藿香清胃片治好口臭:忆当年无怨无悔 躲明枪自信自强

                                       忆当年无怨无悔    躲明枪自信自强

                                                 ——我的大学生活之三

       忆当年，生活在高等学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个个同窗学子，无不朝气蓬勃，血气方刚。那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人生最旺盛的成长阶段，无论是学识的增长，品德的完善，人生观的确立，都必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时，国家各条战线的建设，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的发展，正急需大量的人材。在校大学生的我们，正是国家期待着，即将赋予重任的新一代生力军。

我相信，我的同窗学友们，在贵州大学四年的日日夜夜，都有一生中很多美好幸福的回忆，肯定是愉愉快快，充满幸福走过来的。我也同大家一样，贵大四年，有我人生中值得永远怀念师长、学友，有我人生美好的回忆。

       在我的家乡，我的家族中，有幸上大学的我，那简直是这方水土养出来的宠儿。在整个社会的同龄青壮年中，能上大学的也是一个相当少数的群体。我一进大学，就得到政府和学校的关照，享受助学金，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很幸福人。

我享受着幸福，我也要不愧对幸福，从大一起，就立下志向：一定要勤奋学习，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做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一心一意地朝着又红又专的目标奋斗。一心一意地想学成之后，感恩回报把我培养成大学生的祖国和人民。

除了学习上有目标，思想上求进步外，我在政治上也有追求。在高中时，我就确立了争取入党的目标，只因为高中后来停止发展党员，那时无法得以实现。我就一心想在大学争取入党。

我们班的同学，也许还是看得出，我在大一时的方方面面，是一个追求上进的人，自我感觉也是很满意的。1959年暑假贵大与民院合併，班级又增加了新成员。我觉得，大学二年级，是该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的时候了，于是写出了入党申请书的草稿。想继续创造条件，等待一段时间，反复修改后，再向党组织递交正式的入党申请书。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59年年底和196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贵州大学也不例外。

不容否认，也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就在大二时，突然间，天降横祸，我被某些人视为攻击大跃进的危险分子。

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开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批判大会。

在这次全校批判右倾的大会上，学校领导，教职员， 学生，都有代表上台发言。其中一位学生干部的发言，将矛头指向我（没有公开点名），突然对我进行了上纲上线的大揭发大批判。

除了发言者和我知道，这是把我当成反右倾的靶子，在拿我开刀，恐怕其他教师和同学都不知道他发言在批判谁。

这位学生干部的发言题目是《“水垮垮论”就是“大跃进搞遭了论”》。他以高昂的腔调，唸出发言题目，我一听，那真是惊诧莫名，我很难想像，自己会被别人当作批判的靶子。

我沉住气，冷静地，认真地听下去，他一直没有点名在批判誰。尽管发言者，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我却越听越觉得可笑。不错，“水垮垮”几个字出自我之口，是我曾经说过的四川方言土语。事实的真相是：不久前的一次团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上，我发言给支委们提意见，说他们没有认真负责地担负起支委应有的领导责任，工作上显得“水垮垮”的，没有起到团干部应有的作用，没有把我们支部的团员凝聚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队。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是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共青团的组织生活会也是需要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组织及其成员的先进性。我作为一个团员，有权利，有义务关心、支持和批评支委。我提意见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支委出色的带领团员充分发挥共青团的先进性。我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我在组织生活会上说的话，同攻击大跃进搞糟了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发言者硬要把二者生拉活扯地对等起来，那只能是他的不对。我又何必以他的不对来伤害自己呢。

反正发言者一直没有点我的名，之前，支部生活会上及这次生活会之后，也没有任何人找过我谈话，或对我的发言提出有何不妥。我心地坦荡，任随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何必自寻烦脑去对号入座呢，听了就了，也就视为与我无关了。

我心想：好在是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向我发射的明枪。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惹不起，躲得起。我告诫自己：这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千万不能冲动。只好遇强示弱，力争消灾避难。

