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隧道特大交通事故:胡绩伟自述:否极泰来的1976年

---自述二之十四：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辅佐在癌症折磨下坚持工作的周总理，主持举步维艰的国政，大力收拾被“文革”严重破坏的残局。短短几个月，邓小平重新整顿的政策措施大见成效，人民庆幸我国政局刚刚出现一线生机。可是毛泽东却陷于又喜又忧、忧重于喜的重重矛盾之中。因为邓小平在各条战线推行的整顿，实际上恰恰是在纠正毛老人家导致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错误。这时，处于头脑昏聩而又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在“四人帮”的怂恿下，于这年的11月，发出了最后一次最昏庸专横的“圣旨”--再一次罢黜邓小平，在全国开展批判“三株大毒草”运动，认为这是邓小平不改走资派本性、进行翻案复辟的罪证。

周总理与世长辞，我与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悲痛之中

1976年刚过元旦，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病情恶化，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痛之中。
这时，政研室机关已经得到通知，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这时，悲愤的人们已经开始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

9日下午下班以后，我专门到报社后边、南池子街口上那个小饭馆去吃饭，我知道报社有很多同志经常到这里用餐。果然，遇到了几位他们认得我、我却叫不出名字的报社同志，他们悄悄地向我透露，姚文元已经给鲁瑛下了命令，说总理逝世报社“没有报道任务”，各国发来的唁电要少登。

10日下班时，我索性把毛衣穿在里面，外穿了一件白衬衫，脱下外衣搭在肘腕上，装出一副走得全身发热的样子来到了天安门。那时，虽然我已经六十岁了，但经过“五七干校”的磨炼，御寒能力还算不错。我流着泪，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走了一圈。这时，碑前已经有不少花圈，人群也不少。我发现，穿白上衣、藏青色裤子的人有好几个。我猜测，他们大概是同我出于同样的心情吧！

自从我到政研室工作以后，经过我的请求，允许我到报社机要室去看一般党员干部可以看党内的文件。管机要文件的赵厚深和魏树椿两位同志在“文革”前是秘书室的秘书，他们对我很熟很好。我每次去看文件，在没有其他人在旁边的时候，他俩总要悄悄地告诉我几条“好消息”，还常常把专供编委们阅读的一些机要文件偷偷地给我看。总理追悼会前后我又几次回报社看文件，老赵和老魏告诉我：姚文元曾经下令，报上不准出现“敬爱的总理”的字样。还说要尽量压缩各国首脑发来的悼念唁电，更不准登天安门群众悼念总理的新闻。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稿子以后，一位读者给报社来了一封信，信封正面写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当天报纸的一版、二版，在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这些消息都是老赵他们悄悄告诉我的。

这些日子的《人民日报》，经常受到读者的臭骂。特别是1月14日那天的报纸，最遭人痛恨。这天是为总理举行追悼大会的最庄严的日子，报纸的上半版，偏偏登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新闻，通栏大标题是：《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内容是报导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情况。新闻一开头的“导语”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天报纸的一、二、三版不登一条悼念总理的稿件。实在是混帐透顶了。当天报纸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政研室的大办公室议论，我先抢到一份报纸，一看就火冒三丈，大家也都纷纷爆发出一片责骂声。以后老赵他们偷偷告诉我说，那天读者打给报社表示抗议的电话不断，秘书室和读者来信部的电话从早到深夜都铃声不断，批评责问报社的信也一堆一堆地送来。读者们说，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悼念周总理，怎么能说“大家都在关心清华大学的什么大辩论呢？真是弥天大谎！”还有些读者把当天的报纸撕碎以后又寄回报社，有的用黑笔或红笔在报纸上画了几个大×寄了回来。

为倾吐胸中的悲愤，我也留下了两首悼念周总理的诗

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我经常一早一晚走过天安门。我的小笔记本上还留下我当时写的两首诗。虽然从诗的写作技巧上看，文彩、格律都不好，但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一首是1976年春节早晨去天安门以后写的：
泪洒天安门
血浇烈士塔，泪洒天安门。
广场展望眼，尊容激闷心。
恶狮狡笑坐，憨龙怒目凝。
步步防滑倒，朝朝盼金云。
（农历正月初三（2月2日）写成）

