明，他在为政期间必然采用了有力的法治的手段，只有法治的手段才会有如此迅速的治理效果。

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发挥起作用来非常慢，孔子自己也说过“如有王者，必世而后兴。”世是古代的时间单位，一世三十年，王者是指文王这种了不起的社会奇才，孔子那句话的意思是用王者这样的奇人来统领社会，依靠道德的法则来治理，也需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受到一定的成效。

历史上到现在为他是否杀过少正卯而争论不休，无论他杀过与否，无论鲁国是否有少正卯其人，孔子非常精于以法治国都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处在尊位的人不肯履行自己的职责，违反了礼的准则，造成了离心离德，失去了应有的权力。

礼法被破坏，失去了外部强有力的约束，仪随之遭到破坏，尊者不尊，卑者不卑。尊与卑是相对的概念，就鲁国而言，鲁昭公为尊，季氏为卑，但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家族篡了鲁昭公的权，鲁国的政治就乱了套；以季氏与阳虎来论，阳虎是季氏的家臣，处在卑位，却挟持了季氏，造成了陪臣执政的局面，这又是尊卑不分造成的。

鉴于以上因素，面对这样的现实，孔子一方面要求执政者克制自己的私欲，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方面又要求人们服从仪的要求。仪与礼都遭到了破坏，都需要修复，处在上位的人与处在下位的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谁轻谁重，谁先谁后的问题。历史记载中，谈论礼、仪之间异同轻重的都是晏婴、子产、太叔、史墨、赵简子、晋平公、齐景公等这一层面的人物。

孔子对于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古代史和近代史都深有研究，存在于他之前的这些对于礼乐制度不同的观点他不会不知道，他之所以很少去阐述它，也是因为礼乐制度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对于礼乐制度的理解已经不如前人，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区分礼与仪，有可能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形出现。

仁的最终目标是利益，但是无论孔孟都不希望人们讲出仁背后藏着的利来，只要照着仁的要求做，利益自然会来。这就像农民种地，要把心思花在如何把地种好上面，自然就会有好收成。孔子在礼与仪的区分上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态度，礼乐制度恢复之后，才能谈到礼与仪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且礼与仪是礼乐制度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是没法舍此就彼的，无法互相替代的。这是孔子不愿对后人仔细区分礼与仪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

总结以上所述，在古代有仪与礼之分，后来这种分界逐渐模糊了，许多人不但忽略了礼和仪的不同，也简单地认为标识着礼乐制度等级的礼就是一部分骑在另一部分人的脖子上屙屎，忽略了礼中所包含的各种制度规章，掩盖了一部分人为了获得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掩盖了它所规定的与等级相对应的社会职责。

如果一个人人看到礼乐制度的礼字，能想到那就是社会制度，就是刑法，就是道德，就是社会事务的处理原则的时候，才有可能真的了解礼乐制度。

之上谈的主要是今天的人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理解礼乐制度的礼，礼都包含了那些内容。作为制度的礼它的内容实际是涵盖甚广的，而就具体分起来，又有很大的差别，就像礼与仪，不但今天的人区分甚为困难，从历史记载来看，在春秋时期，有许多人对此也是有些含糊。

礼乐制度是一整套制度，人们用礼乐来概括它，说明礼与乐在其中占的比重。实际上礼乐是当时社会生活各种活动的运行平台，他的作用类似计算机的操作平台，而具体的事物则是应用软件。

古人从政要修行的六门功课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其实是在从政过程中会经常用到的，从制度到思想，到对制度的领悟。

那么我介绍制度的时候，就着重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让诸位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在当时社会制度中的作用，人们是如何学习，如何把持他的。

下面谈一谈礼乐制度的另一个方面乐。 在礼乐社会里，乐与诗是一体，它们经常与仪搭对使用，天子接待诸侯、诸侯之间的会见、不同的宴会都会用到不同的礼仪，也会用到不同的乐。 与仪相同，乐也是有规格的，以祭祀演奏的乐为例，天子、诸侯、大夫祭祀时有权力享用的乐是不同的，鲁国季氏等身为大夫，在祭祖时竟然用了天子祭祀时才能用到的乐，孔子对此评论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孔子总结的礼与乐的一句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乐在古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高，他们可以从中看到现在人看不到的东西，孔子在齐国研究韶乐，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古人认为，仪礼从外部来约束人的行为，乐则从内部变化人的气质。

师旷曾经对晋平公论述过乐在政治中的作用: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

这段话的意思是：音乐可以反映各地的风土人情，可以向远方的人宣扬自己的美德。将美德寓于音乐中向远方传播，将各地风俗教化寓于音乐中向远方推广，将万物寓于乐中来感化人们，做成诗歌来吟咏，制定礼义来节制人们的行为。人们感受到君王的美德，羡慕耕作有节的生活，所以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近处的人不愿意离去。说得白一点，就是音乐能够反映现实，能够歌颂美好，能够寄寓希望，能够提高人们的修养。

乐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社会起的作用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它不但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还是等级的标识，祭祖的时候要奏乐，宴享的时候要用乐，而且什么身份的人能享有什么品级的乐也是有规定的。不同的乐代表不同的含义，有祝福的有赞美的有展望未来的有希望合作的，只要人们能想到的、现实中需要的，在乐中全部都能找到。

古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涉及到政治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享宴，也就是现在的请客，政治问题的解决经常体现在饭桌上，吃饭成了外交的一种手段。而只要吃饭，就必须奏乐。大夫之间、大夫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什么情况适合用什么乐，用什么样的乐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都是有讲究的，乱来不得，乱来就会出笑话，被人瞧不起。可以这么说，只要有政治的地方，就有乐，没有了乐就没有了礼乐制度。

叔孙穆子出使晋国的故事可以让人们领略一下乐在政治中的作用。

叔孙穆子是鲁国的大夫，出使到晋国，晋悼公请他吃饭，按照礼义，席间要奏乐，这是必须的。晋悼公先让人用金钟演奏了《肆夏樊》、《遏》、《渠》三首曲子，金钟在过去是乐器，大概类似现在挖掘出来的编钟一类的玩意儿。

演奏完上述三首曲子，晋悼公又让人演唱了《文王》、《大明》、《繇》三首诗歌。三首诗歌演唱完了，又让人演唱了另外三首诗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当演奏到《鹿鸣》等三曲的时候，叔孙穆子三次起身拜谢。

这下晋悼公坐不住了，派人请教叔孙穆子搞什么名堂。说请教是客气话，其实是质问，前面的曲子是宴请贵宾专用的曲目，按级别远远高于《鹿鸣》这样的曲子，你小子连动也不动，后面的曲子是宴请群臣的曲子，你倒起来再三致意，你兄弟到底是啥意思？心里想啥呢？

《肆夏樊》、《遏》、《渠》是夏时传下来的乐曲，《文王》、《大明》、《繇》是《诗经·大雅》中的篇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是《诗经·小雅》中的诗篇。

面对质问，叔孙穆子解释说：我们国君派我来重申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贵国国君因为我代表敝国国君的缘故，用大礼来接待我。《肆夏樊》、《遏》、《渠》是天子招待诸侯国盟主的，《文王》、《大明》、《繇》是诸侯国国君相见时才能演奏的曲目，这些都是张扬先王美德以和合诸侯的诗乐，哪一首也不是我这个级别能够享用的。听到这些诗乐的时候，我想，是不是你们国家的乐师自己在排练演习，正好演奏到了这些曲目呢？所以我不敢起来拜谢。

至于后面的，《鹿鸣》代表的是国君赞美先君之间友谊的，我怎么能不替我们国君拜谢呢？《四牡》是国君用来表彰使臣辛劳的，我敢不拜谢吗？《皇皇者华》是贵国国君教导我要尽心尽责，为国君分担忧愁，您说我能不拜谢吗？

在叔孙穆子回答对方问疑的对答里，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兹尝试解释如下：

1、叔孙穆子在演奏《肆夏樊》等曲时不拜谢，是因为他没有享用这些诗乐的的资格。如果为了迎合晋国君臣，起来拜谢了，就会与晋国君臣一起留下失礼的话柄而为人所诟病。

2、叔孙穆子谈到不敢为《肆夏樊》等拜谢时说，误以为对方乐臣自己在习奏乐曲。以现在的角度看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这种做法在古代有个专用名词，叫做为尊者讳。

3、下面以《皇皇者华》为例解读一下叔孙穆子的答谢还有些什么用意，《皇皇者华》原文如下：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

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

我马维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

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

将前两章翻译出来作为参考，大意是：美丽的花儿，开在原野上。匆忙奔行的使者们，但恐有辱使命。马儿矫健，车子光鲜。赶着车子不断地奔跑，忠心耿耿地替我们国君寻访贤人。

诗中所言的“咨诹”、“咨谋”、“咨度”、“咨询”分别为：向贤人请教为咨诹，咨诹指比较大的事情，如治国方略等；请教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为咨谋，一般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需要这样做；请教礼义（关于制度方面的事情）称为咨度；征询亲族，称为咨询，宗亲是礼乐制度又一特征，国君行事不但要给国民带来利益，也不能损害亲族的利益，没有他们的支持，国君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根基。“周爰咨诹”中的“周”，是忠信的意思，每一句首之周意义相同，叔孙穆子解释为向忠信的人咨询，意即贤才。

叔孙穆子答谢时说：贵国国君在宴会上赐我以大礼，又叮嘱我不要有辱使命，要尽心尽力为国君诹、谋、度、询、周 ，以此六德来教育我，我怎么敢不再三拜谢？

其实，晋悼公在宴会上让人演唱《皇皇者华》不是教导叔孙穆子要为国君尽职尽责，而是夸奖他为国君奔走效劳、寻访贤人时所做出的成绩。出使与荐贤，是有能力的大夫才能担当得起的职责。叔孙穆子当然明白对方在此演唱《皇皇者华》的用意，之所以说是晋侯在以此教导他，不直接对对方的夸奖表示谢意，有三层含义。

一是谦虚，表示不敢当。二是抬高晋侯。按照周礼，一国的大夫是另一国的外臣，说晋侯以此教导自己，是表明晋侯尽责，又用这种方式再次申明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如果不是关系好，谁稀罕管你们国家的破事儿。叔孙穆子回答的第三层含义是表示自己将像以前一样，为了自己的国家效劳，为了两国的友谊努力。

短短几句话，既委婉表明自己领会了对方的心意，又恭维了对方，又申明了两国的友谊，又向对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实在想不到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叔孙穆子的应答，如果勉强地说一句，这大概就是智慧吧。

说起乐，就不能说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与雅乐相对，雅乐都是有着很深的含义，有着固定的程式，是让人奋发向上的音乐；靡靡之音，从字意上就可以看出，是那种让人听起来非常受用，容易让人放纵意志消沉的歌曲。实际不但如此，单独音乐的魅力还到不了让人废寝忘食荒废国事的程度，过去的乐不但指乐曲的演奏，还有配舞。

靡靡之音的魅力不只在于乐曲的缠绵，还在于配舞的人都非常漂亮迷人，大约有点类似今天色情表演的意味儿，有时候中间还会穿插一些侏儒的滑稽表演，非常解闷儿，容易让人上瘾，不像雅乐那样观赏久了会乏味，容易节制。这才是靡靡之音让人消沉的真正原因，也是过去的君子们竭力抵制它的原因。

孔子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即指靡靡之音，因为当时这种乐曲发源自郑、卫一带。当时人们对于靡靡之音的态度非常像今天人们对于毒品的态度：既然人的意志无法抵制它的侵蚀，不吸总可以了吧？靡靡之音其实就是过去的精神鸦片，它虽能让人欢畅，放纵，但却没有雅乐的内涵丰富。

《论语》上有一章记载的是孔子研究《韶》的故事：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对于这一章的含义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就是现今的的流行歌曲，过去的靡靡之音连着听三个月也够了，哪里还能到不知肉味的地步？而且还是连着三个月。还有人从佛法的角度来怀疑：孔子是圣人，痴迷于《韶》三月而不能止，这是陷入执著障了，怎么可能？甚至有的人指出“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为”字，应该是“妫”的通假字，指妫国。

众说纷纭，孰是孰非？

人们之所以不理解这一章，就因为孔子是圣人而我们不是，没有从圣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音乐的魅力当然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但《韶》的特别之处不但承载了音乐本身的魅力，还融合了舜一生的功绩。孔子正是通过对韶乐的解读，来了解舜的时代，来分析那一时期的政治，朝思暮想，以致三月不知肉味。专注于某一事务，对身边的事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孔子在齐国的那一段时间，通过对《韶》的分析，来研究舜时的历史与政治，对于他这样一个痴迷于政治的人来说，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不是废寝忘食地天天浸泡在音乐的旋律里不能自拔。

刘邦死后，祭祀刘邦的庙里表演的歌舞是《大风歌》，就是那首著名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壮士兮守四方”。 如果有人因听到此歌而遥想刘邦的丰功伟绩不能自拔，恐怕不但是音乐自身的魅力所致，更是一种对于古人功业思慕而不能已的感情流露。孔子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

《论语》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太师挚等七人是鲁国乐府班子的主要成员，不知道鲁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们要一起离开鲁国。

他们离开鲁国说明一件事情：鲁国的乐缺失了。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执政者像孔子、子产、晏婴这类人都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该奏什么乐，该诵什么诗，但奏乐却需要专职人员在，合奏、独奏，琴、钟、磬、鼓、诗与乐的配合，这些相关的知识都在乐官手里，他们的流失就意味着乐的流失。

哀公问政，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制度不但需要条文，还需要理解条文的人来执行它。人亡政息，就是鲁国之乐在太师挚等人流落他国之后的现状，属礼崩坏乐现象之一种。

孔子时期所谓的诗，就是咱们现在说得诗经，诗而称经，说明随着儒家的走红，诗也跟着牛闪闪起来，对于今天说的诗经，古人只是简单地称它为诗。拜某个时期教育所致，使得许多人认为诗经里面的诗不是反映了人民对于剥削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讽刺、无情揭露，就是统治阶级自己美化自己。应该说，这种看法非常之无知。下面就谈一下诗在那个时期政治生活的作用。

作为礼乐制度的基础组成部分，乐与诗是不该分开来谈的，二者在礼乐制度中本是连体的，乐用音符与旋律来表达思想，诗用语言来描述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诗就是乐，乐就是诗，有些诗不但是乐，还是历史。与乐相比，它更容易理解，应用也更为广泛，经常被诸侯大夫们单独拿出来吟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对事物的见解，所以当乐失传了的时候，诗却流传了下来。

诗在古代存集的数量非常庞大，据说有万首之巨，由孔子整理传授保存下来了305首，研究它的文章洋洋大观，观点互相参差，众说纷纭。很少有人注重诗与政治的关系孔子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朱熹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诗能让人通达事理，事理通达了就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就能言。

诗本来是自西周时期起征集民意而收集起来的各地的民歌，其中也有士大夫自己创作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诗在礼乐制度中又有了特殊的意义，人们在交往中包括出使别的诸侯国的时候，经常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已有的诗中选择一首最能代表自己意见的出来，朗诵给对方，告诉对方自己想什么，这很像刘宝瑞相声《斗法》里那个外国老道出的题目。

这种表达观点的方式不但考验听题的一方，对出题一方是一个考验。如果选的诗不够恰当，对方会错了意也是一桩很大的麻烦，所以学习诗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必修课程。如果对诗不熟悉，不但是糗大了的问题，而是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不知道对方说什么，自然也就无从“言”起了，这就是孔子“不学诗，无以言”包含的思想。