与其生气，不如争气。自已相信自己，自己尊重自已最为重要 。只有临危不惧，泰然处之，才不会失去理智，才不会遭致祸害。

大批判会后，我没有崩溃，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当成落水狗。在同学面前，一如继往，脸不变色，心不发跳。照样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上课也不走神。

世上的事，总是复杂多变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大会之后，有一天，在学生食堂最显眼的墙上，贴出了几张大字报，标题是“揭露人韦同学攻击大跃进及其种种表现”。其内容无非是搬出那句“水跨跨”的言论，另外，还编造一些如说我“去了澡堂洗澡，澡堂的剪子就不翼而飞”之类的多是生活小事中的怪现象，加以无限上纲。总之，气势凶凶，非把那个“人韦”彻底搞臭搞跨不可。

这张大字报出现的背景，不知是在大批判大会之前早就策划好的呢，还是因为不见我公开站出来反驳，于是向我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呢？这只有签名者才知其真象，我也就只有再次考虑如何招架了。

看来，还不只大会发言者对我抓住不放，但是，我自己反省:上大学以来，我没有得罪任何同学，也没有跟任何同学发生过矛盾。我自知本人并非维吾尔族的姑娘，头上一根小辮子也找不出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沉着，用不着站出来申辩。何况，真要站出来申辩，那将是寡不敌众，自食苦果。我心地坦荡，照样不必自寻烦脑去对号入座。     

我想许多同学都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但是除了签名者和被揭批的我之外，也许把“人韦”联想成汪伟化身的人不会有那么多的。

大会批判时，我开始莫名惊诧，看这份大字报后，我倒既不惊詫，也不脑怒了。好在这也算是新一轮向我明枪扫射。我还是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大丈夫为人，只要坐得正，行得端。遇恶人，受冤气，能伸能屈。我受到打击，成为任其宰割的对象，在强势面前，只好低身忍辱。不管他人怎么看，只要自己失意不失志，自信自强，终有抬头之日。我暗下决心：直面前进路上的惊涛骇浪，坐看云卷云舒，冷观风云变化。

虽说不去对号入座，但也不是不去分析缘由。我认为，在那讲究阶级斗争，看重家庭出身的社会大环境中，高等学校的政治活动也就不可避免的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同，推断其思想政治立场和表现。大凡家庭出生好的学生，也就天然成为了学校党团组织，行政机构依靠的力量，时时处处，任何政治思想活动，都是天然的骨干，积极分子；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常常被怀疑，总是在他们身上找阶级斗争新动象。

最为典型的反右运动，无论是高等院校，中小学校，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厂矿企业，定为右派的不就是家庭出身不好者最多吗。否则，也是家庭出身虽好，可是，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那些中坚依靠力量听不入耳，看不顺眼的人。

