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po2结构: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法庭与公众审判

摘要：那天早上，在给天津居士林(一座佛教寺院)打了两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后，她断定她要找的人今天不会去那里了。但午饭后，她去居士林大殿后不久，却发现他进来参加诵经活动了。这是个身材不高，两个三角眼，从面部上看是一个很凶的人。这是她后来对他的描述。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左)    遇刺前的孙传芳。(右)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所散发的传单。

    南都记者高龙

    她一定对76年前的那天———1935年11月13日那场雨印象深刻。

    雨从清晨下起，到中午都没有停。

    那天早上，在给天津居士林（一座佛教寺院）打了两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后，她断定她要找的人今天不会去那里了。但午饭后，她去居士林大殿后不久，却发现他进来参加诵经活动了。这是个身材不高，两个三角眼，从面部上看是一个很凶的人。这是她后来对他的描述。

    她要找的人近在咫尺，她却非常着急。她竟然没有带她一直想要带的东西！

    雨还在下。

    她经过内心踌躇，乘出租车回家拿了“那个东西”，又坐车回到了居士林，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

    她要找的人就在跟前，她的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她闭上眼睛，却想到了她的父亲。睁眼后她又看到了他。这时，她的状态突然奇迹般地改变了，心不跳了，腿不软了，头脑也变得非常冷静。（见施剑翘的回忆录《为报生父仇，手刃孙传芳》）

    她想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怕引起周围的注意。她于是借口身后的炉子太热，上前一步，到了他的右后方。她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了她从家里取来的“东西”：一支勃朗宁手枪。

    她将枪对准了他的右耳。

    这是民国时影响最大的复仇案发生前的一幕。她叫施剑翘。他是施剑翘的仇人，任何一个受过普通中学教育的中国人都不会对他陌生———北伐革命的对象，三派军阀的其中一个———孙传芳。是他在战场上虐杀了施剑翘的父亲，军事将领施从滨。

    施剑翘复仇案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孝义与法律的讨论数十年都没有停止。记者摒弃传统的孝女复仇的单线叙事，从复仇的义理性和生命被杀死的悲剧性两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此案，并延伸出“孙传芳被妖魔化”这个新的视角。

    男人的退却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当施剑翘1925年得悉父亲惨死的确切消息后，她作了这首诗，并发誓为父报仇。这年施剑翘20岁。她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施剑翘的大儿媳张冰近日向南都记者描述：“她（施剑翘）节俭，刚强，说到做到。”当时国内女权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但施剑翘是一个缠着裹脚的女人，可以想到复仇的过程有多艰难。

    施剑翘首先将报仇一事寄托在家族的男人身上。她父亲的养子施中诚，一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曾经在她爸爸的遗像前发誓要报仇。父亲离开后，他们一家的命运也得依靠施从滨生前的上司、山东督办张宗昌。依靠张综昌的关系，施中诚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但却渐渐忘却了他复仇的誓言。性烈的施剑翘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之后兄妹俩七年没有通信。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孤独。“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她后来回忆，“在中诚使我失望之后，我内心非常的痛苦，1928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是先父遇难三周年纪念日，趁着母亲外出之际，自己在院子里大哭一场。”

    这时候，施剑翘遇到了另一个同姓的男人施靖公。施靖公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他的许诺终止了她的哭声。她同施靖公结婚了。当然，这谈不上爱情———只要他能替自己报仇。但报仇的许诺第二次落空了。“谁知报仇的问题他（指施靖公）不但不闻不问，甚至不让我提一提，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施剑翘后来这样描述。她至此和施靖公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娘家。施剑翘的大儿媳张冰告诉南都记者：“施靖公在解放后被学习改造。他晚年病重的时候，想回到她（指施剑翘）身边，但她没接受。施靖公去世后，他个人的东西寄给了她，但被她原件退回。”

    他们的食言在情理上不妥，但却无须苛责。因为这毕竟是参与犯罪。而且只要了解施剑翘的仇人孙传芳的身份，很少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第三个被指望的人是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这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年轻人，带着一把日本刀，准备去寻找仇人。但虑事周全的施剑翘劝阻了无谓的冒险。

    从施剑翘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施剑翘的复仇之火太过旺盛，这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煎熬。