公元前559年，鲁国参加晋国组织的联军讨伐秦国，联军到达泾水时，却出了麻烦，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肯首先渡河，这很可以理解，像李逵这种见了杀人不要命的主儿毕竟是少数。晋国叔向拜见了鲁国带队的主帅叔孙穆子，申明了当时的处境。叔孙穆子说：我要做的就是诵读《匏有苦叶》，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叔向回去对大家说：葫芦除了做渡河的工具没有任何用处，叔孙穆子诵读《匏有苦叶》就是要率先渡河了，请大家马上准备渡河，违者军法从事。在这次战争中，叔孙穆子让莒国（鲁的属国）的军队做先行渡过了泾水，其余诸侯的军队随后跟着渡过了泾水。

《匏有苦叶》是描述女子情感的诗歌，下面是它的原文，录做参考：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不难想象如果叔向不了解《匏有苦叶》这首诗，不能正确会意叔孙穆子的用意，这次战争的结局将会是什么，也许鲁国人在泾水那边已经全军覆没了，这边还在看光景呢。

重耳是晋国公子，因为内乱逃亡在外，他逃亡生涯的最后一站是秦国。在秦国期间，秦穆公宴请了重耳。席间，秦穆公朗诵了一首名字叫《采菽》的诗歌，《采菽》描写的是天子与诸侯相见的情景。秦穆公朗诵完毕，重耳的宾相赵衰马上让重耳下堂拜谢，并且在旁边对重耳的拜谢做了解说：国君用天子接待诸侯的礼节来对待重耳，重耳怎么敢不努力？又怎么敢不拜谢？

其实重耳还只是一个流亡的公子，秦穆公用对待诸侯的礼节对待重耳，以此表达秦国支持重耳回国主政的愿望，只是这种表达非常的婉转，所以赵衰心领神会，表示谢意。接着，赵衰让重耳朗诵了《黍苗》。

《黍苗》是赞美周宣王时贤臣召穆公的诗歌，重耳君臣借用它来表示自己就像黍苗渴望甘雨一样需要秦穆公的帮助，既抬高了秦穆公的身份，像当初的人们赞美召穆公一样，有为对方颂德之意，又不着痕迹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非常恰当得体。

重耳朗诵完毕，不知道是担心穆公听不懂，还是礼义本就该如此，赵衰专程又对此作了一番解释，说：重耳就像黍苗，穆公您就是上天的甘雨，只有仰仗您的滋润，黍苗才会长大成熟为嘉谷，如果您能发扬您的先君襄公的功业，整顿军队护送重耳回国伺奉宗庙，振兴周王室，四方的诸侯谁敢不听从您呢？

秦襄公在周幽王时勤王立有大功，周平王东迁之时又派兵护送，周平王感念他的功德，封其为诸侯（之前秦族一直是大夫的身份），并将岐山以西的土地正式封赐给襄公，秦国的诸侯的身份与地位从此才正式得以确立。

赵衰在此提起这件事情，一是赞美秦襄公的功德，并继续刚才的话题，希望得到穆公的帮助。二是晋是王室后裔，安定晋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安定了周王室，赵衰用此暗示当年襄公勤王有功，得到了封侯和土地，如果穆公协助重耳复国，也必将获得厚报。话说得非常委婉，却又把自己的想法表露无疑，实在是高。

接着秦穆公朗诵了《小宛》的首章，“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据说《小宛》本是士大夫感怀乱世的诗歌，秦穆公用它的第一章既表示了对重耳的同情，又表示自己愿意追溯先人的功勋，像先人一样伸出援助之手，协助重耳。最后，重耳朗诵了《沔水》，既感伤家乱国破，又以沔水东流，表达了自己渴望回国的心情和决心。

秦穆公朗诵了《六月》，六月记述的是周宣王讨伐猃狁的事情，秦穆公借此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将晋国现在在位的人比作猃狁，意即否定了晋国现政权的合法性，又寓意重耳回国会像宣王当年征讨蛮夷一样成功。

一个要能想到，一个要能理解，其奇妙之处，有如《老残游记》里白妮唱的曲儿，愈高愈细，人以为不能，她却盘旋回转自如。

《国语》记录的重耳与秦穆公的会见只是当时无数次外交会见中的一次，它让我们知道了诗在当年那个时代中的政治作用。一个普通人不懂诗自然无所谓。

但想求得富贵，想做士大夫，如果不懂得诗，就像哑巴与聋子，既听不懂对方讲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至于说“使于四方”更是无从谈起的事情了。

公元前546年，齐国的庆封到鲁国访问，乘坐的车子非常华美。孟孙对季孙说：庆封的车子真漂亮啊。叔孙说：我听说，衣饰如果跟人不相配，不会有好下场。叔孙与庆封一起吃饭，庆封表现得非常没有礼貌，于是叔孙为他朗诵了《相鼠》这首诗，诗的原文如下：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相鼠》是骂不懂得礼貌的人，还不如一直老鼠，非常通俗易懂，通篇以老鼠做比，骂得畅快淋漓，非常民间。叔孙为庆封朗诵这首诗，自是非常看不起他，属于骂人不带脏字的一种行为。听完叔孙的诗，庆封依旧在几案前面吃得有滋有味，他硬是没弄懂叔孙搞得什么鬼名堂。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学问才是主要的。

 诗的作用不仅是在政治与外交中，也是当时士大夫之间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孔子说可以群，就是指诗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流时的作用。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懂不懂诗无所谓，但是作为士大夫，如果你要想在那个社会立足，就必须懂得诗。

在《论语》中有几章关于孔子与弟子们论诗或以诗论事的记载，通过这些故事可以更深地体会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以及“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涵义。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以上是孔子与子贡的一次聊天记录。就个人道德修养来讲，贫而无谄和富而无骄当然是不错的，扪心自问，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但在孔子眼里贫而无谄和富而无骄还算不得很好，因为有一把穷志气许多偏狭的人也能做到，富而无骄则更是如葛朗台之流的任何一个吝啬鬼都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孔子对子贡说：做到这一点是可以的，但在这之上还有更高的标准，贫而无谄不如贫而乐，富而无骄不如富而好礼。贫而无谄和贫而乐是穷人对待贫穷的两种态度。

有一次子夏也跟老师谈起了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赞赏美女的诗，全文已经失传了，只留下这么几句。

不知道子夏向孔子请教“巧笑倩兮”是什么年龄，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小时候我捉了两只连在一起正在交尾的蚂蚱，抱着很恶作剧的心态去请教一位老先生：它们在干吗？老先生瞥了一眼，不咸不淡地说：交配。我挠着脑门想了半天，到底也没搞明白交配是什么意思，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估计子夏向孔子请教时的心态虽不至于像我小时候那般龌龊，但也有出难题的意思:你老先生不是成天教导我们“非礼勿视”么，那么这种描写美女的诗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该视呢还是要勿视呢？如果不视的话，这首诗描写得这么细致入微又是怎么回事。

孔子回答子夏：就像画画，先打底子，后着色。孔子在此打起了马虎眼，这种手法比我那位老先生还狡猾，那位老先生明明知道我不懂什么是交配，却偏偏告诉我那是交配。就因为孔子的这一句话，后人据此的解释因此就没有脱出画画这个圈子。

朱熹在注释这一章时，前面承认这是描写“人有此倩盼之美质”的，后面却拿出考工记来说事，说据《考工记》记载：“绘画之事后素功。”杨伯峻先生干脆把“素以为绚兮”解释成“先打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如果“巧笑倩兮”是描写画工的诗歌，这种说法还靠谱，但它明明刻画的是一位美女，指这位美女一笑一颦皆动人心魄，素衣素裙而丰韵尤加，颇有“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滋味儿。

子夏与孔子聊天的时候，孔子的一句“画事后素”却忽然启发了子夏，他赶忙问：“这是不是就像礼一样，是后来才兴起的呢？”孔子很高兴，说：“商（子夏的名），你启发了我啊，以后可以跟你谈诗了 。”“礼后乎”说得是前面曾经谈过的一个话题，质在前，礼在后，礼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本性，使之向善。

爷俩个开开玩笑无伤大雅，谁知道竟然误打误撞，话题最后又归于到礼乐上来，真是神奇。诗在周代政治与生活中的作用，远重于魏晋时的清谈、唐时的诗歌在其时人们生活的作用。

晋时阮脩见太尉王衍，王衍问他：老子庄子的思想与孔子有什么不同？阮脩说：将毋同？王衍听了之后，越想感觉这阮脩越高，“将毋同”含含糊糊，似乎说了，又似乎什么也没说，深得为和无为之三昧，简直摸不着边际。于是让他做了自己的椽属，人称阮脩做“三语椽”。

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现在没有定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

阮脩非常幸运，生在了晋代，如果他碰到的是我爹，敢这样含含糊糊地回答，大耳瓜子早扇上了，哪里还有什么官做。

唐代也是如此，王昌龄被贬官到贵州，李白寄了一首诗给他，诉说自己的思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这首诗还有个名字，叫做《闻王昌龄左迁龙标要有此寄》。可以想象，王昌龄收到这首诗之后肯定非常高兴，如果身边有人还会向人展示，瞧，李白写给我的。这确实是非常高雅的事情，而且诗也写得好，无论谁看了都会希望自己有一个会寄“愁心与明月”的朋友。如果王昌龄遇到的不是李白，而是我这种不会作诗的朋友，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不会作诗只好给他上万言书来表达感情，估计他看到我寄去的那一厚摞满含着我真挚感情的信，只有叹气的份儿，如果再有人在旁边瞧着，想撕了我的心也许都有了。这就是所谓的时尚，是潮流，不会清谈在魏晋时吃不开，不会作诗在唐朝吃不开，不懂得诗（诗经）在春秋时期也吃不开。而且不但是吃不开被人嘲笑这么简单，还没有办法做事，因为大家都把自家的想法藏在诗里告诉你，听不懂你活该。只有了解了这些，才会懂得孔子告诉儿子“不学诗无以言”的原因，才会理解孔子评价诗时为什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可以群”。

孔子对诗非常有研究，晚年从卫国回到鲁国的时候，对诗做了大量的编选整理工作，孔子在评价自己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时曾说：我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于诗上做的工作颇为自得。

诗经总体分为三类，分别是《风》、《雅》、《颂》，《风》收集的是各诸侯国民间的诗歌，大多属土风歌谣，反应了当地的民情。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硕鼠》与《伐檀》这一类诗歌，很像现在流行的讽刺某些官员残暴荒淫的顺口溜“天天可以入洞房，村村都有丈母娘”。

收集这些歌谣称采风，最初是王室了解各诸侯国风土人情与行政情况的一种手段，成为观风。如果周王听到了《硕鼠》这样的诗歌，就知道某地政治过于苛严，老百姓已经不能承受了，就会派人问责。

《雅》和《颂》性质相近，雅偏重于记事，多用在宫廷享宴或者朝会时；《颂》偏重于对先人功勋的赞美，多用作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从孔子“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句话上看，在孔子做这项工作之前，出现了《雅》和《颂》的某些篇章互相混淆、无法正确区分的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雅》《颂》比较相似，由于时间久远、人物凋零，加以类似知识的传授又多以口传心授家族式的传承为主，缺少文字记载说明，比较容易混淆。也有人认为“《雅》、《颂》各得其所”是指孔子在诗与乐配对方面做的工作，《雅》和《颂》的篇章没有混淆，混淆的是各种篇章对应的配乐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这种说法也讲得通。

无论那一种现象都说明，在孔子整理工作之前，《诗经》中的《雅》、《颂》确实出了问题。《风》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与《雅》、《颂》性质的不同，如同黑与白，非常分明，不易混淆，所以孔子在整理《诗》时，自可省掉对《风》的甄别归类。这是孔子在评论自己所做的这些工作时只说《雅》和《颂》各得其所，没有提及《风》的原因。孔子经过整理，选择了其中三百余首传给弟子们。因此，到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属于那个时代的诗只有305首。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的篇章原本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削之后，还剩了305篇。这种说法造成了一种误导，似乎是诗经过孔子删削之后，只余下了305篇，剩下的都被孔子抛弃了，他应该为其余篇章的亡佚负责。

传说中的所谓删削，是孔子将其中的305首诗择取整理出来向弟子们进行传授，并不是将其余的诗销毁，其余的诗与孔子整理的这305首诗一起还存放在它原来该在的地方。

诗的保存在古代有专门负责的官员，有专门存放的藏府，从王室到各诸侯国无不如此，孔子虽然牛，还没有牛到可以将它们当做垃圾处理的权力。孔子整理摘择的工作充其量与唐以后的人们对唐诗进行整理、编纂《唐诗三百首》所做的工作类似，与削土豆将土豆皮扔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孔子向弟子们的这种传授完全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除孔子而外，由官方收藏传授的渠道竟然没有流传下来一首，从这更可以看到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的贡献，如果没有孔子在这件事上所做的工作，中国早期的诗歌很可能完全散佚。

中国人之所以将周代的制度成为礼乐制度，就是因为礼与乐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平台，人们的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个平台。无论是祭祀、战争、社会管理、外交，全部要依附于这个平台。它就像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以礼乐代替制度的时候，这时的礼应该是指仪礼。古人从仕要掌握的六门技艺叫做礼乐射御书数。

从论语解读孔子的思想会有人误解孔子看不起武勇的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一个生存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里，武勇是人的优秀品质，其实古代人一直是非常推崇武勇的，这从子路总想凭此得到孔子的称赞就可以看出来。

孔子不是反对武勇，他反对的是莽夫，是不按照礼仪，不遵照法规，一味逞强的人，他认为那种人不但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下面聊聊射御在孔子时期的情况。

射御是古代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射，指射箭。古代有一种射礼，是贵族宴饮聚会常玩的一种体育游戏，《论语》中曾谈到它：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仪礼》中有一章记载的是乡射礼，按字面意思理解，乡射礼似乎应该是民间普通老百姓之间玩的射箭游戏。不过，从《仪礼》的记载来看，这种项目无论如何也不像老百姓玩的把戏，不但仪式繁琐，需要一定的礼器，而且中间还要奏乐，搞起来效率非常低，并且礼器、奏乐这些都不是普通人能玩得起的东西。弓箭是春秋之前的战争中唯一的远程攻击性武器，射礼和乡射礼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射箭技艺的重视。

如果去掉射礼和乡射礼中那种零儿八碎的仪节，它跟现在体育比赛项目中的射箭运动就没什么不同了，设定好靶子，人站在边界线的外面，瞄着靶子放箭就可以了。

现代射箭运动员的目标是固定靶，最多考虑一下风向风力的因素就可以了。古人要掌握的射箭技术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射箭对古人来讲是一项与生活和军事都相关的技能，它要命中的目标全是活动靶，无论打猎还是战争，目标全是跑动着的，怎么让你射不着，他就怎么跑。

这种情况确实让人头痛，但最头疼的还不是目标不肯配合，而是很多时候要求人们必须站在奔跑的战车上射中目标。那个时候没有正儿八经的路，而且车轱辘全是木头的，车轮和路面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全是硬碰硬，无论你把轱辘修整得如何圆滑，车子跑起来还是非常地颠簸。所以在战场上，被从车上颠下来是常有的事情。在奔驰颠簸的马车上，要射中拼命逃生躲避弓箭的目标，难度到底有多大可想而知。车是古代的交通工具，战车则是重要的战争工具，它的作用有点类似今天战车上的坦克车。

