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如何度过“成长烦恼期”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了。十年的辉煌，值得一记，这10年中，中国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将高速增长持续下去；在人口红利终结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何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让百姓更多从经济增长中受惠，这是需要各界思考的问题。

    中国未来10年的三大挑战

    未来十年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关键的十年，如果基本平稳顺利，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基本成功了。如果抓不住这十年，现代化的实现就得往后推。当然，中国人在过去的170年里，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国家基础从农业文明转成了工业文明，但达到比较全面现代化还稍微有点差距。

    未来十年的挑战主要是三部分：

    一是在必须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过去30年主要是靠资源投入来推动，包括廉价劳动力、极其便宜的资源价格等。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谁都知道必须得改。但难处在于，改的时候按道理应该是慢一点，要从容地改，但中国不行，中国必须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改。

    二是在政治权威下降的时候社会矛盾上升。政治权威的下降是个事实，随着政治体系内部利益越来越多元，现在新上来的政治家，不是革命家，不是流血当中爬出来的，他是磨出来的。现在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开始化解权威和神秘性。种种原因合在一块，政治权威下降是必然的，社会矛盾上升也是必然的。大家对社会分化的容忍度下降了，一胎化的政策和90后的到来，更容忍不了这种变化。

    三是外交，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了，而近代外交史告诉我们：老二很难当，因为老大防范你，老三老四嫉妒你。20世纪三个老二下场都很惨———德国、苏联和日本。通俗地讲，中国进入了一个“将起未起”的阶段。完全不崛起，人家一点都不怕你，对你非常客气。你完全崛起，人家公认你是老大以后，不会主动挑战。中国这个时候，人家既警惕害怕，又不接受。所以未来十年，外交是比较难的事。

    这三大问题从解决的难度看，社会问题应该排第一，外交问题排第二，经济问题排第三。道理在于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矛盾是比较新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解决问题的经验。还有就是政治权威的下降。所以社会问题排第一。(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外交为什么排第二呢？主要是人家要琢磨你，这些因素是不可控的。而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相对而言还在你的领土范围内，是可控的。经济相对来讲中国的把握是最大的，人还是充足，存量大；资本也没问题，中国人的高储蓄习惯还保存着，随着社会安全网的逐步建立，还会有更多的资本可以释放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技术比较落后，落后带来一个好处，叫“后发优势”。但能否利用后发优势是一个问题。

    外部对中国崛起的三种态度

    我是搞外交研究的，所以今天主要要谈未来十年外交的难题。外交的难题有三个。一个是中国未来外交进入了一个“成长烦恼期”，必须要清楚这点。中国迅速崛起在外界造成的心理反应分成三类。一类是欢迎中国崛起，媒体上看到的不多，但其实这类国家不少，主要在非洲、中东、拉美，亚洲也有支持中国崛起的，例如巴基斯坦。它们不是真

    的喜欢中国，它们并不了解中国，它们主要是痛恨美国，它们是现行国际秩序当中受压制的、边缘化的，动不动遭欺负，安全上被打击，政治上被人家随便教训。我在2009年去阿联酋、沙特、土耳其，我就深刻感受到，尽管沙特、阿联酋都是美国的好朋友，但从内心里面非常欢迎中国崛起，崛起以后客观上会使美国客气一点。第二类是暧昧，像俄罗斯。俄罗斯一方面觉得中国崛起，战略上会帮它分解掉西方的一部分压力；另一方面从情感上讲，对中国的迅速发展难以接受，60年前它是老大哥，我们对其极其崇拜，现在显然不同了。第三类是比较消极的，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这又分三种。

    第一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日本、美国和欧洲，它们原来是制定规则的，分配的利益份额比较大，中国崛起后它们的权威受损，获得利益也下降。

    第二种是中国周边的国家，越南是其中的代表，同类心态的国家有将近20个，它们对中国主要是恐惧。

    第三类国家，是嫉妒中国的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以印度为代表，包括巴西、土耳其等国。它们在势头上很好，和我们一样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所以我们搞起一个“金砖俱乐部”。但是在这个俱乐部内部，你可以观察到一些矛盾。它们都对中国有点嫉妒，从不同的逻辑走到一起来了，抵制中国崛起。

    中美关系越来越棘手

    未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强大，中美关系会更难处。从1972年到现在近40年，中美关系总体非常不错。世界上任何人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都难以想象中美关系能运行到这个程度。这可分两个阶段。1972年到1990年是一个阶段，1991年到现在是一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的基础就是反苏联霸权，第二阶段的基础是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强权体制，两个阶段的基础都是相互获益的。反霸，对中国好，对美国也好。1991年加入美国体制也是对我们好，对美国也好。中国现代化获得较好的外部环境，加入了世界市场，去学习工业生产的知识。对美国的好处是它把最有潜力的挑战者纳入到自己麾下，消除了一大隐患。完全可以反过来设想，如果中国别别扭扭和美国闹，中国的能量肯定是100个朝鲜，100个伊朗，那不得了。

    中美关系的未来呢？首先是中国国内开始利益多元化，原来的改革共识没了，共识没有之后，不排除中国有一部分人离开美国体系单干，这种思路已经有了。美国那边现在也出问题了，尽管中国主流的意见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这个体系里。但美国想把你赶出去，遏制一下，把你孤立起来。两边国内都对原来的战略基础开始怀疑，美国开始怀疑你的真诚，主要是担心你的崛起会挑战它的地位。