记得那天凌晨五点多钟，我从大北窑坐车到府右街，然后从府右街沿着长安街向东往回走，过天安门，走到北京饭店，望着正在日出的东方。那天，晨雾弥漫，地面洒下一层薄薄的白霜，因而我在诗中说：“步步防滑倒，朝朝盼金云”表明我当时小心谨慎，切盼天晴日出的心情。

走过天安门时，看到挂在天安门前的毛泽东画像，激起我心中一阵波澜，烦闷之情油然而生。二十多年来，很多弄不清的问题，闷在我心里，寻找不出答案，又无法与人探讨，但我对毛的感情仍然很深，还在诗中称他的画像为“尊容”。金水桥下呆坐着的那两尊大石狮，我把它比作为非作歹的“四人帮”一伙，称它为“恶狮”，表明正当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总理时，它们还在狡诈的坐观风向的变化。对于盘踞在两个华表上的两条龙，我把它们比作正直的人民对恶狮怒目而视：“看你们还要捣些什么鬼？”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总理活动又掀起了高潮，这里鲜花似海，诗歌如潮，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悄悄地挤在人群中去看那些动人心弦的诗词。记得我抄下一首诗，反复吟颂，内心十分激动，也和诗一首。抄来的诗是一首五言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我和的诗是：
四五泪
欲悲雷咆哮，泪涌心怒嚎，
吐恨祭雄杰，斩妖剑出鞘。
（1976年4月5日）

由于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人民心中的激愤难平，群众将悼念总理与为邓小平鸣不平联系起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个凳子上摆放着一个小花瓶的景象，人们议论说这是为邓小平鸣冤叫屈的杰作。我一听就赶到天安门去看。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挤得人山人海，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前面，远远看见一个特制的金属高凳上，铺了一块红丝绒，上面放了一个小花瓶，也是用金属做的一个金黄色的小花瓶。花瓶里插满了鲜花，点缀着几枝翠柏苍松。在花朵和松柏上，安放着一个小小的镜框，镶嵌着敬爱的周总理遗像。镜框下面是一个黑绸结成的花球，还挂着一付黑色的挽联。我实在看不清挽联上写的字，问周围的人也说看不清。事后经我一再打问，才知道花瓶上刻着“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八个红字，挽联上写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誓将遗愿化宏图”，落款是“青年工人敬献”。原来这是第七机械部18位青年精心设计制造的，铝质瓶身和钢质底座，是二00厂和六九九厂的工人加工的，黑绸花球是永定商场女工含泪扎成的，瓶里的鲜花和松柏是20个单位的23位同志分别采集的。

周总理为人民日报审阅的稿子上千篇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常常地回想起周恩来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在“文化革命”前的十几年中，我作为人民日报负责日常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深深感到，在党中央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中，同中央党报关系最密切的是周恩来总理。
我长期值夜班，常常在半夜出现一些紧急的国内外大事，需要立即向中央请示如何处理报纸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下班休息了，找谁请示这些难于解决的问题呢？。中央最高领导同志中，深夜坚持工作的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我们对主席是敬而生畏的，我怕找他，一次也没有主动找过他；而总理，却是敬而亲近的，只要有什么疑难的事，无论是凌晨两三点，甚至四五点钟，只要一拨电话，总理经常还在办公。他总是那样细心地听你把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总是那样亲切地答复你提出的问题，有时还主动地关切询问报社的情况，有说有笑，像老朋友一样。
《人民日报》最重要的评论，有的是主席一人审阅定稿，多数是几个常委都传阅审查。稿子一到总理手里，他用毛笔加以圈点，不仅亲自删改，连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经过他审阅的评论，满篇文章，圈圈点点，好像洒满了金玉珠矶，顿然生辉。总理总揽全国的全面工作，同时专管外交，《人民日报》的国际问题评论几乎全是他审阅定稿。在“文革”结束以后，据人民日报社同志不完全的统计，仅在报社档案室存档的总理审阅的评论，有754篇，其中大部分是国际评论。据报社国际部编辑回忆，经过总理审阅的评论，在千篇以上。因为有些评论，总理审阅后还送给毛主席审阅修改，这些早就送中央档案馆去保存了。还有一些稿件，总理在审阅时，常常把作者叫到他那里，或集体讨论，或口授他的修改意见，当场定稿带回发到印厂排字，稿子清样上并无总理的删改、圈点和签名，因而没有送去存档。