“射御”中的“御”是指当时人们要掌握的驾车技术。在人们日常坐乘的车辆中，驾车的人的位置在车子的中间，身份最尊贵的人位于车的左边，右边是陪乘。

战车的配置与人们平常乘坐的车辆不同，位于车辆左边的人负责驾驭车辆，相当于军队中的职业驾驶员，古代称为御戎，它专门负责操纵控制拉车的四匹马，让它们按照人的心意跑动。位于车子右边的那位被称为车右，车右一般要选择力气最大的人来担任，他不但在战斗中要负责保护中间的主帅，还要时不时地下去推一把车子。因为过去的交通状况不好，战车被卡住是常有的事情。位于战车中间的那个人通常身份最为尊贵，是这俩车的主帅，如果将一俩车子上的三个人看做一个战斗小组的话，他就是这俩战车的小组长。

对于一辆战车来讲，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位于左边的御手了，好的御手可以为战友提供最好的射击角度和格斗条件，不好的御手可能将大家都带到沟里。

公元前607年，郑国攻打宋国，宋国的主帅是华元。战前，华元杀羊来犒赏士兵，为他驾车的御戎叫羊斟，不知道什么缘故，羊斟没有吃到羊肉，所以他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

在战场上，羊斟得到了报复华元的机会，他对华元说：分羊肉的时候是您做主，到了这里就是我做主了。说完，他驾着车子就冲入了郑军的行列里，直接把华元送给了敌人。这次战斗就这样毫无悬念地结束了。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御手不但要有好的驾驶技术，还要有好的职业道德，《左传》对羊斟这种做法评价很低，直接说他简直就不是一个人，为了个人恩怨，将国家都搭进去了。

射和御是士大夫的必修课，每个人都必须掌握的两种基本技能，孔子门下的弟子们大多都精通这两种技艺。以勇力闻名的子路就不要说了，其他如冉有、有若、樊迟等都是个中好手，他周游列国都是弟子们驾车。

公元前484年，冉有指挥军队与齐国打了一仗，在不利的情况下大胜，而替他做车右的就是他的同门师兄弟樊迟。而在与吴国的另一场战争中，季康子曾经想选派一支敢死队去偷袭吴王的行营，杀掉吴王，从而彻底结束这场战争。在这支三百人的敢死队伍中，就有孔子的得意弟子有若。

季康子选中的敢死队员多是像有若这样的的精英，全部是能文能武的人才，集中了鲁国的精锐，他思前想后总觉得这种偷袭的做法过于冒险，一旦失败，派去的人很难生还，实在是伤不起，最后只好取消了这次行动。

过去通常以战车的数量为单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势力。千乘之国，就是指最多可以在一次战争中出动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在春秋时期，如果一个国家一次能出动一千辆战车，就说明这个国家的规模已经很了不起了。

齐国和晋国都是当时的大国，晋景公派郤至攻打齐国，给他七百辆战车，郤至认为用七百辆战车无法战胜齐国，晋景公最后给他加到了九百俩战车，这差不多是当时晋国国力的极限。在骑兵没有出现之前，战车是战场上非常生猛的兵种，冲锋陷阵全部依靠它，有点后来坦克车的那么一点味道儿。战车虽然生猛，却无法独自作战，它还需要步兵的配合。既然是配合作战就涉及到如何配合的问题，为了保证步兵和战车的最佳配合效果，古人发明了各种战车与步兵配合作战的阵型，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不同的阵型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

春秋之前战车的布阵已经相当成熟，《左传》中提到过的阵型有鸛阵、鹅阵、鱼丽之阵等。古人搞事情总喜欢效法自然，战车的阵势名字以鸛阵、鹅阵来命名倒也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这鹅阵究竟该是一个什么形状？是依据象形还是象意取的这个名字？鹅走路慢慢腾腾摇摇晃晃，竟然是古代战阵的一种，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卫献公向他请教战陈之事，就是请教战车的布阵问题。战争不仅是士大夫的事情，还需要普通士兵。古代没有职业军人，普通士兵一般都是由那些种地务农的人担任，书上称这些人为耕战之民，也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扛上枪能杀敌放下枪能生产的狠角色。没有人天生会打仗，要想扛上枪能杀敌，就必须进行培训，搞军事训练。

春秋时期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国家大事一切以生产为主，吃不饱肚子什么都谈不上，所以在礼乐制度的规定里，无论是战争还是战备训练，都要给农业生产让路。礼乐制度绝对不允许在农忙时节主动发起战争，战备训练也是如此，绝对不允许占用农业生产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人们既能生产又能战斗，对这些人的战备训练就成了问题。古人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田猎。

对国人的军事训练通常集中在春夏秋冬的农闲季节，名字分别叫做春蒐（音搜）、夏苗、秋狝（音显）、冬狩。春蒐（搜），就是指春季打猎，目标选择那些没有怀孕的母兽，这与《吕氏春秋》里记载载的生态保护政策又吻合到一处了；夏苗的苗字的意思是说这个季节打猎，可以保护田里的农苗不受野兽祸害；秋狝是说秋天野兽已经长成了，相较而言可以不加区别的猎杀了；冬狩，指围猎，因为冬天猎物较少，故采用这种方式。

古人就这样利用四个季节中比较闲散的时节来进行战备训练，既解决了训练与生产的冲突问题，又能为庄稼驱赶害兽，还解决了肉食品的补给，一举三得。

将打猎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这带有明显的农业时代特征，打猎是猎兽，战争是猎人，就搏杀的技术来讲也许差别不大。通过打猎进行军训，主要是训练人们熟悉队列、指挥、服饰的辨认以及阵型的变换及衔接等。田猎时的序列也是战时的序列，免得在战斗中互相不识，误砍了自己人。战备训练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也。意思是说让那些没有参加训练的人上战场，就是让他们送死，这跟祸害他们没啥区别。

公元前521年，宋国发生内乱，华登带领吴国的军队增援叛乱的华氏家族，当时齐国的大夫乌枝鸣（名字非常有特色）带队在宋国戌守，厨邑的大夫濮建议他说：《军志》上有这样一句话：“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我们为什么不等对方还没有安定下来，还在劳困的时候进攻呢？如果他们安定下来，与国内的人马联起手来，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鸟枝铭听从了濮的建议，打败了吴军。“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是古人的一种战术思想，人们常说的“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就是源自于这种思想。“后人有待其衰”的意思是如果不能先发制人，就等待时机，等待敌人士气衰竭之后，再向敌人发起攻击。

在《曹刿论战》里，曹刿要鲁庄公不要着急行动，等待齐国军队懈怠之后再发起进攻就是“后人有待其衰”的具体运用。《军志》是古代的兵书， 据说起于西周末年，是现在能确定的年代最早的兵书，它也属于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古代君子们应该学习掌握的内容之一。《军志》除掉“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之外，到底还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战阵的阵型是否包括在其中，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到底有哪些包括在《军志》中，这些恐怕没有人能回答得出。因为它失传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也不要过于遗憾，以《军志》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彻底亡佚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个人很可能就看过这本书，他的名字叫孙武。

《军志》这本书虽然失传了，但它本身蕴含的军事思想却没有跟随它一起消亡，而是化作了土壤，滋养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文化。

公元前682年，楚国和随国发生了一场战争。为了确保必胜，楚王派人向随侯求和，借此示弱，希望以此引诱随国主动出击。随国的季梁识破了楚国的计谋，他劝说随侯：

季梁：现在正是楚国最强盛的时期，楚人在故意示弱引诱我们，您不要着急。臣听说小国之所以能抵抗大国，凭靠的是小国有道而大国行事肆无忌惮。所谓的“道”就是君主要忠于民众，诚于神灵。国君总想着让他的人民获利，这是忠；祭祀时，言辞真实，不虚夸瞒报，这是信。现在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您却肆意逞强，祝史又在祭祀的时候虚报功德以欺诳神灵，在这种情况下与楚人对敌，神灵不佑，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随侯：我祭祀用的牛、羊毛色纯正，丰硕肥大，祭器里的粮谷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得到神灵的护佑？

季梁：人民，是神灵的主人。所以圣王总是要先使人民富足之后才去伺奉神灵。献上祭品的时候对神灵说：奉献给你的牺牲膘肥肉壮，＿＿这是告诉神灵君主对民力支配合理，饲养的牲畜长得肥壮，繁殖得快，而且没有疾病；向神报告粮谷丰盛是告诉神君主没有做妨碍农功的事情，人民和悦，粮食丰收；向神灵奉献甜酒，并祝告“甜酒清香醇美”是告诉神灵，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只有这样，祭品芳香才能引得神灵光降，＿＿祭品芳香就是指国君没有做侵犯民众的事情。百姓幸福和睦了，神才会降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现在民有二心，鬼神没有了主人，您奉献的祭品再丰盛又有什么用？请您先修德政，亲近我们的兄弟之国，这样也许随国会免于灾祸。

随侯听了季梁的话，开始修明政治，看到随国上下一心，楚国只好放弃了攻打随国的计划。

楚随之战是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130多年前的事情，它的故事虽短，却将礼乐制度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君、臣、民、神的关系，看到在一个国家中祭祀、民事、军事、外交是如何各自起着自己的作用的。

还有一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47年。这一年孔子只有四岁，子产还没有执掌郑国，只是郑国一位普通的大夫，非常年轻，资历也浅。当时的天下分为两大势力，分别以楚国和晋国为盟主。各个诸侯国就在楚国和晋国的裹挟下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长期地打来打去的，大家都感觉有些疲惫了了，所以有呼声希望晋国与楚国结盟，使天下安定下来，楚国和晋国也有这种意向。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楚康王为了惩罚郑国叛离楚国阵营带领军队来到了郑国。郑国人准备抵抗楚国的入侵。

这时，子产向执政的子展建议说：晋、楚就要讲和了，各诸侯国也都希望大家和睦，不要再打来打去了。楚康王这来本身就有些冒昧。我们不如不加抵抗，关起城门来，让康王遂心如意，这样可以促进楚晋之间的和平。我们不能听从国人的意见，普通人没有什么大的见识，只知道逞血气之勇，希望在战争中获利，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追去虚名，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你认为呢？

子展认为子产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放弃了抵抗。12月5日，楚军进入郑国的南里，拆毁南里的城墙；接着读过洧水，进攻师之梁的城门，放下内城的城闸，抓了九个没有进城的人，回国了。

子产处理战争的手段，与古公在豳地受猃狁骚扰采取的办法非常类似，就像一个弱者对付喜欢逞威的地痞，退让一步，让他推两下搡一把，满足一下脸面，就算了。

他们的做法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究竟该怎么样安定自己？该怎么样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怎么样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如果与战争相比，放弃战争可以使国家获益，就应该放弃战争，而不是逞一时血气之勇。

有人感叹说孔子什么都懂，而且都非常精通，简直搞不清那一项技艺才是他最专长的。孔子知道了之后，说：我专攻那一项呢？射箭还是驾车？还是选择驾车吧。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在军事技艺方面的自得之情，以子路那样的勇武总想得到孔子的称赞，孔子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可想而知。

子路每次想表现自己的武勇的时候，孔子总会抑制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孔子非常不看重人们在这方面的才能。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孔子只是担心子路过分依仗武勇而逞强。

战争是以经济作基础，以性命为原料的危险游戏，稍有不慎就会国破家亡，所以作为执政者必须慎重对待它。今天的人研究礼乐制度，了解射御，不但是要了解这两种技艺在古代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还要了解与它们相关的人们需要掌握的其它军事方面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古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了解他们的战争思想。

在古人眼里，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是不得已的政治，它同其它政治一样，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的利益，这种思想在季梁与随国国君的问答中充分地展露了出来。

最好的战争不是在战场上战胜对手，而是让对手根本不敢与你对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修明政治，让人民的生活过得富足，人们的生活安稳了，才会珍惜这种生活，珍惜这种社会环境，一个国家的人才会上下一心，遇到入侵的时候才会同仇敌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才是无法战胜的。

当然，修明政治不但是指搞好生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包括做好战备工作。在农闲时节，抓紧安排修缮城墙，加强城池的防御能力，要抓紧军事训，学习射御、兵法，训练民众、习练阵法，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政治中的大事。

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就是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执政，经过七年的训练，国民才会达到参加战争的资格。

从这可以看出古人对待战争慎重到了何种程度，简直到了能不打就不打的地步。老子说的“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是对礼乐制度战争思想的经典总结。

战国时的军事名家吴起也曾经说过，五战五胜，还不亡国的很少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不能打，在礼乐制度里，有一种战争是可以打的，不但可以打，而且是必须打，遇到了非打不可。这种战争被称为以义伐不义。

如果一个国家政治修明，人民生活安康，国人被训练得勇敢善战，恰巧它邻国的国君无道，虐使人民，人们纷纷思谋着逃离家园，去别国谋生。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动战争。

只要是战争就涉及到利益，以义伐不义，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战争，可以扩展领土，壮大自己，而且不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不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还能获得人们的拥戴，简直是一本万利，非常划算。战争是不能轻易发动的，它的最高境界是仁者无敌。关于礼乐制度的战争思想就介绍到这里，下面介绍《书》与《春秋》，

《书》是今天人们说的《尚书》，《春秋》在孔子之前主要是指历史，执政者都要学习研究历史，到了孔子的时候，他把之前的历史抽出来一个时期，做了一个提纲，而且将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注入到这个提纲里了，人们称这种特殊的形式为春秋笔法，许多人都对春秋笔法有误解，其实它不是孔子发明的，只是当时的史官表达对历史事件看法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孔子借用了而已。

晋惠公死了之后，儿子晋怀公继位，下令所有跟随在外流亡公子的人要限期回国，否则杀无赦。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一直跟随重耳流亡在外，晋怀公让狐突将自己的儿子召回来。

狐突说：按照制度，儿子做官，做父亲的应该教给他如何尽忠。现在我的儿子跟着重耳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是重耳的臣子，你现在让我召回他们来，这种做法违背了忠的法则，如果没有了忠，怎么侍奉君主？如果刑罚用来制裁犯罪，这是君主的贤明，下臣的意愿；如果滥用刑罚，以逞私意，想谁有罪谁就有罪。于是，晋怀公就杀了狐突。见到这种情况，卜偃开始称病不出。

对此，他解释说：《周书》上有一句话，叫做“乃大明服”，意思是说作为君主要有伟大的德行，人民才会归服。现在晋惠公自己不努力去建立自己的德行，用道德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用杀戮的手段来逞欲，这种做法太危险了。老百姓看不见君主的道德，只看到他的杀戮，谁还愿意跟随他呢？

卜偃讲这番话的意思是君主只有充分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才会获得国人的拥戴，国家才会安定，国君的利益是建立在众人的利益得到确保之上的。现在晋怀公背弃了这个原则，也就意味着被臣民所抛弃，抛弃的结果就是国家陷入动乱，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就是卜偃退隐的原因。

王室的太史过在到晋国向晋惠公颁布周王任命的时候，也看出了晋惠公贪婪寡恩的缺点，他回王室向周襄王汇报的时候，特别说明晋惠公以后不会有好下场，如果晋国不亡国，晋惠公也会绝后。周襄王问他为什么。

他对周襄王分析道：《夏书》上说：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汤誓》上讲：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而《盘庚》上则是这样说的：国之臧，则惟汝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因此，国君在领导国家驱使人民的时候就不能不慎重。晋惠公作为国君背弃了这些信条，能不惹来灾祸么？《盘庚》和《汤誓》的话阐明的是国家兴衰与君主和国民的关系。一个国家兴盛，不但要君主英明，还需要众人共同努力，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儿？但是，一个国家的衰落，却只要君主昏庸就足够了。

对于这一点，鲁国的里革有过精辟的论述。当时正是晋厉公被臣下所杀，消息传到鲁国的时候，鲁成公和臣子们就在朝堂上讨论这件事情。鲁成公问：晋厉公被杀这件事情，责任在谁？