    女子报仇十年未晚

    1935年，一个叫刘景桂的女人枪杀情敌，这个案子启发了施剑翘。她作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原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她要自己行动了。她经历剧痛，放开了自己的裹脚，有了行动的基础。

    当施剑翘无意中得知她的仇人孙传芳在天津，并勾结日本人准备重新掌控北方局势时，她加紧行动了。1935年6月，她来到天津后，发现了茫茫人海中寻找人的艰难。但命运的巧合帮助了她。在天津时，她的大儿子施佥刃（当时叫施大利）曾在法租界培才幼稚园上学，而孙传芳的大女儿孙家敏和施佥刃曾经是同学。根据这个线索，她几经寻找，终于得知孙传芳住在英租界20号路。又通过孙传芳的女儿孙家敏这个线索，施剑翘得知孙传芳经常在电影院和戏院出没。此后，电影院和戏院成了她寻觅仇人的地方。1935年的中秋节那天，她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第一次看到了仇人。“他戴着墨光眼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施剑翘后来回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如何弄到一把复仇用的枪呢？又是一个巧合。她的八弟则凡的一个同学1934年路过天津时，曾将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她家。她的另一个弟弟玩枪时她看到了它。而她从儿时起，就通过父亲放在枕头下的枪学会了如何使用它。

    但如何接近仇人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孙传芳当时住在安装着铁门和电网的深墙大院，施剑翘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和地点。“当时这是我最着急、最苦闷的一个阶段。”她后来这样回忆。

    似乎命运总在帮她。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剑翘的父亲遇难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她到天津日租界观音寺给父亲烧纸念经。她不停地痛哭，以至于一个和尚上楼来劝她。在和和尚的交谈中，她无意中得知，她的仇人孙传芳目前是东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也是居士林的理事长。她还得知，孙传芳周三、周六都会去居士林。

    施剑翘又实地观察，证实了孙传芳确实是居士林的居士。施剑翘决定入林，成为一个“佛教徒”，这是她接近仇人的最好途径。她成为一个叫“董慧”的林友后，出入居士林非常方便了。在居士林大殿里，她仔细观察了孙传芳的座位，甚至已经计算了开枪的方向，以及怎样不误伤别人。

    杀机渐渐迫近。

    与施剑翘合谋的，还有她的两个弟弟。他们考虑了可能的一切：行事后的宣传单，对手枪来源的合理说明，甚至要做一件便于藏枪取枪的大衣。

    最后，施剑翘做了一些不复生还的悲凉举措：写了遗嘱，复印了60多张宣传单，为了在将要出事的现场让观众明白真相。她在宣传单的背面仍不忘展示她的诗情：“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施剑翘一定对1935年11月13日那场雨印象深刻。

    这一天，在等了十年之后，她终于近距离地面对了她的仇人孙传芳。

    她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支勃朗宁手枪。

    她将枪对准了孙传芳的右耳。

    从虐俘到念佛

    孙传芳在交战中对施剑翘父亲的虐杀导致了她的复仇行动。

    孙传芳出身贫寒，却拥有一个顺达的前半生。辛亥革命后，他先后追随王占元和吴佩孚。他的老同学和幕僚杨文恺描述他“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这帮助他在民国初年的多事之秋纵横捭阖，在各大势力间游刃有余。他在前期的战争中基本上所向披靡。经历驱逐皖系和江浙战争后，他在福建和浙江都站住了脚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像民国的许多实力派将领一样，孙传芳与对手结盟反复无常。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的“监护人”曹锟和吴佩孚失势下台。奉系大军南下时，他为了保住地盘，与奉系的张宗昌在上海结为金兰。当然，这种义结金兰的伦理内涵在民国一文不值，在不需要的时候转眼就能弃若敝屣。他稳住奉系后，秘密打好扩张的根基，与段祺瑞和国民党修好。

    1925年秋，奉系占领了津浦沿线的所有省份，兵锋染指东南，直接威胁到了孙传芳在浙江的地盘。他决定利用奉军的弱点反击。这年10月，孙传芳率领五省联军，突发奇兵，打得奉系一路后退，俘虏了众多奉系溃军。他长驱直入到南京后，继续北上，直至与他在一年前的金兰之好张宗昌迎面相撞。后者此时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他们在津浦线上展开厮杀。

