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人工呼吸^_^是压的哪里:“文化安全”新解——刘立群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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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新解
2011-11-02 20: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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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新解
刘立群
106岁高龄的周有光老先生在2011年第10期《炎黄春秋》“走进全球化”一文中简要论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对“政治全球化”主要谈及2005年联合国决议提出的“保护（人权）责任”新理念；对“文化全球化”主要论及“国际现代文化”，认为其核心内容是科学与民主。这些问题，尤其是“文化全球化”问题目前有较大争议，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个美丽的谎言，甚至是陷阱。
一，文化二分法还是三分法
学术界迄今在讨论有关文化的问题时，一般总强调“文化”一词定义多达数百个，因而很难真正讲清楚。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定义，而是应当首先把文化的分类问题讲清楚，然后才能讲清楚有关文化理论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中对文化分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第四章第九节），指出学术界迄今对文化所做出的各式各样的分类最终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是纯理论层面即哲学研究层面的分类，另一种则是经验实证研究层面的分类。
经验实证研究层面的分类是对实际形态文化的分类，主要是指从不同角度出发，例如：从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器具出发（如石器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器文化等）、从分布地域出发（如龙山文化、周口店文化等）、从宗教角度出发（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从语言或种群的民族出发（如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德意志文化、法兰西文化等）、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德国文化、印度文化等）、从语言和传统的关联出发（中华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从生产和生活部门出发（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校园文化等）、从社会生活领域出发（饮食文化、起居文化等）、从社会群体出发（“白领”文化、工人文化、学生文化等）、从文化地位出发（主流文化以及非主流的地方文化、边缘群体文化），如此等等。这种分类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因为人类始终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实际文化形态，例如，在发明和普及无线电广播技术之后便形成了广播文化，在发明和普及电视之后形成了电视文化，在发明和普及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后形成了互联网文化，等等。
在纯理论层面即哲学研究层面，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只提出很少几种划分法，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奥格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性文化-制度性文化”（横山宁夫）等二分法，还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分法。这就是说，在哲学层面对文化所做出的分类是有限度的，因为哲学研究就是进行最高度、最根本的概括，是超越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文化形态之上的。在这几种分类当中，笔者认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种三分法最为全面和科学，必须由此出发去进一步展开讨论。目前流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二分法（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分法）则有很大缺陷，应当予以纠正。
还需指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二分法来自于“物质-精神”二分法，后者是出自于西方哲学的传统观点，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分法恰恰是中国学术界新的原创性观点（参阅万俊人“制度伦理与政治文明”，《理论导报》2008第6期）。可惜这一由当代中国学者最先提出的重要区分即理论创新迄今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此外，迄今未严格区分“文明”与“文化”，而是二者混用，即也常称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笔者认为“文明”是褒义词，“文化”则是中性词，涵盖面更广，称之为“文化”更为准确。（详细论证请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一书）
文化的三分是个根本性的区分，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属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有失误，后面的推论就全都有问题。迟早会被全世界学术界所接受，属于可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一个点。这在马列学说里没有，而是只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二分法。我们自己应该有这个自信心，应该现在就努力研究、推广这个新的文化三分法的观点学说。
精神文化可进一步分为非科学性精神文化和科学性精神文化两大类，非科学性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宗教等等，它们必然要追求多元性和多样性，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不断花样翻新、丰富多彩；而科学性精神文化即科学研究则必然要努力达到公认为正确的一致的认识结果，而在达成这种结果之前即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各种尝试和探索，从而呈现出百家争鸣、学派纷呈、观点不一的景象，而在经过反复讨论和验证最终达成一致的认识结果之后便成为严格的和可靠的科学知识。目前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大量知识便是如此，在实证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如此。科学性精神文化具有世界性、普遍性，是超越于民族以及国界的。
精神文化还可以区分为深层次文化和浅层次文化。浅层次文化主要是指各种大众性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各种娱乐性文化，等等。而深层次文化主要是指科学学术文化，即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数学研究等。
二，通过理论创新提升文化安全
从以上所论去看文化安全问题，可以得出：浅层次文化很少涉及文化安全问题。深层次文化中的自然科学等研究也基本上不涉及文化安全问题；涉及文化安全的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说思想理论领域，所以有时也被称为“意识形态安全”。
通常所说的建设文化强国、先进文化、文化现代化、文化全球化等实际上主要指精神文化，而基本上不涉及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所以，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建设精神文化强国、先进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现代化、精神文化的全球化等。无论是浅层次还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两者的创新都十分重要，不过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言，科学学术的创新更加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思想充满活力，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才愈大。
文学艺术以及各种娱乐性文化直接涉及到并影响到全体人民，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需要的，其创作的形式和特点也十分多样、丰富多彩。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人才济济、有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已经创造出了大量脍炙人口、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并无疑能够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对人类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使中国文化对世界有更大的吸引力。在这方面，目前已没有太大障碍，也不存在什么担忧。