里革说：当然是君主自己的责任。作为君主，掌握着一国的权力，他的地位非常崇高，一般人是难以撼动的。处在这种地位上，握有这样的权力，却被杀了，这说明他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国君的职责是治理国家，纠正民众的过失。如果国君只贪图自己享乐，放纵私欲，放弃了对国家的治理，他怎么会了解国家已经变得混乱不堪？民众遇到困难不去抚恤，老百姓还要国君做什么？君主在前面走，老百姓在后面跟随，老百姓的好坏决定于君主的行为，怎么会无故弑君呢？

里革在这里虽然没有像卜偃和史一样引用《书》的内容，但他的阐述却与《盘庚》和《汤誓》的思想完全一致，有着《书》烙下的痕迹。太史过引用《夏书》“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阐述的是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没有好的君主谁来带领他们？君主离开了人民，一个人怎么能守住国家？

卜偃和过提到的《周书》、《夏书》、《汤誓》、《盘庚》在古代被统称为《书》，汉代之后改称《尚书》。《书》收集辑录的是夏商周三代有建树君王的资料，或者是他们的讲话，或者是他们发布的政令文告、或者是他们出征时的誓词。

在这些文告、誓词里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涵盖了上古圣王阐述的顺天应民的治国思想，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定位民众和执政者的关系。《书》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对于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像《尚书·汤诰》总结了夏桀失国的原因，说：“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只。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这些话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前面介绍的仁与天命论。

《书》里的故事告诉人们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合格的君王，执政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会获得人们的拥戴，才能长久的保有先人的基业并不断发展壮大。对于礼乐制度来讲，《书》就是数学中公理与定理。它是每个想作一个成功的执政者的君王、大夫研究的对象。

《书》虽然不是礼乐制度的条文，却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制度的思想，它教会人们如何应用制度来治理国家，古人通过学习研究它来领悟礼乐制度的精髓。制度只是刻板的条文，只有将《书》的精神贯注于里面，礼乐制度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变得有生命起来。

古人在处理政事、分析时事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书》里面的内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像上面引的几个例子一样。从卜偃、过、及里克等人的论述里，可以看到《书》在礼乐制度中的作用，可以看到它在当时社会的影响程度。

《书》在战国时期，还非常流行，韩非子不但研究过《书》，而且还相当有心得，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书》流传到现在分《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两种，古文尚书又分从孔子住宅中破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今本《古文尚书》两种，其中今本《古文尚书》的真伪现在还在争论中，《书》中有些篇章的真伪也存有异议。

解决这些难题是专家们应该下的功夫，对常人而言，只要知道在中国的固定确实有这样一本书，而且对那个时代的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起着指导作用就可以了。如果说《书》是为礼乐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的话，那么《春秋》则是孔子整理起来的典型案例。

     公元前607年，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晋灵公被杀。     晋灵公是春秋期间一位比较残暴的君主，是春秋时期几十位被臣下杀掉的君主中的一位。 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晋灵公的为人。
     第一件，他喜欢站在高台上用弹丸射人，看人又蹦又跳的躲避弹丸。
     晋灵公使用的射弹丸的工具样子跟弓差不多，将弹丸绷在弦上弹出去，射向目标。 与弓箭相比，弹丸的杀伤力差一些，没有致命的伤害。 由于做弹丸的原料比较丰富，成本低，制作工艺也简单，弄点石子打磨一下，或者把湿的粘土团一团，晒干就可以，因此，古人常用它来猎鸟，或者打一些小动物。
     如果说用弹丸射人还只能说晋灵公有些顽劣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件事就非常过分了。因为厨子煮的熊掌不熟，晋灵公就把这名厨子杀死了，把他放在一个簸箕里，让人用头顶着往宫外运。这件事情恰巧被上朝的赵盾与士季看到了。     士季前去劝谏，还没有讲话，晋灵公就说：我知道错了，以后改正。

    晋灵公痛快地承认错误并承诺要改正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因为被赵盾和士季抓了现行，不想听他们罗嗦那些让人生厌的大道理而已。  事情过后，他还是依然故我，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为此，赵盾多次劝谏。羞愧加上恼怒，使晋灵公动了杀心，他决定杀掉赵盾。
     当时还不是专制社会，他没有办法像电视剧里的君王那样，在朝堂大喊一声把这厮给我砍了，就会拥上一群武士来把赵盾架出去砍掉。
     在当时真想按照正规流程杀掉一位大夫，特别是像赵盾这样没有犯什么根本性错误的执政大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真正能说得出的符合刑法的理由才行。  如果君王一意孤行乱来，乱杀无辜，别的大夫就会嗅到危险的气味儿，大家很可能合起伙来先废掉国君。
     要知道春秋时期不但国君可以组织军队，大夫也可以组织军队，一个大夫的势力不如国君强大，大家合起来就能够和国君匹敌。因此，晋灵公决定独辟蹊径，用一些特别的办法除掉赵盾。他采用的第一个办法是暗杀，派刺客刺杀赵盾。

下面我会讲解礼乐制度的性质，让大家看看这套被人斥为等级制度，斥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的制度到底是什么制度。如果什么都讲，没有条理，大家反而觉得乱。所以我们先理清礼乐射御书数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人怎么来生活工作，主张什么，然后再看看古人是如何利用礼乐制度管理国家的，在搞清楚这些之后，再去谈你希望了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一目了然的感觉。

刺客一大早来到赵盾的家，看见赵盾卧室的门已经打开了，上朝的衣服已经穿戴整齐，因为起得太早，正坐着打瞌睡。刺客退了回来，感叹说：恭恭敬敬，是真正的民众之主啊，杀掉这样的人就是不忠，而违背了国君的命令又是不信。怎么做都不对，我还是死了吧。晋灵公派去的刺客撞树自杀了。

刺客的死并没有促使晋灵公醒悟，这种百折不挠地作恶精神决定了他最终的归属。为了干掉赵盾，他又想出了第二个办法，请赵盾喝酒，在周围埋伏好了甲兵。晋灵公的这一招人们都不陌生，后世的历史与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场面。

不过这个办法还是没能奏效，赵盾在自己车右和另外一个人的护卫和又逃脱了。这另外一个人赵盾并不认识，但他却认识赵盾。有一年他出外求仕未果，往家赶的时候，还没有到家因为饥饿倒在了路旁，是赵盾救了他。由此看来，多做点善事是必需的。国君这么明目张胆地对付自己，就是傻子也明白，晋国是待不下去了。所以，赵盾准备逃离晋国。

还没有逃出国境，赵盾听说晋灵公被自己的堂弟杀掉了，就又跑了回来，继续主持国政，并派人到成周把公子黑臀接了回来，立为君主。晋国的史官董狐把晋灵公被杀这件事刻在了竹简上，这是他的工作。董狐不但将晋灵公被杀记录了下来，还跑到朝堂上对大家朗读自己的作品：赵盾弑其君。

赵盾一听就有些着急，分辨说：君主不是我杀的。董狐说：你作为正卿，逃亡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又不能惩办凶手，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说：我冤枉啊。《诗》中说：“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大意是：我的怀恋反倒给我自己带来了麻烦，意即自己是因为留恋才没有最终离开晋国），就是说得我啊。

晋灵公被弑的事件在《春秋》和《左氏春秋》中都有记载，文天祥的《正气歌》里有两句诗，叫“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其中“在晋董狐笔”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春秋》中对这件事情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秋九月乙丑是指公元前607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在这一天，赵穿带人杀了晋灵公。晋灵公姓姬，夷皋是晋灵公的名字，他的全名是姬夷皋，“晋”是国家的标识；灵是死后给他的谥号，是对他一生作为的总结，但凡死后谥号为“灵”的，一般都是比较差劲的君主；“公”是指他的爵位。

《春秋》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没有上述的介绍，一般人看了这句话都会认为是赵盾杀了晋灵公。《春秋》是孔子为方便后人研究礼乐制度编纂的一本历史参考书，在孔子生前，它的流传并不广。

作为制度，礼乐射御书数在孔子时代已经处于崩坏的状态，有些制度被废而不用，有些制度直接就缺佚了，还有些制度人们在对它们的理解上存在着分歧。对制度理解的偏差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到了孔子的时代这种分歧就更严重了，子路、宰我等人的学问虽然得自孔子的传授，但他们的意见也常常与孔子相左。孔子通过研究整理，将礼乐制度复原之后，对它的解读就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通过研究他所能接触到的各国史官记载的历史，以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为主，编辑了《春秋》一书。春秋一次在孔子时代除了指季节之外，主要是指各国史官记录留存的历史资料，当时的国君与大夫也把研究历史当做自己的必修课，所以我们看孔子之前的历史，人们的谈话中也会提到春秋，这时的春秋就是指历史，与孔子作的《春秋》是有区别的。

有两个国家比较特别一些，楚国称自己的史书为梼杌（táowù），在晋国被称为《乘》。对史官记录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孔子是第一人，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人。按照习惯，他称自己编纂的这本书也为春秋，从这以后，慢慢地人们再提到春秋的时候，就只指孔子作的这本《春秋》了。

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官，都有自己的史书，现在都散佚了，唯有孔子所做的《春秋》尚在，从此又可看出孔子为保留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孔子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将自己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用一种特殊的文字形式注入到历史之中，以此来告诉人们站在礼乐制度的角度上，应该如何评价那些历史，如何做才是对的，为人们分清是非提供了一种标准，使人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这套制度。后人称孔子用的这种手法为春秋笔法。“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就是这种笔法之一。像这种笔法在《春秋》中还有很多。

《春秋》的第一章这样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ān)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一年是公元前722年，这就是《春秋》站在鲁国史官的角度上整理记载的这一年所发生的大事。对一个真正的史官来讲，这一年发生的值得记录的大事当然并不止这么多，有些事情也许比上面的事情有意义得多，但是《春秋》都没有将他们收录在其中。这一年，鲁隐公即位，对鲁国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但是春秋没有他即位的记载。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孔子的工作出现了失误，而是有意为之。鲁隐公名息姑，是鲁惠公庶出的长子，按照礼乐制度继位原则，应该是他的异母弟弟姬允做国君。尽管姬允也是庶出，但她母亲的地位比鲁隐公母亲的地位要高一些，排名在前面，所以姬允做了太子。但是鲁惠公死的时候姬允年纪还小，大家不肯拥立一位年幼的君主，一致要求息姑做国君。

众人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当时王室已经衰落，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拥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鲁国自然不是一件好事。息姑是庶出，太子姬允也是庶出，虽然姬允的母亲地位略高一些，但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息姑年长，人又比较贤德，立他做国君的理由也比较充分。而且，与让一个孩子来做国君相比，让息姑做国君对鲁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众人的做法给息姑出了一道难题。

如果自己不做这个国君，众人也不会立原来的太子继位，如果想立，就不会来找自己；如果换做别一个人来做国君，太子姬允很可能就再也没有做国君的机会了。思前想后，他决定还是由自己来做国君，等弟弟长大成人再把国家还给他。这就是《春秋》没有鲁隐公即位记载的原因。这年的四月，费伯（鲁国属国费国的国君）带领军队在郎地诸城，《春秋》也没有记载，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奉鲁隐公之命做的。这年的八月，鲁国发现了蜚盘虫，因为没有成灾，所以也没有记录。十月，改葬鲁惠公。鲁惠公死的时候，正遇上鲁国和宋国打仗，太子又年幼，所以丧礼不完备，因此改葬。

 改葬的时候鲁隐公因为弟弟姬允比自己尊贵，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葬礼现场去哭，所以没有参加这场葬礼，《春秋》因此也就不加以记载。鲁惠公改葬的时候，卫桓公来参加葬礼，因为鲁隐公没有参加葬礼，两国国君没有碰面，《春秋》因此也没有将这一事件收录其中。

同月，郑国率领王室和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请求邾国派兵参加，邾国国君和鲁国的公子豫私交很好，让他请求鲁隐公也派兵参加这次征讨，鲁隐公拒绝了，豫只好带领自己的人马去为朋友两肋插刀，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因为这件事没有得到鲁隐公的准许，所以《春秋》还是没有记载。又同月，鲁国新建了国都的南门，因为不是鲁隐公下令让干的，可想而知，《春秋》仍然不会记载这件事情。十二月，公子益师死了，因为鲁隐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春秋》没有具体记录益师死的具体日子。这是发生在公元前722年这一年《春秋》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事情。

还有些事情，虽然记录了，但却含有另外的意义，需要做特殊的解读，比如“郑伯克段于鄢”一句。郑伯克段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

一般情况孩子出生，都是头先从母体出来，郑庄公在出生的时候却是脚先露了出来。这种情况实际就是一种难产，这让他的母亲武姜吃惊不小，因此就不怎么喜欢他，给他起的名字叫“寤生”。

“寤”在这里是“牾”的通假字，“牾生”即“逆生”，倒着出生的意思。武姜曾经要求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立另一个儿子段为太子，郑武公没有答应。在郑庄公继位之后，武姜总觉得不舒服，一直希望段来做郑国的国君。为此，她替段向郑庄公请求制地做封邑。郑庄公因为制地地形险要，没有同意，武姜又要求郑庄公将京城封给段做领地，郑庄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从此人称段为京城太叔。段到了京城之后，开始着手修缮城池，使京城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大夫封邑应有的规格。这种做法一般情况下都有一种特殊的意味，不是想作乱就是自己的势力已经足够可以不将国君放到眼里的程度了。有人要求郑庄公制止这种情况，将祸害消除在萌芽之中。郑庄公知道这件事情有母亲在其中支持，无法完满解决，只能一边暗中准备，一边放任弟弟壮大。

就在公元前722年，段的准备工作彻底完备，城墙修好了，粮草充足了，甲兵战车也准备好了，他开始准备袭击郑国的都城，母亲武姜答应作他的内应，到时候打开城门，放他进去。郑庄公得到了弟弟起兵的消息，派人带了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城，京城的人都站到了郑庄公这一边，背叛了段。

前方，哥哥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后方，根据地又失去了，无奈之下，段只好逃走，逃到了共地（今河南辉县），安定了下来。因此，段又被称为共叔段。因为段的行为不像一个弟弟的做法，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只写“段”，前面没有加上表明他和庄公关系的“弟”字。对郑庄公称郑伯，不用谥号，这是讥讽他没有尽到教诲的职责。“克”通常是用于两个国家征战时的字眼，指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现在用在这里，是讥讽郑庄公兄弟俩就像俩个敌对的国家一样，完全没有亲情。

《春秋》笔法就是指像上述一些利用当时的语言规则来表达自己对事件看法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孔子的发明，是当时的史官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记事技巧。晋国史官董狐记录晋灵公被弑事件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其时距孔子出生还有五十多年。孔子在辑录《春秋》时继续援用了这种手法，由于《春秋》对后世的影响，有人就把它误以为是孔子的发明，记在了孔子的账上。

其实像春秋笔法这类表达方式我们一直在应用，外交部发言人经常用不同程度的语言、不同的态度发表对一些国际事件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春秋笔法在外交上的应用，成克杰在位时报刊电台出现他的名字时都带着官衔，他入狱之后就直呼其名，这是属于媒体的春秋笔法，夫妻恩恩爱爱时候和吵架时候用不同的称呼称呼对方，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春秋笔法。这些方式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不当它一回事情。

由于孔子在《春秋》中采用的这种表达方式比较专业，一般人不怎么不了解，所以人们就有些大惊小怪了，把它当做了一件特别了不得的事情。除了春秋笔法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之外，《春秋》的载事也非常简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它只是一本孔子研究历史的提纲，即便是孔子自己，向弟子们传授的时候，还必须参照具体的历史。