       贵州大学，虽然是1958年才恢复重建，可是，她同样具有当时所有高等院校的共同特性，她也是要开展政治活动的。

在各次政治运动中，绝大多数同学肯定是一帆风顺地走过大学四年的青春岁月的，他们自然是最为幸运的。

可是，也有被学校依靠的那些红人，以家庭出身划线，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视为危险分子，鸡蛋里挑骨头，将一些很平常的言论，无限上纲，甚至被列入批判对象，当作阶级斗争的靶子。有这种遭遇的同学就不是那么的幸运了。也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家庭成分与家出身不一致，在我的求学道路上，两种身份都遭遇过。我家三弟兄，还在我不知事的时候，父母就把我过继给伯母了。因伯父去世早，伯母孤儿寡母，一个十多岁的儿子，也不幸病故。土改前我就到伯母家了。土改时划成份，伯母以我的名字为户主，张榜公布成份时，写着我的名字，标名家庭成份是贫农。所以，1952年进初中，1955年进高中，1958年进大学，乡政府给办的迁移证，给我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申请助学金用），我的家庭成份自然一致都是贫农。在初高中，我也都享受助学金，没有经济负担，或者负担很少。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担任班级干部。55年春初中毕业，因停止春季招生，我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半年。当时，乡镇团员极少，我还承担乡团课辅导员，参加区上培训之后，多次到各村去给农村进步青年上团课。在高中担任了一年的团支书，两年的学生会主席。还是县政协委员。不过，在各次政治运动中，我却没有歧视和不公正地对待过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1958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搞政审已经出现极左的倾向。我所在的中学也不例外。当时的经办人告诉我：“因为你的生母土改时划的是地主成份（这是我填写社会关系已经如实填写的），你的家庭出身，应该填为地主”。我当时想,党和政府有明确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我自认为，我对党和政府无比热爱，一贯表现不错，也就按经办人的要求把家庭出身填为了地主。当我进入大学以后，我的档案中就出现了家庭出身地主、家庭成份贫农的矛盾现象。

       我猜测，学生中的党员干部可能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档案，或从某个知情者口中，知道了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而且还存在着与家庭成份不一致的矛盾现象。于是，我就成了他们要特别观注，重点怀疑的对象。所以，他们也就不看我的一贯的表现，甚至怀疑起我的任何言行。我这个人也就成为一个可以挑出骨头的鸡蛋了。

       我由此推测到遭受不点名批判和揭发的缘由，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有了这样的思考分析，我就抱定了遇强示弱，尽量争取消灾避难的态度。

俗话说，饶人不是痴汉，以恕已之心恕人。我要做到强忍怨恨，慎言谨行。不争不辩，不去逞强。与其生气，不如争气。只有默默承受，才能泰然应对。

       既然是对我明枪射击，枪手也都是亮相的，也许旁观者并不注意，但我这躲枪人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我既然已经觉得他们的作为，是那时政治潮流，社会风气使然，当时就已经不过分怨恨他们了。

这不是今天回忆往事时，才说得如此轻松的。当时，我这些看法，我对待枪手的态度，是向我们高中同班，且又一同考到贵大中文系的几位同学（许荣彬，黄绍清、羊茂光、余富兴）交谈过的（他们或许还不曾忘记）。而且，是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的。正因为如此，揭批我的几位同学，相信他们也从未听到过我对他们有过任何诋毁、贬斥的言词。

       只不过，遭遇这次伤害之后。我就不再寄希望予贵大中文系的党组织了。不得不把入党的愿望推到毕业之后，在工作岗位上去挣表现了。而且，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低调对待政治活动，把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功课上，暗下决心，立下壮志：一定要在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担当工作重任之后，再来显露其又红又专的表现，再来证明忠于党，忠于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直到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尽管我又与那几位同学坐在一起了，但是我仍旧不曾当着那几位同学，或者在背着那几位同学的任何场所，述说过，张扬过当年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那几位同学虽未向我道歉（我也无此要求），但看得出，他们对往事也许不曾忘记，他们主动来陪我，我认为这不就是他们也希望化解过去不该给我造成伤痛吗。

我不但没有要他们道歉的想法，相反，如果要说什么，那倒是我要感谢他们。正因为他们的行为，才使我变成为一个能够沉得气，冷静面对现实，勇于忍受艰难，善于化解复杂矛盾的人。正是他们，促成我具有了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让我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让我平安顺利地迈过了各种各样的坡坡坎坎，也让我终于实现了入党的愿望。也让我在退休的时候，能豪无愧色地说：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培养，我把自己的心血和才智全部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在这次同学聚会时，我也像忘记了过去样，无拘无束地与那几位同学愉快相处，我还为我能同他们的再次相会留下了难得的合影。

不过，在回忆大学生活时，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伤害，的的确确又成为了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拐点。我有必要把这个特别的拐点记下来，让我们回味那时不可或缺的又一种状态的大学生活。

           汪伟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