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管再治疗步骤:从包世臣到冯桂芬

十九世纪前六十年，满清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内忧外患交迫，也促使改革吁求不断发生。

以往的近代史论著，多半将晚清的改革论起点，界定为龚自珍、魏源改宗所谓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此说由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力倡，似已成为通识。魏源的政见与经说颇杂，姑且勿论。龚自珍呢？他首度吁求满清统治者“自改革”，见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所写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那他时尚未与所谓常州派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交往，仍在他的外祖父、皖派汉学大师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羽翼之下。

其实，吁求清廷“自改革”，并且设计可行性方案有迹可寻的，在龚自珍之前有包世臣，在龚自珍之后有冯桂芬。从晚清改革思潮史的轨迹来看，包世臣、龚自珍、冯桂芬可说是嘉、道、咸三朝的三个表征。

关于龚自珍的“自改革”论，我已作过多次讨论，兹不赘。本篇和下篇，拟分别说一说包世臣的《说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字慎伯的安徽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年轻时因家贫卖过菜、教过村塾，同时自学古近兵书史书。当嘉庆二年（1897）他出现在安徽巡抚朱珪面前，便以申述为政应力求“不强民而令，不忧民而强”，使今上的这位师傅折服，从此名动公卿。但他耻于依权仗势谋取功名，结果六应乡试，才在三十四岁中举人，接着又十三次会试落榜，到年逾花甲才由举人大挑，签发江西，补新喻知县，又遭省内官场恶斗，不满一年便罢官，与涉案贪官同受审查，捱过三年，奉旨审案的钦差大臣叹道：“包君以一青天，居十七狗子之间，而得免于刑戮，幸矣！”此后他在七十岁刊出自选集《安吴四种》，却以“体大事丛，不可分散”为由，将《说储》上篇刊落。相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洪秀全曾尊他为“三老”之一。他终年八十一岁。

据《说储》前序，此书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包世臣时年二十七岁，为教年方十四的门徒姚承谦了解“救时之要”，写出上下篇各四万言。在前四年，白莲教造反由湖北、河南向安徽蔓延。他献《练乡兵对》，大受朱珪赏识，由此名动公卿。他继续游说川楚诸省军政大员，说对付被迫聚众造反的平民，一要“近人情”，二要“不难为人”。他到处碰壁，于是写出《说储》。

储者，蓄积备用也。朱珪曾称道包世臣是像汉代贾谊那样的“奇才”。包世臣也以提出当代《治安策》自许。但他的《说储》，尽管避免用“长太息”、“可痛哭”之类字眼刺痛嘉庆君臣的神经，而力求站在权力者的立场上设计“治民之术”，但《说储》本身便犹如愤火。

怎么见得？《说储》劈头便引“先圣之言”，宣称国有四类，“王国富民，伯（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接着就指责“今者”民穷吏贫财尽，而公卿贵戚“无肯暂易其营私之智”，岂非明指当世已属“仅存之国”？于是作者以为“与天下为新”，关键在于“设审官院”。

审官院乃旧名。北宋曾设审官东西二院，分掌文官和武官考选，王安石变法后归併吏部。包世臣倡设审官院，却不提它是北宋旧制。相反，按照《说储》，审官院应该拥有统辖内外文武官员的考试、黜陟等权利。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方案内完全不提军机处，却主张在审官院卿之上，设内阁左右丞相各一人，“正一品，执国政，总文武”，就是说要恢复四百多年前被明太祖取消的君相共治体制。第二，在方案内主张“内官”、御林军及京师卫戍的人事权也应由审官院决定，等于要求剥夺直属满清皇室控制的内务府、御前大臣、九门提督等特权。第三，在方案内力主裁撤地方总督、巡抚和分守分巡诸道，建议藩司守令均可带兵，而驻军提督也都由审官院任命。

令人惊异的，是包世臣设计的审官院“主选举”的运作程序。不妨照录《说储》上篇一段原文：

设审官院，择大臣一人为院卿，正二品；辖学士四人，正五品；主选举。诏内外郡县，不拘现任（原注：其专折，大臣自可奏达者，不归该院，其有奏记亦准）、故宦、儒生、农民、吏卒，皆许言事。其有经国远虑，封疆大计，水利屯田，劝农练兵，以及吏治利弊，律意轻重，或即一郡一邑当兴当除，各就素习确见，缮书条例。大者勿忧骇俗，小成勿饰动听。……

凡上书者，皆封递本县，知县即时加封，用三百里飞传该院，校别其实可施行及有意议可造就者，征入都试；不中征者驿给原书罢之。

征者，本邑计里给资，每百里白金三钱，年五十以上非仆从不行者，增三之一。至都，舍于公邸，食用皆有主者。茂才，奏请不次擢用。其上第，练事达权身强品优识决性慈，可胜亲民正吏者，奏请外补；心地明达，可参大计者，咨呈内阁补阁史并供奉；温习典故，可备顾问者，供奉翰林，属审官院，正六（品）至从七（品）为直院．正八（品）以下为供奉；切直敢言者，咨御史台补台史并行走。中第，分别给级，咨国子监肆业。报闻罢者，咨户部给资还乡。