如果没有详尽的历史事实做参考，谁也无法理解《春秋》对这些历史事件做的特殊表达，不但会错解历史，《春秋》笔法的贬褒价值也将大大折扣。为了让人们了解《春秋》的含义，使人们能读懂这部书，与孔子同时代而稍晚的左丘明另外又作了一本书，将与《春秋》有关的各种史料补充齐整，而且对《春秋》中一些特别晦涩的地方专门加以注解。

左丘明作的这本书也叫《春秋》，为了区分，人们称它为《左氏春秋》。与《左氏春秋》相比，《春秋》更像是一本书的目录和章节简述。随着儒家在中国地位的确定，《春秋》被立做了儒家经典，《左氏春秋》自然是诠释这部经典最好的书，《左氏春秋》在汉代被称为《春秋左氏传》，意即专为《春秋》经做的传。这种做法有抬高孔子的意思，但想看懂《春秋》确实是离不开《左氏春秋》的。

《左氏春秋》是对《春秋》的丰富与完整，它偏重于史料的补充，让人们通过完整的历史事件与《春秋》比对，来了解孔子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除去《左氏春秋》之外，《春秋》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流传着，即师徒相传。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本来就是引导人们理解礼乐制度，将春秋讲解给弟子们自是一件情理中的事情。因为弟子们理解的不同，传授渠道的不同，到了汉代讲解《春秋》的分为了四家，分别是：《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

《公羊传》相传是由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传下来，到西汉景帝时，由他的后人公羊寿与胡母生将它著于竹帛之上。从那时起，公羊传才脱离了口口相传的模式，有了文字记录。《谷梁传》相传由子夏的弟子谷梁赤传授下来，也是到西汉时才有文字记录。《夹氏传》和《邹氏传》现在已经失传了。

与《左氏春秋》不同的是，《谷梁传》和《公羊传》偏重于对《春秋》的解读，比如同样对《春秋》第一章的解读，《公羊传》着重介绍了“元年春，王正月”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情和该章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的原因。

通过《公羊传》的解读，人们可以了解到，所谓“元年”通常是指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注：尽管在这里没有明写鲁隐公即位，熟悉史家体例的实际已经知道在这一年应该有君主即位）。

“春”指季节，是每年的开始。

“王”是指周文王。

“王”之所以放在正月的前面，是因为正月是王的正月

为什么《春秋》要在正月前面加一“王”字呢？为了表示大一统，意思是整个天下都是周王的天下。（注：公羊传在此处的解释未必正确。按照制度规定，周代每年岁尾，周王都要举行一个颁朔仪式，将第二年的年历颁发给诸侯。诸侯在第二年每个月的月初，必须要举行一个告朔仪式，将年历请出来，查看本月应该做的工作。

因为朔历都是由王室颁发下来，所以史官记事开篇，每年岁首常称王正月。也可能对周代来讲，是这种颁朔的仪式起自文王，所以说王是指文王）。  对于《春秋》没有记录鲁隐公即位的原因，《公羊传》做了着重的说明，从礼法的角度说明鲁隐公为什么不应该即位和鲁隐公自己不得不即位的原因。

《春秋》的文字简略，而《公羊传》却从中阐发出各种礼法要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公羊传》与《谷梁传》都偏重于对于《春秋》章句的解读，二者又有一些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可以从二者对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进行的不同评价里展现出来：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宋国和楚国在泓水打了一仗，史称“泓水之战”，对于这一事件，《春秋》是这样记载的：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整个事件是这样的：

宋襄公跟卫国、藤国、许国一起攻打郑国。

楚国是郑国的盟国，为了救援郑国，楚国出兵攻打宋国。

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后来兵法上讲的围魏救赵，古人经常用，只是到了孙膑的时候出了名。看到楚国出兵，宋国的大司马主张停止攻打郑国，与楚国讲和，不要跟楚国对敌，但是宋襄公不听。这一年的十一月初一，宋军与楚军在泓水相遇，准备决战。宋军已经先楚军排好了阵势，楚军正赶着渡泓水。宋国司马子鱼（宋襄公的异母哥哥）说：敌众我寡，现在他们还没有全部过河，半渡而击，正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进攻吧。宋襄公说：君子不攻击受伤的人，不擒拿长白发的人，不依靠有利地形沾别人的便宜。我虽然是亡国（宋是殷商后裔）之后，却也不能向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进攻。楚强宋弱，大敌当前，宋襄公不想着如何借助有利时机战胜敌人，却在考虑着如何卖弄仁义。

子鱼（宋襄公的异母哥哥）一听就着急了，说他：您根本不懂得战争。敌强我弱，敌人因为河流阻挡还没有排好阵势，这是上天在赞助我们。击鼓进攻有什么错？我们让人们懂得什么是耻辱，教会人们作战，目的就是为了杀敌取胜。对面站着的全是宋国的敌人，如果受伤了就不去进攻，还不如开始不去攻击他，如果爱惜那些花白头发的人，干脆投降算了。宋襄公依然不听，这一站的结果可想而知。

《公羊传》对宋襄公在这一战中的评价是：“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即便是周文王在世，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处理。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受了伤，在第二年五月，因伤而死。

宋襄公死，按照惯例，《春秋》应该有他殡葬的记载，但是《春秋》中没有提及这一点。对此，《谷梁传》是这样解读的：“兹父（宋襄公的名字）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说了这么多，实际上也是一句话：作为一个国君，不懂得国君的职责是什么，死了活该。

作为一个国君，首先的责任是保卫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人民不受侵犯，从这一点上来讲，《谷梁传》的解读更符合礼乐制度的精神。一般来说，信《公羊传》的人，一般都是慷慨激昂的人，多主张大义灭亲；信《谷梁传》的人都比较务实，看重亲情。《公羊传》力主大义，《谷梁传》偏重仁德，这是二者的区别。《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分歧代表了人们对礼乐制度不同的见解。当然，它们不是在所有事件的理解上都有分歧，分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春秋》与《书》一样，都是学习礼乐制度的参考书目。既然如此，孔子弟子当中当然不止子夏一人得到传授，后人讲解《春秋》的也不会只公羊、谷梁、夹氏、邹氏这几家。到汉时，讲解《春秋》剩此四家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分别代表了对《春秋》四种不同的解读角度。如果是这样，《夹氏传》和《邹氏传》对《春秋》的解读是怎么样的？他们与《公羊传》、《谷梁传》有哪些异同？随着《夹氏传》和《邹氏传》的消失，这些代表着当时不同声音的解读可能永远也无人知晓了。

《公羊传》和《谷梁传》对《春秋》的解读多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来解答，这种方式非常像先生在授课，《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也就很像两本经过整理的听课笔记。这种特点是师生相传方式留下的遗迹，表明了它们与《左氏春秋》不同的传承渠道。

学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人也必须熟知春秋时期的历史，就像上面引用到的宋襄公的故事，如果不熟悉这段历史，会对二家的评述感到无所适从。实际上传授《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人也都要传授春秋时期的历史，不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是无法理解《春秋》的。可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对春秋时期的历史比较了解，所以大家只记录重点，记录对这些事件的评述。

《公羊传》在汉朝时比较兴盛，研究的人非常多，但汉之后研究的人就不多了，代之而起的是研究《左氏春秋》成了主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与汉之后的人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不如汉和汉之前的人熟悉有关系。对他们而言，从《公羊传》、《谷梁传》入手研究《春秋》，不如《左氏春秋》直接，《左氏春秋》史料翔实，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方便。《春秋》、《左氏春秋》、《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研究礼乐制度的重要资料。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吹牛的说法，夸大了《春秋》的作用，也不是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孔子活着的时候乱臣贼子们都不怕他，哪里会怕他作的一本书。

《易》。现在一般的人都把《易》当做了算命的书，《易》确实是人们为了预测命运而发明创造出来的一门学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给它灌输了许多的思想与理念，今天的人们研究《易》不应当将精力只用在古人是如何通过它预测命运的，还应该通过它来了解古人是如何看待社会，看待命运，了解古人的思想方法。《易》中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对于我们了解那个社会是非常有益的。

重耳是晋国的公子，晋献公的儿子。由于晋献公偏心，想把国家传给心爱的骊姬的儿子，先后逼死了已经立为太子的长子申生，逼走了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从晋国逃走，重耳先后流浪过许多国家，从晋国的死对头狄人的国家一直到卫国、曹国、宋国、齐国、楚国、秦国。他在齐国的时候，齐桓公对他很好，把女儿嫁给了他，还送给了他二十乘马车，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说明重耳在齐国的生活非常优裕。

重耳自己对这种生活也很满意，放出话来说：人生贵在享乐，谁还管其他的呢！重耳讲这番话并不仅是感叹生活的美好，而是专门为了说给一些人听，告诉这些人自己不再想回到晋国了，只希望在齐国当个土财主，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当时陪同重耳一起流亡的还有狐毛、狐偃、赵衰、和臼季等人。

这些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个人能力非常出众，其中几个的水平已经具备做国家卿相的资格了。这样的一批人之所以选择跟着重耳当然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可爱，而是别有所图，希望他将来有一天能回到晋国去，做晋国的国君，大家也好跟着谋个前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投资，回报率非常丰厚的一种风险投资。从那时晋国的形势上看，大家实现愿望的可能性非常大。

太子申生已经死了，夷吾虽然抢先回到了晋国，但一直不得民心，跟邻国关系处理得也不好，晋国一直处在动乱状态。这样看来，重耳回国执政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只要时机合适，他毫无疑问就是晋国将来的主人。现在这位在外流浪了十几年的公子爷忽然感到疲惫了，他想放弃。跟着你遭了这么多的罪，鞍前马后的劳顿，你说放弃就放弃？门儿也没有！

以他舅舅狐偃为首的众人将重耳灌醉，毫不客气地将他运出了齐国。酒醒之后的重耳气愤之极，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出来流浪，这是图什么许的？！他拿起戈奔着自己的舅舅狐偃就扑了过去。

可能是安稳日子过得太久，重耳的身子骨已经没以前灵活了，围着马车撵了好几圈，也没有撵上舅舅。无奈之下，重耳只好恶狠狠地对着老舅发狠：如果回不成晋国，我就吃了你！狐偃说：如果回不去晋国，我们都不知道会死在哪里，将来也不过是野狗嘴里的食，你还能跟野狗争食么？其余的人不讲话，也不劝解，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望着这群虎视眈眈的部下，重耳知道说啥也没用了，这是一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主儿，回不到晋国，他们是不会饶了自己的。

就这样，叹了一口气，重耳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公元前636年，重耳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这一年，晋惠公夷吾死了，他的儿子姬圉继位，采取了比父亲更为偏激的政策，晋国乱得更厉害了。秦穆公答应帮助重耳回国。回国之前，重耳决定占卜一下，看看神的旨意如何。重耳的起卦是“尚有晋国”，就是问一下能否平安的回到晋国。他占得的卦是“贞屯悔豫”，贞指外卦，悔指内卦，占得的二三爻的数字都是八。看到这个结果，一边旁观的筮史们（筮：一种用蓍草来占卜的方法；筮史:负责用蓍草占卜的官员）不住地摇头，一边摇头还一边议论：不好，闭而不通，卦象没变化。

筮史们说得“闭而不通”是指占得的屯卦与豫卦的二、三爻的数字都是八，没有变化。用蓍草占卜需要50根蓍草，预先抽出一根，然后按照一定规则摆弄余下的49根蓍草，每次会占得一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必定是6、7、8、9中的一个。如果占得6、8，这一爻就为阴爻，占得7、9则为阳爻。重复这个过程六次，占得六个数字，以此得出六爻合为一卦。重耳占得的本卦是屯卦，爻象从下向上依次为：阳/阴/阴/阴/阳/阴。在阴爻中，规定6为纯阴（也有称老阴的），8为少阴。在阳爻中，规定9为纯阳（又称老阳），7为少阳。同样为阴爻，如果占得阴爻的数字为6，则须变阴爻为阳爻，这种情况称变爻。

如果重耳第一爻占得是9，9为纯阳，就须变爻，变为阴爻；如果占得是7，7为少阳，则不变。依次类推。

按照这种规则，在屯卦的基础上，重耳得到了一个变卦，六爻由下到上分别为：阴/阴/阴/阳/阴/阴。这是豫卦的卦象。屯卦和豫卦的第二、三爻都为阴，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重耳第二爻和第三爻占得数字属少阴，都是八。

二爻和三爻在卦中代表着事物内在的发展需求，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内因，对应重耳想回到晋国这一事实，它代表了晋国国内对他回国的期望。现在二、三爻没有变化，说明晋国内部没有这种需求。

筮史们说闭而不通就是指这种情况，它就像一粒煮熟的种子，没有内在的生根发芽的动力。重耳占卜问回国的事情，筮史们又是阻塞又是不通地非常地让人丧气。

对此，臼季有些着急。臼季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大家已经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了，好容易熬到晋惠公死了，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如果再不回到晋国，被熬死的就该是自己这帮人了。

所以，臼季毫不客气地说：吉！这俩卦在《周易》上，都是利于建侯的卦象（注：利于建侯是针对王室而言，王室利于建侯说明新封的诸侯将是王室的辅佐）。如果我们不回到晋国去辅佐王室，又哪来的利于建侯这一说？我们想占卜的是能否回到晋国，占卜的结果告诉我们利于建侯，这是得到国家的征兆，最吉利不过了。

在卦象里，屯卦代表丰厚，豫卦代表喜乐。

屯卦是由震卦和坎卦两个单卦组成，震表示轰轰的雷声和隆隆的车声，坎代表水；豫卦由坤卦和震卦组成，坤代表着土。

有源泉的滋润，有丰厚的土地，有丰收的喜悦，这是劳而有众的表示。

内卦外卦都有震，震代表着威武。劳而有众表示众人愿意归附，这是文德，震代表车声隆隆，这是武德，这是文武具备的兆象。

屯卦的卦辞里为：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卦主震雷，有成长之意，这是元；众人归顺，这是亨；内卦也有雷震，这是利贞。

屯卦是震下坎上，意指车向上行、水向下流，这代表以后晋国将成为诸侯之伯（即诸侯盟主）。

如果卜大事，这一卦非常吉利。但如果卜小事，为个人占卜，这一卦就不吉利了，是拥塞不同之象，所以卦辞有“勿用有攸往”一句，这是针对个人而言。

豫卦由震卦和坤卦组成，震卦代表长男，坤卦代表母亲。

母亲年老了，儿子成长起来了，特别强健，这就是豫卦的意思。

老有所养，子有所成，故豫卦表示安乐。

豫卦的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居家而安，出师有威。这两卦都是得国之兆。

臼季分析了一大套，意思只有十一个字：回去吧，晋国在向我们召唤。公元前636年，离开晋国十九年的重耳在秦穆公的护送下渡过了黄河。

虽然臼季在分析卦象时说，重耳回国是“劳而有众”，但等待他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重耳一行渡过黄河之后先后占领了晋国的几处城邑，最后在庐柳遇到了驻扎在那里的晋国的军队。秦穆公派公子絷前去交涉，晋军开始后退，驻扎到了郇地。

这种情况表明，晋国的大夫已经想抛弃原来的国君晋怀公，准备拥立重耳做晋国的新主人。重耳渡过黄河一直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没有动大的干戈，这表明晋惠公父子在晋国确实不甚得人心。大家拥戴一位新的君主是希望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所以重耳必须对大家有所承诺；重耳也需要大家的辅助，他也需要这些代表着晋国各阶层利益的大夫们的一种承诺。单单有了承诺还不行，这种承诺必须经过神的认证和监督。如果谁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神将降罚于他。