总理对经济建设工作既管大政方针，也管贯彻执行，他特别强调具体落实。他对各方面的实际工作，真正作到具体细致、无微不至。人民日报的工农业宣传，虽然是由几个副总理具体指挥，社论由他们分头审阅定稿，报社各部门的主任副主任分工参加各副总理召开的研究问题的会议，编辑记者可以经常向他们反映情况，请示问题，但是，事关全局的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问题，事关全局的评论，分管的副总理审阅以后，还常常送总理亲自修改定稿。

我经常参加一周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在讨论每一项重要工作的时候，几乎都很注意布置和检查报纸的宣传工作，经常表扬和批评《人民日报》的具体报道或评论。他主持研究重大工作时，总是关照办公厅事先通知报社派人参加。有时，他召开相当机密的小会，发现没有报社同志参加，他就请秘书马上通知。有一次，我被临时叫到西花厅小会议室去参加会议，我迟到了，很难为情，可是总理却笑着抱歉地说忘了事先通知我，我的紧张情绪才完全消除。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二十几年中，报纸工作贯注了总理的心血。在总理逝世时，报社同志那样悲痛欲绝是很自然的。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报社同志为隆重悼念总理逝世一周年所作的斗争是那样奋不顾身，都是为了深切怀念总理对党对国对人民的丰功伟绩，
这件事，容我在以后的篇章里再加以记述。

总理亲自领导人民日报两次反左斗争，一次是1956年的反冒进，一次是1972年的反左倾，这是关系到我国命运的两次斗争，虽然两次都失败了，关于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在前面已经回忆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至于我自己，在“文革”的折磨中两次恢复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一再指示才把我解放出来。这也是我没齿难忘的。而在“文革”中，总理苦心孤诣地保护和挽救了很多很重要的同志，那就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了。

当然，在这些日子里，我对总理的伟大功勋一再称颂的同时，也对他有一些惋惜之情，特别是关于他对毛主席的愚忠，感到难以理解，难于接受，但还是原谅和同情多于批评和谴责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培养、教育、训练、管制下，甚至出生入死地锤炼出来这第一二代老同志中，有几位能够始终保持青春的活力和少壮的勇气，在泰山压顶之时，还能够挺身而出、冒死苦谏的呢？至于真正长有“反骨”、敢于起来革这个制度的命的人，恐怕早就被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幼苗时代了。

十月惊雷，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1976年是一个否极泰来、悲极生乐的历史的转折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终于驾鹤西去；4月5日天安门爆发了哀悼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仙逝；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伤亡24万人；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我党我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唐山大地震时，同全城居民一样，我家也在楼下马路边搭了一个小帐蓬，在其中住宿了一个多月，我还是每天上班。

国务队车队每天派车接送我上下班。平常，车子进中南海西门，一直送到西四院办公室门口。10月7日早晨，车到西门就不准进入了。我感到异常，下了车，出示证件以后，只准我步行到办公室。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快步赶到办公室。先到的同志告诉我：“四人帮抓起来了！”“就在怀仁堂！”“昨晚八九点钟。”“江青是在她住的万字廊被捕的。""昨晚上玉泉山中央政治局通宵开会。"

一肚子闷气、怨气、怒气，憋了十年，才算吐了一口气。好象在黑牢里关了十年，忽然一下打开门窗，走出牢房，得见天日，呼吸到新鲜空气，心情特别舒畅。

中国人民千盼万盼的好消息，像来自太空的闪电一样在全国传开了。人们踊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尽情欢乐，庆祝“四人帮”的垮台。我的家同千万个家庭一样，也买回4只一串的大螃蟹，祝贺打倒“四人帮”，开辟我国历史的新阶段。

这个时期，我虽然很想离开人民日报，却仍然十分关心人民日报。十年文革期间，我虽然被剥夺了编报的工作权利，而我每天还是非读报不可，我同人民日报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的亲密关系，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人民日报人”。

我的一生就是报人的一生，从骨子里离不开报纸。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虽然不想回到人民日报社，但终究还是回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任命为总编辑。

五柳村据《胡绩伟自述》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