惟诈伪代倩，坐之。或父师遗书，裨益时事者，皆许声明封递；剽窃坐如法。

唐宋至明清士绅社会盛行一种赌博方式“升官图”，用掷骰子预卜官运，表明做官是种投机事业，也映现一般士人不信孔门所谓“学而优则仕”的遗教。岂知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安徽一名生员却彻底否定孔教传统理念，画出一幅理想政府的官员如何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进行选拔的蓝图。按照青年包世臣的设想，选拔官员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前提就是广开言路，不拘出身资历都可上书言事，所言之事没有题材限制，也不存在“越衙上告”的刑罚，相反各级官员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包括给审官院初审合格的言者提供应征入京复试的差旅费。复试合格分等量才录用，都给现职。初审不中，原书立即璧还；复试落第，还乡旅费照给。甚至允许代已故父师上条陈，唯有作弊剽窃，需要依法惩办。

这不是近人熟悉的西方乌托邦体制么？但它确实出于二百零八年前一位年青中国人之手。也许包世臣对自己的大胆假设感到吃惊，生前仅向挚友出示。今存《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版）的《说储》，所附在嘉庆中以敢言著称的周济、以考史闻名的沈钦韩的批注，便可窥知它在同时代江南学界的流传状况。也如包世臣的后继者龚自珍、冯桂芬，他们改革论的精粹见解，都在身后才公表，《说储》上篇也被包世臣“藏之名山”，直到清末才由《国粹学报》刊布。据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刘师培跋，这位当年自称“激烈派第一人”的仪征青年，盛称此书精义“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

同样表示倾倒的，还有民国初叶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柳诒征。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偶然得到在地摊上流出的《说储》残篇，书眉有周济、沈钦韩批注，便急忙交由他主持的江苏省立图书馆影印问世，后附长跋，批判国民党腐败专制：“岂料光宣以来之变革，什百倍于先生所指斥，一惟诵法异域，不第尽更清制，且举周秦汉宋流风遗意，胥摧毁而更张之，先生地下有知，其谓之何？”

前篇已述，清嘉庆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说储》。据《剑桥中国晚清史》主编之一刘广京的意见，《说储》实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滥觞。

杭州才子龚自珍（1792-1841），于嘉庆十七年（1812）二十一岁时，曾侍父居于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时他是否结识包世臣，乃至读过《说储》？不清楚。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晚年与包世臣交好，《已亥杂诗》第二二九首“泾县包慎伯赠予《瘗鹤铭》”，即明证。因而，龚自珍于二十三岁在徽州著《明良论》四篇，抨击官场腐败皆由专制体制，次年随父至上海的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的衙署，写出组文《乙丙之际箸议》，疾呼帝国如不“自改革”，就难逃周秦以来改朝换代的覆辙。他有没有受到包世臣的影响？同样不清楚。有一点应属事实，即龚自珍的“自改革”吁求，从抨击时弊的重心，到逻辑推论的思路，都很像《说储》的延伸。

龚自珍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馆”。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虽早在道光五年（1825），将《说储》下篇关于改革治河、盐政、漕运弊病的设计，编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吴四种》，却不敢刊布《说储》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龚自珍，其遗文尽管曾被魏源删削，却早以不同形式流传人间。因而，说到晚清“自改革”，人们常谓发韧于龚自珍。

龚自珍卒于清英鸦片战争发生次年。他死前两年多，曾著《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对林则徐奉旨赴广州禁毒，表示热情支持，但林则徐复札却对他的献策只给半首肯，并且拒绝他同往广州。这使他很失望，“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从此他的诗文，仿佛已将粤海日趋激化的清英冲突置诸度外。这是否表明，在当时龚自珍眼里，帝国危机仍然在内不在外呢？很难说。历史表明，龚自珍少作诸文，吁求帝国“自改革”，好为预言，如暗示清廷墨守祖制，安于长夜沉睡，“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就可谓不幸而言中，在他死后不到十年，远在南疆桂平的大山之中，便爆发了拜上帝会的矿工与农民结合造反，号称太平天国，几乎颠覆了帝国。然后由于清廷的愚蠢，竟在太平天国战争高潮中，给英法联军入侵北国制造借口。于是在巫术迷信氛围仍浓的晚清，龚自珍似成先知。

苏州人冯桂芬（1809—1874），是林则徐的门生，清英鸦片战争开打那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即授翰林院编修。其后迭遭母丧父丧，逢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在籍办团练有战功，升任五品衔的右春坊右中允。太平军克苏州，遁入上海租界，与各国政商人士直接交往，政见学识都发生很大改变。他开始筹画用洋人力量组织地方武装，致函说服曾国藩派李鸿章招募淮军援救上海。由此迫使李秀成处于守势，并使淮军借洋枪队重占财赋重心苏松等府，而冯桂芬也化身为晚清“洋务”的首要理论家。