公元前636年二月的一天，重耳的特使狐偃和秦国的大夫及晋国国内的大夫们在郇地盟誓。这是必须履行的程序。重耳现在做的这些工作，晋惠公都曾经做过，只不过他回国之后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承诺如果合于礼法，人们才有可能遵守它，它才会为人们带来长久的利益，否则重耳只不过是另一个晋惠公而已。

盟誓完毕，重耳进入了晋军的阵营，现在这些军队归他指挥。重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都城曲沃，在爷爷晋武公的庙中接受了群臣的朝拜。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晋国，重耳开始了他人生新的旅程。回到晋国的重耳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励精图治，择用贤臣，扶助王室，安定诸侯，击败了楚国，遏制住了楚国的北侵，晋国成了新秩序的代言人，各诸侯国纷纷表示顺从。晋文公重耳成为了春秋时期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到此为止，臼季根据卦象做的预言全部应验了。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易在古人政治与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几乎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占卜。战争要占卜，祭祀要占卜，建房选个地址要占卜，出访要占卜，甚至作战的时候选择车右这等事情也要占卜。

公元前575年，楚国和晋国在鄢陵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战，史称鄢陵之战。战斗就要打起来了，楚共王站在楼车上向对面的阵营里观望，看到一堆人聚集在拉开的帷幕前面，他身边的伯州犁解释说：对方这是在先君的神主前面占卜呢。在战场上，两军对垒，火烧眉毛了，按说应该直接扑上去厮杀了吧？竟然还要占卜一下，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占卜。

在楚共王向晋营瞭望的时候，晋营里也在探讨楚军的情况，大家对于楚军都有些怵头，认为对方阵营厚实，而且能人辈出，不好对付。

这时候，熟悉楚军情况的苗贲皇（苗本是楚人，因为家族在楚的内乱中被灭，流亡到了晋国,对楚国的情况非常了解）对晋厉公说：楚国所有杰出的人物全部集中在中军，那是他们最精良的部队。如果将我们的精锐分成两部，击溃他们的侧翼之后，再集中起所有的兵力进攻他们的中军，就胜券在握了。

听了苗贲皇的话，晋历公进行了这次战役前的最后一次占卜。占卜完毕，太史对晋厉公说：吉利！得到了复卦，卦辞说：“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国戚，君王中箭，楚人不败还等什么？鄢陵之战，楚共王中箭，眼睛被伤，晋国打败了楚国。

古人占卜是如此之频繁，以致它成了人们生活与政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人都将它视作一种迷信。它确实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它却不仅是迷信，代表着人类早期对预知命运、想把握自己前途的一种渴求。

从古人对待周易的态度，可以解读出古人对待命运的一种思想。

（补白）道德首先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概念，而是针对全体的一个概念，大家认可某一行为是道德，某一行为的不道德的，是对全体人的。道德必须是符合人们的利益的，有人说如果道德违背了你的利益怎么办？从来没有一种道德能违背人的利益的。如果一种道德违背了人的利益，这就是一种将被摒弃的道德。也就是说，一种道德，在那种情形下，你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就不要去强求他。

古人对此曾经有个很形象的比喻，鲁班和墨子是天下公认的的巧匠，如果用他们的水平要求天下的工匠，那么这个世上将没有工匠。所以道德是我们脚底下的大敌。某些以为道德与个人利益冲突的人认为，从功利的角度来岂不是要人放弃道德？对于这种人的这种理解力我实在是无法可说。

有人甚至举孟子的例子来说明，孟子认为仁与利益是排斥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是不是有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见解。孟子说，大王何必说什么利呢，只有仁义就好了。

如果熟悉礼乐文化的人就会知道，孟子在这里说得恰恰不是仁义排斥利益，而是说作为一个君王，他的利益是从仁义中来的。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利益有两种，一种是正当的，符合人们的道德要求的，一种是不道德的，不符合人们的道德要求的。孟子在此不过是对梁惠王说要按照君王的道德追求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大家都唯利是图就麻烦了。道德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它的目的是将人们的行为纳于用正当的手段追求利益当中去。

（补白）那些将揭示出道德背后利益本质的人斥之为功利论的人实际上恰恰最功利的，他们对人们一直不放心，用偏狭的心看待一切，这也是现在道德每况愈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做地沟油的，他看到了做地沟油可以使自己获利，所以为了利益他违背了道德。但是他没有看到遵守道德不做地沟油的好处。

正是这些人看不到道德对自己的好处，才不择手段的去做地沟油，结果是什么呢？能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的就添加三聚氰胺，能卖瘦弱精猪肉的就卖瘦肉精猪肉，建造楼房的造危楼，当官的拼命贪腐，大家为了利益纷纷背弃了道德，结果如何？人们发现没有可以放心吃的东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

所有这一些都是看不到道德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利益，那就是一个安稳祥和的社会环境，你靠地沟油挣的钱越多，你将越倒霉，因为你把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了。这就是孟子对梁惠王说唯有仁义而已的原因，这也是那些以为道德不含有利益的人所看不到的，他们实际与那些造地沟油的是一类货色。

利益有两种，一种是永久的，一种是短见的，道德带给人们是永久的利益，这也是我们应该遵循道德行事的原因，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懂得道德带给人的好处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遵守他。

有人认为西方人多持有道德功利论，也许吧，但是持道德功利论的西方社会却比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人道德也好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道德的好处，所以甘心履行它。而中国的某些道德专家们却看不到这一点，拼命地鼓吹高尚的道德，结果就是没人再信奉的道德。现在社会的现象很好地回敬了这些人。

中国的某些所谓道德专家是看不到道德背后隐藏的巨大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他们有时虽然不得不说道德包含一定利益，但是在讲起道德来的时候，总是试图将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那些缺德的人也是如此。

所以做地沟油的只看到做地沟油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却看不到这种缺德的做法给自己带来的害处，说白了，他们看不到不做地沟油，遵守道德能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地沟油三聚氰胺瘦肉精吊白粉米无根豆芽危楼危路各种各样的危害人民的东西，到最后，我们生活的环境被破坏了，人人自危。这与吉林少年被砍死是一个样的，那些人不知道自恋，当初他们去砍人的时候都是威风凛凛，威风是暂时的，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那些抛弃了道德获取了暂时利益的人也是如此，缺德带来的危害现在越来越凸显了。就像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地方效益指标，不惜污染河流，到时候人们会发现，想让这条变得清澈的时候，付出的代价远比那些工厂曾经的收益要多得多。道德家们以鼓吹不含利益的道德自高，缺德家们看不到道德可以带给自己的好处而肆意地践踏道德，二者是一样的，这也是道德在中国不兴的根本原因。

当然，现在有许多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其实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对是非常弱小的，因为它是比较软的一种社会规范，不是强制性的。

（续）

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一部分是自己不能掌控的。一个学生，努力学习，有不懂的请教老师，将所有的知识都融汇贯通。这是他能掌控的。高考之前，他生病了，病得很重，因此与高考无缘。这是他不能掌控的。

一个人有着非常好的生活习惯，饮食得当，每天都做适当的锻炼，还定期地去医院做做体检，这些都是远离疾病的举措，这样的人身体一般都比较不错。这是他能掌控的。在非典的时候，他被传染上了。这是他不能掌控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也有事情我们无法做主，这两部分合起来，构成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无论古人与今人，命运的构成都是一样的。人们所能决定的只是自己所能把握的那一部分。

对人生中的这一部分命运，古人非常慎重，竭尽可能地不使命运的天平因自己的原因而向坏的一方倾斜。

在周人发达之前，经常受周围部落的气，特别是一支叫做猃狁的部落。到了周穆王时，周的实力空前高涨，基本上想灭谁就灭谁，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也许是想起了祖先受气的事情，周穆王决定远征，去教训一下猃狁。兴兵动众地去跟人打架总是需要理由的，即便身为周王也不能想打谁就打谁。为此，周穆王想了一个主意，准备以“不享”的罪名征讨猃狁。所谓“不享”的来源是这样的：

如果把王室看做一个圆心，这个圆心的周围首先是王室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与支配权都属于王室，这一部分地区被称为王畿。封在王畿之内的诸侯一般都是与王室血缘关系非常紧的人，比如周王的子孙，这部分人与王室的关系被称为甸服，他们要负责供应天子每天祭祀父亲和祖父的祭品。这在道理上完全说得通，天子的父亲和祖父也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甸服诸侯承担的这种义务被称为日祭。

古代说王畿的范围为千里，不过也只是这么一说，是一种理想状态，表示周王直接拥有的土地非常广大，远远超出一般的诸侯。周王把王畿周围的土地封给自己的同姓，这些人与周王也有血缘关系，但是血缘关系不如甸服者那么近，他们要承担向王室提供祭祀周王高祖和曾祖的祭品。一个人爷爷的父亲和爷爷的爷爷就是这个人的高祖和曾祖，周王祭祀高祖和曾祖是每月一次。这部分诸侯于王室的关系属侯服。从他们对王室肩负的责任来看，他们大约都是与周王拥有同一个高祖或者曾祖的人。这部分诸侯对王室承担的祭祀义务被称为祀。

从侯服之外再向外扩展，被封在这里的诸侯称为宾服。一般来讲，属于宾服的诸侯与王室的血缘关系就比较远了，他们大约是周王的同姓，承担王室祭祀的义务也相对轻微，只负责提供周王每三个月一次祭祀远祖的祭品。这种义务被称作享。

与宾服诸侯地位差不多的是卫服的诸侯，这部分人与王室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同姓，但是与王室的关系却非常紧密，很可能是类似在周与商的火拼中立过大功的这样一部分人，地位特殊，所以封地的位置也比较重要。这部分与王室的关系属卫服。之所以名之曰“卫”，大约也有捍卫王室安危职责的意思。这部分人负责向王室提供每年一次祭神的祭品。这当然非常合理，天子祭神保佑的是全天下的人。卫服诸侯承担的祭祀义务被称为贡，每年一次。

楚国和王室的关系即属于卫服，负责向王室提供祭神滤酒用的茅草。春秋时期，齐桓公就用楚国不按时向王室进攻贡品为理由，率领诸侯盟军讨伐楚国。在宾服、卫服之外的国家称为荒服。

按照当时的地理概念来讲，这部分人距离王室非常遥远，礼乐制度要求属于荒服的君主只要在他一生中来王室朝见一次周王就可以了，不必承担进贡的义务。

猃狁当时的地位即属于荒服，根据要求，他们的君主只要承认周王天下之主的地位，肯来朝拜一次天子就算完成任务了。猃狁当时的地位即属于荒服，根据要求，他们的君主只要承认周王天下之主的地位，肯来朝拜一次天子就算完成任务了。

猃狁与王室的关系是如此疏远，承担的义务是如此轻微，想找他们一点岔子非常之难，所以周穆王决定提升他们的等级，按照宾服的诸侯要求他们。宾服者，享。

按照规则，他们要负责向王室提供祭祀远祖的祭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穆王将猃狁的等级一下提了两级，终于为自己的远征找到了理由。

对此，祭公谋父（祭指封地）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是先王留下的制度。如果诸侯中有不履行日祭职责的，天子就要从心里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有松懈懒惰之意。如果诸侯中有不履行月祀职责的，天子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言论不恰当的地方。如果诸侯中有不履行时享职责的，天子就要检讨法令文告，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诸侯中有不履行岁贡职责的，天子就要检查名号，是不是有乱了尊卑的时候。如果荒服的诸侯有不来朝见的，天子就应该检查自己的德行，是否自己的德行不足以让远方的人归附，要着力于加强德行修养。如果这些都做到了，还有人不肯履行自己的义务，那就要动用刑罚了。

这样，天子才有惩罚不祭、攻打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通告不王的各种举措，有惩罚的法律、征讨的军队、征战的武备、谴责的言辞、告谕的文告。

如果对荒服的诸侯讲明了道理，他还是不肯来朝见，那么就要继续修明政治，积累德基，不要劳苦百姓去远方征战。这样做下去，近处的诸侯没有不听从命令的，远方的诸侯也不会有不臣服的。

祭公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大套，还是没有打动周穆王的心，他毅然决然地带领军队踏上了远征之路。周穆王的这次远征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优美的故事，到西方拜见王母的传说就是这次留下的。

与动人的传说不一样的是，周穆王这次远征的收获非常小，而且带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从这次远征之后，那些属于荒服的诸侯就都不肯来朝见了。不承认你老大的地位你要打，承认你老大的地位你还要打。既然如此，只好对不起了。

祭公所讲的这一切就是古人对于自己所能掌握命运的把握。孔子对此总结道：君子求诸己。出了任何事情，作为一个执政者都要先寻找自己的问题，直到找不到问题为止。像孔子主张的“不贰过”、子贡讲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都是这种思想的反应。

这种思想映射到人们对待自己的要求上，就是苛求自己。不断地努力、进取，永无止歇。“君子求诸己”的思想反映在占卜上，就是古人要占卜的只是命运中自己不能掌控的那一部分因素。古人称之为卜以决疑，即占卜是用来决断那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

公元前477年，楚国和他的西邻巴国发生了一场战争。那一年，巴人袭击楚国，包围了楚国的鄾城。在这之前，楚国的子国曾经进行过占卜，得到的结论是如愿。子国是为了自己能否得到司马这个职位而占卜的。他如愿地成了楚国的右司马。

等到巴人入侵，包围了楚国的鄾地，楚国准备占卜带军统帅人选的时候，楚惠王说：既然子国占卜的结果是符合意愿，说明他适合做统帅，就不要另外占卜了。子国请求楚惠王委任副手协助自己。楚惠王说：寝尹、工尹都是为先君出过力，证明有才干的人，就用他们好了。最终，楚军在子国、寝尹、工尹的率领下，击败了巴人。

卜以决疑，如果不疑就不必卜了。今天的人也喜欢占卜，出门前抛一枚硬币，试试一天的运气是最简单的占卜。不过古人与今人占卜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的人们占卜，总希望占卜师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把什么都算准，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想法。

古人在占卜的时候，会把各种已知的因素综合考虑进去，以此得出占卜结果。如果占卜考虑的因素越多，越翔实，占卜的结果就越准确。晋献公即位之后，准备攻打骊戎，行动之前照例要占卜一下。负责占卜的官员名字叫苏，占卜完毕，对晋献公说：胜而不吉。意思是这次出征将会取得胜利，但最终结果却对晋国不利。对此，晋献公非常纳闷，说：既然胜了，怎么还会不吉利呢？

苏解释说：从卦的兆象上看，是“挟以衔骨，齿牙为猾”，这表示在晋国和骊戎冲突中，晋国和骊戎将交互取胜。 而且占卜最怕遇到有口的卦象，这预示着民众离弃，国家不稳。

晋献公说：哪来的什么口？口由我控制，我不接受，谁敢讲话？

史苏所谓的口就是指谗言，是说君王身边的人将会干政，而且会造成很坏的结果。晋献公显然明白史苏的意思，所以他说有谗言怕什么，我不听就是了。

史苏说：从卦象上看，百姓都能离弃，入耳的甜言蜜语必然会欣然接受。你任性又不注意防范，怎么能躲避祸患呢？听完史苏的话之后，晋献公还是决定要攻打骊戎。在与骊戎的这场战争中，他不但打败了骊戎，还将骊戎的一个女子俘获回来立做夫人，这就是后来乱晋的骊姬。

