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述范文简短:“进一步改革应强化民富”

“进一步改革应强化民富”

中国周刊:余芳倩 

    “我们现在确实到了不扭转就做不下去的时候。”3月23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中国周刊》记者如此表示。
    历经三十年,中国的改革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好比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改革面临着几个大判断:是做大蛋糕,还是切好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做大?是民富优先还是国富优先?是投资主导还是消费主导?是粗放增长还是低碳经济?
    迟福林认为,未来五年,也就是“十二五”期间所做的选择题,将会决定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可否持续发展。“目标选对了,步子慢一点也没关系。目标不对,步子快也会有问题。”这也是他几番斟酌之后,下决心提出:从追求经济总量到追求建立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他提出,现阶段更应注意满足和发展“人”的需求,要调整“国”与“民”的利益分配格局。“民富优先,民富国也会富。”
    国富了老百姓未必富
    《中国周刊》:你最近专门出了书谈“改革”,是基于什么考虑?
    迟福林:第二次转型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新一轮改革就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涉及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就其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绿色。
    第一次改革,总体未完,但是当前面临的阶段性目标明显跟第一次改革不同,从追求经济总量到公平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建立公平和持续发展的体制,是目前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中国周刊》:提到公平,有观点认为,分配制度现在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国进民退”。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财政税收的增幅已经多年超过GDP的增幅,与此同时,也有政协委员指出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而国企占有大量资源却不上缴利润,也引起了争议。在深化改革中,你有什么解决方法?
    迟福林:国与民分配格局的调整,既能实现公平目标,也能实现增加消费的目的,是根本性措施。这需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建立起来,让老百姓消费无后顾之忧。
    在这个背景下,国有资本做什么是一个问题。国有资本的收益相当一部分应用来解决老百姓的事情,要更多以公益性为目标。比如现在需要大量保障性住房,政府的钱一大部分可以来自国有资本。
    当前,我们面临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的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过去在普遍贫困前提下,坚持国富优先,只有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才能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基础。今天我们从总体上告别贫困后,面临分蛋糕的问题。切不好蛋糕,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
    民富优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去消费、投资,这样又能发展成国富。国富优先,国富了老百姓未必富。到底是民富优先还是国富优先?这是一个大判断。我的判断是切不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此前改革的目标是做大蛋糕,现在必须切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这是和此前改革的显着区别。
    “国进民退”只是表层问题,实际上是新一轮改革中国有资本如何定位?如果定位是市场,那就是哪里有利润去哪里投资。如果定位成公益,那就不行。
    国资股份可转入社保基金
    《中国周刊》:你长期研究垄断国企的市场化课题,你认为国企应怎么定位?
    迟福林:我认为国有资本未来主要部分是做好公益。其他部分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重要的领域,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国有资本不可能大量投入竞争领域,如果这样就很难实现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的转变。
    《中国周刊》:一些中央企业主业定位包括房地产、金融等竞争性的领域。对于这些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你的判断是什么?
    迟福林:现在不是说第一步78家中央企业退出房地产行业吗?如果他们从银行拿钱投入房地产,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资产泡沫。还会加大社会情绪,增加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国有资本逐步退出房地产等一般性竞争领域,是大势所趋。
    《中国周刊》:退出机制会有障碍吗?比如很多中央企业资产打包到上市公司,要遵守市场原则。
    迟福林:这个好办。上市公司的股份收益转入社保基金,变为全民收入,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中国周刊》:这些改革阻力在哪?
    迟福林:对国企的判断仍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对国企的基本看法,如对国企的改革是不是继续坚持,对于国企在竞争性领域能否更广泛的介入,是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都有讨论。阻力很大,是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围绕国企形成一定的利益关系了,涉及到基本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调整中,共识特别重要。第一就是达成共识,二是制度上做出安排,第三是改变,有所作为。
    《中国周刊》:那应如何考核国企?
    迟福林:第一,如果真进入竞争性领域,要和一般企业一样,资源使用费要上交。第二,国有资本的收益要交,就是利润分红。
    社会资本在基础领域应该占有更大比例,国有资本应该在解决社会发展、环境、公益性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当前,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时,“人”的发展成为主要需求。国有资本要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起作用。比如我们教育经费投资现在还没达到GDP的4%,国有资本现在是不是要集中力量解决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
    老百姓住房问题反映得很强烈,国企当地王,这样行吗?应当把“国进民退”放在大格局下考虑。对国企,单纯谈考核指标是不行的。战略定位不解决、收租分红不解决,就不好考核国企。
    继续改革不是简单地往前走
    《中国周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这几年居民消费率实际上是递减的。这就距离建立消费大国越来越远?
    迟福林:是,“十二五”的五年中,消费率能不能至少提高10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是否能提高10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能否提高5-10个百分点。如果这三个硬指标都能实现,我国未来五年发展方式转型会有实质性的突破。
    如果转得好,可以为未来十五年、二十年打好基础;转得不好就会出问题。这五年一定要确定。
    《中国周刊》:现在已经有共识,GDP主义不好。但GDP主义对于地方财政有利,对于地方官员考核有利,怎么推动地方告别GDP主义?
    迟福林:要靠中央进行新一轮的财政税收改革。给你做几件事,给你配多少钱。不做几件事就没有这个钱。简单来说,第一,有多少事权就要有多少财力作保障。第二,干部选拔机制,不能光看GDP。要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格局,就靠财政税收体制。
    《中国周刊》:你的意思是通过财政、行政手段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迟福林:该控制的控制,该松绑的松绑。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很重要,但是职能转变必须要和公共职责联系起来。未来在环境保护方面,地方有责任,但是中央必须有监管。除了职能转变,还有职能划分。职责划分以后,根据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中央给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跟地方的税源相匹配。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不是很清楚,与此相联系的财政税收体制也不是很合理。
    第一次财政税收体制的目的是做大蛋糕,逼着地方搞开发。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到了要做一些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了,政府越公平,经济越发展。今后不能片面地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应该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整个社会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周刊》: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你不久前说,海南要敢于创新并充分利用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的立法权,这个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迟福林:第一是体制创新,海南完全有可能在城乡一体化方面走到全国前列。第二是特别立法权,比如推出房地产特别物业税,控制过度投资的行为。中央政府在海南建省时就授予其特别立法权。
    《中国周刊》:当前有一些改革的争论,你怎么看?
    迟福林:当前改革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社会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多。指责改革的声音也多,改革的共识在减少。现在关键是怎么走才有出路。继续改革也不是简单地往前走,而是调整中往前走。其中有前面改革未完成的,更有发展阶段的新目标。
    要以务实的态度想想怎么样往前走,实现公平、可持续地发展。不能就改革谈改革,要说怎么适应老百姓的需求,怎么样适应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