孳怎么读音是什么意思:蔡元培的北大身影

蔡元培的北大身影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11月03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 蔡朝阳

　　1917年1月4日,新任校长蔡元培乘一辆旧马车来到北京马神庙的北大,校工们依旧例在大门口排队,恭敬行礼,蔡元培脱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令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整顿北大的第一步

　　对于是否接受北大校长的任命,蔡元培内心曾有过犹豫,当时的北大以腐败闻名,多数朋友劝他不要去,恐怕整顿不了,他与吴稚晖商量时,吴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

　　1月18日,他到校不久即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虽一切维持现状,然改良之计划,亦拟次第着手。”

　　蔡元培接着说,北大之所以不满人意,第一在于学课凌杂,第二在于风纪败坏。因而,他开出的良方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当时,因办《新青年》而声名鹊起的陈独秀正好来京,他正需要陈这样大刀阔斧的新人物,很想聘为文科学长。他几乎天天去陈独秀下榻的中西旅馆,有时去得早了,陈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将陈叫醒,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他的盛情终于打动了陈独秀。

　　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履历是他代为填写的,其中多有不确实之处: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这份公函当日发出,1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就签发了“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样一份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让陈独秀顺利进入北大。这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他立意从文科的整顿做起,延聘教员则从文科学长开始。

　　中学毕业的梁漱溟也被他聘为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他只是在《东方杂志》读到过一篇梁漱溟的论文《究元决疑论》。粱漱溟回忆: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忆往谈旧录》)

　　青年梁漱溟由此踏上北大的讲台。

　　当年蔡元培写信给在法国的朋友,请他们帮助物色文学、哲学、美学方面的教授,“拟于各门研究所,以一本国学者为主任,而聘一欧洲学者共同研究；讲授则本国学者任之。此本国学者,以大学毕业后,再在英、法、德等国研究数年者为合格。”此信公开发表在8月15日出版的《旅欧杂志》上。

　　留欧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陆续进入北大。“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

　　当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建校20周年纪念时。离蔡元培到校还不足一年,北大气象已然一新。

取兼容并包主义

　　1919年3月18日,林琴南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他“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还发表讽刺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蔡元培。

　　当天,蔡元培写下《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杂志及《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他首次概括了自己办北大的理想: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无论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可以到北大任教。数学系学生毛子水说:

　　“先生的‘兼容并包’,普通人多误解为“勉强混合”；实在,蔡先生是有是非择别的。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决不会允许他在讲堂上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会允许他在校中提倡‘复辟’。”

　　蔡元培本人说得很清楚,大学就是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认为,学生在大学里,研究学问始终是第一位的,始终不愿学生涉足政治。早在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发表首次演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1934年1月,他回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还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他本人在北大也想不涉政治。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不久,在写给汪精卫的信里说:“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的决心。”1918年1月14日,他写信给吴稚晖:“弟虽在京师,然誓不与闻政治,至今已成习惯,惟校务太忙,无暇读书,亦终日为人役耳。”1925年5月13日,他给胡适回信,“承示北大当确定方针,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弟极端赞同。”他说的是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直想做的,却因时局的动荡,始终没有做到。

　　1924年12月4日,他给北大毕业的傅斯年、罗家伦写信,口口声声自称“弟”,而不是以师长自居,说到北大,他说:

　　“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雏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

　　他说自己研究学术的兴趣随年而增加,所以他也鼓励学生研究学术。但是他从不主张学生死读书,而是支持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认为通过学生自治,“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傅斯年、罗家伦以后分别做过北大、清华的校长,当年都是学生社团的积极分子,也是“五四”游行的发起者。

　　北大学生顾颉刚回忆:

　　“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

　　1918年初,画家陈衡恪到北大做讲座,之后成立了“画法研究会”。2月4日,蔡元培写给陈衡恪的信中说:“日前承临校讲演,同人甚为感动。现在报名于画法研究会者,已有七十余人。拟刻期开办,惟会章须请先生审定,然后宣布。”

　　同年10月20日,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珩、段锡朋、周炳琳等发起“国民社”,蔡元培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为《国民》创刊号写序。

　　12月3日,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顾颉刚、朱自清、冯友兰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蔡元培亲自题写刊名,经他和陈独秀同意,由学校垫付印刷费,提供北大红楼一层二十二号作为社址,发行也由学校出版部兼办。

　　罗家伦回忆,蔡先生这个人虽然懦懦弱弱、有求必应,但是在大节上面确实很强硬。有人拿了《新潮》杂志给总统徐世昌,徐发现里面有一篇《女子贞操问题》,大怒,说“现在青年思想到这个地步,还得了!”立马把教育总长傅增湘找来,说要查办北大。傅增湘授意蔡先生,要他辞退复古派眼里的“北大四凶”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他始终不肯,并以去职力争。

　　其实,北大既有主张白话文、新思潮的《新潮》,也有主张文言文、昌明中国固有学术的《国故》,由刘师培、黄侃等老师支持部分学生创办,同样得到校方支持。1919年4月2日,他在回复傅增湘的信中说:

　　“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局外人每于大学内情有误会之处……大学兼容并包之宗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北大讲义风潮

　　1922年10月,北大发生讲义风潮。

　　当时北大的学费很低,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学生还有补贴,办学经费靠中央财政拨款,可是经常拖欠。到1922年9月,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要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为节约经费,校评议会成员联合提议: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可以用来补充图书。

　　蔡元培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考试时“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他当即决定: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讲义要收钱”的消息一传出后,即在学生中激起强烈反响。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大肆谩骂恫吓职员；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越谈越僵,校长室外的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一片混乱。

　　蔡元培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怕了,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当天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讲义风潮让他有一种挫败感,10月25日,经胡适调停,他返校复职,在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我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面试验起来。……我希望有知识的大学生,狠要细心检点。”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曾七次提出辞职,这是他第五次辞职。

教授治校制度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辞职南下后,在致北大同学的信中说:“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

　　蔡元培担负北大校长名义10年,实际在校时间合计不过五年半。他离校期间,北大按他确定的办学方针运转正常,固然靠蒋梦麟、胡适这些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奠定的教授治校制度。

　　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颁行的《大学令》,即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并对其权限作了相应规定。1917年,他主持创立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胡适、沈尹默、陶孟和等14人成为第一届评议会中的教授代表。李书华教授回忆:“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1919年12月,北大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规定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同时建立以下几个机构:(一)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成员以教授为限。(二)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先后担任过教务长。)(三)设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

　　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再次辞职,离开时写信给北大学生:“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

　　同一天,他给北大教职员的信里说:“五月以来,北大校务,赖评议会维持办理……董事会未成立之前,拟请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组主任会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并请委员会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权。照此进行,似无窒碍。……培一人之去就,又何关轻重耶?”

　　7月5日北大评议会写信给他,校长之职还是要他完全负责,他未回校前,或由个人,或委请机关负责,由他决定。12日,他回复北大评议会,前信主张以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征集各方意见,均不赞成,他愿取消前议,主张请个人负责,还是请蒋梦麟代理。　　

　　1926年4月25日,北大教授、绍兴老乡周作人给蔡元培写信说:“‘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还是希望他能回到北大,“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蔡元培5月15日回信表示,自己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惭愧万分。但是他再也不想回北大了。

　◎傅国涌,学者,著有《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