在出征回来的庆功宴上，晋献公对史苏说：当初你占卜说“胜而不吉”，现在不但仗打胜了，我还弄了个漂亮老婆回来，还有比这个吉利的事情吗？今天只能赏你喝酒，不能让你吃菜。

史苏接过司正官递来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为自己申辩说：卦象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也不敢隐瞒。隐瞒兆象的内容，又失了职，有这两项罪名，我以后还怎么侍奉国君？凶兆现在虽然没有出现，防备一下有什么关系？如果真出现了，也可以减轻一些危害。我占卜的不灵，是国家的福气啊。

就在这次酒宴结束之后，他与晋国的大夫们对自己的占卜结果又进行了一番讨论。先是苏对众位大夫讲：战士有男也有女，如果晋国以男战胜了骊戎，那么骊戎也必将以女战胜晋国，咋办？

里克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说：夏桀攻打有施国，有施人将妹喜献给了夏桀，妹喜得到宠爱，和伊尹（商的重臣，辅佐商汤灭掉了夏）一起使夏朝灭亡了；商纣王讨伐有苏国，有苏人献上自己的女儿妲己，妲己得到纣王的宠爱，妲己和胶鬲（商纣王的大臣，事迹不详，可能纣王的最终失败与他有很大干系）使商朝灭亡了；周幽王攻打有褒国，有褒国的人献出他们的女儿褒姒，褒姒得到周幽王的宠爱，与虢石父一起想废掉原来的太子申生，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申生逃到了申国（申生是周幽王与申国国君的女儿所生），申人和鄫人联合西戎一起攻打周幽王，西周于是就灭亡了。现在我们的国君本来德基就不厚， 又宠爱一个被俘的女人，这不与夏桀、纣王和周幽王一样吗？况且，卦象显示“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我卜问的是讨伐骊戎的事情，龟象却显示出了离散的征兆。这是亡国之的苗头啊。如果实力不占据整个国家能说是“挟”吗？如果得不到国君的宠爱，能说是“衔骨”吗？自身的势力庞大，又得到国君的宠爱，干点拨弄是非的事情，谁能阻拦呢？诸夏的国家却要听从狄戎女人的摆布，这不就是败给骊戎了吗？执政者的各位要警惕了，晋国怕很快就要灭亡了。

对此，大夫郭偃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夏桀、纣王、周幽王的灭亡是应该的。作为天下之主，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任意胡为，一味地贪承快活，失去了人们的拥戴再想恢复就难了。晋国与他们的情况还有些差别。他只不过是偏居一隅的一个诸侯国，国土狭小，人口不多，而且旁边有大国时刻在威胁着，就是国君想尽情地放纵自己，也没有那个胆量，就是他有那个胆量，国内的大夫们也不会同意。晋国有可能频繁地废立国君，亡国倒还不至于。虽说会多次改立新君，但也不会超过五个。因为口在星象上是纪三辰和宣五行的。挟，对于国家而言只是小的戕害，不会导致国家灭亡。而且这种戕害至多也不过应在当事人身上，对晋国并无大碍。想凭借动乱得到好处的人，必须有谋略、得人和、守礼、遵义、行德，最后还要老天保佑，这样这样才可以。就算骊姬能够内外挟持，拨弄是非，挑起晋国内乱，恐怕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他自己。我看骊姬这个人就好像耕田的奴隶，虽然有良田而且勤奋劳作，也不得温饱，为他人辛劳而已

上面引用的故事是晋献公攻打骊姬，史苏占卜的结果胜而不吉，对此晋献公很不高兴，虽然不高兴，但是对史苏并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得胜回来，按照规矩要喝庆功酒，这个在古代叫策勋饮至。喝酒的过程中，晋献公请史苏喝酒，但是不准他吃菜，以示他只准确地预言了一半。

但是，实际证明，史苏的占卜是非常精准的，喝完酒的史苏与别的大夫一起讨论了占卜结果，下面是讨论的结论
    大夫士蒍在一旁说：两位大夫的话都有道理啊，还是先做准备吧，有了准备就算有什么祸乱也不怕了。

公元前656年，晋献公听信了骊姬的谗言，逼死了太子申生，逼走了儿子重耳和夷吾。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了，大夫荀息遵照献公的意愿，先后立骊姬的儿子奚齐和骊姬妹妹（姐妹俩同时嫁给晋献公，这种事情在春秋时期是正常现象）的儿子卓子为君，都大夫里克杀死。荀息殉难，骊姬也被国内的大夫杀死。

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护送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

因为晋惠公过于贪婪，背弃了即位前与秦穆公和国内大夫订立的盟约，所以与邻国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在国内也不甚得人心。

直到公元前637年晋惠公死，晋国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氛围之中。

晋惠公死后，他的儿子姬圉即位，是为晋怀公，晋怀公比他的父亲晋惠公还要过分。

晋怀公即位不久，重耳在秦国的护送下回到了晋国，得到了国内大夫的拥戴，让人杀死了晋怀公。从奚齐、卓子、晋惠公父子到重耳，晋国正好立了五位君主才安定下来。历史的发展验证了苏和郭偃的预言。

这一切似乎是那么地不可思议，可是回过头来再研究这一段占卜的故事会发现，其实它并不神秘。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少，我们无法确知当初苏占得的是什么卦，但他讲得晋国和骊戎将交互为胜却非常符合晋国的现状。晋献公的父亲原来只是曲沃的国君，算起来，应该叫做曲沃武公，晋国国君另有其人。

曲沃武公经过不断地努力灭掉了晋国之后，将晋国的宝器献给了周厘王。收受了贿赂的周厘王封他做了晋国的国君，曲沃武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武公。二年后，晋武公去世，晋献公即位。

从晋武公到晋献公时，仅仅是第二代，过了没有几年，德基还不深厚，所以苏和众位大夫讨论时，用了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叫“今晋寡德”，意思是晋国立国的时间短，还没有为人们广泛地承认。

按照礼乐制度的规则，此时晋献公最应该做的工作是安定国内，争取国人的拥戴，与诸侯搞好关系。但晋献公用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他对内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手段处理国内矛盾，对外连年用兵。在这种情况下占得与骊戎交互为胜的卦兆是毫不奇怪的。

在灭掉骊戎之后，晋献公得到了骊姬，这使苏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的君主：夏桀、纣王、周幽王，他们的经历和晋献公非常类似，贪图享乐，德基不厚，喜欢征战。而且，最惊人相似之处是这四位老兄都取回了亡国之女做妻子。那女子的国家就是他们自己亲手去毁灭的。据此，苏断言晋献公会像以前的几个君王一样，有亡国之忧。

郭偃也认为苏的占卜预示了晋国将来的祸乱，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苏的判断。研究历史的人在此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春秋时期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的正常，用今天的话说叫和谐，我们经常看到臣子跟国君讲话讲得很重，国君却并不见怪，如果放在专制体制下，春秋时期的许多臣子估计都要被砍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件事情。随着探讨的深入，咱们来揭开其中的谜底。 因为，夏桀也好，周幽王也好，他们是天下之主，是诸侯国都承认的天子，他们不但要获得国人的拥戴，还要获得各诸侯国的支持，维系他们的不但是德行，还有势力。

西周东迁之后，无论东周的君王们如何努力，周的天子地位都在不断地衰落下去。因为对于大的诸侯国来讲，非常不希望头上有这么一位颐指气使的祖宗存在，所以他们虽然暂时还没有办法取得周天子的地位，却无论如何不肯替人做嫁衣，去恢复周的地位。

对于周东山再起的努力，大的诸侯国不但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还时不时地在背后使个绊腿，免得它真的会爬起来。小国们虽然非常希望王室有统管天下的能力，自己不必总是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求存。愿望虽然很美好，但它们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的能力。所以，对于天子而言，他们的帝国就像大厦，一旦倾倒就不可复止，完全坍塌只是时间问题。

晋国不一样，他只是一个诸侯国，他的核心是国君和大夫。无论国君还是大夫，他们的利益都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晋国之上的。大夫对于国家的态度与诸侯对于王室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不会坐视国家衰亡。而且，晋国的西边是秦国、东边是齐国，南边是楚国，这些大国都时刻威胁着晋国；晋国的周围还有许多戎狄的国家，他们也在不断地侵扰着晋国。这些外部威胁的存在，使得晋国国君没法过分地放纵自己。

古人说，国无外患衡亡。现在晋国外患不断，晋国君臣需要不断努力才能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晋献公就是想放纵自己，又能放纵到哪里呢？郭偃因此断定，晋国的问题不会出在晋献公活着的时候。晋献公死后晋国又会出什么问题？但凡君王宠爱后来的妃子，大多会带来继承人的废立问题，继承人的废立带来国家动乱的事例，自古至今从没有断绝过。

根据卦兆，根据晋国的形式，根据郭偃对晋献公的了解，根据历史常识，郭偃做出了比专门负责占卜的大夫苏更为精确的预言。如果将要占卜的结果当做一个未知数，将周易比作一个数学方程式，那么所有可以依据的事实就是这道方程式的边界条件。

对于一道数学方程式来讲，边界条件越丰富，得到的结果越唯一。春华秋实，冬暖夏凉。秋天，万物凋落，经过严冬之后却又冒出了生机。在不同的季节里，在不同的水土之上，会有不同的出产。这一切在人们眼里神秘莫测，却又井然有序，使人们深信其中必然有一种规律在支配着它。人们将这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运行规律称为天道。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默默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使天地万物得以繁衍不息。这是天底下最高的一种道德，是君子应该努力去仿效，努力要做到的。孔子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都是对这种道德的称颂与表述。

乾在易中代表天，代表阳，故天道也称乾道。天道变化，引领世间万物随之变化，使万物都得到它的好处。君子按照礼乐制度统领自己的国度，使自己治下的人们都富足安康。与天的运行机制相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是人间的运行机制。

乾卦在易中被称为上上卦，乾卦的象辞如是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只有自强不息，像天一样，寒暑往来，使天下万物各行其是，各得其实，才会德基深厚，获得人们的拥戴。乾卦是上上卦，并不是所有占得这一卦的人都上上大吉，而是占卜之人需要按照卦中所蕴含的道理去做才会大吉。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孔子对此解释说：“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们做事要按照社会规律来才能有所成，就像在春天要播种一样，只有按照规律行事才会得到天助。所谓天助就是要顺应客观规律。

乾卦第一爻的爻辞说：潜龙，勿用。这是一个比喻，它用龙的蛰伏说明无论任何人做任何事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不要盲目行动。勿用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聚集，在积累，就像冬天地底下的种子，虽没有发芽，却也蕴含着生机。

如果用历史的故事做比，就是古公在豳地的时候，面对猃狁的劫掠默默地忍受，不做无谓的反抗与牺牲。默默地忍受，不做积极的反抗，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当他找到岐山这种宜于生息的地方时，毅然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许多年的地方。

乾卦第二爻的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可以出来活动了，说明有些事情可以做了。古公到了岐山之后，兴土木，建城堡，周围的人们纷纷归附，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第三爻的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大概是说文王吧。周在古公与文王的治理下蓬勃发展，引起了殷商的注意，不断地受到打压，这这种情况下，文王终日乾乾（注：乾乾，自强不息貌），时刻戒惧警醒而不敢松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遇到麻烦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祸害。文王被纣王软禁在羑里而最终脱身就是这一爻的经典注释。

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龙有时跃出深渊，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文王从羑里会到西岐，继续怀柔致远的政策，不断地扩充自己，对于那些确实不肯归附的国家毫不犹豫地予以剿灭，就是这一爻的写照。崇国本来是殷商的属国，文王吞并了它，纣王竟然没有什么反应。

从一爻到三爻是隐藏、积累、发展的过程，第四爻事物则出现了蓬勃发展不可复止的趋势，力量壮大到任何人都不敢对它轻举妄动的地步。

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同样的利见大人，飞龙在天要见的大人与龙见于田要见的大人却不一样。飞龙在天要见的大人是天帝。如果用历史来诠释它，这代表了周取代殷商时机的成熟。

第六爻，亢龙，有悔。史苏在替晋献公占卜时，举的夏桀、殷纣王、周幽王的例子，阐述出来的的就是不知亢龙有悔的恶果。不知道亢龙有悔，对于一般人可能破产，诸侯可能亡国，天子则会亡天下。亢龙有悔，这一句正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不对世间事物洞察精微就没有这样贴切的比喻。

事物发展到了极处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月有盈亏，盈到极处开始转亏；事有兴衰，行到盛处转衰。就如同四季的寒暑往来，所以人越在得意时越要在意，要懂得知足，懂得收敛。做事要有一个好的开始，也要有一个好的结束，才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完成这个完美循环的不是它的成功，而是成功之后的清醒与警惕。这就是亢龙有悔。

系辞上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这才是易带给大家的，无论是人在艰难困苦之时，还是在春风得意之时，都要以无咎为宗旨。

今天继续讲易在那个社会中的作用，人们是如何看待易的，组成卦图最基本的元素是爻，爻分阴阳。通过爻的排列组合构成不同的卦图，人们把不同的卦图分别赋予不同的含义，使它们分别可以代表方位，代表四季，代表自然的元素，代表色彩，代表家庭构成等等。

人们将社会与自然中的各种事物总结出来，嵌入卦象之中，再用卦象的变化来推测事物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人们是将当时的社会制度、自然现象和当时人们的世界观等等各种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化成符号，一起注入到了易之中。所有的占卜都含有迷信成分，时间越向前推迟，迷信的成分越重。周易也是如此。但至少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完全从单纯的迷信中脱离出来了，易用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来诠释社会现象，为人们提供行为依据。

易预测的是事物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事物，人们可以根据预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在贫困之时，有的人怨天尤人，有的人杀人放火，有的人默默地积累自己。不同的行为为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将来。对此，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篇）

易提供给人们的是对未来的参考答案，它要人们顺应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逆社会规律、自然规律而行。就像天冷了就应该添加衣服一样，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不同的人生态度。人在命蹇运乖的时候，要乐观通达，既不能愤世嫉俗，又不要垂头丧气，而应该积极准备，默默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孔子用“贫而乐”三个字描述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在这种境况下应持有的态度。贫而乐不是自虐，不是自甘堕落，享受贫苦，而是对贫苦生活的一种态度。在贫苦的时候，不愤世嫉俗，默默地努力，不断地积累，把握自己所能把握的，我们虽然暂时不能改变环境，却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当这种改变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变化。

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路却在自己的脚下。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套政治形势分析体系，推动这套体系运行变化的原理是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人们将以往的社会经验灌入到其中。易就是古人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下的社会模型，易的灵魂就是礼乐制度的灵魂。系辞中的一段话，是这种思想最好的表述：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这正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都试图努力做到的事情。这一句话简明扼要地阐述出了天命、仁、政治制度之间的真实关系。易是对人们命运的预测，但最终决定人们命运的却不是易，而是人们自己。易提供的实际是对事物的一种评估，它的作用类似现在国外某些决策机构依据事实做出的形势分析，是执政者的决策依据。

礼乐制度是等级制度，在这套制度下，不同的人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所有的人通力合作，遵照制度行事构成一个完美的社会。当人们不肯遵从制度，不肯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时候，就礼崩乐坏了。在易的体系下，非常讲究位，讲究序，同一卦由不同的人占得就有不同的含义，因为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不同，所能做的事情自然也不同。

易中有一句话，叫做：“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孔子对此解释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如果用近代历史作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约就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治国的时期吧。

