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红外碳硫分析仪:黄金枷锁下被压抑的人性

黄金枷锁下被压抑的人性

——追寻《金锁记》与《呼啸山庄》中主人公悲剧的根源

作者：汪宇慧    指导教师：冯羽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呼啸山庄》与《金锁记》的文本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试图以人性与情感为切入点对二者进行平行研究，比较两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共同探讨的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对存在着的人性的关注和阐释，寻找沟通人类情感世界的桥梁，并开拓对作品的深层解读。

关键字：呼啸山庄金锁记 金钱 人性

1847年，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出版了《呼啸山庄》这一惊世骇俗的奇书；在近百年后的中国，旷世才女张爱玲于1943年发表了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充满着惊人的巧合，两部作品都曾受到过冷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与价值又重新得到发掘与认同。

《呼啸山庄》刚出版就遭到评论界的指责，认为该书充满病态心理和异教思想,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应该改名为《枯萎山庄》。直到进入20世纪，艾米莉的声誉才蒸蒸日上，评论界把她推崇为同莎士比亚并肩而立的天才作家。《金锁记》发表以后，虽有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张爱玲》一文中进行过称赞：“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目前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P.397)但张爱玲的名字少见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册中，只有美国学者夏志清在60年代对《金锁记》作出过较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p.408)，到20世纪的80年代，大陆才掀起张爱玲的研究热潮。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呼啸山庄》与《金锁记》是两部风格迥异的杰作，《呼啸山庄》“几乎不让读者尝到一点纯净不掺杂的愉快；每一缕阳光照射下来，都要透过阴沉逼人的乌云的屏障；每一页都过重地负荷着某种道德上的雷电”^[3]，它以磅礴的气势，野性的力量，反叛的精神撞击着读者的心灵。而《金锁记》则让我们透过模糊的残月，几点疏星，在颤颤的琴声中聆听变调的人生哀鸣。然而，二者塑造的在金钱的桎梏下爱恨交织，变态复仇的情感世界同样相当的力度逼视着人性的最深面。

马克思认为：只要人对他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关系，而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关系，人就回丧失自我。金钱便是具有此种异化作用的力量。近代社会中，金钱与情感已形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面。无论怎样纯真的情感，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似乎都难以持久，纯洁的情感与肮脏的贪欲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可能是人自身始终摆脱不了的矛盾，而人对金钱与情感的选择恰好反映出人性的局限。

《呼啸山庄》与《金锁记》从不同侧面表现出人对金钱与情感选择的两难。金钱、权势对婚恋关系的渗透与控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一现象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利”字当头，权衡利弊，再说婚姻。

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与曹七巧原本都有着诚挚的心，都渴望真诚炽烈的爱，然而面对婚姻，天平都倒向了金钱的一边。而这转化是经过剧烈的斗争和煎熬才完成的。

一、黄金枷锁下香消玉殒

凯瑟琳与希思克厉夫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心灵的契合。凯瑟琳直言表白：“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长得俊俏，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是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4](p.45)这种爱情不在是对幸福浅显的追求，而是一种冲破习俗、道德的灵魂追求，以及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认证。“我对希思克厉夫的爱，好比脚下永恒的岩石，从那里流出很少的看得见的快乐的源泉，可是却必不可少。”^[5](p.47)“我就是希思克厉夫，他时时刻刻在我心头——并不是作为一种快乐，就像我不能老是我自个儿欢乐般，而是因为他就是我自身的存在。”^[6](p.71)这段爱情的表白，充满了激烈而神奇的力量。凯瑟琳对希思克厉夫的爱并非似水柔情般的缠绵，而是一股烈焰，带着炽烈与刚劲的意味，甚至充满着野性的、激愤的悲怆情绪。 然而在婚姻上，凯瑟琳却未能超越世俗，她选择林顿为夫，为的是许多庸俗的现实目的：“他将来会有许多钱，我会成为这儿一带最尊贵的女人，嫁给这样一个丈夫，我会感到得意的。”^[7](p.100)凯瑟琳的选择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表面上似乎是希思克厉夫扰乱了她的生活，夺走了她的生命；实际上，她却是死在了自己一手制造的金钱的桎梏之下。在她背叛了自己的本性之后，无法在痛苦的压抑中平静下来，因而又想寻回真实的自我：“我但愿我是在户外，我但愿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又顶得住，又无拒无束，心灵受了创伤还只顾发笑，而不是发疯！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厉害呀？”^[8](p.97)

她在嫁给林顿之后，并没有忘记希思克厉夫，物质的丰裕，不能弥补内心深处那一块缺失的爱情。有悖于自己情感和灵魂的婚姻埋下了祸患的种子。她在享受物质快乐的同时，内心又在回味和追寻往昔纯洁的情感，她在金钱与情感之间被来回地拉扯，年轻的生命在黄金的枷锁下日益枯萎。她最后的悲剧也正是这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