    所以，未来中美关系是越来越难。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外交上会出大事，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来控制矛盾。未来中国内部政治因素对外交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内部因素对外交的干扰首先是外交地位的下降。未来十年三大问题的排序是社会、外交、经济，但实际上中国整个体制应对问题的能力结构与这个排序是不匹配的。中国最强的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社会管理能力排在第二位，比经济能力差，现在政府刚开始意识到，社会管理要加强，便开始分一点力量，能力准备也是处于第二位的。对于外交来说，地方不管外交，中央的非外交部门也不管外交，外交是最弱的。所以未来三大问题的能力准备是不匹配的，和田忌赛马一样反着来，最强的对付最弱的问题，次强的对付最强的问题，最弱的对付次强的问题，田忌赛马是二比一赢，我们这个二比一是反的，这是未来的一个大问题。(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中国外交面临三大困境

    具体落实到中国外交，就是有三大困境。第一是国际困境，第二是国内困境，第三是政治困境。国际困境是前面所说的“将起未起”，在国际上陷入一个安全困境，中国的力量在增长，外面对中国的疑虑也在增长。按道理，力量增长了，安全环境应该改善，但是现在“将起未起”，大家不接受你，中国力量越大外面的反抗越大，这是“国际困境”。

    第二是国内困境，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任务越来越重了，因为中国越来越开放，与外面的利益关联越来越多，海外利益存在也越来越多。人财物都走出去了。中国的海外利益，首先是人。人很多了，台港澳3000万不算。标准的华人华侨至少有6000万，现在很多混血儿不算华人，但中国强大后可能就算了，把混血算过来得有一个亿以上。这以后都是需要保护的，当然这是比较远的，保护要很巧妙，否则就涉嫌干涉人家内政了。但现在明显要保护的，第一拨是游客，5000万，其中大部分是台港澳游的不算，出国的是1400万，这个每年得保护。这是去年的数字，今年可能涨了，有2000万，以后可能每年都会增长。还包括出境务工的工人500万左右。还有一支是中国必须保护的———孩子，中国现在把孩子有从小学就送出去的，还有中学，大学，有200多万。独生化的中国如果孩子出什么事，那可不得了。这些再加上每年出国的商人、学者、官员，也有好几百万。

    还有钱财，国家控制的外汇储备，四大商业银行，以及经常跑出去的公司的海外储备，还有一些个人外汇存款，可能中国这些钱财加在一起是一个G D P.人财物在外面，都是实的，看得见，还有很抽象的，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外部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可能会伤害你。所以中国未来外交可能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任务重，但外交机构国内地位是下降的。简单地说就是责任大了，权力小了。

    第三个困境就是政治困境。中国主观战略上还想韬光养晦，但是遇到具体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多，中国可能脾气也越来越大，忍不住火，战术层面越来越积极并有所作为。外国人看着就糊涂了，发现你讲的和你做的越来越不一样，并成为一个常态，战略战术分离。

    外交行为自己都很难预测

    同时，中国外交决策的内部政治和环境越来越复杂。过去五年，外交决策过程后面的政治环境极易产生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原来中国的外交都是很强势的，但这几年看起来就明显地弱下来了，一把手说了未必算。我把中国政治过去100年分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到1997年可以归一类，属于现代强人政治。邓小平走了以后，中国实际上走到了政治的一个新阶段：即技术官僚集体运转的政治。后来又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进步，就是任期制。长期来讲，这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条路，而且是较好的一条路。这是政治转型的视角，但从外交学来讲，这个转型不好，政出多门，而且利益内部有冲突。再一个就是缺乏协调，这对外交决策不利。

    第二个变化是外交系统的政治影响力下降。“外交权势集团”包括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商务部、商贸促进会，国务院新闻办、外文局等十几个部门和协会。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变化是，非外交政府系统对外交介入加深。首先是中央开始全面干预外交事务，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发改委都管了，谈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解振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也是大事，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有较大的发言权。现在文化部搞的“孔子学院”，中美文化高层对谈，实质的交谈都是各个部委在搞。

    还有一支力量是国内外都忽视了的，就是地方政府。中国宪法规定外交权为中央政府专属权，地方政府不插手，它只有落实的义务，没有参与的权力。现在不一样。地方政府极其活跃，比如说，云南积极推动修建曼昆铁路，曼昆高速公路已经修好了，然后说要修铁路和油气管道，最终按照这个计划，以后会有一条公路加铁路从北京直达马六甲。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真能改变东南亚局势。这条线谁推得积极？就是云南。昆明俨然把自己当做“湄公河五国开发的首都”了。这里还包括海南推动南海，吉林推动图们江，黑龙江推动俄罗斯远东开发，内蒙古在推动与蒙古国的合作等。

    第四是个变化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包括三大石油集团，它们在推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南海开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后一个就是独立民意，独立民意来源第一个是网络。现在有将近五亿网民，五亿网民思想是很敏感的，然后网民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商业化媒体，还有开放，与海外的交往，中国的外交决策不得不倾听民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五点是过去五年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个集权国家，中央管外交，其他人说了也不算，这些认知与事实相差很远了。这些导致了中国外交很多新的问题，内部协调会出现局部利益会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中国自己的外交行为自己就很难预测。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