如果用现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以权谋私的贪官们当在此卦所言之列。正因为易是当时社会的缩影，系辞、卦辞、爻辞、象辞实际上就是以往的历史，就是以往社会经验的总结，所以易除了具有占卜的作用之外，又具备了另外一种功能：体悟人生。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里面蕴含着趋利避凶的道理，研究它，可以学习古人的经验，可以体会到礼乐制度的精神。研究易来学习社会，提高自己的修养，人们称这种方式为研究易理。易理，易中所蕴含的人生之理。

在春秋时期，易具备占卜与易理双重功效。人们既通过占卜来为决策提供依据，又通过研究易来学习研究礼乐制度，提高自己的修养，以期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到了后来，有人将它割裂开了，有专门研究易理的易理派，也有专门研究占卜的占卜派。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易，它就是一套在以礼乐制度为基础、以周易的演算方法为参考、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早期政治形势分析与预测系统。

    以上为易的一些介绍，着重的内容主要是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看待易，如何应用易，它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易究竟是什么等等。

因为易的内容非常庞大，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喜欢研究的人需要自己去探索，我自己对易只是一知半解，现在没事的时候也是在跟朋友学习。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研究易的人非常多，研究易的文章页多，观念差别非常之大，现在让两个研究易的人一起来说易，有可能二位都能打起来。

我上面所述可以为对易没有认知的诸位做一个开门指导。礼乐射御书数，易属于数，同时还属于数的有天文历法五行星象早期的数学等等，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的先祖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懂得通过观测星象来了解天气、节气，指导农业生产，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24节气，全是为了方便指导后人生产生活而起。

但是我对以上诸学问一窍不通，现在就藏拙了，不去探讨他了，而起它们对后世儒家的影响并不大。需要说明的是，在春秋时期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介绍一下医，医究竟属于那个门类不好说，后来人们总是成医卜星象，似乎也该归于数一类的，但其实未必，我不知道在春秋时期人们怎么归类它，我查过许多资料，没有可以让我有一个结论的东西做参考。从介绍的顺序来，暂且归于数一类。医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是很尴尬的，我现在通过一个故事介绍一下医，不是为了说中国的中医学有多发达，而是让诸位看清楚当时人们是怎么看到政治的。

中国早期的文化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

晋平公生病了，秦景公派了一个大夫来给他瞧病。 这位大夫的名字叫和。和诊断完之后，出来对大家说：没救了。和说晋平公没救了不是说他马上会死，而是说他疏远男人，亲近女人，受了迷惑，身体里生了蛊，会短寿。和说的男人不是指男宠，而是指朝中执政的众位大臣。晋平公贪婪女色，疏于政事，与朝中的大臣接触比较少。

总之，晋平公的病不是身体不好，不是因为鬼神作祟，也不是因为饮食不当，而是因为过分沉浸在女色中所致，酒色无度，搞垮了自己身体。和对众位大夫感慨说：没有好的臣子，也没有上天的佑护，如果国君不死的话，晋国也会失去诸侯的拥戴。

听到和这样说，执政的赵文子有些不服气。他说：我跟随诸位卿大夫一起辅佐国君成为诸侯的盟主，已经八年了，国家太平，诸侯顺从，你为什么说没有良臣，上天不佑呢？

和说：我说的是以后的情况。你不能谏阻君主贪恋女色，让他生了病，能力不够，又不肯隐退，还自认为八年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这怎么能长久呢？

赵文子问：医生也能给国家瞧病吗？

和说：上医医国，其次医人，这本来就是医官的职责。

赵文子问：蛊从哪里来？

和说：蛊生于扬起谷子飞起的细末中。

接着和详细地解说了古人有关蛊的认识，他说：在万物中，没有比蛊再会潜伏的了，也没有比谷子更好的东西。如果谷气旺（指新谷、好谷），蛊虫就蛰伏起来。谷子如果饱满丰实，人们吃了有益于自己的健康。所以吃谷子的人，白天跟有德行的男子在一起，象征谷子的明德，晚上跟女子过夜生活的时候，也有节制，这样就能避免蛊的伤害。现在国君不分昼夜地跟女子亲近，就像不吃谷子专吃蛊虫一样，不但没有享受到谷子带来的益处，自己的身体却成了蛊虫安家的器皿。根据字来看，蛊本身就是由虫和皿组成的。

听完和大夫的解说，赵文子问：国君还能活多久呢？

和说：如果诸侯顺从，国君还可以活三年，如果诸侯不顺从，国君则能可以活十年。和讲话这番话，赵文子没有再说什么。

一年之后，赵文子死了，应验了和讲得赵文子不能长久的预言。十年之后，晋平公死了，在这十年之中，晋国与诸侯之间发生了不少矛盾，虽然没有什么大碍，总之也不算顺畅。

诸侯捣乱，国君活的时间长，诸侯顺从，国君活的时间反而短，过去经常有这种玄玄乎乎地记载，搞得今人迷迷瞪瞪，不知所以。也经常有人据此指责古人故弄玄虚。

古时候科学没有现在发达，古人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些现象，今天的人在研究古代的史料的时候，要学着从古人的角度去分析理解，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继承与勘误。兹尝试解析赵文子与和的对话如下：

和说的蛊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害虫，专门危害人，就藏在谷子的飞沫里面。谷子与蛊的关系就像健康与人，一般人身上都有有害的细菌，之所以人们没有感觉到不舒服，是因为身体强壮，有害菌的作用不足以危害到人们的身体。这就是蛊与谷的道理。好谷子，饱满丰实新鲜，人吃了有益于健康，如果谷子时间长了，生虫了，谷气也就不旺了，蛊就由潜伏而肆虐（实际这就是谷子由新打下来到生虫发霉变坏的过程）。

这种情况就像人的体质变弱，病菌开始危害健康一样。国君白天与有德行的在一起（不是搞同性恋），有德行的男子指贤德的卿大夫，国君白天跟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治理国家。

如果白天国君总跟有德行的人在一起，晚上的夜生活就不会过于放纵。每个人都有夜生活，礼乐制度不禁欲，但主张适度，酒色无度不成（养生也是礼乐制度中的一项，也属数之列）。为什么白天跟有德行的人在一起，晚上性生活就会节制呢？白天操劳国事，晚上娱乐自己，无论哪一方面做过了，贤德的卿大夫都会及时劝谏的，不给你犯错误的机会，肯跟贤人在一起的国君，一定是善于接受别人意见的人。

跟着好邻学好邻，跟着姑娘巫婆会下神。现在晋平公只图一时的痛快，不分白黑地糟践自己的身体，当然是赵文子这些卿大夫不够贤德、没有劝阻晋平公的能力造成的，偏偏赵文子又不肯退位找有能力的人来替代自己，结果倒霉的是晋平公，把自己搞成了色痨。身体弱了，身体的抵抗力差了，蛊开始出来作祟了，疾病就来了。就像生虫的谷子，晋平公用女色把自己的身体搞得衰弱不堪，变成了蛊的安乐窝（如果想通俗的理解，可以把蛊当成病菌）。

为什么诸侯顺从的时候，国君只能活三年，不顺从的时候反倒可以活十年呢？和的推理如下：

1、晋平公的身体，好好保养，可能活十年多的样子，如果继续这样糟践下去，最多活三年。

2、诸侯顺从，国家没有内忧外患，晋平公可以尽情纵欲，自然死得就快。

3、诸侯不顺从，晋平公就要跟卿大夫们商量应对的措施，没有机会放纵自己，倒有更多机会跟大臣们在一起，接受批评的机会也就多了，身体自然会得到合理的保养，因此可以活得时间长些。

医这个行业在过去被归于小道，这种归类方式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非常不公平。

医生并不是谁都能做的，对从业人员的资质要求非常高，毕竟是性命交关人命关天的大事，要求医生有非常高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不过这个行业的人在过去整体的社会地位一直不怎么高，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有许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是许多不甘寂寞的医生的梦想。从赵文子与和的对答上来看，医从春秋时期起就已经是一个旁门了，不怎么受重视，学医学得再好，到了也不过是做一个医官而已。

今天的人称医生做大夫，大夫本是官称，用它来称呼大夫是不是也隐含了这个行业中许多人对自己真正的期望？

华佗就是例子，他虽然医术通神，却仍然不想以治病救人作为生业，也不以此为荣，倒希望自己在仕途上有所进取。

统共算下来，从春秋时期到今天，历史上记载的名医也就那么几位。实际当然不止这么多，但因为不为社会所重视，不是有特别的事迹，史家不予理会，这是造成后人对这方面事情了解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所见到的大夫和的故事，也是沾了晋平公的光。在中国历史中，像和这种人到底有多少，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医术像许多其它技艺一样，它的传承在春秋时主要以家族的延续为脉络向下延伸。因为学医的前途不怎么光明，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很少去钻研它，像李时珍这种痴迷于医学研究的人，在过去基本上属于另类。

正是这种另类，对中国古代医学加以研究整理，去伪存精，加上自己的创新发展，写出了《本草纲目》这一煌煌巨章。除了易与医之外，天文、历法、算术、阴阳这一类的学问也都属于数的范围，古代精通天文历法气象的人通常精通数学（祖冲之、张衡），因为它们本就是同根的。

这些在古代都是一个门类的知识，属于小说中诸葛亮、刘伯温这类半仙级别的人物喜欢研究的学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孔子时代还在流传的书，现在都亡佚了。

根据楚灵王与子革对话可以推知知，这些书都是与治国有关的频临灭绝的重要典籍，在当时懂得人已经不多。但《论语》中从没有涉及这些典籍，这些东西这么重要，而孔子又以复兴礼乐制度为己任，以他的求知精神不可能不对这些典籍发生兴趣。之所以没有提及，也许他们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孔子的传述之中，现在佚失的只是一个名字。

以上对礼乐制度的几项主要相关的内容作了分类介绍，其实这种方式并不很科学，礼乐制度这个东西是整体关联在一起的，就像孔子讲的，“吾道以一贯之”。
不过对今天的人来说，要想条理地看清它，似乎只有这个本办法。

下面借着前面的分类介绍，对礼乐制度做个总结，以便大家有个整体的印象。人们之所以将周代的制度成为礼乐制度，就是因为礼与乐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平台，人们的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个平台。以礼乐代替制度的时候，这时的礼应该是指仪礼。

无论是祭祀、战争、社会管理、外交，全部要依附于这个平台。它就像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礼乐制度是一种等级制度，按说在这种制度下，越是处于社会的上层越尊贵，越是处于社会的底层越卑贱。从这套制度规定的不同等级的人所能享用的不同礼仪服饰来看，似乎确实是如此的。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通过对那个社会留下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会发现，那个社会的尊贵者们不断在提醒自己要时刻关注卑贱者们的动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对社会是否满意。

执政者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监控民众的思想行为，而是要设法改进自己的工作，努力为那个社会的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虽然当时的生产力低，经济不发达，他们还是希望大家在现有的条件下能生活得富足一些。

《易》的《系辞》上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轻人们的辛劳，神农氏教大家制作农具；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设立了集市供人们互通有无上述所引全部考虑的是如何让天下人得利的；借助水路的便利运输货物；借助牛马通过陆路来输送物资。

在至少三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商业，而且当时的人们深为商业给人们带来的便利而自豪，称颂这种事物的出现，将它们述之于经卦之中。言辞之间全是“以教天下”“致天下之民”“以利天下”这样的口吻，为天下人着想之态跃然于纸上。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虽然不是民选政府，却做着民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个中原因当然是民众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所致。如果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对这个社会不满意，都跑光了，哪里会有什么国君？只有卑贱者生活安定了，日子有了盼头，高贵者才能安下心来过自己的幸福生活。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礼乐制度的施政纲领就是如何让跟随自己的人得到满足，如何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那些辛勤劳作的人能够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古人用一个字来表述这种政治理念，这就是仁。整个一套礼乐制度就围绕着仁这个字展开。在礼、乐、射、御、书、数中，只有礼和乐是与制度直接相关的部分。

射、御在当时主要指战争中的个人所应掌握的战斗技巧。

为了介绍起来显得更加条理，将军事训练（田猎）以及其他军事方面的常识也放在射御里一并进行介绍。实际上何时田猎，如何组织，如何将田猎和军事训练衔接起来，这些事项应该归于礼，属于礼的部分。有些看过《论语》的人认为孔子看不起武勇的人，这种看法是恰当的。

在一个生存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里，武勇是人的优秀品质，其实古代人一直是非常推崇武勇的，这从子路总想凭此得到孔子的称赞就可以看出来。

孔子反对的不是武勇，而是以武勇逞强。他认为一味逞强，不尊重礼法的人不但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对此，他总结道：“勇而无礼则乱。”制度只是死板的条文，如何认知它、贯彻它、执行它才是关键。

《书》并不是直接的制度条文，却是礼乐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对礼乐制度的一种诠释，人们通过研究《书》中的内容来学习先人留下的经验，来领悟礼乐制度。

对于礼乐制度来讲，《书》的作用像数学中的定理、公理，而《春秋》则是例题集解。

《春秋》采选的都是与孔子时代较近的历史事件，孔子把自己对礼乐制度的认识用史家的手法灌注到其中。

孔子之前人们同孔子一样，除了研究书之外，也研究近代的历史，这是获取政治经验的捷径。但只有孔子收集整理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对他们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编成了一本参考资料流传后世而已。这也许与他弟子众多有关。那么多弟子，有本系统的教材确实方便些。

《易》本身是社会的缩影，研究它当然非常重要，关于易理的作用上一节已有较详尽的介绍。

除此之外，研究者应特别留意《系辞》中的一段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这一段话明确指出了易的本质，它构建出来的是一种社会模型，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应该把这些变化了的元素重新注入到里面，只有这样，易才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易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变，正说明了古人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努力适应社会变化务实进取的精神。如果抱残守缺，守古不化，只能使文化变得僵化而不知所从，人也就变成了刻舟求剑的呆子。

 《诗》除了前面提到的在人们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具备的交流平台的作用之外，还有与《书》、《春秋》像类似的作用。 有些《诗》本身就是历史，既然是历史自然就有借鉴作用。所以春秋时期的人们也经常从《诗》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

礼乐射御书数中，礼乐是体，诗、书、春秋、易是用，综合起来才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正是基于此，古人才将礼乐射御书数作为从政者所必修的六门功课。到了汉之后，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人们开始将礼乐射御书数分看来研究，有的专门研究礼，有的专门研究诗，有的专门研究易，有的专门研究春秋。甚至研究春秋的还要继续细分下去，有的研究公羊传，有的研究谷梁传。大家就像印度预言故事里摸象的六个盲人，分别拽住大象身上的一个部件拼命地试图说服对方，让对方相信只有自己摸到的大象才是真的。

这种方式沿袭下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它将礼乐制度肢解得支离破碎，使人们无法窥见这套制度的真面目，也很难复原那个社会。

在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作为等级制度受害者的春秋时期，人和人之间，特别是不同阶级之间必定是仇视的，大家像斗鸡一样互相瞠视，恨不能掐死对方。

这种想象出来的场景是有悖于历史的，与历史记载相差甚远，因此有人怀疑说那时的历史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当然要袒护统治阶级了。这些事情，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以上为礼乐制度的分部介绍，这种介绍实际并不怎么科学，很容易让人忽略礼乐制度的核心部分：仁，因此我把仁和天命论放在最前面两章来阐述。礼乐射御书数在政治中的作用虽各不同，但是作为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仁治，这是礼乐制度的目标。

制度虽然是美好的，但是没人贯彻也白搭，那么周时的执政者到底如何贯彻这些制度呢？怎么才能将仁与礼乐制度结合起来呢？

下面让我们走进周代，看看那个时代的执政者都要做些什么工作，是不是每天只是鞠躬行礼奏乐歌舞享乐，只懂得剥削人民。
（见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