二、黄金枷锁下人性的疯狂

而对于希思克厉夫来说，金钱的欲念是随着爱的失落、恨的膨胀而发展的。当他心灵唯一的为慰籍——凯瑟琳嫁给林顿后，人性开始被禁锢。为了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和凯瑟琳相当，他不断地向上爬。他谋取田产、占有金钱，对恩肖和林顿两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怀着变态的心理从对第二代的折磨中获得自己复仇的最大快乐。希思克厉夫凶狠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与情人的女儿，尤其从精神上摆布、摧残小哈里顿，教导他“凡是兽性以外的东西都是傻的、不中用的，都应该瞧不起”，^[9](p.102)他要把哈里顿变成一个粗野无礼，满口脏话的小子，让他的心灵永远陷于愚昧与黑暗之中。

而与此同时，希思克厉夫自己的人性也堕落了，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内在需求和渴望，毁掉了他与凯瑟琳的关系。他对凯瑟琳曾经纯真的爱情，也在黄金的枷锁下一点点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疯狂、残暴的复仇。

三、黄金枷锁下人性的变态

《金锁记》更是明显地表现出文明社会中金钱对人的异化。近代上海，商业畸形发展，“上海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10]出生于上海小市民家庭的曹七巧在耳濡目染中便滋养了金钱私利的观念，此后一生带者黄金的枷锁沉重地活着。

她本身是一个身体健康，对爱情有着强烈渴求的年轻女性，她应该享受爱情的快乐，而不是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不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男人。然而，强大的物欲压抑了情感，爱情在金钱面前不战而退。她放弃自己的青春，守着曹二爷那没有生命的肉体，为的就是一个幻想的集中点——黄金；为了守住家产，她击碎了自己与季泽爱情的幻影；而当她的贪欲满足之后，内心却依然没有得到安宁；她本该让儿女们得到幸福，然而她却将占有儿女们的幸福作为自己新的欲求，她时时担心儿女们离她而去，她用封建家长的精神控制和黄金的枷锁牢牢地拴住儿女，并以变态的方式破坏儿女们的婚姻。她不断地给女儿灌输这样的观念：“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11](p.107)。黄金的枷锁终于禁锢了它的心灵。曹七巧外在的变态表现正是她内心矛盾斗争以及扭曲变态的真实显现七巧的人生悲剧在于情感始终得不到释放。她在年轻是有过爱的冲动，在婚后仍有爱的憧憬，然而黄金的桎梏始终压制着她，使她一直受到情感对象缺席的困扰。不可否认，黄金枷锁下的曹七巧，却无法冲出灵魂深处纯净的情感模式，不容任何人亵渎超功利的爱情。而贯穿她生命始终的这种金钱与人性的残酷的两极搏杀，也正是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在她看穿小叔季泽图钱谋财的本心后，更多了一份爱的幻想破灭的酸楚。“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12](p.105)爱的幻灭致使爱的绝望。“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长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13]人往往不可避免地陷进自己织就的网罗中，七巧用爱与金钱纠葛起来为自己织了一张生命的网，在其中孤寂而疯狂。

张爱玲于乱世之中发现金钱与人性的矛盾，敏锐地感受到人性逃脱不掉金钱的支配。她冷静地旁观曹七巧因人性的压抑而将错就错地堕落，在对情爱背后的本能冲动与变态心理的层层剖析中，揭示了人性的脆弱、生存的困惑与悖谬。

凯瑟琳、希思克厉夫和曹七巧，在黄金的枷锁下经历了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毁灭。或许，造成他们毁灭的原因有很多，而本性的被压抑，以致于最后的逐渐丧失，无疑是其中的根源所在，而金钱又无疑是导致悲剧产生的罪魁祸首。

情感是人类生存和文化的隐秘符号。《呼啸山庄》与《金琐记》这两个文本，开掘了情感的深刻内涵，黄金枷锁下的绝望与希望、灵与肉、物欲与情欲常常处于对立状态；爱与恨作为情感的两极在金钱的支配下显现人性的复杂；爱情与婚姻通常又难以和谐,展示为无法接轨的平行线。

艾米莉和张爱玲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为艺术世界平添一幅爱情的图景，而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思考，写出了现实生活以外的传奇。她们以对物质与情感的探究，来挖掘人性，介入文化生活。

《呼啸山庄》与《金琐记》创造的情感世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追求爱情是人性的合理要求，然而社会制度、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对人们爱情的选择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制约。尤其是女性，即使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也容易因目光狭隘而作出错误的选择，在无爱的婚姻中苦苦挣扎，自我摧残。人只有在获得物质和精神上自由独立的基础上，才可能在探索最终幸福的途径，获得人性的解放。

《呼啸山庄》与《金琐记》对人性的揭示是强烈而又深刻，它在人的生存困境状态下展示了人性的本真。两部作品有能如此大的穿透力，应该说与两位作家的身份、身世和创作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艾米莉和张爱玲是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对人性体验和感受的深刻和细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两位作家都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她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承受的痛苦和孤立是常人所不能体验到的，凯瑟琳、希斯克厉夫和曹七巧的情感变化也只有像艾米莉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才能把握得如此真切，如此细腻。

此外，她们的创作观也对她们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两位作家都不喜欢反映较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而偏重于对个人的情感生活进行细致的描摹，并通过个人的情感生活来反映和揭示人性中的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给读者许多回味，许多联想，具有非常诱人的艺术韵味。《呼啸山庄》和《金锁记》正是她们这种创作观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

[3]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4][5][6][7][8][9]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0]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11][12]张爱玲：《金锁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13]鲁迅：《寡妇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