    11月初，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登场。

    施从滨时任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在他的选锋北上前，施从滨还向张宗昌提出辞呈。遗憾的是，他的辞呈没有被批准。张宗昌向施从滨许诺，只要能拿下安徽，就请政府委任他为安徽督办。这个空头许诺成了施从滨的催命符。

    在安徽蚌埠，施从滨的军队遭到了他的大军夹攻，兵败如山倒，后在北逃的列车上束手就擒。他当时已经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身着陆军上将服装。施从滨被送到孙传芳的总司令部后，见到他时还行了军礼。孙传芳却下令将对方在旷野执行斩决，另一说是枪决，总之是一次虐杀。当时，他的下属杨文恺曾劝他：“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他没有听。这一切发生了。据说孙传芳在作战前曾连发三个电报让施从滨和他合作，反戈张宗昌，但施从滨没有理睬。孙传芳的另一位幕僚马葆珩后来分析，孙传芳进军的顺利致使他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马葆珩这样评价。

    孙传芳本不会到天津居士林的。在和奉系的作战中，他率五省联军攻下徐州，在南京进行五省联军整编后，拥有兵力达20万人。他至此割据东南，俨然一霸。这是他人生的巅峰。

    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结束了孙传芳的辉煌。北伐军进军武汉，孙传芳面对吴佩孚的求援作壁上观，这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之一。经与北伐军江西一战，他已锋芒受挫。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他丢弃了江西、福建两省。他不得不求助于曾经的敌人奉系，借助奉系的力量克敌，成为以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的一员。但经与北伐军的几度交锋后，龙潭一役失败，他的势力元气大伤，后屡现败绩，已无力恢复，只能随奉系到关外生存。

    1928年，孙传芳知天命这年，辉煌一时的五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寄于张学良门下。此时，他反戈之心不死，仍想凭借东北和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但张学良后来归附蒋介石，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

    “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迁居天津法租界。在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影响下，他投身佛门，成为天津居士林的一名居士，法号智圆。如今，天津居士林的原址已经像孙传芳的辉煌一样，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中。四周的高楼唤不起任何历史记忆。

    孙传芳从前的僚属马葆珩认为，孙传芳在居士林打坐念佛是一种掩护，暗中进行政治活动。但巅峰跌落肯定使孙传芳心灰意冷。靳云鹏描述，孙传芳“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

    1935年11月13日那天清晨下起了雨。

    孙传芳起床后，整个上午都在书房练书法。

    午饭后，他要到居士林去。

    他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

    他还是出了门。

    在居士林，施剑翘将枪对准了他的右耳。

    审判与特赦

    雨还在下。

    伴随着现场的混乱，施剑翘将之前写好的《告国人书》四处散发。现场的其中一类宣传页上，她署名“报仇女施剑翘”。下方按着她的手印。

    真相在现场已经明了———当然是她宣传的真相。从此，她的传奇进入了大众视野，几十年后都没有冷却。

    随后是漫长的审判，从天津地方法院、河北省高等法院一直到南京最高法院。一审开庭那天，有超过200人到场。这也是两个背景复杂的家族的较量。法庭上，双方延请的著名律师激烈交锋。法庭下，媒体的报道和市井的议论铺天盖地，案件一时成全国最大的新闻。

    三级法院的判决不一。天津地方法院宣告对她处以十年有期徒刑，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决减刑三年，南京最高法院维持河北省高等法院的原判。最令人吃惊的是国民政府对她的特赦。1936年10月14日的《国民政府公告》写着：“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即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以一女子发于考思，奋力不顾，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之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

    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林郁沁（E ugeniaLean）近日告诉南都记者：“就其本身而言，我不认为国民党的特赦是一个矛盾。通过大众对她的同情性谅解，施剑翘获得了认可。而国民党试图利用这一点，表明党国的权威在某些情况下能胜过法律的统治，特别是‘情’被承认的时候。”

    林郁沁在《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中分析，施剑翘在法庭中的感情藉由媒体的宣传，博得了公众的同情，这对她获得一个宽大的处理结果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审和二审的开庭陈词中，她在法庭中同样不能自已地哭泣。”

