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能治好牙周炎吗: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070.530]

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引起的思考
党国英
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总的印象是作者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几乎提出了目前中国农村一切问题。作者的一些分析也是真知灼见。但是，要在总体上把握中国农村问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一个社会学者来说，尤其困难。作者对采访记录是完全可信的（尽管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作者坦率陈述自己对一些问题没有想清楚，也是难能可贵的。读这本书引起我思考最多的还是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基础理论选择
一般来说，对同一个社会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不同看法，是社会科学不成熟的表现；如果同一门类的社会科学对同一个问题产生分歧意见，也表明这一门学科不成熟。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科学正面临这一窘境。
曹锦清在他的书里说，关于村落社会，有三种学说，一是马克思的“马铃薯”说，认为集居在统一村落的各农户在生产与生活条件上十分相似，他们各自主要与土地相交换，很少发生横向的经济联系，独立自主。另一种是阶级分化说。第三种是共同体说，我国梁漱溟先生持此说（73页）。
马克思的理论令人困惑。马克思在年青时考察过农村，但以后主要进行对城市问题的研究。“马铃薯”说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一定有自己的公共生活。在欧洲，公共生活的硬件是由领主组织提供的，但农民之间还是由自己的精神方面的公共生活。这从欧洲的小说里可以看出来。不能说村落是马铃薯的集合体。与马克思的观点相类似，孙中山说中国农村是一盘散沙也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工业，村落之间是一盘散沙，但村落内部决不是一盘散沙。
阶级分化理论只是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传统农村社会，算不上是对农村社会的一个整体把握。阶级之间当然有斗争，但也存在合作。秦晖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对此做过认真分析，他认为，封建社会中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特别表现为宗法共同体构架下的“束缚”与“保护”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表述既不同于毛泽东的观点，也不同于近现代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如郭沫若学派）和现代化问题研究者（如梁漱溟）的观点。但是，秦晖的这一表述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支持。马克思多次指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相互的人身束缚”，人们本质上都是宗法共同体的成员；社会的进步就是要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产生出具有“自由个性”的新人。列宁早期认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宗法共同体对个人的束缚，后期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才在“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关系上理解封建社会（38－40）。我国对封建社会的传统理解尽管也讲人身依附，但只承认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与马克思的观点大相径庭。
梁漱溟先生用了“共同体”一个好的名词，但他的整个理论基础是错误的。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经典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任何一个民族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期都不可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而一切现代社会恐怕都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在较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血亲共同体内部，才会有伦理本位的文化类型。对人类社会的实际文化类型作出简单概括，在理论研究上是危险的。
要重视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农村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R.H.科斯、O.威廉姆森和H.德姆赛茨这样一批学者所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给我们解剖农村社会提供了武器。他们更新了微观经济学，也为全部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他们创建或更新的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造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制度经济学体系，内中包含的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和新结论，为扩大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特别是从诺斯开始在经济学中建立和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克服了新古典主义的局限性，为经济学开辟了广阔的应用前景。由于科斯等人的功绩，斯蒂格勒得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企业组织理论，奥尔森得以创建自己的集体行动理论，C.D.诺斯得以重新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一批有勇气的学者得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家庭、社团、宗教、文化、法律和政治结构等一系列非经济学经典领域的问题。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在这个扩张中，“经济学帝国”的王朝没有简单地、频繁地改朝换代，而始终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它的武库日益充实，装备日益精良，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化前后呼应，不同学派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而这正是一门成熟学科的基本特征。我曾经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体会到这种方法能够为分析农村社会提供统一的学术语言，有利于减少无谓的争议。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农村社会问题，不是说其他学科领域的成绩不重要。事实上，在其他学科领域有不少学者对农村问题的分析相当精彩。美国的政治学家米格代尔，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中国的秦晖，都是这方面的大师级的人物。但我想说，他们也都是在非经济学领域应用经济学方法的典范。
二、社会学方法的局限性
社会学家的方法有明显的缺陷，借用詹姆斯.科尔曼的话说，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社会学家通常鄙视诸如“假设－推理”这样的逻辑演绎研究方法，不愿意人的行为作出一般性假设，由于社会学的这个特点，使之“缺乏明确的规范性原则，例如，缺乏最大限度获取效益原则，社会学摒弃了发展规范性理论的可能”.（詹姆斯.科尔曼，1990年，42页）。
社会学的局限性，在曹锦清先生的著作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曹锦清说农民利益关注的中心，是“家庭庭院的围墙之内”，这就很不确切。什么叫“中心”？这种词不是一个科学术语。还有，作者说，分田单干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便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重新恢复到“马铃薯”状态。这也不对，不要以为家庭经济就没有公共事务。作者说，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它的“代表性”。（77页）此论也很不清楚。什么是“合法性”？什么是“代表性”？在这些术语的定义没有交代的情况下，此论难以成立。在民主选举的历史条件不成熟时，合法性的根据是有组织的暴力；而民主选举的条件成熟以后，合法性的基础是宪法规定的多数人的同意。因此，中国古代的皇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天意或天命，而是来自有组织的暴力。老百姓需要安全，谁可以提供安全，谁就有可能取得信任，并获得合法性。
曹锦清提出一个问题：农民“是否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来解决公共事务的合作能力？” （75页）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需求问题。由资料显示，1000多年前的意大利曾有人发明了蒸汽机，但没有改进和应用。制度环境既压抑供应，也压抑需求。