《校邠庐抗议》便是冯桂芬“洋务”设计方案的汇编。，冯桂芬自序说书名“抗议”，乃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即位卑言高之意”，但序末自署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冬十月，却透露他的真实命意。原来此月初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手发动的“辛酉政变”得逞，政府大改组，宣称次年改元同治。他们随即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等于把东南军政大权交给湘淮系汉人官绅。这是自清初洪承畴死后近二百年，满清首次赋予南国一名汉官如此巨大的权力。冯桂芬显然从中看出了扩展南国士绅权益的机会，立即将改革现状的政论四十篇结集，寄给曾国藩，说是求序，实为献策，而且自比为东汉末名士赵壹对名将皇甫规的说辞，所谓“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

曾国藩组建官兵饷械都自募自筹的湘军，分明违背满清不许南人将兵的祖制，却道是为了捍卫“开辟以来名教”，但在战争过程中，却向他诅咒的天国一样，“窃外夷之绪”，越来越依靠洋器洋人博取内战胜利。只是他和左宗棠、李鸿章等说一套，做一套，所谓义理与践履二律背反，正如满清列帝好申斥的“假道学”，适足以给满清祖制守护者提供攻讦的口实。冯桂芬的《抗议》，显然要为曾李左的言行相悖辩护，并且以攻为守。

《抗议》自序已彰显冯桂芬的策略。他首先赞颂“三代圣人之法”臻于至善，倒是后世近功小利的儒者不断将它弄坏，致成空言，接着“观于今日”，连举十二大弊，指斥后儒已将三代圣人善法败废无遗。然后他强调“古今异时亦异势”，不可“一切复古”，只可去其不当复，而复其当复。这已是包世臣、龚自珍论调的重申，但冯桂芬走得更远，竟说在“法”即制度应用的层面，也可以“用夷变夏”。

当然，《抗议》四十篇，附二篇，成稿前正值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而逼迫清廷签订新一轮的不平等条约，因而冯桂芬对于“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表示“奇愤”，可以理解。他憎恶魏源剽袭林则徐的手稿，斥责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行不通，“欲以战国视诸夷”，却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有道理。因为满清由叛明到代明，就是“师明之长技以制明”。所以，《抗议》指出明末“采西学”行之有效，又绝口不提明人视满洲为“夷”，还处处不忘声明当今夷夏之辨，即指英法美俄等国与今之中国或中华的区别。明乎此，便可窥知冯桂芬和他的同时代人士，所谓“师夷长技”，承认“用夷变夏”有可行性，实为后来“向西方学习”的原初表述。

正因如此，《抗议》作为冯桂芬向正在南国得势的湘淮系首领献出的治安策，为什么要再三申述“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甚至危言耸听，罗列“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不符”，乃至“船坚炮利”、“有进无退”等等方面，中国都“不如夷”。

在《抗议》中，冯桂芬反复指出中国曾经领先于晚出“诸夷”，即当今也多“秀民”，只要懂得自立、自强，必可恢复往日的光荣。《抗议》提出这样的论断，“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冯桂芬称这是“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表明他关注的焦点，仍是曾国藩《讨粤匪檄》已提出的，被太平天国战争冲得大乱的“伦常名教”表征的社会秩序，怎样重建的问题。

冯桂芬已表明，他反对恢复战前清廷那套“以满驭汉”的统治秩序，更反对满洲权贵朘剥江南财赋的局面再现。眼见动乱已快结束，江南世族必能取消佃农乘乱“租田当自产”的做法，需要传统“名教”的支持。然而不解决清廷与江南世族的租赋分割难题，富民必将重赋的负担再度转嫁给贫民，最终仍会导致“民穷为匪”。因而《抗议》认定重建“伦常名教为原本”，却反复重述清初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主旨，要求清廷对苏松太三属大幅度“减赋”，并特别指出“正本清源”的关键，在于安置乱后倍增的游民、饥民、妓女等。正是在“收贫民议”的破题中，冯桂芬写出那四句教：“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被有的近代史论者叹为惊世骇俗的这四句话，在古近变法史上是老调，但针对咸丰朝仍然很盛行的排外论，则是针砭。其实冯桂芬此篇赞赏的“夷法”，无非是指荷兰、瑞典的济贫院、教养所之类，他也承认这类机构在中国古已有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而已。至于政体改革，他的主张更限于皮毛。清末章太炎曾批评他最受“宦学者”称道的减赋主张，“特为世族减赋，顾勿为农人减租”，表明其论“不正其本”，并非苛评。

《抗议》的第一回应来曾国藩。他虽迟迟不愿为《抗议》作序跋，却不禁人传抄，终于以复函形式肯定此稿“必为世所取法”。继之是李鸿章，推许此稿深中“洋务机要”。在清法战争中崛起的清末洋务首领张之洞，盛称它是“中体西用”论的先河。戊戌百日维新，康有为们仓卒拿不出应诏“定国是”的方案，骑虎难下的光绪帝，只得请求荣禄将四十年前成稿的《校邠庐抗议》翻刻一千部，发给内阁六部九卿各衙门就本职陈述其可行性。变法被慈禧政变绞杀，但各部遵旨复议的档案仍存，可惜迄今尚未得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