    尽管施剑翘寻觅仇人的过程十分坎坷，但她谈不上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凭借她当将军的父亲，她的家族已经拥有一个不简单的背景。她复仇案的背后，存在民国高层的政治活动。

    根据林郁沁的研究，冯玉祥对她的特赦起了重要作用。冯玉祥曾和她的叔叔施从云是辛亥革命时的战友。支持特赦她的人名单上，还包括最高法院院长蒋揖唐、司法院院长居正、于右任、张继等人。这件复仇案在当时朝野影响的广泛性，在民国绝无仅有。

    沈醉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但面对施剑翘的干女儿沈渝丽诘问时又否认了这个事实。天津市档案馆研究员、施剑翘案研究专家周利成近日告诉南都记者，他没有看到关于施剑翘和蒋介石、戴笠关系的确切档案。但关于施剑翘是否有高层背景的猜疑，在民间一直没有停止。

    另一种“审判”

    施剑翘获胜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舆论环境。她的仇人在案件中丢失的不光是生命，还包括他的政治声誉。孙传芳死在了政治对手蒋介石统治时期。他曾经在北伐战争中击败过蒋介石，也在最后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对抗中输得精光。下野后，传闻他仍不甘心，寻找日本为靠山，秘密活动想伺机再起。

    在正义复仇的语境中，当时的舆论环境对孙传芳作出了不利评价。作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对孙传芳的复仇就获得了正当性。军阀———这个戴在孙传芳的许多对手头上的、意识形态意味很浓的称谓———也逐渐牢牢戴在他头上。当时客观全面地评价孙传芳的声音也有，但很微弱。

    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林郁沁告诉南都记者：“更普遍来说，我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反对军阀的趋势。军事将领（军阀）通常被看作卖国贼，至少被看成是更有问题的角色。施剑翘确实想把孙传芳描述成一个卖国贼，但并不是说在中国的个人都同意她———事实上，在施剑翘案中，也有一些公开发声的孙传芳的支持者。当国民党想要将他们的统治集权化和合法化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了———将更早的军事领袖非法化。我不知道国民党是否使用在施剑翘案中激发起来的大众情感，来进一步诋毁孙传芳的形象。这是一个合法化的问题。但这不是我关注的焦点，我也没有找到关于这点的证据。”

    对孙传芳遇刺案举国关注的时期，也是他被妖魔化的关键时期。孙传芳的名言是一个挑战电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这个名言和他的军事生涯相联系，成了他是战争恶魔的证据。直到今天，互联网上流传的许多文章，还持有这样的叙述口径。孙传芳迷信武力，也有暴虐的一面，但不无建树。学者徐一士在《亦佳庐小品》中提到，孙传芳“在浙时收拾民心，与地方感情颇不恶。比至苏，首裁附加捐税，民誉大起”。

    与对孙传芳的评价跌入谷底对应，施剑翘的声誉日增。林郁沁提及，施剑翘基于孝道的复仇，被当时的媒体描述为“现代侠女”。施剑翘被监禁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收到了许多电文要求释放她。在许多请愿团体的电报中，施剑翘的复仇行为被称为“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她在复仇案中建立起来的声誉延续到抗战。抗战期间，施剑翘成了爱国主义的代表，组织募捐活动，贡献甚巨。

    40岁生日那天，施剑翘忽然在诗歌中感悟：“四十年来一梦长，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心印菩提万丈光”。次年9月，她像他一样皈依了佛门。她的大儿媳张冰告诉南都记者：“她很少谈过去，也不说她如何信佛的事。她觉得报私仇没有宣扬的必要。后来有人找她写剧本，她也没答应。”

    “文革”时，红卫兵去过施剑翘家。在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岁月中，为了规避政治迫害，施剑翘在各种叙述中淡化她过去与国民党政权的密切联系。但她一定对1935年11月13日那场雨印象深刻。

    1935年11月13日那天清晨下起了雨。

    孙传芳起床后，整个上午都在书房练书法。

    午饭后，他要到居士林去。

    他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

    他还是出了门。

    在居士林，施剑翘将枪对准了他的右耳。

    她开了致命的三枪。

    他死了。