在深层次文化方面，中国在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研究正在奋起直追。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极左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相比，无疑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学术界目前的思想比二三十年前有很大的解放。但是，极左思想、“东教条”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而另外一些学者又盲目迷信西方的学术思想（准确地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崇拜“西教条”；还有一些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发掘出老祖宗的“灵丹妙药”上面。
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我国深层次地建设文化强国、加强文化安全的正确出路。出路应当在于：我们既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中外各种学术思想的有益之处，也要发现他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同时要大胆尝试、大胆创新，经过长期研读思考和共同切磋讨论，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需要继续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既不要迷信老祖宗即“土教条”，也不要迷信“东教条”和“西教条”。人类的思想和文化是相通的，目前存在很大分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研究最终也会达到相同和相通，正如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领域已经达到相同和相通。这就是说，各国精神文化既有多样性、多元性的一面，也有趋同的一面。
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目前在思想理论领域存在较大混乱状态，各种学说纷然杂陈，使人无所适从。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只在中国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界也同样处于较大混乱状态。说到底，科学研究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谁的道理讲得好、有充分的说服力，大家最终就会接受谁的道理，就会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十分复杂的，进行任何研究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而要花很大力气、用很长的时间。道理有大小、轻重以及多种层次之分。哲学应当是最大、最重要的科学道理，应当是最深刻、最全面、最彻底的学问，其研究的难度也最大，需要进行大量的、反复的尝试。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大胆尝试，并仍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已有思想观点，已得出较为广泛的成果，并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社会公平、官员风气也属于文化安全范畴
笔者认为，关键是必须坚决反对和抑制官本位，具体办法是增加透明度、加强舆论监督等，包括公布官员财产，这就必须限制各种特权。这也属于文化安全，即国内全社会的文化安全问题。目前官本位制导致的腐败严重及官场文化是对文化安全的最大威胁和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其本身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平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不公平的根源。毛搞“文革”的主要动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反对“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同时也有反对官本位制的含义，但其方式可以说依然完全是官本位式的，即从上至下、愚弄人民，极为荒唐。国企的存在也是在强化而非弱化官本位制。这些问题均需认真解决。相比而言，美国的官本位传统最弱，平等意识和平民意识最强，这方面中国应当向美国认真学习和借鉴。
四，中国文化安全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在很长时期内是强势文化，对周边地区和国家曾产生很大影响。但由于满清帝国中期闭关锁国，而欧洲迅速走向全球，酿成中国文化逐步落后于欧洲文化。近现代的西方文化确实是强势文化。不过近些年来，欧洲各国人口本来相对较少且人数不断下降，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在不断下滑，对其语言以及文化的安全即能否长期保持优势地位愈益担忧。中国则处于综合实力不断增长、汉语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力不断增大的时期。
“中学”和“西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及矛盾曾经很大，但随着一百多年来的接触交流和碰撞磨合，尤其自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界限已愈益模糊，愈来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不再有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化，也没有纯而又纯的西方文化。与此同时，各国的民族认同意识也趋向于淡化，西化与非西化的区分愈益丧失其意义。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巨大的包容性，善于兼收并蓄，而非盲目排外，但崇洋迷外、食洋不化也是没有出路的。各国文化中能够保留的东西已基本上保留和沉淀下来，而能够改变和接受的东西也已基本上被改变和接受。
目前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德国文化等等，各国文化都在相互影响、吸收、借鉴和启发。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各国逐渐实现全方位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并根据本国各方面实际情况不断改革和创新，尤其是思想观念和各个制度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或无害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过去没有“文化安全”这个表达，在文革时期，所有当代西方的文学艺术都是洪水猛兽，事实上都视为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或“资本主义文化”；改革开放刚开始到8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依然把许多西方文化的形式视为“腐朽没落”，比如摇滚乐等。进入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禁忌明显缩小，过去视为对文化安全威胁的东西，现在很多已经不再这样看。西方文化有糟粕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的东西，包括色情东西，这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不应把不好的东西都扣在西方的脑袋上。盲目的反西方是一种愚昧，因为西方同时创造了大量有益、有用的东西和文化，我们现在都离不开。到现在西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学习和借鉴过来。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许多本应当发挥的好的地方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此外就是尺度、分寸，比如过去“文革”期间不许有爱情或接吻这类镜头，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尺度逐步放开、逐步被人们接受和容忍，心理承受力大大提高。此外应当更多依靠立法而不是行政性文件，如广电总局最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所谓“限娱令”就是行政文件。正式立法的效果是更为慎重、严肃、持久、正规，而行政文件的作用显得临时性比较强。如德国有《青少年保护法》，1995年德国议会把在互联网上保护青少年的问题纳入法规。巴伐利亚州还有自己的法律，规定更加严格，例如慕尼黑三星级酒店约40个频道电视节目都十分干净，只有一个频道在夜里12点之后才有色情类节目。
中国的文化安全离不开世界的文化安全，不健康甚至有害的文化（色情文化、邪教等反人类思想等）是没有国界的（尤其是通过互联网迅速广泛传播），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解决（中美联合破获跨国色情大案是一成功案例）。对此应加强国际合作及国际立法，中国理应更加积极主动，起到领头的作用，提出先进的理念、具体方案等。中国应当用自己的软实力、尤其是自己的思想理论创新去影响世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加强创新、提升文化实力就是最大的文化安全，即文化实力愈强，则文化安全性愈大。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前列就是最大的文化安全，同时也才能为推动世界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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