当然，尽管社会学的方法有局限性，但这不妨碍聪明的社会学家能够接受或提出精彩的思想。曹锦清的论述就不乏精彩之处。作者说，建国以后的农村是发生了变化，但“与其说政治本身，不如说只是政体的变化；与其说是地方政体的变化，还不如说是政治术语的变化”（７６页）。作者还说，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曾以为‘基础’已得到根本性的改造，然而，我们确确实实在历史中读到现实，并在现实中看到的了传统（698页）。作者认为，在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时候，要将“应该向什么方向变化”与“实际可能向什么方向变化”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194页）这个提法是很对的。作者的白描手法所提供的信息有时也特别值得重视。例如，据作者记载，伴随作者采访的王老师说：“两田制的普遍推行，一是反给农民增加负担，二是给村干部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实在有弊无利”（576页）。这个看法被后来农村发展所证明。
三、经世济国靠什么？
在曹先生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当前的国是感到担忧，于是便提出一些救国方略来。这可以理解，中国人普遍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没有很好关心民众。但问题在于有的人士想以“教化民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民众的素质太差，甚至以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民众的道德沦丧。这种观点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批判，但遗憾的是曹锦清先生没有予以认真的评论。
在社会动荡时期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论语·雍也》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亲传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论其余“小人”如何。孔子仙逝，若干弟子继续传道讲学，到了子思时代，世风仍不见好转，子思喟叹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谭其骧先生历数儒学炽盛的各个时代，均为积贫积弱、人欲横流的时代，并得出结论：“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1994）。今天也一样，想靠道德教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行不通。改造人的本质是对民众的不信任，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意识。他们要最终是民众的主子，不管他们初衷如何。从历史上看，正是那些高喊为民众服务、宏扬道德的政治家常常把民众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所谓“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现代史上不少国家花大力气给国民灌输所谓“科学世界观”，以期对国民意识进行根本改造，由此也踏入了一个经世济国的误区。首先，给一种学说冠以科学世界观，将其绝对化，本质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即论有科学世界观存在，它也不能替代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更不能消灭人之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也不可能靠科学世界观消灭人的宗教感情。最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要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为前提，而这是需要成本的。在谋生知识的获取也无足够财力保障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国民会为了什么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投入时间和财力。在象征科学世界观的某些文化符号的掌握不再成为人们政治上进身阶梯时，社会出现对这套文化符号的蔑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改造一个社会，使之变得有序、和谐，要靠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成本足够低，理性的人们就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并掌握合作的规则，其表现便是全社会的和谐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逐步进化的，因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逐步实现的。我们当然欣赏“千年至仁之人极”的境界，也欣赏“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靠“继往圣绝学”来实现，而要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
四、实践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
过去有一句学者们爱讲得话，好像来自马克思，叫做“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我不赞成这个意思。我倒以为“实践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但这个意思对曹先生显然有影响。曹先生认为，“应该倾听生活本身的声音，让生活本身直接显现自己，从而如其所是的哪个样子去观察生活。只有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民众自己所创造的方法，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知识分子的责任仅在于发现它、总结它并宣传推广它。”（633页）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民众的意见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某些民众领袖的意见更不可靠。
并非一切在现实中听到的都是合理的或理性的。例如，一些受访人士告诉曹先生说“中国的农民缺乏社会民主意识”（632页）。这就很不对。民主意识不是缺乏不缺乏的问题，而是现实生活中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我认为，传统乡村社会就不需要民主制度，因为那里允许宗法力量充当乡村权威；乡村社会一旦开始解体，就需要民主制度了，因为民众需要通过选举来认同权威（党国英，1999）。
某些趋势性的东西也可能作者看不到。作者说，我“希望看到分田单干后的村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合作组织，以解决各分散农户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各类事务。但至尽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123页）。其实，这样的案例是广泛存在的，只是发育不好，而发育不好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
就社会发展的方向的选择而言，民众的合力所导致的后果有时是不幸的。在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不彻底的情况下，普通农民还有可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力量。1793－－1796年间，法国旺代省就发生了农民的反革命暴乱，农民在暴乱中高呼口号“还我国王”，“国王和上帝万岁”；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资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是教区牧师（摩尔，1966年，75---85页）。恩格斯在评价拿破仑时也曾这样说：由于拿破仑采取了解放农民的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846年，《全集》2卷，636页）中国近现代史上类似情形也不少见。这些情形与农民的素质高低无关。经济学家所阐发的“囚徒困境”理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都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
与民众的意见相比，杰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理论往往可以引导社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这不是说思想家的理论可以与民众的要求相脱节，而是说思想家可以发现民众的潜在的积极需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理念，转化为杰出政治家的一种信念，从而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就目前中国现实来说，我认为，中国农村已经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动力，要使中国农村摆脱发展的困境，需要中央政府发挥制度创新的主导作用。在这个转变中，中国理论家的积极作用有待充分发掘。
参考文献：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恩格斯1846年<<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
巴杜顿.摩尔1966年<<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詹姆斯.科尔曼，1990年，《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版。
梁漱溟，1949，《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谭其骧，《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联吗？》，载《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党国英，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结构变化与农村稳定，《中国农村观察》，1997·5
党国英，“村民自治”是乡村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